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一个狭窄且密闭的空间里,尽管盛夏的烈日关照不到这处阴暗之所,但空气依然是燥热的,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的异味,让我极为焦虑。从体内渗出的汗水沿着我面孔上凹凸的地表奔逃、汇聚,最后又以微型瀑布的姿态摔到了地面之上,与从冲水槽里溅出的水流汇于一处——它们虽然质地不同,但泾渭并不分明。

面前的隔板与水泥地面之间,是不足十厘米的空隙。透过空隙,我陆续看到不同的鞋子走了进来,又在消耗完极短或稍长的时间后走了出去。当各色鞋子背对我站定时,被不同人抛弃的液体便会以不同的冲力外泄。有些如高压水枪,突突突突,紧束而旺盛,有摧枯拉朽之势;有些如漏水的龙头,滴滴答答,流时漫长,流势却平缓;有些则深谙通感,于汩汩不休的流淌中,似乎是在用声音构建一具渐次向外散开的扇形物。液体们涌动的声音止息后,有时候,我会听见那些鞋子的主人发出的不同音色的声音——如舒服的呻吟,如沉重或轻微的叹息,如痛苦的颤声……

我的置身之地是十多年前县城老汽车站内的公共厕所。出走与回归、别离与重逢,诸如此类的故事经过时间缓慢的围剿和彻底的稀释,具体事件已经不能详述,但那些猛烈或浅淡的感情,却已与汽车站合二为一,汽车站就此成为了一类感情的依托之物。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老汽车站拆迁前,我专门去了一趟,隔着一条街远远地看了看,抽完一支烟后才转身离开。老汽车站被新建的高楼三面环绕着,对比之下愈显老态,在车站与高楼的缝隙间,藏身着诸多的小卖铺、小旅馆以及载客三轮车,它们是车站的衍生与寄生之物,是藤壶般无法清除的累赘,以世情生计之名拦截着交通枢纽的运转。从车站里启程的客车,需先缓慢穿过这些樊篱,再缓慢汇入主干道上的车流中,然后才能歪歪扭扭地拐向西环路、南环路、东环路和北环路。堵车严重,车次又时常晚点,这让我养成了上车前必如厕的习惯。有几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辗转,我逐渐了解了独特的厕所广告文化。在不同的城市汽车站的公共厕所内,在樟脑球与尿液混合的剧烈气息里,在一张张隔板后面的小小蹲位间里,流水般你来我往的公共空间里的小广告,却又以隐秘的性质、夸张的方式,扭曲或实录着我们以及我们身处的时代。

我们身处于广告轰炸的时代,声光电、影视歌以及报纸、传单、广告牌,它们多维一体,它们形式多样,它们密不透风地包裹着我们的生活,继而又驱使生活包裹着我们。虽无统一的标尺,但不得不承认,广告载体亦分高端与低端、现代与传统。以我所见,在低端的广告载体里,公厕、网吧和电线杆,是三具庞然大物。倘若再行细化,三者相比,公厕广告更具隐蔽性,而与其它的公厕广告相比,汽车站的公厕广告则是集大成者。

在汽车站,与公共厕所一墙之隔的公共候车室尚是一个外展型的无死角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每个人都是公共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每个人都分摊着作为社会人应当分担的责任,在这里,法治和道德的硬约束与软约束,共同造就了大多数的正人君子。而在与公共候车室一墙之隔的公共厕所,法制和道德的约束往往是被打了折扣的,它以让许多人感到羞耻的便溺之名,明显又隐晦地为来往行人构建了一处暂时性的私人世界。至少在某个时间段,一个蹲位只专属于一个人。就如出门前要化妆,就如在聚光灯下要微笑,回乡时要身着锦衣,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心理,明令或暗示我们必须喜欢、应该趋同那光鲜的一面,而刻意掩饰那些“藏污纳垢”的处所和行为。便溺之地作为聚光灯无法光照之地,虽然只是仅容一人的空间,却让我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在这里,天性或恶念不但未受到狭小空间的拘束,反而被这狭小的空间庇护了起来。

既公共又私密,这或许正是公厕小广告得以风靡的原因所在。公共与私密共存,同时也决定了那些广告的性质——多是违法小广告,深谙生活的“潜规则”,既想广而告之,却终究见不得光。

公厕内,那些小广告以及小广告所在的环境几乎是一致的。在短短数分钟的时间里,你蹲坐在公厕里,公厕里的广告则在蹲守你。前侧、左侧和右侧,三块原本乳白、银白或雪白的挡板上,散布着斑点状、水线状、瀑布状、叶脉状以及无法描述其形状的污渍,甚至有些污渍是多层的,污渍涂抹着污渍,污渍掩盖着污渍,污渍修改着污渍,就连那些或贴或印或写或刻在挡板之上的广告,亦未曾避免污渍的袭扰,广告附着广告,广告之上的污渍也现学现卖,层层堆砌。这是一块另类的调色板,暗黄、土灰、暗红、猩红、深蓝……这么多不规律的颜色,有些来自人的躯体,有些来自水的调配,还有些来自广告颜料的蔓延。它们让本就狭窄的空间更为狭窄,让本就局促的姿势更为局促。

每个广告都极为小巧,长不过八九厘米,宽不过四五厘米,简直就是比对身份证和银行卡的仿造。广告载体的材质五花八门,有的是防水贴胶纸,有的是印刻图章,有的是用粗笔绘就,有的则是用利器硬生生划出来的。与居民小区里极为单一的“开门换锁”和电线杆上最为醒目的“出租房屋”不同,公共厕所蹲间里的广告内容涉及极为丰富,在卡片大小的空间里,密密麻麻的汉字总要托举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如众多的矮山托举着高峰,众多的信徒膜拜着神灵。那几个大字,是轻松贷款、车房抵押、无痛人流、算无遗策、易学大师、华佗再世、驾考包过、重金求缘、快速脱单、刻章办证……

我曾在南方某城市的公厕里见过一个有意思的小广告,广告上印着一个小人儿,他无发无耳无眉无目,却有着一排无所谓上下的牙齿,四颗比例严重失调的硕大牙齿撑起了一张猥琐的笑脸。事实上,作为男性隐疾广告里的卡通人物,他的面部失调、猥琐嚣张,都是可以被容允的。生于尘世,每个人都怀揣着诸多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年过不惑后的男士,在贫富贵贱稍微让步之后,躯体上的隐疾开始迅速瓜分他们的心理地盘,猛攻他们骄傲、自尊的心理防线。然而毕竟是隐疾,是难言之患,他们往往只能选择用相对隐晦的方式修正自己的乏力。有求必有应,男科医院铺天盖地的崛起便是明证,男性公厕里五花八门的治疗隐疾的小广告亦是明证。

老中医也会时不时地凑一凑热闹。这些“老中医”手段了得,虽附的是不同的电话号码,但专业技能却是一样的高超。有的说“专治癌症”,有的说“包治百病”,有的自称“当代医圣”,有的自称“华佗再世”,有的自称“中华一绝”。

即便是在公厕蹲位间这样的“灰色地带”,在非法小广告充斥的狭小空间里,也总会看到零星的“公益广告”。与铺天盖地的小广告相比,此间的“公益广告”严格秉持着它们的公益性特征——偶尔出现,不同寻常。在省城汽车站的公厕里,我面前的挡板上,一个比火柴人线条稍微复杂的卡通苍髯大汉面对着我,大汉着古装,却单手握着一把现代步枪,他的枪口指向我,让被塞在这狭小空间里的我似被劫持了一般。我忍不住笑了两声,后来突然意识到这里毕竟属于公共空间,便硬生生将笑声压了下去。走在省城的街道上,我在想,那位在厕所里涂鸦的人物,或许就隐藏于众人之中,或许某个与我擦肩而过的普通人,就是一位隐姓埋名的艺术天才。还有一次,在邻县汽车站公厕内的挡板上,我看到了六排字,三排在前挡板上,三排在左挡板上。前挡板上的三排字全都是“许婷,我爱你”,其中的“爱”字并非汉字,而是用红心代替;左挡板上的三排字全都是“许婷,我恨你”,其中的“恨”字是个别字,被写成了“狠”。这里面一定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吧。

无论是那些无利可图的“公益广告”,还是那些居心不良的非法小广告,都不会见容于清洁工的眼睛。厕所虽具有隐蔽性,但其主体毕竟属于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粘贴、涂绘这些东西,往轻了说是有碍观瞻,往重了说便是缺乏公德心乃至违法犯罪。十里选一,百中取独,总有一次,你面对的将是干干净净的公厕,干净得似乎那些小广告和涂鸦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

那些拙劣的公厕野广告,绝大多数是可以与诈骗信息画等号的。然而,总有几个人固执地选择相信它们。有的人是出于欲望——他或她相信,走进小广告里他们的生活将会好一些、更好一些。有的人是出于绝望——他或她相信,小广告里藏着他们最后的希望之光。

我曾在一家医院门口看见过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她的一只手臂攥紧了一只带有这所医院标识的塑料袋,从医院的惯例以及塑料袋的厚薄分析,里面躺着的应是一张彩超报告单。她的另一只手臂承担着她的头部以及整个上躯的重量——她趴在自己的臂弯里,剧烈地抽搐着,放肆地痛哭着。那么多人走过去——有人从她身边稍微停了一下,有的甚至停都没有停,就走了过去。他们要赶往自己的私家车里,赶往医院的大厅里,惊雷未启,雨却已落下,他们各自寻找着自己的庇护所。然而那个蹲在医院门口埋头痛哭的女人,那个疑似被死神提前宣判的女人,她没有任何心思来抗拒这场来自天空的馈赠——她内心深处的一场瓢泼大雨已先于一场自然之雨泛滥成灾。

我老家有位老人,得了“孬病”,去社区卫生室,被卫生室的医生劝到了镇里的卫生院,镇里的卫生院也束手无策,便又劝老人去了县医院。县医院拿出了诊治方案,但价格高昂,老人家承担不起,便让儿子租了一辆车,送回了村子。口口声声说是认命,可哪能看着自己一天天往鬼门关里靠呢,于是他开始转投中医,自己琢磨搭配出诸多的偏方,偏方里的药物都是附近的山野能采到的,并不需要花费钱财。我回乡时若逢阴雨天,常能嗅到草药在砂锅里翻身、于空气中发酵的味道。我未亲眼见过他熬药的样子,却凭想象写下了一节关于他的诗句:我见过的最沉默的人 / 他将熬药视为使命 / 还有那么多草药没有下锅 / 忧心忡忡的他 / 常常为此忽略了疾病和生死。其实哪能忽略疾病和生死呢?多熬一副药,也许就能多一丝生的希望。

还是转回到那些厕所小广告身上吧。因为在写下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倘若将小广告里的文字推到他们面前,我不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选择拒绝。事实上,在经历过绝望之后,突然看到希望,即便那光是火,他们也会选择完成一次飞蛾般的焚身。在绝望的驱赶下,在希望的吸引中,人是盲目的,盲目的人总认为,他于沉溺之际抓住的任意一棵稻草,都是救命的稻草。

我的邻居是做小生意的,因为一次的不可抗力,他的资金链断了,他向银行借贷,银行告知他需要找两个担保人。亲戚朋友同学,无一人敢为他担保,无奈之下,他只能给公厕里看到的小广告上的号码打了电话。因为资金的注入,邻居的生意很快就起死回生了;因为没有及时还债,邻居的生意又很快黄了。借贷公司的几个员工隔三差五就来敲他家的门,敲不开门,就在门上喷涂了各种咒骂的文字。邻居无奈,只得躲了出去。迄今为止,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骗子的伎俩看似拙劣,然而,却不时有人抛出自己的信任,最后落入骗子们钩织的陷阱之中。那些人在受骗之后,却又不敢声张,深怕在他人面前丢人,深怕成为别人的谈资。守住秘密,成为他们最后的一道自尊防线。

对我而言,张贴小广告的人是神秘的。他就像幽灵般无处不在,却又时时隐身。他迅速游走于臃肿复杂的人群,在无人留意的恰当时机,潇潇洒洒地将一张贴纸拍下,将一枚印章盖上。

目光所及,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小区是小广告无法攻陷的。电梯上的小广告随着你升降,楼道里的小广告伴着你上下,房门之上,你一遍遍地撕,他一遍遍地贴。甚至,刷洗完房门后的你才刚转身进门,再出来时,门上又出现了一张崭新的。有时候恨得咬牙切齿,真想抓住他们胖揍一顿,但是你却连他们的影子都看不到。

以己度人,我大概能体会到公厕清洁工心里的感受了。与居民小区相比,公厕尤其是车站公厕的人流量更大,作为一厕之长,厕所即是他的阵地,干净即是他的职责,而那些以小广告和涂鸦干扰他的人,都是他的仇敌。日复一日,他需要不停地揭,不停地刷,不停地铲,以此来守住自己的城池。然而,清洁工力有尽,广告意无穷,清洁工清理的速度,总是低于广告张贴的速度。有时候,也会有做好事不留名的“热心市民”出现,在东部沿海的某座城市,如厕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或微信号,被黑黢黢的圆点盖住了,仔细一看,居然是用烟头燎出的一个个洼洞,烟头一燎,小广告的核心信息残缺了,受损挡板的内部肌理也一清二楚。

在某个位于华北腹地的小县城的公厕内,只有两个蹲位间,我在右侧蹲位间,他在左侧蹲位间,共用一块挡板。或许是因为一直保持着沉默状态的缘故,虽然我比他先到,但他似乎并未发现我的存在。我先是听到了“嘶嘶”的声响,似是拉拉锁的声音;继而听到了“嗤嗤”的声音,似是抽纸张;最后又听见了“嘣嘣”的声音,因为区间震动的缘故,这次我明白了,这是他在拍挡板,而且是在拍我们共用的那张挡板。在厕所这种既公共又相对隐私的空间里,无论干什么事,别人都看不到管不着,但前提是你的所作所为不能影响到别人。拍我们共用的那张挡板,显然已冒犯到了我,为了表达不满,我咳嗽了一声。一声咳嗽之后,厕所内寂然无声,静得能听到门口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的流水声。这样的寂静大概只维持了十多秒,隔壁便重新响起了声音。这次是扭转门栓的“咔嚓”声,是关闭门板的“哐当”声,是脚步渐行渐远的“啪啪”声。如厕完毕,我刚要转身离去,却又鬼使神差忍不住打开隔壁的门板,向里面看了一眼,只一眼就看见我们共用的那张挡板,于众多泛黄“衰老”的小广告间,赫然张贴着一张崭新的“贷款无忧”。

那是我唯一一次接近公厕小广告从业者,我无法从体貌、形态以及神采上描摹这一群体的共有特征。甚至,我连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的资格都没有。当我走出公厕时,这座城市以及附身于城市的庞大而松散的人群骤现,那个刚在我隔壁贴下一张小广告的人,早已如一滴水隐藏到了江河湖海之中,如一张小广告躲避到了成千上万的小广告之中。

那个张贴小广告的人,他拥有着群体里每个个体该拥有的特征,他以人类这一更为广泛的集体身份明目张胆地告诉你——我就站在你的视野之内,但是你无法把我分辨出来。

刘星元:显与隐

刘星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43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于《十月》《花城》《天涯》《钟山》等,著有散文集《尘与光》《大地契约》,获山东文学奖、滇池文学奖、齐鲁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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