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3月的一天,乌鲁木齐的天空飘着雪花,而院子里的雪却已开始融化,小路湿漉漉的,一片泥泞。我们参加《新疆文艺》编辑部组织的新作者学习班(那会儿还不叫笔会)的作者,住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的自治区人事局干部招待所。

那天上午,王蒙老师从北京回来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正好出席我们这个学习班的开班仪式。韩文辉是当时《新疆文艺》的主编,由他主持这个开班仪式。编辑部的小说组长都幸福、诗歌组长郑兴富都在班上。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王玉胡出席仪式。

参加学习班的作者有我和周涛、周政保、文乐然、肖陈等人。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春风化雨,正在滋润着祖国大地。一大批“右派”帽子被摘,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王蒙老师正是得到落实政策后,要调回北京作协。

还在院子里,就见到了刚刚下车的王蒙老师。自1973年4月至5月我在伊宁县吐鲁番于孜(时称红星公社)作为新闻干事替代翻译接待过他们那批“三结合”创作组以来,已经过去快6年了(我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已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工作好几年了)。王蒙老师一见到我就说,你的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我看了,写得好。此时《新疆文艺》1979年第3期刚刚出来,没想到王蒙老师这么快就读过了。王蒙老师的首肯让我内心很激动,进一步坚定了要走文学创作之路的决心和信心,他在学习班上的演讲,更为我们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王蒙复出文坛后,《最宝贵的》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此之后,他的作品如同井喷,短篇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将相继问世,他的作品将不断轰动文坛,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那时候,文坛的轰动效应非常强烈。正如王蒙老师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所言:“《夜的眼》一出,我回来了,生活的撩拨回来了,艺术的感觉回来了,隐蔽的情绪波流回来了。”

这一次的《新疆文艺》学习班,让我有了全新的收获,不仅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王蒙老师,聆听了他的演讲,还结识了一批来自新疆各地的作者,和他们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流,拓展了艺术视野,进一步激发了创作激情。我在学习班上就开始新的创作,这一年接连在《人民文学》《新疆文艺》上发表了《权衡》《哈力的故事》《九十九张牛皮堵住的风口》等短篇小说。

1980年3月,我途经乌鲁木齐(前往北京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顺便到位于民主路22号3层的《新疆文学》(1985年改为《中国西部文学》)编辑部拜访,此时韩文辉已调往新华社新疆分社,编辑部由陈柏中负责。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喜人的消息: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已经恢复(1956年反右时第四期文学讲习所停办),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已经录取我为学员。他们说,全新疆就录取你一人,这也是我们新疆文坛的骄傲。我说我只是为去北京领奖请了假,如果留在北京学习,不知道部里会不会同意。他们说,这是好事,你放心去,我们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打电话过去通知他们。这让我内心很温暖、很感动。应当说,新疆文联和麾下的《新疆文艺》《新疆文学》成为我在文坛成长道路上强有力的推手。

《新疆文学》1980年第3期正好刊出了我的新作《雄心勃勃》。那一天,我在《新疆文学》编辑部领取了新的稿费,在编辑们的鼓励下,花160元买了一张飞北京的机票,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往祖国的首都。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1976年2月,我们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同学趁着寒假结伴而行,曾游历北京、天津、邯郸、西安等地)。我们被安排在位于崇文门的向阳二所,也就是现在的崇文门饭店。我和冯骥才、张弦、张长住一个房间,那时候就是这样,很俭朴,一个房间四张床,四人同住一间房。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时,我又遇到了王蒙老师。他的小说《悠悠寸草心》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发表于《新疆文艺》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也获此殊荣。从此,我的文学生命便与《新疆文艺》紧密相连。

下午,在向阳二所对面的北京新侨饭店参加座谈会时,我再次见到了王蒙老师。开会之前,他对我说:“艾克拜尔,出版社要出版这次的获奖小说集,他们让我看了一下你的获奖小说,我在个别之处做了一下修改,你不会介意吧?”我说:“怎么会呢,谢谢您替我把关修改。”他又说,其实写小说用不着那么多民谚,民族风格不是靠民谚体现的,要用细节。听了这一席话,我茅塞顿开,彻悟了写小说和体现民族风格的关键所在,受用一生。

我和陈世旭被直接从向阳二所接到位于朝阳区党校的文学讲习所。在这里,我们和后来叱咤文坛的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叶文玲等作家共同学习了4个月。我和陈士旭还在叶文玲的带领下,到沈阳军区采风体验,走了一个多月。当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结束后,途经乌鲁木齐时,我第一个寻访之处,便是位于新疆文联那座老楼3层的《新疆文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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