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不知具体哪天算过年，就问父母。父亲说，大年初一是春节。母亲说，年三十儿也算过年。父亲又说，正月里都是年。听了他们的解释，我更糊涂了。长大后，我才慢慢领悟到，过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
那时，每当迈进腊月的门槛，“过年”这个词就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把凳子修修吧，过年来人多，要坐呢。”“该赶集去买过年的粉条了。”“过年谁谁就回来了。”“过年呢，不许……”“过年呢，就要……”年味儿就在这不断地提起中越来越浓，直到过完正月，再在恋恋不舍中散去。
带着年味儿的物和人陆续来到家里，带着年味儿的事也开始不断发生。无论是平时就有的米面油、肉蛋菜，还是稀罕的金针、木耳、带鱼；无论是生活常用的笤箒、蒸布、碗筷，还是过年特有的春联、灯笼、吊挂、鞭炮，都被称为“年货”。只要是年货，就都带着年味儿。这段时间来往的朋友、走动的亲戚，也都带着年味儿。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朋友们会在正月里聚会，亲戚们会在年前拜访。尤其是看望长辈，一年当中再忙，过年上门的问候不能省，不然就失了礼，就忘了自己是谁。无论来访者还是主人，都是喜气洋洋的。是过年，让所有人放下了平日的烦忧。
每家都开始忙碌，打扫，拆洗，赶集，制作各种美食。平时也做的事，过年做就不一样了，每一件事，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讲究的。我们过年要蒸笼糕、花糕、肉糕，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还要准备糖果和干果，不仅为招待来客，更寓意着来年的日子香甜。过年蒸馒头，面发得越欢预示着来年越兴旺，每每看到面起得满盆了，母亲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高兴。虽然大年三十是最不着急出门的一天，但每家都在暗中比拼，看谁家最先包完饺子去放炮，因为这说明他们是勤劳之家，预示着好运气自然会先到他们家。除夕夜煮饺子要烧芝麻秆，寓意来年生活节节高；煮的饺子要留下一些，留到大年初一，寓意着来年不会饿着。年初一不准开柜，要穿的新衣服得除夕晚上拿出来，这样老鼠一年不会来捣乱。这一天也不准扫地，不然就会把福气扫出去。总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重大而美好的意义，虽然还是熟悉的地方，仍是日常的事，但都显得非常神圣且正式。
的确，在过年的日子里，无论做什么，都像在进行着一场仪式：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正月十二不睡早，听老鼠娶媳妇；正月十六转寨墙，一年不腿疼。那时候人们对这些事是格外用心的，如春联，大部分人家都是找人写，甚至自己编。我们家的春联由父亲创作，记得我7岁那年春联写的是“换来精面油满瓮，买来彩电购纱灯”。虽然没有什么文学水平，但如实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生活变得富裕的心情。
除了约定俗成的仪式以外，很多人家还会用独特的方式，体现出过年的心气儿来。一些仪式活动，虽如今已经消失，却在我的记忆中代表着浓郁的年味儿。
我11岁之前，祖父还健在，他每年都会自己制作过年的灯笼。一进腊月他就开始不急不慌地预备材料——铁丝、纸、颜料，开始检查毛笔、钳子这些工具是否好用。他会将铁质的灯笼架拿出来，灯笼架是一大一小，长方体，大的两尺高，小的七八寸高，铁架周正，花式精美。祖父会先给它上油明漆，哪里坏了再修一修，然后糊上纸。大的挂在影壁和大门之间，小的挂在大门洞里。当灯笼里面的蜡烛被点亮，整个院子都沉浸在一种喜庆又庄严的气氛中。
最特别的，还是祖父做的靠山灯。两个灯笼的形状像两面鼓，靠在影壁上。这是祖父的重头戏，他不仅要糊纸，还要在上面作画写诗。祖父每年画的画都不一样，会有一些故事情节在里面。所谓的诗，也就是顺口溜式的注解。小孩心思不在这上面，所以我记得的画面很少，只记得有过老虎、大胖子、穿蓑衣的老人。这靠山灯正对着大门，蜡烛点亮后，总会引来邻居们的欣赏和夸赞。
而记忆中，年味儿最浓的就是磕头了。
大年初一早晨是仪式最多的时候，我的祖父母、父母会四点起床，俗称起五更。他们先给各路神仙摆上供品，再准备好上坟的用品。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和我的三个伯伯，我的母亲就和我的三个嬷嬷走出家门磕头了。
磕头，是每家已婚男性以兄弟为小组，已婚女性以妯娌为小组，去给村里的大辈和兄嫂拜年，大部分人要磕大半个村子。这是新年的第一场热闹。
清冷而新鲜的风让干净的街道更加干净，让喜庆的灯笼、春联、吊挂更加喜庆，也让热情地相互拜年的乡亲们一点也不觉得冷。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笑容也是崭新的。这个仪式就像整个村庄的大游行，因为人们都是几代人在一个村繁衍生活，每家都有庞大的家族系统，所以这路线就是宗亲脉络的外化。
我家在村里辈分大，我的祖父母不必出门，只需在家里接待来磕头的人。我们家大概会陆陆续续来二十多拨人，我们小孩儿自然是看热闹的。毕竟是冬天的早晨，大人不让我们出去，我和姐姐就在棉门帘缝处往外看。磕头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来，他们带着喜气高声喊着“爷爷奶奶”，祖父母就去迎接，来人见到主人就磕头，同时说着：“给您磕这儿了。”我的父母外出磕头了，不在家中，但来人也不能少了礼数，会再磕两个，同时说着：“给我叔叔婶婶磕这儿了。”祖父母总会热情地说：“都有了，都有了。”意思是一个就代表了。但人们那时候都特别实在，总是恭恭敬敬地磕足了。平时非常熟的人，在这个仪式中竟有了些正式感，也正是这正式感，让我觉得这些人格外亲切。人们的亲疏关系、家族位置、长幼身份，在这一仪式活动中再次被确认，再次被唤醒。
尽管时移世易，一些过年的仪式已经消失，但记忆与现实的交错中，每年这个时候，我仍能闻到年的味道。所以，在过年的日子里，我总带着庄严和喜悦去做每一件事，把过年过成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