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为《楼上楼下》,发表在《长江文艺》1985年第12期。毫无疑问,它是我的小说处女作。说到这个作品,我不能不提到它的责任编辑吴大洪先生。他是武汉人,生于1954年,那年武汉遭遇了特大洪水灾害,因此取名大洪。吴大洪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年龄要比我大七八岁。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上大学的,他却来自工厂,考上大学之前已参加工作多年。在我的印象中,吴大洪是我们那一届三个带薪读书的学生之一,不仅每月有工资,而且家庭条件优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与众不同。比如穿着,他总是同时穿两件中山装,里头一件是呢子面料的,外面一件是涤卡面料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涤卡服装非常时髦,但大部分人都穿不起,呢子衣服更是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吴大洪既穿呢子又穿涤卡,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其实,他这么穿并非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对呢子衣服的珍惜,意在用一件涤卡衣服来保护里面的呢子衣服。老实说,我和吴大洪在大学期间的交往并不密切。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寄给他的时候,他居然那么重视,不到半个月就回复了我,通知稿子已经留用。我想,假如《楼上楼下》投出去后便泥牛入海的话,我后来很可能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对吴大洪同学充满感激之情。

《楼上楼下》最初的创作冲动,起源于我大学毕业前的一段实习生活。作为一名师范大学的学生,毕业前夕都要被派往中学或中专参加为期数月的教学实习。我当时去的是我们那所大学的附中,最先负责指导我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姓王,河南开封人,时任附中语文组的组长。不久,语文组调来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老师,姓连,全名连群。据消息灵通人士说,连老师毕业于湖南的岳阳师专中文科,以前一直在长沙一所中学任教。她的丈夫在我们师大从事行政工作,不久前荣升为某个学院的分党委书记。师大为了解决他们夫妻分居问题,便把连老师从长沙调到了武汉。连老师调来时间不长,附中便让她取代王老师当了语文组长。与此同时,我的实习指导老师也换成了连老师。关于语文组的人事变动,有些知情者不禁在私下议论纷纷。我偶尔听到了几句,他们说连老师是党员,在长沙曾多次被评为教书育人的模范。王老师向来宽厚,免了语文组长,竟然没有丝毫怨言。有一次下课后,他还笑眯眯地对我说,让连老师指导你更好,她比我年轻,知道怎么与时俱进。

不过,王老师被免去语文组长后,很多老师都为他鸣不平。他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功底十分深厚,不仅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屈原《离骚》,而且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司马迁的《史记》,唐诗宋词更是信手拈来,仿佛在自家菜园里扯葱拔蒜。他的古代汉语知识也非常扎实,对训诂学有过深入研究。王老师原本在一个科研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1957年因为言论问题被下放到了这所附中。后来落实政策,上面通知王老师重返研究岗位,但他婉言拒绝了,决定就与世无争地当一辈子中学老师。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王老师的河南口音太重,与学生交流起来有些障碍,因此课堂教学效果便不太理想。然而,老师们却非常敬重王老师,尤其是中青年老师,都觉得他知识渊博,诲人不倦,每当遇到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大家答疑解惑。老师们都说,王老师是附中语文组的一张招牌,实在不该免了他的语文组长。

连老师的性格与王老师恰好相反,虽然学历不高,学识不多,却有才艺,既会唱歌又会跳舞,普通话也说得特别好,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悠扬动听,具有出色的表现力。学生们都喜欢听她上课,她的课堂上总是笑声迭起,掌声不断。尽管她不时地读错字,语法知识也欠缺,但学生们还是追捧她。连老师显得十分自信,这从她的言行举止中都可以看出来。在担任我的指导老师之后,连老师找我谈过一次话。她说,据附中教务处的领导讲,我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值得重点培养,所以她决定亲自指导我的实习。不过,连老师也有她的缺点,主要是担任语文组长以后,对老师们的态度过于严厉,甚至有些苛刻,好像语文组长是个什么大不了的领导似的。她总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审视每一个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批评同事的时候就像上级训斥下级,劈头盖脸,一点情面都不讲。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两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附中语文组有一位姓骆的中年教师,在教学上从不跟风,从不蹭热,从不人云亦云,从不按部就班,从不炒别人的现饭,骨子里总有一种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骆老师曾经倡导过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思路,在武汉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来,学校推荐他参评武汉市语文名师。按照评选规定,参评者必须上一堂语文公开课。作为附中的语文组长,连老师被教育局聘去当了那次评选活动的评委,自然也听了骆老师的公开课。实事求是地说,骆老师那堂公开课讲得非常精彩,观念超前,新意迭出,受到听课师生一致好评。可是,在课后的总结会上,连老师却尖锐地指出了骆老师的师德师风问题。平时,骆老师一向不太讲究穿着,也不怎么收拾和打理。在那堂公开课上,他的穿着仍旧很随意,居然在外裤里面穿了一条卫生裤。糟糕的是,他外裤的拉链没有拉严,公开课正讲到兴头上,卫生裤上的一条白带子突然掉了出来,像一个钟摆在他两腿之间摆来摆去。更糟糕的是,连老师看见了那条白带子,并且还在总结会上借此说事,认为骆老师虽然课讲得好,但在师德风上存在严重问题。就因为连老师的小题大做,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骆老师那年与武汉市的语文名师失之交臂了。

语文组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李老师,早年毕业于我所读的那所师范大学,原来在师大古文字研究所编古汉语大词典,后来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下派到附中资料室打杂。平反之后,他本来可以重返师大,可他不愿折腾,主动申请留在附中从事语文教学。李老师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较真,偏执,迟钝,被老师们称为李夫子。李夫子备课特别认真,对教科书上的每篇课文都做过详细批注,凡是有空的地方都被他用红笔写得密密麻麻。他这样做还嫌不够,有一天居然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再出版语文教材时改为大开本,把眉脚留多一些,以便老师们备课时好在书上批注。可是,他的信寄出去后却石沉大海,等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到回复。这让他又气又恨,一连好多天都耿耿于怀。李夫子上课习惯于用教鞭,觉得拿教鞭指着黑板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认为手持教鞭才像一个老师,正如说书人喜欢手握一把纸扇。一次郊游,李夫子在野外发现了一根细长而笔直的金竹,便砍回来精心做了一根教鞭,先削皮再磨光,接着又打蜡涂漆,末了还在显眼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他的教鞭没用几天便失踪了,找遍了教研组的每个角落都一无所获。李夫子为此如同丢了魂,连续数日茶饭不思,郁郁寡欢。过了几天,学校剃头匠的小儿子跟他说,女厕所里有个教鞭。李夫子一听欣喜若狂,马上就冲进女厕所,果然找到了他心爱的教鞭。李夫子手捧失而复得的教鞭正在教研组独自沉吟的时候,连老师突然来了,进门就质问,你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怎么能私闯女厕所?像你这种不讲道德原则的人,如何为人师表?李夫子顿时懵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苦笑。

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生活很快结束了。我虽然人回到了学校,但心却好长时间都留在附中语文组。那几个老师太有意思了,满腹经纶却口齿笨拙的王老师,多才多艺却装腔作势的连老师,还有骆老师的不拘小节,李夫子的迂腐木讷,都令我经久难忘,挥之不去。当时,我真想以他们为原型写一篇小说。这个冲动异常强烈,几乎到了跃跃一试的地步。但是,我却久久没有动笔。一方面,我的构思尚未成熟,尽管几个人物在我脑海里已经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我却不清楚要表达什么,也就是说无法确立主题。文艺学和写作学都告诉我们,没有主题的写作是无效的。由于主题不明确,我不禁陷入了苦恼之中;另一方面,我还有一种深深的担心,担心附中语文组的几位老师看到作品后会对号入座,甚至可能找我扯皮拉筋。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我便抑制住了创作冲动,决定等一等再写。这等有两层意思,一是等构思成熟,二是等附中几位老师离我的生活远一点。当时,我哪曾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多,从1983年5月一直等到1985年7月。

1985年7月,正值学校放暑假。在此之前,我已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为了在大学站稳脚跟,我决定考研究生。所以,我在这年暑假里没有休息,一天到晚恶补英语。因为我知道,考研究生对我来说并非太难的事情,唯一的拦路虎便是外语。那个暑假,我把许国璋主编的四册本《英语》教材抱在手中反复温习,连做梦都在背单词。学到后来,我已疲惫不堪,一看到那黄色的《英语》封面就感到厌恶,甚至头疼难忍。于是,我想停两天,先做点其他的事来缓解心头的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又产生了创作小说的冲动。与此同时,创作冲动很快给我带来了创作灵感,它如一位神秘的天外来客一下子朝我袭来,使我原来没有想清楚的主题在刹那间变得清晰起来。灵感似乎在告诉我,抓住王老师和连老师两个人物来写就可以了,通过两个人物的对比来揭示两种性格的对立与统一,或者说两种人格的互鉴、互补与互融。主题明确以后,类似或雷同的人物也自然而然地合并了,也就是将骆老师和李夫子与王老师合三为一。随着主题的确立,我猛然又想到了避免读者对号入座的处理办法。为了不得罪和伤害附中语文组的几位中老年老师,我决定把主人公换成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这么一换,许多未知的麻烦都不存在了。

行文至此,我该正式说一说我的小说处女作《楼上楼下》了。作品中主要刻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男的叫胡有水,女的叫白灵。他们都是从师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这所附中的,只不过胡有水比白灵早一届,因此早她一年分来。胡有水和白灵是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人物,前者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一心埋头读书,钻研业务,可惜不会说普通话,浓重的地方口音妨碍了他的表达与交流,因此教学效果极不理想;后者性格外露,能说会道,还会唱歌跳舞,表现积极,但她基本功很不扎实,而且为人高调,总是盛气凌人,不过她的教学效果挺好。大学期间,胡有水已经认识白灵。当时,白灵住在胡有水楼上,晚自习之后总爱在寝室里唱唱跳跳,严重影响了胡有水的学习。那是一栋旧楼,层与层之间铺着木板,有些木板多年失修几乎腐烂了。有天晚上,白灵跳舞时竟然把木板踩破了一个洞,一只红色高跟鞋和一条白色长腿一下子吊在了胡有水的头顶上。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阴差阳错的是,到了附中,白灵居然又住到了胡有水楼上。胡有水因此非常恼火,马上找总务处换房。总务处知道原委后本想给他换一个房间,但当时房子过于紧张,总务处实在爱莫能助。

刚分到附中的老师,都要讲一堂公开课。胡有水头年讲过,讲课之前做了认真准备,并严格遵循了从时代背景到段落大意,再从中心思想到艺术特色这一传统的教学流程。公开课开始前,胡有水信心满满,结果却反响一般,不仅让听课师生深感失望,而且他自己也觉得灰头土脸。眨眼一年过去了,现在轮到了白灵讲公开课。胡有水也去听白灵讲课了,抱着一种看笑话的心理。在他看来,我胡有水功底那么深厚,公开课也只上成了那个样子,凭你白灵那点知识积累,能把公开课讲出花来?始料不及的是,白灵讲课却不按套路出牌,一上台就满含深情地朗诵了最为精彩的一段课文。接下来,她让学生自由发言,说出自己最喜欢课文中的哪个人物,并要求讲明原因。这一招十分厉害,学生的参与热情顿时被她调动了,课堂氛围立刻沸腾起来。分析完人物形象,白灵不失时机地为课文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献上了一首赞歌,赞美了他的优秀品质。歌声高亢激昂,嘹亮动听,一下子将这堂公开课推向了高潮……公开课讲完,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掌声,连先前对白灵不屑一顾的胡有水也不由自主地鼓了掌。他一边鼓掌一边暗自思忖,白灵讲课完全抛开了传统的教学程式,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不能不让人佩服。这天晚上,白灵又在楼上唱起歌来,是当年非常流行的那首《酒干倘卖无》。歌中唱道:“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奇怪的是,这次听到白灵的歌声,胡有水居然没有丝毫的反感,相反还有点儿感动。没过几天,总务处找到胡有水,告诉他可以给他换一间寝室,而胡有水却说不换了。这天晚上,夜深人静,楼上又传来了白灵的歌声。当白灵唱到“没有家哪有我?”时,楼下的胡有水竟抑制不住地接了一句:“没有你哪有我?”

以上就是我的处女作《楼上楼下》从生活转化为小说的大致过程。按说,这篇回忆文章写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可我意犹未尽,还想借此机会多说几句。我想表达三个意思,其中有经验,有教训,也有自豪。第一,我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把生活中的几位中老年教师换成两位青年教师,这除了能够避免有人对号入座的麻烦之外,还有助于我在写作中驾轻就熟。在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中,我虽然对中老年教师这个群体有所了解,但毕竟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只能说了解了一点皮毛,而对刚从大学毕业分到中学任教的那批青年教师,我却了如指掌,所以写起来便得心应手,轻车熟路,举重若轻。第二,在给《楼上楼下》中的男女主人公取名字时,我特意使用了比喻修辞和谐音修辞。胡有水,即壶里有水;白灵,指像百灵鸟一样唱歌。这些修辞都是显而易见的,没学修辞学的读者也能一目了然。开始取这样的名字时,我还暗自得意,觉得这种取名方法有利于人物的形象化。渐渐地,我便感觉到了这种方法的弊端,因为它过于浅近,过于直白,过于小儿科,容易导致人物的标签化和脸谱化。后来,我基本上不再给人物这样命名了。第三,让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楼上楼下》发表的时候,《长江文艺》的时任主编是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徐迟先生。他不仅是大诗人,而且还是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山鼻祖。能在徐老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无疑是作者的无上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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