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鞭呼呼响,随时落下来。

执鞭者个头适中,穿中山装,剪板寸头,发质粗硬、花白,像点缀着浅浅的雪。出于害怕,站成一排的小人儿往后缩,队伍的直很快歪斜了。他不在乎直线或斜线,鹰似的梭巡着,凡脸和手脏兮兮的必挨一两鞭,啪、啪啪地打在摊开的手掌上。鞭打时,隐忍者一下就过;哭喊者会多挨,外送一句“小兔崽子”的骂。当时,我们不知道“法西斯”这名词,若知,绝对将他的姓狠狠地拿来搓揉,喊他“贺法西斯”的。不过,我们还是搜肠刮肚,将他纳入厉鬼的序列——“聂茨(nyitci)”,故唤他“贺聂茨”,即贺鬼。

完毕,他噌噌噌走到屋檐下,去敲垂吊着的一截铁轨。那铁轨锈迹斑斑,似腊肉,让嘴馋的我们产生无尽遐想。

叮当当,叮当当……

他是偏远彝区一个教学点的校长兼老师,隶属甘洛县则拉公社。

课堂上,他讲的内容,我多半忘了。从语言的根性上讲,小人们压根不懂汉语,而作为汉人的他又不懂彝话,所以,教与被教、授与被授仿佛都是对牛弹琴,合不到一个熔炉里来,离锻造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梦想远着哩。学校配有姓阿色、丁惹和沙马的三位彝族民办老师。往往,语文和数学课先由贺聂茨教几遍,等学生能从头至尾背诵后,再由彝族老师口译成母语,如此循环的结果是,有的真懂,有的似懂非懂。当然,不排除有学生腾云驾雾去了,哪管你这些方块字和阿拉伯数字。期中和期末的分数下来,人人都得分,由贺聂茨按单科成绩赏罚,零分的罚十鞭,一至三十分的罚五鞭,三十至五十分的罚两鞭,五十分以上的赏水果糖。糖的那个甜,天哪,能把童年甜死。它是从贺聂茨的裤兜里慢慢掏出来的,好像他穿着一条魔裤,取之不竭,甜之不尽。他兜里还鼓着,但从外面拍了拍裤兜,说:“下次,拿分数来换!”

回到家,斗字不识半个的父母脸上绽放着花:“啊吧吧,我娃厉害,可背一本书。”不管父母指认哪篇课文,娃都要从第一篇依次起背,直诵到所抽查的最后一个字才停止。脑瓜子活泛的家长察觉到了荒唐,一张纸上的字,咋念老半天?娃娃学着贺聂茨的样摇头晃脑,搬出他的话:温故而知新。家长不懂何意,又是一种对牛弹琴的场景,双方脸上却漾着满意和骄傲的笑。

数学的加减法十分麻烦,数字超过二十,意味着小人儿的手指和脚趾已算干数尽,再无实招和硬招了。起先,贺聂茨允许学生用小石子和小木棒来凑数,后来,他发明了小竹棍数数法,要求家长仿制,所谓靠山吃山、靠竹吃竹。这土办法好。家长的一臂之力,将权责、情感及手艺都融入了娃们的学习里。

父母砍来竹子,截取等长和等细的竹棍,将钢丝头烧红,咝咝钻眼儿,用麻绳串成圈,往娃的肩膀上一挂,别说二十的数,就连一百以内的数都可随便加减。十多个娃从各自的寨子出发,不约而同地涌向学校时,奔跑的脚步声、小竹棍间的剐蹭声及竹棍与身体的磕碰声嘈嘈杂杂,急成一团,也挤成一团,像纷纭腾突、马鸣萧萧的远古战争。

下午放学,娃们像佩着子弹带的童兵,又是一阵声响的骚乱,嗒嗒嗒,渐行渐远。只要五六个娃纵队奔腾,山路边的牧者和土地上的劳动者是能听到动静的。这时候,娃们成了时间的代名词,牧者知道快要牧归了,劳动者知道快要收工了。当然,他们之前稍加留意的话,学校的铁轨早当当地敲过,悠悠扬扬,传遍山野。

越往高年级走,数学课越让贺聂茨伤痛脑筋。一位数的乘法,学生勉强能够应付,但两三位数的却漫无头绪,师生怎么共同努力也枉然——当地土语说“笨得屙牛屎”,是也。贺聂茨和三位民办老师商量,干脆开个家长会,集思广益,寻出一个良策来。开会那天,贺聂茨精神抖擞地讲啊讲,几乎把嗓子说哑了,只见土灰灰的家长呆头呆脑,不知所云,才晓得他们都不懂汉语啊。彝姓阿色的老师站上堡坎,吃力地翻译校长讲解的内容。家长开始窃窃私语,这下真的听懂了。我们在旁边戏耍,不时嘻嘻地听着。贺聂茨将手背在身后,踱来踱去,以为民间马上贡献出大智慧,配合着学校把学生培养成才。

拿出来的方案让人既欣慰又伤感,跟智慧不沾边,甚至将愚拙放大了无数倍,是彻骨的一种痛。大意是:娃们的学习够好的了,当家长的相当满意,他们不愿再为难贺老师;再说娃学那么多干吗,将来做买卖时能认字、识秤和算钱,不被别人坑,已算贺老师桃李满天下。

贺聂茨愕然,定在那里不说话,像一根木桩。良久,怒骂“朽木不可雕”。但见每张纯朴且真诚的笑脸,他的心软了下来,几许酸楚,几许同情。

自那以后,贺聂茨的课前训话不再关注学生的脏脸和脏手,而是盯着谁的乘法口诀表应用得如何。他出的题目花样繁多,最爱用蛋、鸡和一些山货举例,要求学生对答如流,立即算出能卖多少钱。让他大失所望者才挨鞭子。进了教室,继续训话,又是罚站,又是讲题,叫我们非弄懂不可。那些账单被我们倒来倒去,一些人成了富翁,一些人当了乞丐。读望天书和算望天账,谁敢堪比?

学生可塑性强,几经周折,两三位数的乘法难题被攻破,几乎人人会,个个懂,只等着去攻克除法的堡垒了。期末考试,小人们的成绩一下子冲进了全公社的前三甲,引得其他五六个教学点的校长自愧不如,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公社安排贺聂茨介绍经验,他始终绕山绕水,应付了事。

全公社的教学点生源类同,尽是彝家娃,除了公社及其附近教学点的娃略懂些汉语,其余的你说砍脑壳,他们也听不懂的。这就意味着,贺聂茨的教学确有制胜的秘籍:与其按教学进度哗啦啦教完,让学生一问三不知,不如闷鼓加重槌,让学生起码在教学的某环节上像响鼓和重槌,咚咚震天。再不济的话,他们长大了,进城做个小买卖,不至于成为语言上的哑巴和数字上的瞎子。

这高分的奥秘里藏着些许无奈。无奈之下,贺聂茨记住了家长可怜和可叹的既最高又最低的期盼:认字、识秤和算钱,别连男女厕所都不识,跑错了门。

“蛰吉蛰(zhetjjyzhet)。”贺聂茨苦学彝语,很多方面虽词不达意,但他最爱将这句汉译“刚刚好”的话挂在嘴边。

三十多年后,我想起他的经典动作,右手掌摊开,从前额往后捋黑白相间的硬发,似乎那是一把梳子,边梳边笑着说:“蛰吉蛰。”接着用汉语补充,“刚刚好,刚刚好。”

知道绰号“贺聂茨”是他学彝语后的事。他不责怪谁,说:“我不当‘聂茨’,你们将来就得当‘聂茨’。”

我过去看到,他吃的是大米饭,后来注意到,在多半的时间里,他跟彝民一样吃苞谷饭和洋芋坨坨。再后来,他养了几笼子鸡,去公社办事时抱一两只去卖,零零碎碎,挣点外快。他十分在意的穿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除了的确良白衬衣和呢子中山装,天蓝色的卡其布料衣裤已完全农村化,补丁缝补丁,看起来,只是比农民的干净和板正而已。他熨烫衣裤的那套土法曾经风靡一时,将衣裤搭在长长的板凳上,毛巾覆之,再用装满开水的铁盅盅往前压,不妥的地方,重复便是了。他的裤子最好看,匀匀的,抖抖的,直直的,两条若隐若现的裤线从上而下,好似裤的脊梁,又似刀的锋刃。农民没学会这套熨烫法之前,他们的裤儿怎么看都像皱巴巴的腌菜。

举手投足间,他越来越像个农民了。

山里的彝人信奉万物有灵。家人生病,得请高人或遣送或驱赶或捉拿附在病人身上的“聂茨”。尽管人民公社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抓得紧,但学校附近的人家总要在夜晚悄悄举行的。起始,贺聂茨不请自去,想看稀奇。按规定,整个仪式结束前,必须送几块烧肉给“聂茨”,并派人将“聂茨”的象征物——草偶、泥偶或画着怪异符号的木板送到野外的隐蔽处。某次,他主动承揽了这项轻巧的移送任务,病人三日后又恰巧痊愈。这下,贺聂茨声名大振,仿佛他是药引子,立竿见影,药到病除。那些远远近近的寨子里,大凡搞仪式的家庭,私下都差人去邀他。

我家在诺苏泽波,离学校最远。有一回,家里给奶奶扎草偶,我负责去请贺聂茨,借他的威力向虚幻世界纵横捭阖,让所有魑魅魍魉统统滚蛋。还在羊肠小道上时,他老爱提问,从学生的回答里几乎掌握了诺苏泽波在读的和适龄儿童的基本情况。到寨子后,他并未急着去我家,而是叫上我和几个同学去串其他户主的门。每访一户,他总要掏包,散发几颗水果糖。客套话说完,弯弯绕绕,设法绕到教育的话题上去,唯有读书高嘛。这天黄昏,他斜挎着的褪色的帆布包像潘多拉的盒子,给他带路的我们像中了魔怔,心心念念包里面的糖。

等天光暗黑,贺聂茨给我们各赏了一颗糖。

参加仪式的约两个时辰里,我家人十分尊重他,尽可能用简单的彝语跟他交流,大拇指跷了数十遍,夸他是个好老师。

他是无神论者,送草偶的时候,套用学生起的绰号说:“主人家噢,‘聂茨’走了,再也不来了。”一语双关,暗合民心。

回程的路上,他独自前往。漆黑的山那边,电筒的光忽闪忽闪,多么像苍穹中璀璨的某颗星,或成为迷茫者、迷惑者和迷失者的指引。我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束光渐渐隐没于山林,最后消失在了山的另一边。那刻,我暗下决心,往后的私底下,不再叫他贺聂茨,而是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喊贺老师。长大后,我想像他的电筒般当束穿越黑暗的光,像他般当个穿过黑夜的人;也正如他,手执光明,照亮前路,去更远的地方,耀更亮的光。

他心头装着教育,是个好校长、好老师。此乃正面之说。

不知道节约来干啥,像个乞丐,想吃那块送“聂茨”的肉吧。此乃负面之说。恼人的是,还有人给他编了个极含鄙视的绰号“贺什虎(shefu)”,“贪”和“馋”的状貌活灵活现,令人作呕。汉文稍好些,意为“贺烧肉”,乍一听,疑是红烧肉的音。

在很长的时间里,两种论调较劲儿,雄起雌伏,雌起雄伏。后来,三位民办老师不忍心校长被抹黑,挤牙膏似的泄露了些秘密:贺校长省吃俭用,暗中资助了六名计划辍学的优等生。再者,他利用送别“聂茨”的机会,苦口婆心地改变了十多个家长让孩子辍学和退学的想法……

“贺校长不允许我们讲出去,他也跟家长打过招呼,不得外传。”

“哦。”

“嗯。”

细细想来,也是啊,他要访问的人家若无学生和适龄儿童,他绝对不会去送那些“聂茨”象征物的。其意图多么明确,趁机通过家访,一则减低辍学率,二则确保每年招生时有潜在的生源。毕竟,在大山里活蹦乱跳的学龄儿童中,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得到命运的眷顾,背起小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他做的更多善事,几年之后才慢慢揭晓。

记得我读五年级上半学期的那年,因病休学两个月。其间的三个周日里,贺老师和阿色老师来给我补课,师生甚是融洽。这天,恰遇我父亲给左邻右舍的男子剃头,贺老师说,他也剃一个。父亲说,农民头丑啊,千万别剃。贺老师固执,哪个说劳动人民丑,我跟哪个急。见他认真,勉为其难的父亲只得答应,吱吱吱,咔咔咔,千篇一律的锅盖头发型大功告成。

在场的人哈哈笑。

贺老师边笑边问:“像农民不?”

父亲奉承着答:“还是像老师。”

“不对,不对。这才像农民嘛。”

他歪着头,右手的五指猛地插进上面的头发,前后左右地拨弄。“蛰吉蛰!”先用彝话感叹,马上补齐汉语,“刚刚好,刚刚好!”

我注意到,贺老师头顶上的白发比过去更多、更密了,似深深的雪,前后抖,雪未落;左右抖,雪亦未落。他种下希望,收获幸福,却逝去了绚烂的年华。

别小看语境,时间、空间、情景、对象和话语前提多么重要。

五个年头来,我和很多娃在学校、家庭和纯粹彝民的社会里切换两种语言模式,但终究,除了能识读课本上的汉字,日常汉语仍旧无法表达,偶尔说上几句,也压根儿不懂意思。我们靠超强的背功,将课本篇目和内容镌刻在了记忆的深处。至于发音准不准、计算对不对,倒在其次,反正够拼的了。我们酷爱音乐课,遗憾的是,贺老师安排得太少,这跟他有副破嗓子相干。他教的歌屈指可数,其中的一首困惑了我三十多年,直到在网络上查询到歌词,才恍然大悟。

我是公社小社员啦

手拿小镰刀呀

身背小竹篮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积肥拾麦穗

越干越喜欢

啊哈哈,啊哈哈

……

歌词较短,旋律优美,节奏欢快。但贺老师口耳相授的缘故,我除了懂得“放学以后去劳动”,其余的一概不知怎么发音。今天唱来,仍是我幼年想当然填的词,不彝不汉,离原本的词义离题万里,甚至莫名其妙。你听:

我是公蛇小蛇员啦

小拉小拉哆呀

扫把扫角呀

放学以后去劳动

姿采姐姐甩卖甩

越干越喜欢

啊哈哈,啊哈哈

……

我以为,歌唱一位叫“姿采”的姐姐,她由蛇变幻而来,扎着乌黑的小辫子,放学以后,最爱给学校扫地。举此例,我是想强调语境和语言的重要性。

在彝语的环境里,学校教学及贺老师的汉语似一把锐剑,刺进了我母语的空气里,接踵而至的是知识、科学和文明,且开发了一大批娃的心智、兴趣乃至爱好,为未来步入汉语世界打下了基础。跟我一样的学生是幸运的,我们最起码在汉语、识字和算术上超越了父辈,将来做小买卖,绝不会当傻瓜了。

前辈憨厚、纯朴和木讷,送娃进学堂的目的那么干脆,那么实用主义。我辈读书,仿佛不是为自己而读,而是为了他们,成为给他们打下手的眼睛、嘴巴和脑子。依此来看,让娃读到小学毕业,算是家长有相当能耐了。是的,尽管贺老师一边节衣缩食资助学生,一边奔走呼告规劝家长,可五年前同届的六十多个学生,临毕业时已不足二十人,其他一至四年级的学生也零零星星,辍学率飙高,刹不住。教学点的使命可谓分崩离析,无可奈何花落去。送走我们毕业班后,教学点被撤并了。娃读书,必须去单边行程两小时的公社里。

听说,家长捶胸顿足,念贺老师的好,咒公社干部的坏。

又听说,贺老师凭借民族教育之功,调到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任教导主任,专攻教学。两年后,他调回老家仁寿县,到底积德累功,叶落归根了。

我和贺老师五年的相逢,终究成了一生的分别,从此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参加工作后,我惊奇地发现,幼年的同学和校友绝大部分虽然当了农民,但他们的后代无一例外地被强迫着去读书,唯恐孩子胸无点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而当年那些未曾进过课堂的同龄人,则少管子女是否入学,家里的钱要紧,让娃重复他们的命运和生活。拿两者比较时,我恍惚觉得贺老师正提着竹鞭吭哧赶来,挥一下,一枚种子,再挥一下,又是一枚种子。原来,他早在我们的启蒙时期,种下了一枚枚梦想的种子。只不过,少量的种子在我这代人的身上萌芽,更多的蛰伏着、孕育着、希望着,在隔代人身上“一经造化手,各若矜春华”。

贺老师啊,是你带着我们两代人去了明天,去了春天。

现在,我仿着你的经典,将手伸进头发,代你说彝语口头禅“蛰吉蛰”。此外,我要向世间宣布你的尊姓大名:贺刚。

一切那么合适,一切都刚刚好。

加拉巫沙:刚刚好

加拉巫沙,1969年生于四川凉山,彝族。有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天涯》《广州文艺》《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滇池》《边疆文学》等刊物,曾获第十七届滇池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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