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虎年,却胆子小,每历虚惊之后,总会内心自愧,辜负了这个王者的年份。作为一个作家,对人对事喜欢琢磨穷究,“何以至此”是我写小说的内在逻辑,但对于我的胆小,捉摸不透,记事开始便有之,似乎有着无法倒推的逻辑,只好归于天性。

有人问起我的生肖,“大猫”冲口而出,搞得别人愣半天才回过神来。我母亲说,大概是被父亲讲的那些睡前故事吓坏了,小时候一旦提到老虎二字,我就会哇哇大哭,所以老虎在我们家一直被叫作大猫。那些睡前故事很简单,讲的是父亲少年时跟随大人去深山打虎的一段历险。故事重复来重复去,情节会随着父亲当晚的兴致和精神状态有所加减。在父亲的故事里,老虎的眼睛有着手电筒光一般大,绿莹莹,它叼起摇篮里的婴孩,从窗边经过,脚步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它甩着长长的尾巴,把门口菜园的篱笆扫得稀巴烂。在故事的结尾,总会讲到人们将打死的老虎抬回村里,需一二十人才能将它抬起来,就像抬一辆东风牌卡车一样。父亲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那间1974年的老屋。

老屋挂在偏于城市一隅的半山腰上。我出生56天之后就搬进了老屋,一直住到念书才得以搬离。父亲是大学的文科生,毕业后到地质队工作,在广西十万大山之间颠沛辗转,老屋是他与母亲结束两地分居后第一个真正的家。虽是陋室,但终究是一家齐整了。老屋两居室,瓦片屋顶,水泥地面,门口搭着简易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在当时居民生活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并不算特别窘迫,但因为左右无邻,显得尤为孤寒。屋前是母亲用篱笆围起来的一个小菜园,种些平常小菜贴补家用;屋背后是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父母常常背着些松枝柴火从那里下来;左边是地质局一个大大的实验室仓库,从窗子里看进去,灰扑扑的玻璃试管、瓶瓶罐罐常年躺在架子上;右边是空旷的山野。所幸,在老屋的坡底下,有几家居民,夜晚,看到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才不至于害怕。

搬离老屋,我们住到了单位的宿舍楼,这才有了市井生活的感觉。有了抬脚就能串门的邻居,阳台上种起了赏心悦目的鲜花。我也有了自己的床和书桌,睡觉前,我自己看书,入梦前,书本滑落枕边。因为宿舍楼靠近北山公园,夜深人静时,能隐隐听到公园那只老虎的咆哮声。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害怕老虎,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听到那声音竟然觉得凄凉。不害怕的原因还在于,我时常跑去北山公园玩,认识那只咆哮的老虎。那是公园里唯一的一只老虎,身形并不像父亲故事里的那么雄壮,眼睛也没有手电筒光般大。人们围着它看的时候,它就在笼子里转来转去,一声不吭,好像总是在寻找一扇出逃的门。调皮的小孩用食物扔到它身上,它也不发威,只是甩甩尾巴躲到另一边去。我不怕它,敢跟它的眼睛对视,就像是在看一双猫的眼睛。它在深夜里咆哮的声音,总会让我难过,心下盼望它能快快找到那扇门,勇敢一跃,回归自由广阔的森林。

工作后,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到了更大的城市生活。有一年回家探亲,陪父母聊天,忆苦思甜,兴致起,爬到那座久违的山腰上,竟然看到老屋还在。房地产商还没来得及开发那一片区域,让它空荡地闲置到了新世纪。野地里孤零零的一间旧屋子,想象一下,在乌漆嘛黑的夜晚,父亲在里面给一个几岁大的女孩讲老虎的故事,怎么会不害怕?我问学历史专业的父亲,肚子里明明装着那么多历史故事,为什么非爱讲这种毫无根据的老虎故事?事实上,很早以前我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故事的虚假性。仿佛被人翻起某个不堪的旧账,父亲尴尬了,承认那些故事都是自己不经大脑的随口胡诌。那个时候,为了能离开地质队,为了使我们尽快搬离这间孤寒的老屋,父亲跟很多创业的年轻人一样,每天疲于应付工作之余,还耗神写作谋求改变命运的机会,哪里有多出的精力重新编织睡前故事?彼时,我已深谙谋生之不易,迅速感同身受,进而又想到,一贯瘦弱的父亲,偏要去虚构一个亲身打虎的英雄故事,是否亦需在那些暗夜里为自己壮胆?我似乎倒推出了我胆小的天性源自父亲的基因。母亲却坚决不认同,她说,父亲是个勇敢的人,在老屋住的那些年,父亲总共捕捉了二十多条威胁到我们居家安全的蛇。实在难以想象,父亲一介书生,多愁善感,甚至在我看来是胆小怕事的,竟曾有过那么多次的临危之勇。然而,在成年之后得知父亲的这些勇敢,却并未引发我的感佩和骄傲,更多的是唏嘘和感伤,甚至希望这些勇敢从未发生过,一如父亲虚构过的打虎故事。

人到中年,我这只大猫依旧胆小,但已不再对此纠结,现在,品嚼世事有了自己执拗的角度,在我看来,勇敢的背面不是胆小,勇敢的背面是被庇护,被爱,被尊重。我感激并庆幸,我这只大猫活在了勇敢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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