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知道这个短发、红脸庞、大笑时露出粉色牙龈的女人到底多少岁数,是三十八、四十,还是四十五……都有可能。她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年龄,也没有姓名、家族、血统、故乡,连子女、丈夫、房屋、屋里的桌椅板凳、小动物,连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这个屋里另一个女人留下的。

她只是一个来历不明者。

唯一确定无疑的是——这是个女人,是生物学意义上拥有女性生理和女性特征的人,拥有子宫、卵巢、输卵管等生殖器官。并且据皮肤、牙齿、眼睛及眼角周边的皱纹推测她还不算老,尚有利用价值。甚至可以说,在这个住着我七十八岁爷爷、六十九岁奶奶的院落里,她还很年轻,常常怒气冲冲,常常把刚下完蛋咯咯乱叫的母鸡一脚踢到天井里。

她不仅是个来路不明者,还是个无法正常说话的人——正因如此,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才成了谜。人类的嘴巴除了进食,最大功能大概便是表达和交流,说出想说或不想说的一切。可她嘴里只能发出“啊吧呀哇”之类毫无所指的音节,即使配合着再丰富、再曲折的表情手势也无济于事,人们根本不知她在讲什么,好像她的声带被什么东西扎住了,她的口腔和鼻腔都被无情地堵住了,她的舌头更像一条被冻伤的奄奄一息的鱼,再也不听使唤了。

连她的笑声都有些走样,似乎那不是发声器官协同工作的结果,而是某样器官或组织的单一作用,或许她是用肌肉、牙齿、脸颊、眉弓来发声,不然怎么会那么别扭和奇怪?有一天,我躺在奶奶床上听见那声音,立马坐了起来。为了听得更清楚些,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女人身边,只听见那声音夹杂在鸡鸭鹅的叫声之中,原来她正在给小动物喂食,场面嘈杂而慌乱,女人动用某种奇怪的口令让内讧事件轻而易举地发生——那古怪的笑声正来源于此。

真没想到这个连话也说不利索的外来者居然如此富有心计,她什么时候住到这屋子里,又由谁带了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个守林人在雨后的山路上发现她,并将她捡回家,送给自己的儿子做老婆——一年前,他的儿子刚刚成为一名可怜的鳏夫。

问题在于,一个失语者为何如此渴望发出自己的心声,言语不行,只好出之以各种华丽花哨的表情手势,以期引起关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一天,她居然和一只鹅发生争执,事情的原委无人知晓,其结果是哑巴的额头被大鹅啄得鲜血直淌,她跑到鹅的主人那里告状——它属于院子里的傻女人。

于是,哑巴、傻女人和鹅之间发生了一场言语不通、主权不明的战争,他们各说各的,沉浸在各自的语言和纷争里。傻女人的语言最接近人类语言,一开始,她尽显语言和心理优势,未想到哑巴口唇张合,辅之以手舞足蹈,尽管只操持少数音节“哦啊吧呀哇啦”,却竭力变化它们的音高、节奏和速度,以形成某种气势,并促使某种力量的诞生。傻女人很快落了下风。哑巴就像一个毫无阵法的战士,其盔甲和盾牌都是过时的,却凭着一腔孤勇莫名其妙大获全胜,傻女人和鹅都不是她的对手。

一旁观战的我,只觉惊心动魄。

那时的我是一名发音正常、口齿清晰的九岁儿童,可我很少说话。尤其是新学期到了,来到一间有许多陌生人的学校里,同样是学生,我的桌椅板凳却摇晃得厉害,好像随时可能散架。为了对付这些,我不得不在那上面绑满绳子,就像伤员身上缠绕的绷带,还不敢把所有重力都落在椅凳上,生怕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引起哄堂大笑。我被一个穿黑底红花上衣的女人叫到讲台前讲故事,她是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故事时间为五分钟,我沉默地站了五分钟,无论她如何鼓励劝导都无济于事。我想起哑巴也想起那只大鹅,可无论想到什么,那些藏在喉间的声音就是无法冲破气流阻隔自由地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里,或由此演绎出一段美妙的叙述节奏。

那五分钟里,我究竟在想什么又害怕什么。我怕女教师的黑板擦啪啪打在身上,也怕数学老师的教鞭重重地落于手掌心,他说过总有一天会这么做的……或许是为了这些事,或许并不完全是。总之,我将双唇咬得紧紧的,不留一点罅隙,好像只有如此我才能避免语词的碎片从唇齿的缝隙里飞扬而出,就像避免噩运像春天的柳絮粘到身上。

我无法站在大庭广众前说话。而没有人的时候,我又用不着说话。在学校混着的那几年,最让我害怕的便是忽然被老师从人群里揪出来,要求说上几句,好像她们只是以此来验证那些安静坐着的人是不是哑巴。我当然不是哑巴,可我比哑巴还要拙于言辞。

当这个来历不明的失语者与鹅吵架时,我站在落满鸡粪的石臼边观摩,看得津津有味。从未见过有人如此热衷于“表达”,当嘴巴说不了话时,她会动用眼睛、牙齿、眉毛、胳膊肘子、腿脚、鞋子来说。她说出的话那么丰富、动人,那么富有感染力,尽管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忍不住想,如果我的谈话对象也是只鹅,我会和它说点什么,互不相通的语言既让我抓耳挠腮,大概也会给我带来无穷乐趣,这乐趣早已超越表达本身,近乎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

我几乎被哑巴身上焕发出的蓬勃生机给迷住了,一个失语者居然拥有如此能量,将命运赐予的皮球毫不犹豫地踢回去。她手舞足蹈、上蹿下跳,她灵活的身体在发出信号,好似随时可能酝酿出更大的风暴。

有一天,哑巴和傻女人之间的战役骤停,好斗的大鹅也被放逐到河埠头那一带啄食水草和螺蛳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签署了怎样的停战协议,又如何保持相安无事。连我那一向沉默寡言的奶奶也在打听,你快去看看呀,哑巴究竟在做什么,怎么就没声音了呢。好像哑巴不仅会说话,还口若悬河,这会儿的沉默和安静倒成了反常和怪异之事。

“她坐在屋里敲核桃吃,用嘴巴去咬核桃壳,用舌头去舔壳里的肉。”

“她在吃杏、李子、青橘。什么都吃。”

“她长胖啦,腰围像水桶那么粗,肚子前面好像顶着一口大锅。”

哑巴的嘴巴一直没闲着,一个劲儿地吃吃吃,光顾着吃和长胖,暂时忘了说话。难怪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听见枣子落地的声音。只听见风刮过树梢的声音。

奶奶却说,不好,这个哑巴八成是怀孕了,要生小哑巴了。

奶奶的话像是平地炸起惊雷,大家都说自己真蠢啊,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这时,哑巴的婆婆出场了,一个身穿藏青色对襟上衣、黑色布裤,裹过小脚的老太婆,手持吹火筒从厨房跑出来,对着儿子骂骂咧咧,骂完儿子又骂哑巴,后者一声不吭、含情脉脉地望着她,好像完全能听懂她的话,并流露出一丝难得的羞赧表情。

那段日子,哑巴像是变了个人,不再怒气冲冲地看到什么都想踢上一脚,她表现出温和与顺从的神色,动不动就对自己的婆婆眉开眼笑,去牵她的衣角、握她的手,由于笑容过于夸张导致牙龈暴露过多而显示出几分痴相。哑巴大概在央求婆婆让她生下肚子里的孩子,而那个歪脖子丈夫只在一旁呵呵傻笑着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会说话,可此刻比一动不动的雪人还要沉默。

村里有个常年吃斋念佛的老太婆前来说情,理由居然是既然小猪小狗小羊小牛都有自己的崽,一个哑巴怎么能不如这些猪狗牛羊呢。这个喋喋不休的老太婆被哑巴的婆婆啐了一口痰后悻悻然离开了。说什么都没用,他们绝不允许大哑巴生出小哑巴,这个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够了,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他们要把事态扼杀在萌芽状态。

那段时间,我在为如何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烦躁忧虑。老师要求我们在放学和上学路上多做好事,每个人至少一个星期要做上一件。我想弄虚作假,编造证人和证词,又唯恐被戳穿招来更大的麻烦,因此左右为难。捡到硬币交公、扶老人过马路、帮助迷途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所有走在路上的时间我都用来寻找这些好事,但一无所获。根本没有硬币等着我去捡,也没有孩子会迷路,更没有老人需要搀扶着过马路——他们中有些人走得比我还快。

那天放学路上,我看见一个包蓝色头巾的女人走在我前面,她走得很慢、很慢,好像随时会停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心里一阵高兴,做好事的机会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小跑着跟了上去,哑巴熟悉而苍白的脸出现在我眼前,前面不远处走着她的丈夫——那个歪脖子男人正推着一辆板车,轮胎像两条压瘪的蛇在柏油路面上艰涩地行进着,而他本人也是一副龇牙咧嘴的模样,冷不丁露出脏兮兮的大板牙。我惊讶地发现哑巴肚皮上顶着的那口大锅不见了,而她本人就像一棵弱不禁风的小树苗,随时可能向着任何一个方向倒下。我走到她面前,她也没看我一眼,只冷冷地望着那辆板车出神,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只见一条布满牡丹花纹的暗红色棉被摊放在那里,就像一摊鲜艳而黏稠的血。

我踌躇着,不敢上前搀扶她,尽管此刻的她可能非常需要他人的帮助。在我的潜意识里,只有年迈无力的老者、蹒跚学步的幼儿才是我行善不求回报的对象,而眼前这个女人的遭遇让我惶惑不安。我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很显然她肚子里的孩子被人拿走了,拿走孩子的手术应该很疼吧。她不会说话,自然也不会喊“疼”,但她肯定用属于自己的语言说出了它,只是那些人什么也不会听到。

我放慢脚步跟在哑巴身后,心情骤然变得沉重起来,好像经历这些倒霉之事的人正是我自己。几天之后,我将这件事以添油加醋的形式处理成“帮助哑巴过马路”,并书写在“好人好事登记簿”上。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做任何好事了,我的名字下面一片空白,而别人那里总是写得密密麻麻。

这是我唯一一次虚构一场“好人好事”,因其中的情感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我并未感到太多撒谎者的羞愧。大概在潜意识里,我已经帮助哑巴过了马路,顺利回了家。没想到穿黑底红花上衣的女教师径直来到我面前,一脸狐疑地望着我。

“你一定搞错了吧,哑巴只是不能说话,怎么连过马路也需要有人搀扶?”

“她做了手术,很疼。”

“你怎么知道她做了手术?她是哑巴,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喊疼……”老师的理由很充分,且不容辩驳。

“她是我的邻居。”我低下头,不得不老老实实,和盘托出。

“帮助自己认识的人,那就不能算是做好事了——”老师生气地划掉我的书写记录,还用红笔在边上写了几个大字“与事实不符”。

老师的判断没错。那天,我只是跟在哑巴身后一起回到奶奶家,回到那个昏暗肮脏、污水横流的院落里。哑巴的婆婆,那个缠过小脚的老妪一把将她扶到屋里,并对着自己的儿子破口大骂。

“蠢货,轮胎被扎了,不会找个地方去修啊……”她骂得越凶,我越喜欢听,最后我听到的却是一阵呜呜的哭声,但愿哭的人不是哑巴——我还从没有听她哭过。或许,她根本不会哭,就像不会说话一样。

从那之后,我开始为她的命运感到担忧,一个丧失语言、无法说出内心痛苦的人如何在这个世上安然无恙地活下去。

那段时间,哑巴家的屋门常处于闭合状态,最多留一道缝隙方便鸡雏和风的出入。谁也不知道她在屋里做什么,那种刹不住的大笑再也没有出现过,沉默重新笼罩着这个蛛网暗结的旧宅院。

唯一的声音来自我奶奶,她在念经,即使闭着眼睛也在发出那种声音,类似风吹竹管的嗡嗡声。奶奶告诉我,念经是对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说话,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明白的话,无法跟别人倾诉的话。

学校里,老师也经常让我们说话,课前的“五分钟故事会”便是对我们言说能力的训练。每个人一学期轮到一两次。每次我都精心准备,将要讲述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还不忘在关键处标上神情与手势,但一旦站上高于地面五厘米的讲台,我的发声器官便瞬间钝化,余下的时间只能干瞪着天花板打发时间。可只要回归独处时刻,我的言说能力便如汩汩溪水,源源不断而来。我常常在河边大声朗读课文,听见自己的声音与流水声交织在一起,分不出彼此。我至今也无法用言语说出那种感觉的美妙之处,远去与不断抵达的水声在我耳边轮番出现,千言万语尽在此了。

那个下雨天,泥泞的村外道路上停着一辆抛锚的客车,车身很高,窗玻璃也在高处,乘客安静地坐于高高的座椅之上,不发一言。我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去向何方,他们只是路过这里,短暂地驻留于此,往后余生大概再也不可能相见了。内心陡然升起莫名的惆怅,好似车厢里坐着另一个自己,一个近在眼前却无法相认的人。那一次,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居然对着虚空说了那么多话,那些未出声的句子就像写在明信片或信笺上,向这个世上的另一个自己汇报内心深处的风暴。有一天,当我对着山上的草木也这么做时,居然在树影中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哑巴既没听见我的说话声,也没看见我——我半蹲在灌木丛中,身体刚好落在它的包围圈里。在我们周遭,秋日的山林馥郁多汁,万物落下的籽粒或绒毛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它们是草木植物的语言,也是它们的信仰——关于物种繁衍以及生命存续的信念。

落在林间空地上的松塔、板栗、野柿子、向日葵被我一一带回家,并反复检阅,以此寻觅植株生长的蛛丝马迹。松塔上的螺旋遵循某种数列秘密。向日葵也是,挤挤挨挨密不透风地生长,居然没留一丝缝隙。它们比人类语言更为鲜明和准确,尽管我并不知道它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我看见哑巴也从秋日的山林中取回一些颗粒状的东西,有些乌黑发亮,有些红亮似玛瑙,有些奇形怪状。她原本是来收集松针当燃料的,不想捡了那么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它们的尺寸实在太小了,好像顺着手指缝就能滑出去。

一开始是瓦当、碎瓷盆、缺了一角的碗……它们被哑巴从房屋角落里搜罗出来,填上泥土、鱼骨头、肉汤等物,就此成为种子丰沃的土壤。之后是更大、更深阔的容器。它们被摆放在天井中间有光的地方,人们从那些光里逐渐认出西瓜藤、薄荷叶、野葱、卷心菜等身影,它们长得歪歪扭扭,叶片布满不规则虫洞,根茎留下被噬咬的痕迹,尽显沧桑斑驳的模样,却也一日日接近植物完整的形象。

没有人留意哑巴的举动,反正她不再以变形的声音或夸张的手势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她身上的不满和愤懑早已烟消云散,即使种下的野葱和卷心菜被傻女人饲养的鹅啃食得不剩片叶,也只是平静地叹息。

她居然学会了抽烟。劳作的间隙,她坐在小马扎上吞云吐雾,一开始呛得泪水涟涟,后来逐渐洒脱自如起来。尤其当婆婆过世后,她俨然成了这个家中的女主人,她的丈夫听她的,有人看见哑巴以瞪眼和伸指头与丈夫交流,俩人的笑容越来越默契。自从与哑巴生活在一起后,那个歪脖子男人好似也成了失语国度里的成员,逐渐顺从并依赖一个缄默无声的世界。

但哑巴并没有就此停止表达,那偶然涌荡而出的怪异举止不免让人心酸。有一次,她居然在村街上追赶一个年轻女人,只因那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孩,哑巴满脸端笑,伸出双臂,咿咿呀呀叫个不休,吓得女人脸色惨白,躲之唯恐不及。

哑巴种下的东西比以前更多,拿到什么便种下什么,眼神里充满对收获的狂热,这种狂热以一种隐秘而幼稚的方式呈现。她甚至妄想培育出原本不属于这片土地的东西,比如一棵真正的苹果树,以苹果的果核为种子,以肥沃的腐殖土为土壤,以江南的风云雨雪为背景……不用说这样的实验只能以失败告终。但也有成功的,她的香菜和野葱长势良好,还有深绿的韭菜,它们像一道青色屏障长在日益荒凉的院落里,将她与外界隔绝开来。

也有开花的植物,细碎密集的暖色小花,似阳光撒下的蜜糖,给人无端的温暖与慰藉。当从那个角落走过,我常常觉得世界变亮堂了,我不再需要说那么多话,它们早已被人以另外的方式说出来,人们只需安静地聆听就够了。

院落里最后一个老人也离开人间多年,她还住在那里。当她的歪脖子丈夫也挣扎着死去,她还住在那里。岁月遗忘了她,遗忘了她的年龄、身份、出生地。户籍本上,她是不存在的。所有官方记录上都没有这个人。任何针对弱势群体的补助政策都与她无关。反正她不会说话,而能替她说话,或愿意说话给她听的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别的口若悬河者,反正也与她无关。

这个被人遗弃的院落成为她的人间王国。瓜果蔬菜从天井扩展到房前屋后,它们繁衍壮大的速度让人吃惊。青绿皱巴的丝瓜转眼变成经络密布的瓜瓤,兀自在枝上垂挂或坠落。时间在这里呈圆形序列,新生与衰朽轮流出现,无穷无尽。

哑巴有一头山羊,长着白胡子和弯月似的角,从前归她丈夫所有,现在成为她的伴侣。山羊的叫声在春天和秋天格外频密,那是一年中的繁殖季,动物们也在呼唤同类的到来——但这日益凋败的村子里早已没有它的同类。所有叫唤声中,有短促的“咩咩”声和长长的“咩咩”声之别,这同样取决于它所处的心境。哑巴唯一的外出大概便是牵着山羊去附近的坡地上溜达,有时候他们也会出现在后山的乱葬岗上。

那天,我便是在进村的小路上遇见她。在看到她之前,我几乎遗忘了她。我离开村庄多年,此地发生的一切渐渐成为湮没于记忆中的一角,总有一天会被我遗忘,但我并没有彻底忘掉她。还是当年的轮廓模样,只是原本漆黑的发色已然花白,不再红润的脸庞上凭空增添了几道慌乱突兀的皱纹,就像小孩的信笔涂鸦。

当她看到我以及我身边的孩童时,忽然发出那种声音——是某种不合时宜的狂笑的变体,好似发现什么惊天大秘密。她张开双臂,嘴唇也毫无遮拦地打开,露出暗紫色的牙龈,早已不是从前的肉粉色。她笑得很是夸张,脸上皱纹堆挤到一处,每一道皱褶里似乎都有尘埃弥漫。我猛然意识到这个不会说话、来历不明的女人也在衰老,它们来得缓慢、不动声色,但还是来了。时间到底没有放过任何人。可她的表情在告诉我,她对此一无所知,也毫不在乎。她痴痴地盯着我身边的孩童看,嘴角流出一丝浑浊的口涎,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似乎想要把眼前的一切看得更为清楚些,身体却保持着理智的距离,没有靠得更近。

那天,我们离开时,她还孤零零地站在村口,从前那里有一棵大樟树,樟树被伐后,他们造了一座石砌花坛,里面种着稀稀落落的鸡冠花,水泥桥取代石拱桥站在那里,流水声落到低处,变得很轻。这一回,她没有再使劲眨眼,也没有大笑,只呆呆地站在那里,当我回头,居然看见她朝我举起手,又缓缓放下。她半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自然什么也没说出口。

家人和我说起哑巴的种种乖张事,为了栽种不知从何处搜集来的花花草草,居然把所有瓶瓶罐罐都找了来摆在天井里,还去没人居住的房子里找,有一次不小心从腐烂的楼梯上栽了下来,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哑巴的后花园不断扩大,将角角落落都围拢进去。我被家人带去那里参观时,眼前一切正落在春天炫目的光线里,风摇晃着薄荷的叶子,宝石花开出星星似的小白花,迎春花吐出金色火焰,失语者坐在它们中间,好像也成了其中一份子。

下次见她是在一年之后,某网络平台上。

她的儿子托人在网上“快找人”栏目发布寻人启事,很快便得到回应。一个操异乡口音的中年男人来到村口询问,村人见后诧异不已,“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失语者的亲生儿子找来了,他不是哑巴,他会讲话,讲了很多很多话——说家人一直在找她,这么多年从未放弃过。说到最后泣不成声。至此,笼罩在哑巴身上的谜团被揭开。当年只因走亲戚时坐错了车,不会说话又没有学过哑语,才流落到雨后的山林里。

居然有二十二年之久,比她在原先的家待得还要久。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这近乎二纪了。那是她的失语纪,也是她拼命想要倾诉的日子,以各种或极端或热烈或荒诞的方式寻回过去的自己;找到姓名、出生年月、故乡、亲人,找到家门口的酱缸、竹园里的韭菜豆苗,或许还有黄昏家门前栽种的喇叭花。当然,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人群中有多少人落在这样暗无天日的寻找之中,又有多少失语者就此哑然一生,无处诉说。

视频里的她一脸羞涩,再也无需大声疾呼什么。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姓张,有一个乡村植物的命名,朴素而温暖。当一个女人大声喊出这个名字时,她诧异、茫然,继而微笑点头。二十二年来,她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呼唤而出,而不是“哎、喂”“哑巴,拾女”之类潦草而失礼的称呼。那张过度兴奋的脸庞分明显得木讷、恍惚和不适应。

报道还说,她在一个下雨天被人捡到陌生人的家里,如今她也在天空飘着蒙蒙细雨的日子返回失踪前的村庄。这些年,她不仅是个失语者,还是自己村子里的失踪人口、下落不明者,活着时便被注销户籍的人。

我在电脑这端看着自小熟悉的人以如此方式出现在网络上,好像蒙尘的记忆忽然被一道强光照亮。一个喑哑的声音自僻静处显现,振聋发聩。

失语者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语言,而是一切。当年,那个穿黑底红花上衣的女教师因与已婚男教师谈恋爱而丢了饭碗。因为她是一名代课老师,他们就可以这么做。后来,我在县城某菜场的鱼肆前看见沉默呆板的她专注于手头生意,举手投足间早没了当年的飞扬、活泼与靓丽。

昔时的课堂上,女教师想尽办法让我开口,我却一言不发——就如此刻鱼肆前的她,神情黯然,生命活力及语言表达的丧失几乎同时发生。如今的我早已不像当年那样拙于言辞,但为了准确而不带隐喻地描述这个世界,我不得不以暂时的沉默来代替对词语的等待。

总有一天,我会像风说出树叶的秘密那样说出一切。

草白,1981年生,现居浙江嘉兴。写小说和散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钟山》等杂志。著有短篇小说集《照见》,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少女与永生》《静默与生机》等。曾获第25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上海文学》奖、三毛散文奖、《广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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