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贾平凹印象(外一篇)

王威廉,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野未来》《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文论随笔集《无法游牧的悲伤》等。部分作品译为英、韩、日、意、匈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金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数十个文学奖项。

贾平凹印象

王威廉

贾平凹是陕西文学的一座山。路遥、陈忠实都往生了,贾平凹这座山越发显得庞大巍峨。陕西人大多爱读贾平凹,据说他的新书出来,陕西省内至少能消化掉十万册。虽然我也是陕西人,也写作,跟贾平凹却并不熟悉。其实也有很多机会去跟他私下交流,但我还是没有刻意去这样做,保持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人跟人的交往,需要缘分和时机,尤其是面对大山一样的人,我宁愿先保持一段远观的距离,因为这样能看到山的全貌。等你走入山中,反而看到的都是山的局部。所以这篇文章也有它不可取代的特定视角。

很早就知道作家贾平凹。上小学的时候,读了他一篇叫《丑石》的文章。作为小学生的我,对于读到的一切好文章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包括文章的作者。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名字。尤其对“凹”字,有一种莫名的莫生感。此前只知道“凹”字读“ao”,没想到还可以读“wa”。后来方得知,贾老师原名贾平娃,他自己把“娃”改成了“凹”,这一字之改令人极为佩服,有如神助!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书籍几乎是课本以外的所有信息来源,尤其是那些不适合白天的信息。《废都》便是这样一本属于夜晚或者幽暗的神秘之书。我第一次见到《废都》,是在一个司机的座椅下面。他就把书藏在夹缝里边。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在车上玩,无意中把这书给翻了出来,里面那些被删节的,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我倒是没有太吃惊,因为我平时经常读课外书,当时国内很多古籍出版都会采取这种删节方式,还会标注删除了多少字。不会悄无声息地消失。正因为如此,《废都》里面的内容,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他确实写了,却被出版社删节了。好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种写作策略,那里面的文字应该是从来都不存在的。网上流传了好几个全文版的《废都》,在对比之后,确实发现里面填的句子是不一样的。那些人煞费苦心地进行完形填空,让字数跟书中标注的删除字数达成一致,这也造就了一个很奇特的文化景观。

当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之后,再读贾平凹,确实是换了一种眼光来看待他的作品。此前,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有着很强的猎奇感,也有着很强的隔膜感,眼光终究是外在的;但当成为一个写作者后,我反复揣摩着他的文章,方才认识到他的文风和腔调的独特性有多么强。有段时间,我睡觉前喜欢看他的散文,他的散文并没有蒙田的散文那么具有思辨性,确实谈不上深刻,但在他的散文中有一种平实的东西、日常的东西,带给你一种聊天的腔调。你读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很会讲话的朋友找你聊天,陪着你喝几杯不浓不淡的茶。这番滋味,也是文学的趣味之一。

有些小说家具有散文气质,有些小说家具有诗歌气质,贾平凹显然属于前者。他的叙事有一种松弛感,娓娓道来,不急不缓,有着陕西风味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他作品的内在结构。贾平凹说语言跟作者的呼吸有关,如果一个人平时呼吸急促,他可能写的句子就是短小的,如果一个人呼吸很慢很深,他可能多写长句子。我不确定是否真是如此,但句子长短肯定跟作者的思维节奏有关,取决于作家的生命气质。有些人的叙述特别急,像是赶着去做什么事情似的,那样的叙述是很难写好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就是大江大河,要慢,要平稳,要静水流深。所以,只读贾平凹的散文,就知道他是一定可以写长篇的作家。事实也是如此。他能写出很长的长篇,比如《古炉》达到了六十万字。

很多人会诟病他小说中的脏污描写,屎尿屁和鼻涕等等常常出现在小说中。但我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在读《秦腔》,他觉得写得特别好,尤其是脏污的部分特别生动,在过去很多人就是那样的生存状态。我父亲跟贾平凹是同龄人,又都是陕西人,所以也算是从侧面证明贾平凹的写作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文学追求的不是纯净,而是丰富,如果文学都不能藏污纳垢,只能说明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因为生活本就是有高尚有卑鄙,有干净有肮脏,文学必须真诚地面对生活。

我跟贾平凹没有过特别深入的交流,但是有过物理学意义上的近距离接触:在文学活动里面握手、合影有过好几次,但是印象最深的只有一次。那是2015年,贾平凹来广东领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他的《秦腔》获得年度杰出作家大奖。当时在颁奖大楼前的广场上,贾平凹正在走路,忽然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小伙子冲了过来,拦着他,也不说话,跪下来哐哐哐磕了三个响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们立刻围观过来。贾平凹赶紧扶着这名年轻人,年轻人说自己没别的意思,就是崇拜文学大师。后来在颁奖活动的交流环节中,有读者就提出这个问题,问贾老师怎么想。贾平凹的回答特别幽默,他说他以为这位青年是有什么冤屈呢,因为在乡村里就经常看到磕头喊冤的人。他说自己是个普通人,千万不要给自己下跪,这样是很不好的。他的谦虚一定是真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他的作品影响力之大。这件事给我的观感比较奇妙,我觉得当代作家里面能够被人这样子下跪,又不觉得特别违和的,好像只有贾平凹。比如莫言或余华被人下跪就显得奇怪,因为他们的小说中充满了现代的反抗的精神。倒不是说贾平凹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精神,而是贾平凹的作品中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氛围与观念,内在精神中亦洋溢着一种古代士大夫的气质,叩拜之礼似乎跟他的气息更加相近一些。

文学圈盛传很多关于他的奇事。据说他发明了一种测字的预言方法:你先问问题,然后当即写下心中想到的第一个字,他就会根据这个字以及周围时空的很多因素进行预测,很多朋友说,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如其所说。这其中的神秘主义令人五味杂陈。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AI的威胁不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话题,但是,那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甚至借助软件的开发以AI的方式得到新生。无论是星座的星盘分析,还是八字算命,在网上一搜便是,还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算法越来越精确,命运越来越神秘,当算法和神秘相结合,人们越发觉得人生似乎也有一套神秘的算法。从这个意义上再来看贾平凹,会更加意识到他的独特性。

我甚至在想,像他这样的具有古典奥妙的人以后不会再有了。他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民间的生活充满了所谓的“迷信”,他在那样的氛围里成长,后来又用大量的时间钻研古代典籍,从主流到杂学,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不可能写出《废都》这样的作品。他也由衷地热爱古典文化,看他的书房照片,里边摆满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物,他把自己天天浸泡在那样的场域里边,获得了别具一格的灵性。他让自己成了通灵的人,让自己的写作成了通灵的写作。如他自己所说:“我有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观念,我有我的审美,所以,我的文学写作和书画,包括我的收藏,都基本上是一个爱好,那便是一定要现代的意识,一定要传统的气息,一定要民间的味道,重整体,重混沌,重沉静,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的华丽,简单里的丰富。”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书法,都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其他作家的文学精神也许还能找到传承,但是我觉得贾平凹是找不到的,他将成为这独一个。

在南方虚度光阴

尽管时过境迁,可文学的理想何曾湮灭,只不过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被迫修改那理想的参数。但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题记

我至今还记得和马拉先生的第一次会面。

马拉先生是他的网名,所以我习惯叫他马拉先生,而不是马拉。他本名叫李智勇,写诗的笔名叫木知力,就是本名的一半。他同时写小说,写小说的笔名就叫马拉。这是个小说的年代,虽然我认为木知力的诗不逊色于马拉的小说,但马拉的声名逐渐取代了木知力,最终吞噬了木知力。这个本名李智勇的人,从此只剩下一个笔名,发表诗歌时的署名也变成了马拉。可以说,马拉治愈了李智勇写作中的人格分裂症,统一了李智勇心中不安分的文学江湖。

背景铺垫讲完,我们继续回忆。那天下午,我从广州寓所附近的地铁站出发,换了一次线,到达广州南站,巨大的穹顶让我一阵眩晕,我像迷路的小鸟那样紧张地判断着方向。然后,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坐上了轻轨,那时天已经黑了,车窗外除了偶尔涌现的灯火,都是一片地下样的漆黑,让我觉得自己仍然坐在一列没有终点的地铁上。

约莫半个小时后,我出现在中山北站。我在恍惚中走过车站广场,钻进一辆的士,奔赴马拉先生已经入座的酒家。据他的短信告知,那里早已围坐了一群文艺男女,他们不顾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兀自将饭菜享用过半,谈话更是渐入佳境。我心里不禁焦急万分,腹中更是哀鸣四起。望着中山市整洁的市容,以及街角闪过的人影,我想起了马拉先生的诗集《安静的先生》,其中的同题诗有这样的句子:“他倒下去/浑身长出枝丫/一个安静的人/一生没有惊动鸟雀”。我反复在饥饿中吟咏、品味,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多么谦卑的梦想啊,与那些浮躁而焦虑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来,马拉先生一定是个安静的先生。

车停了,我迅速奔向房间,然后看到了一片形态各异的脸,我的目光沉没在了表情的海洋里。靠门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彪形大汉,紫红色的大脸,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盯着我。我回视他,脑中迅速检索,好像有点儿面熟,便仗着胆子问:“你是马拉先生吗?”紫红色的大脸上下动了,我松了一口气,赶紧自报家门,他指了指身边的椅子,说:“一直给你留着呢。”我刚坐稳,他端了一杯啤酒放在我面前,然后就要和我碰杯,我赶紧求饶,他不依,他二话不说,昂起粗壮的脖子就一饮而尽,有神的小眼睛继续逼视着我。我再不喝,那逼视就要变成鄙视了。我只得从命。安静的先生?喝酒的汉子?在酒精的苦涩中,我暗自嘀咕了半天。

他为我一一介绍了在座的朋友,先是两位画家,刘春潮擅长漆画,林青峰擅长油画。然后是两位散文家谭功才、杰琦,最后是青年诗人徐林。当然,他们个别人还带了如花女眷,这个得允许我略过不提。相识之后,大家就开始交谈了,话题始终保持在文艺范围内,重新抬头看满桌的残羹冷炙,竟觉得亲切了。这位壮汉在言谈中,也显现出了“安静”的品质,他爱憎分明,对文学艺术有着自己出乎天性的判断,有时用词甚为激烈,好像为了维护心中的安静,他不得不拿出拳头来保护。在结束之际,他脱去上衣,光着膀子,站在餐桌上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他原本就高大,站在餐桌上,那简直像金刚一样可怕,但他朗诵的却是诗歌,是最温柔的事物。那天晚上应该是聊到很晚的,在酒精的麻醉中疲惫睡去,但心中装着沉甸甸的文学情谊。第二天,我在岭南浓密的阳光下重新审视他,发现他的脸很清秀,昨天的紫红色早已不知去向,说话的声音也变小了,恢复了安静的先生的本相。

我详细描述这次会面,因为这是一次作为开端的会面,从此以后,这样的旅程被反复行走,成为了熟门熟路。我和马拉先生也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他有时也会沿着相反的路线来到广州,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回家或是去到什么别的更远的地方。我和他就曾跟着谭功才去了恩施土家族的大山里,当地的文学氛围之浓厚让我至今难忘。

因为马拉先生,我喜欢上了中山这座城市。其实,我与“中山”这两个字的缘分是很深的。我读的大学就是中山大学,有人曾经误以为它在中山,我也强不到哪里去,我以为在南京。记得当年刚入学,作为大一大二的新生要在珠海校区学习,大三大四才回广州。我到珠海的第一个周末就去了如今位于中山市的翠亨村,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毕业后,更是差点来中山工作。后来,我在广州一家学术杂志任职时,还多次赴中山实地考察“香山文化”。即便如此,很久以来,我总觉得对中山的感受始终还是停留在概念上,无法摆脱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去获得文化的内在理解。只有等到结识马拉先生以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逐渐进入了中山的“内部”,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他的状态,都让我触摸到这座城市的体温。“香山文化”这个概念中的那些包容、创新、碰撞与融合等描述,才让我找到了鲜活的支点。当然,这些话我从来也没告诉过他。

通过马拉先生,我在这里陆续又认识了诗人倮倮、散文家谭功才等俊杰,还多次和来自甘肃的作家弋舟和来自广西的作家黄土路相聚,当然,不见得此地的文化吸引力多么强大,他们的到来都是因为马拉先生,朋友们在这里聚会,从安静的写作中抽离,进行暂时的放松,这是一种文学的喧嚣,颇有接续古人雅聚之感。这样的聚会,无疑巩固了各自的文学理想。我想到了马拉先生的一首诗,在诗中他先是“西北望长安”,然后转身发现“中山了无剑气”。我们清楚,这其实是一种有关中心与边缘的微妙说法,不乏反讽的意味。但实际上,吊诡的是,当没有剑气凌人的时候,长安的精神反而出现了,也就是那种包容、自由与创造的精神。在中山生活的这些作家朋友们用行动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开始策划一场场文学活动,比如中国70后诗人手稿展等。然后,他们的行动范围逐渐扩大,这集中体现在“虚度光阴”文化餐吧的创建上。

这是一个把餐饮、文学和美术集合在一起的空间。对于老百姓来说,它就是一个餐厅,可对于文艺青年而言,它是一个释放内心情怀的好地方。著名诗人洛夫先生题写了“虚度光阴”四个字,而我也有幸成了它的驻馆小说家。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似乎我成了一个在餐厅写作的古典作家。如果真能驻扎在餐厅内过着饭来张嘴的生活该有多好,但实际上只能是借着活动的机会,才能吃到虚度光阴的饭菜,那鲜美火辣的湘菜风格。

除了驻馆小说家,还有驻馆画家,后来还搞了驻馆歌手。文学和艺术的实践在吃吃喝喝的餐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先是评出了一个诗歌奖,奖品就是驻馆画家的油画作品。接下来是研讨会,我和诗人唐不遇的作品在餐厅里边得到了研讨。那是我作品的第一次研讨会,我很高兴它是这样别开生面的形式:大家坐在餐厅里而不是会议室里。诗歌朗诵会的地点更是出人意料,一群诗人涌现在奢华的KTV包间里,原本用于假模假式胡乱嘶吼的消费主义空间,被诗歌的声音占领,负责房间的经理露出了极端诧异的表情。太好了,就是要这样的表情。我终于感受到了来自民间、来自哥们的文学原力。在这样的氛围中,“虚度光阴”越来越壮大,甚至拍摄电影这种大项目都提上了日程。经营方面能取得这么好的开端,除了马拉先生的热情,还有赖于诗人倮倮的保驾护航。倮倮在朋友们心中是诗人,但他实际上是个相当成功的企业家,有自己的大品牌。关于他的诗歌,我专门写文章表达过赞赏。

不过,热闹归热闹,我从没想到马拉先生会为了“虚度光阴”辞职,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勇气。他原本有一份特别稳定、待遇相当优厚的工作,不妨直说了吧,就是烟草公司。顺便说一句,他似乎很少抽烟。烟草公司的福利众所周知,在里边即便混日子,都能获得很高的收入。作家弋舟曾戏称马拉先生在烟草公司的生活有一种典型的小职员特色,不知道马拉先生是出自对这种强加的断语的反抗,还是出自本能的爆发,他毅然辞职了。在这方面,他对外表现得很淡然,确实有种安静先生的低调。无论如何,我都要对他表示敬意。一个行动起来的作家,不论作品还是生命,也许会有更多的惊喜。

当然,时隔多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去宜宾领《十月》文学奖的路上深聊,他对此有过一点反思,他隐约表达了如果晚点辞职对社会经验积累也许更有利。但这个反思已经是十年之后了,是以一个中年人的目光在看一个青年人的激情,权当是一种小说家的表述。因为我相信,假如时光倒流,他依然会辞职的。他在本性上就不是一个能被体制束缚的人,即便他有屈身体制求得生存乃至发展的能力。

当马拉先生和他的同道们以文化的方式做文化、以商业的方式做商业之时,他们巧妙地找到了这两者的结合点,毋庸置疑,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好。所谓“虚度光阴”,这个消极的命名,正如我之前分析的,他们正是以消极的姿态做积极的事情。他们再一次证明,去掉了那些压迫人的“剑气”,“长安”的精神自然就会出现,即便是在我们虚度光阴的时候。因此,在南方之南的“虚度光阴”以一种率性的诗学,成为了一大批文艺人的庇护所,不论是空间意义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马拉先生也藉此彻底摆脱了小职员的身份,他的身份正变得暧昧而多义起来,就仿佛是他自己写就的一篇小说。

原本故事就是在这里结束的,因为这篇文章有些部分是数年前所写。我很少修改旧作,我宁可让旧作保持固有的样子,用来展示时间的鲜明刻度。但此次不同,面对这篇旧作,我有种不得不补充的心情。并不是我想修改这篇文章,而是时光在修改我们的人生:在马拉先生辞职专心从事“虚度光阴”数年之后,他们的事业抵达了巅峰,广州的分店事宜也提上了日程,但转眼间,其中的细节原因都不为我所知的情况下,这个品牌便不在了。正当朋友们还在唏嘘之际,一场大瘟疫又席卷全球,似乎这个品牌的早夭又成了幸运。这种幸运让人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总觉得是世事无常的一种戏弄。好在马拉先生在这些年里一点儿也没虚度光阴,他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了创造性写作方向的硕士,又回到中山当了中山市作协主席。这听起来很官方,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拿工资的荣誉职位。马拉先生愿意为这个城市的同道继续做一些事情。也许在他的心中,“作协”和“虚度光阴”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一种看不见的却能聚气的神秘容器。

但我们的联系变少了。也许是因为有了微信,朋友圈天天都能看到马拉先生的生活感言,他的勇气、智慧与不羁让人羡慕,像这样敢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至少在我的朋友圈找不到第二个。他的诗越来越好,他写好就发表在朋友圈,我们能第一时间读到,这让我这个老朋友暗暗感慨,木知力还在,只是隐姓埋名,但依然活在李智勇的诗歌里,保持着很多年以前——我认识他以前的那个灵魂。想到这些,我又觉得联系少不只是因为微信,还有更多别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世界开始衰老,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联系的人越来越少。我指的是那种不因为什么具体的事情去联系的人。当年的激情被损耗,没有损耗的部分却折磨着我们,让我们痛苦,无处安放。尽管时过境迁,可文学的理想何曾湮灭,只不过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被迫修改那理想的参数。但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在既往的布迪厄意义上的双重挑战之外,现在人工智能又似乎要觉醒,用自动生成代替作家的呕心沥血,让写作再一次面临降沉的危机。只需要用常识就可以判断,人工智能写作永远也不可能超过优秀的作家,因为这涉及新鲜的生活经验的转化,而人工智能是没有经验的,只有存量的数据。可大部分人不会明白这点,会被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模型蒙混过去,那是伪文学,只能作为某种辅助与参考。可是不得不再感叹一声,不是每个人都明白文学的精髓所在,文学作为职业在未来必然更加萎缩。一个作家面对这样的历史趋势,除了更勤奋的写作,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在南方梦想着虚度光阴的马拉先生,一个用写作和实践改变了“虚度光阴”这个原本是贬义词的朋友。这里的“虚度”应该解释为“以虚构度过”的意思,这是对作家最准确的定义。

作为餐厅的“虚度光阴”虽然已经消失不见,但“虚度光阴”作为一种精神态度依然沉淀在马拉先生的文字里。这个写作的人彻底回归到了最朴素的生活,没有了烟草公司的高福利,也没有了餐厅营业的喧嚣。他才是名副其实的职业作家,而我们除了写作,还在为生活东奔西走,谋取一个位置或是至少保持一种职业身份。他也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自由撰稿人”,那时候的自由撰稿人大部分写的都是商业性的文字,那是中国纸媒的全盛期,而现在则是全球纸媒的黄昏时分。当年那些自由撰稿人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短视频的流量博主,他们才不会虚度光阴,他们更不会理解什么是虚度光阴。但真正的作家完全不同,他必须跟他的语言、他的虚构、他的生活、他的时代、他的世界守在一起,他是如此笨拙,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变化。很多著名的作家能够迎合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并非自身的迎合,而是他的象征价值与商业价值让时代主动包围了他。如果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相,会让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在迷茫中受挫,他们不明白为何自己想要借助流行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作品却总是应者寥寥。一个文学新人如果借助流行的方式能够获得成功,要么他写的东西适应大众流行的趣味,要么是背后有资本或机构的运作。如果一个写作者不想改变自己,那就只能成为“安静的先生”。从姿势的优雅上来说,最好是像马拉先生那样,主动成为安静的先生。安静的先生就是时代的钉子户,他们锁定一些古老的价值,等待释放的时机。

人类文明正处于巨变期,一个告别的时代早就到来。我们都成了没有故乡的人,无论是地理的还是精神的。我想起迄今最后一次看见马拉先生哭泣,是一次文学会议结束后,朋友们吃饭饮酒,他在席间突然泣不成声。询问之下,方知他的故乡已经被改造成了机场,所有的痕迹都被推平了。大家一时哽咽,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因为没有几个人的故乡还是存在的。我就找不回我记忆中的故乡,以及一连串生活过的地方的痕迹,都被重建乃至重置了,在崭新的建筑和景观里边没有记忆。鲁迅说自己的是“历史的中间物”,但鲁迅的故居还在,而我们已经找不到自己童年的房子,即便在原址一比一复制重建,窗外的风景也已不同。我们成了历史的消失物。所以,马拉先生应该哭,而不应该像我们那样掩饰自己的情感。马拉先生哭泣着,喝下了更多的酒。我们也喝下了更多的酒。我深深意识到,在此之后,还有更多的酒等着我们去喝。比如此刻,我决定结束这篇文章,赶紧出门坐动车去中山,去找马拉先生喝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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