我知道有一些记忆在时间的飘忽中已经扭曲:它们在自己进化,在我一遍遍的暗示中得到修正,尽管还依附在本来的轮廓中。就像本来的院子是闭合的大宅,但现在变成了有许多条路可以抵达的建筑:它的轮廓还在。正如我们说到乡村的时候,总归是有一个疯子,一个傻子,一个二愣子,以及一些长舌妇等,这些符号是一座村庄的标配,而我们每一个人把它沉淀下来,让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我们想回去的村庄。许许多多的故事在村庄里流传着,有些我参与其间,有些只是道听途说,但此刻,站在这颓败的房屋中,我愿意变身为一个说书人,把我能想起来的讲述出来:它们修复了我。

或许他看到了杜鹃声里的幻象

在我随着父母离开故乡之后,爷爷奶奶还是住在这里。在后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偶尔他们也到城市和我们一起住,但都住不长,总想着回到自己的老房子里去。这就像是一种隐藏在身体里的本能,也让我想到每一年春天回乡归巢的燕子,呵,如果在新的一年里,稻田里的水稻开始抽穗,而房梁上的燕子巢还空荡荡的,心里是会惆怅的,像是熟悉的人的离开。

爷爷奶奶最后回到这里近80岁了。故事并不美妙,它发生得有些残酷,煎带鱼时,沸腾的油溅出来,爆到了奶奶的皮肤上。这本来是烧菜时经常有的事,奶奶在这一生中不知道遭遇过多少次,日常生活中寻常小事罢了,用冷水冲一下,缓解疼痛,如果还不行,抹上点酱油或者牙膏,最多也就是好了以后有道印痕,过上许多天才能褪去,但偏偏这一次变得十分严重:败血症。

发烧、昏迷,而奶奶的年龄,注定了她有高血压等多种基础病,这一倒下便有大限将至的感觉。我后来在生活中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本来很平常,但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事件。

在医院里把奶奶抢救过来,但医生的判断是凶多吉少。当时老家这边火葬还没有普及,而爷爷奶奶早已修好了墓地,在他们的认知上,希望自己土葬,老一辈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于是他们就想着要回家,当时从杭州到余姚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但叫车把躺卧的奶奶运回故乡并不容易,数月后,一个当驾驶员的亲戚出马,把奶奶和陪同的爷爷送回老宅。

我难受了好几天,又无可奈何。

但说来也奇怪,也许故土就是养人的,回到乡下以后,奶奶的气色一天天好了起来。半年后,可以摸索着爬起来走动了。而他们回到乡下的这些年,也是我八岁离开老家后最频繁回去的年份,暑假回去,寒假回去,五一节、国庆节,甚至元旦啥的,只要是放假时间都会回去。

那些年,奶奶显而易见地老了,爱唠叨,时间在她絮絮的言语中悄悄流逝。陪她回乡的爷爷,又过了数年不到九十岁就走了,我们以为奶奶会走在爷爷前面,但奶奶像一棵病恹恹却生命力努力延续着的树。有时前尘往事,随意在她静守着的孤独生活里出入,她静静地坐在故居老宅的大门口,如同静静地坐在八十多年的长廊尽头。路过的人和她打个招呼,她回应一下,记忆力是清晰的,这是某某的孙子和孙女,他(她)妈妈或爸爸当年还是奶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在奶奶陈年琐事的光阴里,许多我所陌生的人物穿行着,另一个平行世界里,他们有欢笑,有痛苦,仿佛就浮现在奶奶的眼前,触手可及。同样,奶奶也活在别的老人的记忆里,我有时候听他们讲述,好像是在听另一段人生:那时候,她可真年轻,才16岁。他们结婚了,像小孩子过家家,孩子气十足地吵嘴、斗气。

老人们边笑边说,细碎的时光在他们回溯的凝视里滑落,那时候他们吵架了,你爷爷抢着你奶奶的绣花鞋就跑,又偷偷把绣花鞋扔到了马桶里,气得你奶奶直哭。老人们边说边笑,他们该是有着那一季的妩媚。

岁月像镰刀大片大片地收割着生活,许多生活在暗中、在熟稔的心灵里摇曳。这些说话的老人,现在早已凋零,于我而言,这些人就像庞德诗句中“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我把这些听来的故事说给奶奶听,她看不到红晕的脸颊微有些老年人的羞涩。有时候会久久沉默着,又长吁一口气,在她老年的生活里,她似乎又看到那个先她而逝、矮小倔犟的老头。我想自己不该说这些的,记忆是一头让人忧伤的兽。

奶奶会想起些什么,他们美丽的岁月?他们记住的是他们年轻时的灿烂:后门不远处一间低矮的茅屋里,住着个老头,一个痴痴癫癫的老头。他看人时目光直直的,像是探询,像是疑问。他不爱说话,常常一个人沿着河道漫步。在晚上,黑暗沉浸的乡村里,时常回荡着他撕心裂肺的嚎叫。

从小到大,尽管他从不骚扰我,但我还是有些怕他,而大人们注视他的目光中,既有怜悯,又有些尊敬。

有一年回去,这间茅屋塌了一半,明显没有人住了,说是这老人死了。我向奶奶问起他,奶奶说,他淹死了。我问,掉河里了?奶奶说,在夜色里追逐一只杜鹃,跌入水沟死的,水沟很浅,但他就是淹死了。

他为什么要追赶杜鹃呢?我问。

年轻时,他们夫妻俩恩爱逾常,后来妻子病了,他万分焦急,到处求医。他的诚心没有感到上苍,心爱的妻子还是要走了,他守在妻子的床头,攥着妻子的手。杜鹃在门外的树枝上叫,他的妻子走了,也把他的魂带走了。

出殡的日子,人们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泪,他看上去很平静。

后来只要听到杜鹃声声,他就以为妻子回来了。奶奶的叙述在模糊的时间里勾勒了一个美丽缠绵的爱情故事。奶奶说,人们发现溺水的他时,他的脸色出奇地安详,微有些笑意。

或许他看到了杜鹃声里的幻象。

这样的故事在村庄里流传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有些我参与其间,有些只是道听途说,但此刻我愿意变身为一个说书人,把我能想起来的讲述出来。

走乡串村的卖冰人

我常常会回想起这样一个场景:一群人坐在天井里纳凉,摇着蒲扇,絮絮叨叨着家长里短,有时候,也说些悬空八只脚的“大头天话”(土话,泛指故事和传说)。

乡音,就像雨滴落到瓦片上,自然而然就有了自己的音韵。当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耳朵边突然飘来那种无限熟悉的口音之时,会有无端的亲切。这种声音,像是一种刻在血管中的秘密之音,就像小时候听到卖冰人的吆喝。

和多数的孩子一样,六一儿童节是我所企盼的,爷爷奶奶和妈妈会给我准备一些礼物,我童年时候一只手数得过来的玩具,比如底下装有轮子,可以推出去滑动的飞机模型,就是儿童节的礼物。这和后来自己有了孩子后,给他的玩具数量之多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但童年的快乐很难说我当时就少了。

一个是过年,一个是过节,总是印象最为深刻和期待的。而六一节过后,蝉声开始鼓噪,白天变得硬朗而明亮,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蚊子开始如轰炸机般嗜血飞来。当开始热得有些不能忍受之时,对卖冰人的盼望成为当时的主题:冷和热的交融,夏季赋予我们的幻象。

那个时候,乡村里没有幼儿园可以管束我们,7岁前的童年是没有任何拘束的散养。同样,家里也没有电冰箱等电器,连电风扇都没有一个的,但因为没有,当时有卖冰人这个行业:他(她)背着一只大木箱,木箱里面铺着厚厚的棉被,而在棉被里,躺着让我们觊觎的棒冰。条件好一点的卖冰人是骑自行车的,永久牌还是凤凰牌自行车,可以把木箱子架在后面的行李架上,前面自行车的横梁上也可以再架一只箱子。

无论有没有自行车可以骑,他们的脖子上,都会搭上一条毛巾,那是用来擦汗的。

自行车增加了卖冰人的营业成本,但因为动作迅速,在走乡串村中,他能够卖掉棒冰的速度和数量明显有别于徒步的卖冰人。这大概是我最早直观感受到工具使用和产生效益之间的关系,当然我自己是分析不出来的,是问了爷爷奶奶后告诉我的。

当时觉得最为神奇的事情是,我们穿着短袖子的衣服都感到热,汗水会不断流下来,弄得身上黏糊糊的,为什么棉被裹着的棒冰却不会融化。我用这个问题去问大人,他们说,棉被和木箱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但我还是很迷茫,这不更热了吗?对于棉被包裹棒冰起到热的隔绝效果,是很多年以后才明白过来的。

那时候就觉得很神奇,感觉这个藏着棉被的木箱子是魔术师的魔柜,被魔术师施展了魔法:它能够变出我所喜欢的棒冰。

当时的棒冰真的就是棒冰,有两分钱一支的,有四分钱一支的,后来有了一毛钱一支的。两分钱是最普通的白糖棒冰,四分钱的是绿豆或者赤豆棒冰,后来一毛钱的是麻酱棒冰。

卖冰人会一边敲着竹牌,一边高声吆喝。

听到有人招呼,骑自行车的会遽然停到你的面前,动作潇洒无比,接过钱后,熟练地打开箱子,把棒冰递到我的手上。

那种沁凉的感觉是夏季最让人陶醉的享受:一口一口舔着那棒冰,吃得太快凉气会让身体打个寒颤,吃得太慢的话,棒冰又会融化流淌到手上,有时还会流到衣服上。

奶奶吸上一口说,不好吃,不好吃,都是糖精(当时很多东西都用糖精,比糖便宜,是人工合成)。我却吃得心安理得,奶奶其实是舍不得吃,过惯了精打细算的日子,她恨不得把一分钱掰做两分钱来用。

我总觉得卖冰人是个好职业,可以有无数的棒冰吃,但卖冰人往往带着一个军用水壶,他们渴了只是大口的灌水。有的时候,他会多逗留一会,问主家讨要开水灌到水壶里。他们为什么不吃自己卖的棒冰?这是我那时不能理解的。

更不能理解的是那个头发乱糟糟的卖冰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一天,他的木箱子没有绑好,也许是路上的颠簸让绳子散了开来,也许是木箱子突然有了挣脱束缚的心……木箱子从自行车架上掉落下来,无巧不成书,一块坚硬而凸起的石头迎接了木箱子的下坠。

木箱子四分五裂,棉被也在掉落中散开,那些棒冰震荡出来。太阳明晃晃地笼罩着,小伙子脸上布满了绝望。

那一天,我看到奶奶给自己也买了支棒冰。她吃得心满意足,说,太凉了,太凉了。

棒冰吃完了,我们会把冰棒留下来,洗洗干净后,也是一种游戏的道具:把冰棒用手掌紧紧握成一把,直立贴着桌子,手松开,冰棒倒下,一根叠着一根,我们用另外一根冰棒去挑开,但别的冰棒不能有丝毫的晃动。这是对耐心的考验,得屏住呼吸,得细心琢磨,在木棒与木棒相互的接触中,要把它们切开,这需要手稳,且快,就像古龙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一般。

在房间桌子的抽屉中,有一排是属于我的,其中一只抽屉当时放满了冰棒,我吃过多少根棒冰啊?我想,那些卖冰人估计是认识我的,毕竟,村里常常能买棒冰的人不多。

冰箱普及以后,卖冰人去了哪?突然就想到他们的吆喝声,对于孩子而言,这吆喝声才是乡音:它是孩子的天堂。

爆米花的袅绕香气

村里的地,当时种的是两季稻:早稻和晚稻。杂交稻是后来的事,冬天田地空下来的时候,撒上苜蓿的种子,那就是紫云英,开花时锦绣流淌在大地上。苜蓿在乡下就叫做草籽,是收割了晒干后拿来喂猪的,但草籽嫩的时候也可以炒着吃。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在杭州工作,家里的地不多,但这两季稻谷收割时,还是忙忙碌碌的。我小,基本上帮不上忙,爷爷奶奶带了我去也就是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抓田鸡和泥鳅。当稻子收割得差不多,稻束一堆堆立在空旷的土地上,孩子们最高兴的便是去拾穗:把那些遗漏在地上的稻穗捡回来。这个稻穗是没有主人的,谁捡了就归谁所有,但奶奶当时不允许我去,主要是心疼,她说,家里不缺这点米。

所以有过几次的拾穗经历一直在我的记忆里,连同那些绚烂的晚霞和渐渐降临的暮色,大概经历得少更让人铭刻在心。

仅有的几次拾穗,其实都是贪吃所引起的。我自幼嗜吃,而那个时候没有多少零食可吃,最让人垂涎的是(鸡)蛋糕,但除了逢年过节,它几乎可望而不可及,属于当时的奢侈品。小时最常吃的零食是爆米花和同一谱系的年糕胖,碳水在挤压膨胀后的那种香气。

那个时候的客人上门提的礼物中,还有就是豆酥糖,很甜,一受潮就变成一块一块的,我不是太喜欢。

人的从众心理也很有意思,我的名字里有葱,小时候常常被人叫洋葱头,这常常让我觉得沮丧,而我的一个表哥的名字是红军,东厢房紧挨着住的一个有点远的堂哥的名字也叫红军,红军多么威武啊!于是我请求妈妈,能不能给我改个名字?问叫什么,我说就叫红军。

大人们有时被孩子纠缠得烦了,会骗孩子,吓唬我说,人生出来都是在阎罗王那里备案的,名字早就写上去了,你现在改名了,阎罗王翻账簿翻不到就麻烦了。

这么一说,我自然就偃旗息鼓了,谁让我刚刚听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孙悟空去阎罗殿撕碎花果山猴子名录让徒子徒孙永生的故事记忆犹新。若干年以后,在我略懂名字的优劣之时,对童年时的这段往事常常忍俊不禁:人一开始是群居的动物,渴望着被承认,渴望着和同伴一样。

那两个红军和我的年龄相仿,一个比我大一岁,一个比我大半岁,所以能够玩在一起。我去拾穗是和他们一起去的,一人拿着两个塑料袋(塑料袋也不像后来俯拾皆是,多少要收藏起来反复使用),三个小小的身子扎入到收割后的旷野里。我现在记不得一共拾过几次,但其中在夏收之后的那次常常出现在记忆里:也许它在时间中已经混合。

残留在土地上的稻穗非常的少,有一些,也被勤快的麻雀叼走,动物会比我们更加敏锐。我们渐渐越走越远,塑料袋也慢慢变得沉重起来,像是要被大地的引力所吸附。夏日的晚霞极端炫目,像被火烧着了一样,透过澄澈的空气,云彩千变万化,如虎,如狮,如狗,又如鹰……但它们慢慢显出了疲倦,这个时候的空气是纯蓝的。

有着没有来源的恓惶。小的时候不知道这种感觉,只是觉得天地之间,突然就无所依赖了,突然就很想家。我们叫着彼此的名字,夜色好像贴到了我们孱弱的身体里,带着沉甸甸的拾来的稻穗,我们几乎是一路狂奔着回家的。此时,夜色正侵袭着大地,似乎有故事里的狼在身后追逐着我们:回到家要挨骂了。

回到家是惊喜的,不仅没有挨骂,甚至还受到了鼓励:知道干活了。那是因为爸爸回来了,堂叔他们杀了养着的兔子,烧得芳香四溢,大家在圆桌上团团坐着。奶奶照例要维护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孩子是多乖啊。

我记得清楚的是,这两袋稻谷,其实也就是大人手上的两把米,甚至都不到,奶奶如同捧着黄金,特意去脱了壳,让我留意爆米花的师傅啥时候来,把米爆开来。

和卖冰人只有夏季才走村串户不同,挑着爆米花机的师傅时不时便会出现,那黑黑的铁疙瘩非常神奇,一把米下去,在炭火中翻着滚着,然后师傅一声吆喝,一脚踩下去,一声巨响,地上的麻袋鼓起来,又瘪下去,而芳香四溢的爆米花出来了。

我常常把爆米花塞满整个口袋,如同攥着一把钞票,有着财富自由的那种炫耀,当时的我是否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乡村电影,流动的夜之盛宴

“吃俺老孙一棒!”这一句是我童年时的口头禅,也是当时同龄人的口头禅。动画片《大闹天宫》估计是我看得最多的电影,没有之一。看电影需要幕布,当幕布在方圆数里村坊的晒谷场里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晚上有电影可看了。电影是神奇的,它像是一道门,好像是和我处于另外世界,但好像又是在一起的。

比如孙悟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美猴王,多么自由自在,尤其是他的七十二变化和那转瞬万里的筋斗云,在孩子的心里,这些都是真实的,没见到幕布上龙宫的定海神针,也就是如意金箍棒被拔出后,龙宫那地动山摇的场景。

在晒谷场看电影需要占据位置,如果是在本村,或者在湾头啊这些就近的地方,一般是午饭后就急着要爷爷奶奶带上小板凳或小椅子去排队,相当于预定位置。幕布已经挂好,最好的位置就是它的正前方15米左右吧,太远了,声音听不清楚,太近了,要昂着头看,一场电影下来,人差不多就要成花门头那个朝天疯子了。

那个时候,尽管乡村普遍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大家遵循于一种规则和秩序,或者说,乡里乡亲的,如果没占位置,而去挤别人的,会被人看不起的,所以很少会因为抢位置而发生争吵。看电影发生过打架,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往往发生在不同村落年轻人之间,基本是男女之间争风吃醋所导致的。

放好座位以后,就眼巴巴盼着天黑,而墨菲定律无处不在,放电影的日子往往是在下雨天。正常的晴天早已离开我们的记忆,而不好的阴郁天气却如影随形,甚至,它伴随着我一生的记忆。

即使是在正常看电影的日子,作为孩子,天性就是麻油屁股,坐不住的,除非放映的电影像《大闹天宫》一般,但当时放映的往往是那些戏曲电影,我最厌倦的便是碰到听不懂的京剧,冗长的唱词常常让我塞住自己的耳朵,不让那些歌词滑入到耳朵的客厅里来。

但这种时候,我们很快会找到自己的乐趣:在人群中捉迷藏。对于孩子的游戏,多数成人都能够宽容以待,甚至会加入到游戏中的一环,比如把我藏在身后,然后告诉来寻找的小朋友说没看见,我们乐此不疲。

后来发现了更为好玩的游戏,这个是偶尔发现的:我们溜到幕布的背后去。大人们是禁止我们去的,电影开始以后,如果我们在背后,幕布上就会有影子,这多多少少影响了电影的连贯性,而我们慢慢发现,如果离得远一点,比如说幕布是靠着一条沟竖起来的,我们可以到沟后面,幕布后看到的电影和正常看的电影不一样,一样的说话,但那些人像是反过来的。

这种反过来的图像,在我的心里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那个时候我并不懂这种荒谬。许多年之后,我猛然意识到,在潜意识中,这种颠倒的图像也是生活的一种。

就像那些在电影中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日子里,他们又重新活过来,重新去战斗,重新去寻找生活,然后再次死去,或壮烈、或卑微,即使我对于他们的故事知之甚详,却依然感动于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慷慨激昂和他们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死去,他们复活,像是生活在一个个平行的宇宙,宇宙的多少取决于我们观看的次数。我产生过这样荒唐的疑问:电影里的他们,在这样一次次的重复中会厌倦吗?这个疑问注定没有答案,是孩子奇异的想法之一,就像我在幕布背后,在反向的图像中得到无与伦比的满足一样。

幕布里活着的人要比我们高大,会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去仰望,如果是恶人,那么痛恨也是加倍的。在夏夜或秋日舒适的风中,当我的眼睛被一只趋光的昆虫所吸引的时候,那些在幕布上抑扬顿挫的剧中人,突然间和声音一起戛然而止,像是沉到了水面以后,而晒谷场上,在片刻的寂静之后嘘声四起:断片了。

这是多么常见的事故啊,就像是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在流畅的速度一往无前之时,突然就停顿下来。

仿佛生活中一道神秘的断裂:黑暗填充于其中。当时我并不能察觉其中的隐喻,但一般,在几分钟之后,当电影胶片重新接上之后,黑暗被光所充满,电影得以延续,剧中人的生活也得以继续。

门槛和风

门槛不高,估计就15厘米左右,却绊倒过我很多次,每一次都被同一条门槛绊倒,这说起来有点丢脸,但孩子时,那种跑得急急忙忙慌慌张张时,被绊一下是多么平常。我的右眼眼角有一个磕开后凝结了的疤痕,是某次被绊倒后留下的礼物,无论你喜不喜欢,时间总是会留下一点记忆给你,让你记住某个场景,尽管这场景对你也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就像是一种无法忘记的事物。

这门槛一直在这里,我每一次被绊倒时,奶奶都会拍打着门槛,好像它是一个人,是它使坏我才倒地了,那时的很多魔幻心理大抵是这样产生的。

我后来知道门槛的设置是有讲究的,像我们这样门外就是马路的,修门槛时就会比马路略高,这是为了家中的财气和运气不外溢,而我们这样普通高度的门槛,起码说明在造这个住宅的曾祖父他们这一辈时,家中并没有当官的人,否则门槛还能够高一点。再后来到那些大宅院去参观时,比如某达官贵人的故居,门槛高的需要把腿提得别别扭扭才能进去。

规矩是给别人而设,也是给自己而设。

我喜欢坐在门槛上听大人们唠嗑,门槛外当时是一个小小的门厅(在数年前,因为没有人居住,房屋有了倾倒的模样,整修时把门厅包进了房子里),妈妈在家里做裁缝时,就会把缝纫机放在门厅里,然后,来找妈妈做裁缝的人搬着凳子坐在边上,东家长西家短的唠叨个没完,门槛肯定是比我更为忠诚的听众。妈妈带过的徒弟,都是小姑娘,她们在一边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相当于帮工,但没有工资。

有的时候,大人们所聊天的话题是多么让我索然无味,于是便靠着门边睡着了。穿堂风会沉没了我,让我睡在风中,口水从嘴角淌下来,那多半是梦见了啥好吃的。也会突然一抽搐,梦见自己掉下悬崖,这时妈妈会抱着我说,别怕,别怕,那是在长个子。

而妈妈并不是一直都在家里,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和爆米花的师傅、卖冰人这些人一样,妈妈也要走村串户,区别大概这个活是要预订的,说好要做的活和价格。在年底前的两三个月会特别忙碌,因为辛辛苦苦了一年,都要给家人做一身新衣服过年。这也是孩子时特别盼过年的原因,对孩子而言,新衣服也是喜欢的,但更喜欢的是吃,过年了,意味着能吃到许多平时不太能吃到的东西。

如果妈妈去做工的那家人有缝纫机(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是当时结婚的三大件,后来慢慢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变化),妈妈就轻装上门,如果去的人家里没有缝纫机,这在当时是大多数,那么阵仗就大了,会有两个壮劳力用麻绳和扁担挑着缝纫机去。等到衣服做完以后,再把缝纫机用两个壮劳力抬回来。

那个时候,村里的人常常会在黄昏时,他们从门前的小街走过时,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子坐在门槛上。

“阿葱,你在干什么?”

“等妈妈。”

“真乖!”

……

这样的对白经常上演,在很多年后,我回家乡时,还屡屡被人提及,尤其是到了冬季时的一个细节,鼻子下拖着黄龙鼻涕,脸红扑扑的,却一直坐在门槛上守望。

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坐在门槛上的等待,一方面是孩子对母亲的想念,另外一方面,母亲回来时的口袋里,常常会塞着一个鸡蛋、糖或者花生、荸荠等吃的东西,那是主人家为妈妈准备的点心,她舍不得吃,就藏起来带给我和妹妹吃。

母亲已经不在了,但童年时的这种场景时常闪现,就像妈妈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糖,它是魔幻和神奇的,附着母亲的体温和微笑。

门槛是门之所在,门槛之内是家,安全和温暖的所在,门槛之外,对于孩子时的我,就是一个需要冒险的世界。这道门成为一条界限,就像门槛上的门,当两扇门合拢,门的下端紧贴着门槛,在门的中部,一道圆木插上——妈妈回来了,我们把世界关在了门外,而风并不能被束缚住,它会沿着缝隙灌满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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