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举:当年五湖烟波里

任林举,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玉米大地》《时间的形态》等,纪实文学作品集《粮道》《虎啸》等。作品被翻译成英、德、俄、韩等多种文字。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等。

想起范蠡当年急流勇退携天下第一美女西施隐于五湖烟波之中的往事,就觉得艳羡不已。但也只能止于艳羡。再往前走半步就会发现,我们既看不清真相,也无法跟上范老前辈的思维和脚步。历史不能重演,达人不可复制和效仿。尤其是范老前辈那样的旷世高人,人生的每一步都只供赞叹,而不能效仿。想效仿也无法效仿,能效仿也不敢效仿。用老祖宗的感叹说:“难矣哉!”

我说的难,其实并不是指他泛舟五湖之前的那些事情。当然,即便能走到人生的那个地步,也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想一想,一个出身贫贱的穷小子要积累多少学识和人生本领,经过怎样艰苦的奋斗,才能官至上大夫并最终拜相?

据说,范蠡从小就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谋略家计然之后,深得老师的真传和加持,年纪轻轻就已经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了。25岁就看透了楚国政治上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知道耗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更没什么好果子吃,毅然决然同好友文种从楚国跳槽去了越国。

当时的越国正与吴国打仗,急需人才,范蠡与文种也算是赶上了好时机,一跳就跳上了最受瞩目的历史舞台,得以直接登堂入室,辅佐一国最高权贵越王。从这点来说,当时的越国政治上还是清明的,尽管在决策上偶尔也会有偏差和失误,但基本上还能在大方向上保持正确,也基本上还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就为后来那精彩的一笔创造了可能性,埋下了伏笔。

范蠡和文种初到越国之时,越国大王还是勾践的父亲允常。允常对楚国来的两位比较客气,虽然没有马上给予实职,却都给了他们“士”的名分。在当时国君之下卿、大夫、士三级高官结构中,“士”虽是最初级,对于布衣范蠡来说,也就很可以了。这么一下子,不仅从平民跃升至贵族,还可以请求面见大王或奉召议事,有了直接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如果用现在的职位套下来,范蠡的“士”至少相当于一个厅级吧,就一个这样的仕途高度,也够百分之九十九的寒门子弟努力一辈子或两三辈子了。至于后来的一系列表现,诸如在吴国厉兵秣马锐气十足之时,极力劝谏越王勾践不要轻举妄动;在越国会稽山大败之时,劝越王勾践保全性命,自请为臣,以图东山再起;在吴王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弃越事吴时,他果断回绝并甘心陪越王入吴为奴;成功回国后,帮助勾践发展经济,出谋划策,卧薪尝胆,苦身勠力,终于灭吴,一雪前耻,等等,虽然都不是常人所为,但都不是最难的。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想象和假设——经过奋斗和努力我们个人能力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又遇到了一个信任、赏识并放手让我们施展才华的领导,我们都做得不错,也得到了足够的认可,甚至达到了某种巅峰。往上一看,只有一个似有似无的天;往下一看,众山皆小,已匍匐在地;往左右一看,已经无路,也到处是路,只要你找个方向迈开脚,那就是路。这才到了人生最难的时候。

这时,你已经拥有了选择的自由,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生死。因为接下来能走到哪里,已经没有了现成的经验,也没有了参照。没有任何一双脚能折返回来告诉你,前方究竟是一处更加美丽的风景,还是通往急转直下的陡坡,抑或是悬崖绝壁、万丈深渊。一切由你自己选择,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一切由你自己负责,连一个推脱责任、寻求心理平衡和埋怨、痛恨的对象都找不到。

也就是说,人生最难的事情是选择,而不是别的。人生如爬山,是一个不断攀登和不断选择的过程,既要用力,又要把握方向。起步时人潮如涌,接踵比肩,每一条路都拥挤不堪,每一条路都有人走过千遍万遍,这就使很多选择变得无足轻重,不成其为选择。随便选一条摸得着、看得见的路径,用力往上爬就是了。虽然也必须有一个行、止、取、舍、进、退、去、留的把握,那也只需量力而行。

恰当的分寸,只要留意观察、用心体会总还是不难找到的,但到了无人之处,到了无人知晓、不可告人或不得而知的境地,那就要拼心性、悟性和境界了。道理谁不知道呢?凡读过几天书,受过几天教育的人,人生的基本原则和道理都懂得一些或都很明白。伍子胥不明白吗?文种不明白吗?为什么堪称功高盖世的人一个个都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而唯独范蠡能虎口逃生,享得一世逍遥,又留得一世清名?

接下来的事情才呈现出范蠡的人生难度和高度。

且说灭吴之后,越王勾践带着文武百官班师回朝,大宴群臣,封官赏爵,“吴王身亡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范蠡因为有复国之功,被尊为上将军。至此,他的人生达到了巅峰,文承“相国”之职,武为武官总长。“上将军”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兼总参谋长、行军作战的主帅。坐享封地,官位世袭,人生至此更欲何求?

可就在这热闹非凡之际,几番恭维的话过耳,几杯庆功的酒下肚,范蠡突然感觉到了后背发冷。众声喧哗之中,他感觉正有一根无形的吊索从大殿的房梁上缓缓垂下,在一点点靠近自己。他望了望坐在高处的越王,那个“长颈鸟喙,鹰视狼行”的人,那个可以俯下身来品尝别人粪便的人,正朦胧着双眼环视左右。四目相对之时,范蠡从他那喜中有忧、深不可测的目光中,读出了他内心深深的忧虑。多年的朝夕相处,范蠡深深了解这个人的心性,也能从他的每一丝表情中揣度出他的心思。

回首自己这大半生时光,从25岁入越国,到如今的60多岁,已经把最美好、最有价值的40年光阴都付与了越国的治理和吴越之争,为越国和勾践奉献得太多了,从他那里得到的也太多了。

然而,奉献过的一切转头成空,很快就被人们甚至获益者忘却,更何况,年华和才智等无形的事物本来就很抽象,很容易被人忽略、忘记。而他得到的官位、财富、土地、尊严、口碑、影响力等,都赫赫然,摆在谁都能看得见的地方。瞧瞧这些充满诱惑力的词语,哪一个落到他头顶时,不都发出耀眼的光环?

当他为越王卖命时,每一道光环越王都认为他配得,为一国的强盛,拿出点必要的奖赏和恩惠还不值得吗?当然值,敢说不值的人没一个不被冠以昏君之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如今强敌已灭,吴王自刎,国泰民安,一介布衣白手起家,头上多了那么多光环,能不让大王感觉刺眼吗?

当此之时,战事已息,君王回宫,只适合驰骋疆场的宝马良驹又有何用呢?既不能拉车,又不能上磨,还要白搭些草料。那么,可否马放南山?越王内心的回答是不可!一旦走失,落入居心叵测者之手,怕是战事和祸端又起。范蠡站到越王的位置想一想,一切都想明白了,自己不过就是那匹从前用过而现在令人不安的战马呀!原来,自己一直以来殚精竭虑所追求的,表面上是一些令人艳羡的功名利禄,实际上,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境地,不过是一些化装了的鞍辔和缰绳。

《左传·桓公十年》有“怀璧其罪”的典故,原意是因为藏有宝玉而招来杀身之罪。后人借用此典,演化为“怀璧之祸”,如此,破解和套用起来,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比如德不配位者得了位;武大郎娶了潘金莲;孤儿寡母藏匿一枚打开宝藏的钥匙……都能严丝合缝地套上这个成语。唯有“因有才能而遭人嫉妒和陷害”这一层引申,有点儿夸张。

因才遭妒这一条,可不是谁都能套用上的。一般人有一点小才能,在芸芸众生中混口饭吃,根本就达不到“怀璧”的成色,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一个硕士生在某大学混个助教,一个买菜的辛苦一天赚得千八百块钱,怎么会遭人强烈嫉妒,或惹出祸端?一是没有太大价值,谁会为你拥有区区一点活命的技能就大发嫉妒之心?划不来,不值得;二是“璧”与拥有者的身份相配,不管那“璧”仅仅是一块石头的代称还是价值连城的瑰宝,只要“璧”的价值和拥有者的能力和身份相配,就不会有获罪和惹祸之虞。

唯有此时的范蠡特别,他怀里揣的可不是谁配得或不配得的“璧”,那是一腔经天纬地之才和可以决定一国生死的韬略,是削铁如泥、所向披靡的无影利剑,看似温润实则很危险的一种东西。当初有吴王作为劲敌站在对面,范蠡和越王并肩站在一起,范蠡怀中的无影之剑很明确地指向敌国敌人,也很明确是为了保护越王而存在的。只要范蠡的“剑”在,越王就会有安全感。当吴王和他的吴国一同幻灭、消失之后,越王便不知道范蠡怀里的无影之剑还会指向哪里。说是不会回过头来指向自己,可一旦控制不好被它划拉上怎么办?现在,只要范蠡以及他的“剑”在,越王就会没有安全感。

有些话越王自己并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内心的忧虑和恐惧也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但他的心事还是被范蠡看破了,他要说的话也被范蠡猜到了。虽然在范蠡离开之前,那些话越王仍未说出口,但就在范蠡离开后不久,越王到底没有忍住,把这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一股脑对文种说了出来:“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我,你去找阴间的先王去试试那几“术”灵验不灵验吧!

范蠡可不是文种,虽然二人同有文韬武略,都是辅佐帝王的宝马良驹,但范蠡有范蠡的通透果决,面对一槽丰盛的草料和雕花马鞍,他并不像文种那样优柔寡断,迟疑恋栈,他对看透了的前程和帝王不报任何侥幸和幻想。他可不想让自己面对面听越王说那些话。那些话,一旦亲耳听到,就是良臣身首异处之时,一切都晚了,完了。范蠡心中这些想法和认知,在后来留给文种的信中总结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但此时,他还不能也不敢对任何人说,哪怕是文种。

看来,是已经到了果断放下一切的时候了,这是最后时刻。范蠡转身出了歌舞升平、杯箸交错的酒席现场,潜出齐门,转过大墙的转角,消失于朦胧的夜雾之中。从此,越国的满朝文武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范蠡的身影。范蠡的离去,让越王勾践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范蠡究竟去了哪里呢?其实,越王并不太关心范蠡的去向,据他对范蠡的了解,肯定是退隐江湖,定不会另有他图。既然如此,他想要的结果就有了,至于范蠡去了哪里,对他来说还不是一样吗?只是王宫之外一些爱管闲事的民间人士更关心范蠡的去向。

那么范蠡究竟去了哪里呢?尽管后来有《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但那仍可能还是一个传说。

就算是确有其事吧!可为什么西施一定要复归范蠡呢?而范蠡又为什么不带家人只带西施单独出行?其实,真正的五湖烟波早起于历史失去记录的空白处。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是因为它有这个供人猜测想象的空间。事实上,人们只知道西施的美丽,并不真正了解西施,就开始口口相传;也只知道吴国灭亡这个结果,并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以及这个结果与西施的相关度,又接着口口相传。

那就人云亦云,口口相传吧!

据传,越王勾践结束了三年为奴的屈辱生涯之后,一心惦记着他日伐吴,一雪前耻。针对吴王好色的弱点,决定投其所好,搞一个美人计,麻痹吴王,消磨他的斗志,让他沉迷于女色,不思进取,不理朝政。于是,责令范蠡在全国遍寻美女上报朝廷。最后,各地共找到20多个绝色美女,而范蠡最中意的却只有一个女子——西施。

西施本名施夷光,人称西子。她是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人。苎罗山有东西两村,两村人大多姓施,施夷光住西村,故称西施。西施是个绝色美女,其容貌之美,方圆皆知。西施不但貌美,而且深明大义,是一个爱国之人。西施与范蠡几经交往,相互产生爱意,但为了越国就答应前往吴国。范蠡先带西施来到越国国都。快到越国国都时,城中的百姓听说西施貌美,纷纷出城来到郊外,想一睹西施的美貌。范蠡见人多拥挤,道路堵塞,便将西施安排到城外馆舍,并让人传话:“要想观看西施,须先交纳金钱一文。”于是设柜收钱,顷刻之间,钱柜就满了。西施在郊外停留三天,范蠡得金钱无数,他将钱运交国库。

越王勾践命乐师教西施歌舞仪态,过了三年,让范蠡带着西施进献给吴王。范蠡见到吴王后埋首跪拜,说:“东海贼臣勾践,感大王之恩德,遍搜境内,得善歌舞者,以供洒扫之役。”可是伍子胥进言:“臣闻: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也,王不可受。”

吴王见西施貌美绝色,遂起贪恋之心,不听其劝谏,马上把西施收了下来,并在姑苏台建造春宵宫,在灵岩山上建造馆娃宫,还修筑大水池,以供西施嬉戏游玩。夫差对西施宠爱至极,出入都是效仿王妃的派头和排场,他沉迷于西施的美色,荒废朝政,勾践趁机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然后乘虚而入,一举消灭吴国。

不管以上这些记叙是来自某些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或来自现在人的杜撰,我都认为是比较扯淡的说法,虽然基本框架符合某些人的心理逻辑。实际上,很多事实和细节很可能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

特别是美人计一说,我觉得一直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它根本就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而且,好多都被将计就计了。如果说,为了打进敌人内部,利用美色的掩护充任某个角色,刺探一点情报,搞点局部破坏什么的,倒有可能,但就用一个单薄的女人来颠覆一国政权,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落实到西施这个个案上,就更不靠谱。

想当初,西施不过是一个经常到溪边浣纱的农家女,能有多大的人生抱负和远大理想?即便被越国选中,经过短短三年的礼仪、歌舞培训,再献给吴王,也不过是一个融洽两国关系的会喘气的礼物。长一点脑子的政客,无论如何也不敢把败坏和干扰朝政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一个出身低微的弱女子。即便暗藏心机和期待,也不可能对西施交底。当范蠡将西施献给吴王前要叮嘱她什么呢?

像某些人推断的那样,交代她三件大事“促大王沉溺于酒色之中,荒其国政;怂恿大王对外用兵,耗其国力;离间大王和伍子胥,去其忠臣”吗?这不是疯了吗?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做到那些呢?你以为吴王是个傻子吗?他可是精着呢,他不知道越国送美女暗藏某种玄机吗?我觉得连伍子胥的微词也是多此一举。

吴王也许心如明镜,但他自信,一个小女子他完全可以对付。既然送来,先收下,玩着,一旦她干预朝政,马上废掉不就完了。再者说,西施为什么要像人们杜撰的那样做呢?在越国,西施仅仅就是西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好看的宫女,到了吴国,那可是王妃,人家是合法夫妻,贵为国母,又受到百般的善待和恩宠,别说君王,整个国家都属于自己的啦!为什么好人不做,非要谋害亲夫、自毁家国呢?

为了越王吗?虽然越王在收买西施时给了她一笔不错的报酬,可是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恩情?相对来说,吴王给她的或将给她的不是更多吗?

为了范蠡吗?传说范蠡和西施在越国期间曾有一段小暧昧,实际并无可考,即便真有,范蠡那么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也不可能为了自己内心的一点小贪欲就与西施发展成恋爱或情人关系。再者说,一个能狠心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献给别人的人,这个女人会对他有持久的依恋和顾念吗?说范蠡和西施本是夫妻,那就是瞎扯,把一个已婚女子送过去,吴王马上就会发现西施原来并不是处女,那还不把西施一刀砍了?一个宫女死了倒也不打紧,让吴王感到被糊弄、被侮辱,惹得他一怒兴兵,会是越王和范蠡的初衷吗?

为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吗?让一个女子承诺在几年之内把一个国家搞垮,这事岂不荒唐!一个实力不行,打不过别人,回头指望着一个弱女子给自己报仇的国家,哪还有一点希望,哪还有被人尊重的资格?这品格与一个吃软饭的男人又有何异?这样的行径本身就让人瞧不起了,又怎能让人为它守信?

最大的一种可能就是西施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去吴国和亲,越国承诺会好好照顾她的家人,实际上是给西施留一份牵挂和顾忌,使越国一直是她的娘家。而范蠡和越王这边,以老师和伯乐的姿态常常派使者去关心一下西施的胃病,送一些礼物,保持着密切联系,让西施始终感念娘家人的关怀和善待。充其量在临行前叮嘱她一句:“越国始终对大王忠心耿耿,你要在大王面前多进好言。”

从正常的人性和人情的角度看,有关西施的说法也不可信。一个女子,嫁为人妇,如果没有内心的接纳和心甘情愿,又如何能老老实实地与男人同眠共寝?即便睡觉是为了政治需要,又怎能做到日日承欢、如鱼得水?那可是漫长的十年啊!如果不是战争结束了这一切,还不知道要延续多少年。即便是做戏吧,也早做成了真情。想一个农家女子摇身一变就成了王妃,随大王享尽了荣华富贵和恩宠欢爱,人生快乐得如做梦一样,真的愿意一切烟消云散,美梦惊醒吗?肯定不愿意呀!不愿意就只能在与吴王如胶似漆的欢爱中,抽出空儿来时不时地吹吹耳边风,说一些越国的好话。她说越国好话也不会有其他目的或别有用心,她是真心的,不希望两国再打起来。

小女子不懂战略,但她知道一旦发生战争,谁胜谁负对她都没有任何好处。吴国胜了,她的一家老小、她的师长、她的家园都将在战火中覆没;如果越国胜了,她的夫君、她的国家和她的美梦也都将随之破灭。如果说在她的心里真有什么人生理想的话,在她侍奉吴王过程中,确实也以自己的美貌和身体对吴王的行为进行了干预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十年间她一直在极力阻止吴越之间发生战争。至于其他的,都是君王和大臣、大臣和大臣之间的事情。所以后世有唐代诗人崔道融的《西施滩》为西施说句符合政治和情感逻辑的话:“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

西施究竟有没有坏了吴国的大事,只有吴王心里最清楚。即便在国破被擒之时,吴王夫差也没有将亡国之罪加到西施身上,更没有恨而杀之,最后只是蒙住自己双眼自刎而已。这时的西施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再美的美女怎么能禁得住岁月的蹂躏?已经归于人老珠黄。那么,这样一个老牌美女应该如何处置?把她当作战利品转手献给越王勾践吗?一个得胜之王岂能收下仇人的旧欢?谁提了这个建议,那是自寻短路。让她流落民间吗?又太可惜,毕竟那也是人间难得的尤物。其实,最好、最符合逻辑的处理方式就是让急流勇退的范蠡带走。

在这场吴越相争的历史大戏中,范蠡和西施都是主要的角色。卸了妆,生命和生活都将归于平静,但过往的云诡波谲、真假虚实、个中滋味,谁能理解,谁会相信,又可与谁说?此时的范蠡也是六旬以上的老人,即便初见时两人都有爱慕之情萌动,历尽沧桑之后,哪还有心境纠缠以往的恩怨情仇?一切都是虚幻,都是空,人生得一相互了解、深刻理解的伴侣足矣!带着西施,就是带着自己往昔的记忆和美好时光。与一个堪称历史见证者的知音和朋友,携手并肩,远离凶险之地,徜徉于宁静湖山,闲时说说风云往事,吐吐心中块垒,那才叫真正的潇洒。

范蠡与西施的五湖之隐,给历史留下了大片空白,留在身后的足迹星星点点,连一个清晰的路线都难以捕捉,这也给后世人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当时光延宕至21世纪,竟有浙江桐庐分水镇一个叫何铁牛的人,使出了笨牛一样的力气,循着2400年前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寻找、求证范蠡和西施携手而行的证据。20多年的时光过去,何铁牛走遍了吴越和齐楚大地,从大量的文史资料、故事传说、诗词歌赋、残存的古迹、碑刻中梳理出40多万字的书稿,证明那段消逝很久的爱情是存在的。

在何铁牛的书稿里,公元前472年深秋,越王与范蠡凯旋,在位于今天苏州的吴宫举行庆功酒宴。就在那个越王大宴群臣的晚上,范蠡带领西施等人悄然离去,乘船经过太湖,转进东苕溪到今德清的吴蠡漾,然后到蠡山上,取道苏州附近的蠡口镇,等待自越都赶来的正妻黄秀凤与长子范晁。人聚齐后,范蠡带领着家属、宫女以及一班水兵,一同离开越国远走高飞。范蠡的船队进入长江,逆水上行到江都,继续船行转入邗沟运河,北上抵达齐国边境之地,隐居在齐国长城下的栖幽村(即今山东肥城市的陶山下),化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妻儿和爱妾西施在海边结庐而居。

不管何先生给范蠡勾画的线路图是否准确,至少为我们的历史想象提供了一个脚踏实地的依凭。

在后来的史籍中,范蠡的生活轨迹就随处可见了。到了齐国之后,他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但他似乎并不把财富看得很重,总是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显现出非同寻常的气度。范蠡的贤明能干深为齐人赏识,齐王经过暗访调查发现,他就是越国弃官隐逸的范蠡,便把他请到国都临淄,拜为相国。对此,范蠡很是无奈,不禁喟然长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方三年,他再一次挂印辞官,并散尽家财,归隐湖山。

范蠡隐居于洞庭湖畔时,曾砌石为矶,整日坐在其上钓鱼。他钓鱼可不像姜太公那么钓。太公钓鱼用直钩,不是真钓鱼,是在钓官,钓帝王之心。范蠡钓鱼是真钓,但他钓鱼也不是为了吃鱼,而是钓一条,放一条,至今洞庭湖水域还有一种他曾放生的鱼被当地民众称为“范蠡鱼”。范蠡钓鱼,就是要看看一条鱼面对一枚致命的鱼饵是如何想放弃又舍不得放弃,终于还是禁不住诱惑,而死于非命的。他是在不断提醒自己,人生最潇洒、自在的事情,就是面对诱惑肯转身,肯放下。

范蠡在齐国大约住了六年,约在公元前466年辞离齐国,乘船进入济水,来到宋国的陶丘(即今山东定陶区),自号“陶朱公”,并在陶丘大搞多种经营,经商致富,19年间三致千金。虽然当地民众都尊其为财神,可他每次都将千金散尽。为什么?“布衣积财,如头上堆火。”已经年老的范蠡更不想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抵挡人心的阴险与贪婪。

范蠡在陶丘一共居住19年。掐指一算,自己已经离开越国25年之久,25年后时过境迁,越王勾践早已作古,就连他的儿子也已经离世。此时,越国的执政者已是勾践之孙。范蠡的思乡念起,想吃故乡的稻米和鲈鱼啦!于是,他便散去浮财,带够生活之资,携家眷回到越国,在桐庐分水河畔的一个小山窝子里隐居下来,并与西施在这里终老余生。后来,人们因为范蠡曾在这里开塘养鱼,便把这里命名为蠡湖村。

如今,在浙江桐庐县分水镇的蠡湖村,范蠡养鱼鳖的“蠡塘”还在;范蠡开荒种水稻的“蠡畈”还在;范蠡排涝灌溉开掘的人工河道“蠡塘河”还在,河上的老石桥“蠡塘桥”还在。蠡湖村对面的山岗上,西施墓也还在,原来的墓碑、石柱、石桌等器物,多年前被一个诸暨人花很少的钱买走。西施墓已经被盗墓贼盗过很多次了,却终不见西施遗骨。至于范蠡,就更不知所终,连个墓、一块碑都没有留下来。莫非二人把最后一点存在的物证也“隐”起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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