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孔祥东的友谊可以追溯到31年前。

那时,作为改革开放后首位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孔祥东备受关注。

其恩师范大雷先生却因肾衰竭,正走向人生的终点。得知恩师病重后,孔祥东第一时间赶回上海,与师弟周艇一起,仅用三天时间筹备了一台广播音乐会,为恩师庆生。

范大雷先生长年靠洗肾维持生命。肾移植是挽救他生命的唯一方法,但巨额的手术费用让这位清贫的钢琴老师望而却步。所以,那场音乐会也承担着募款的功能。

音乐会上拉赫玛尼诺夫悲壮的旋律通过电波飘落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昏迷多日的范大雷有如神助,竟睁开眼睛,戴上耳机聆听弟子的演奏。

商城剧院内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坐满了人。摄影家雍和留下了一组音乐会现场的照片,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蹑手蹑脚地走到台前,踮起脚尖,将一张纸币放入募捐箱里;一个女记者目睹此情此景,潸然泪下;一个初中生听完音乐会泣不成声,央求孔祥东带她去医院探望范老师,他只得轻轻抚摸着孩子的脸庞,安慰再三……

音乐会结束不久,刚过零点,范大雷先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已从音乐会现场赶至医院的孔祥东,紧紧抓住恩师的左手贴在自己的脸上,喃喃自语道:“他的手是热的,还是热的啊……”

正是由于这样戏剧性的变化,孔祥东瞬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各种报道此起彼伏。电影导演夏钢在短时间内筹拍反映范大雷、孔祥东师生之情的电影《生命如歌》,并邀孔祥东出演。然而,孔祥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接受我采访时,以平静的口吻说:“范大雷老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今天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其实,就音乐本身而言,我距离那个所谓的成功,还差得很远。”因此,他婉言拒绝了夏导的邀约,试图重新回到那条孤独的音乐跋涉之路。

只是,外在的干扰如海浪般扑面而来,令年轻的音乐家难以招架……

旁观者清。作为朋友,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也无计可施。正在此时,我接到了一封观众来信。此信足足有数千言之长、十数页之多。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那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内心涌动出来的深深担忧。他大声疾呼,对孔祥东那样的青年钢琴家切不可赞誉过多,如此捧杀,只会扼杀其音乐才华。耐心读完,我这才惊奇地发现,来信者竟是孔祥东的父亲。

祥东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都极少提及父亲。他父母离异,母亲为他学琴费尽了心血。刚开始学琴时,因为买不起钢琴,母亲就用硬纸板做了一副黑白琴键,让祥东练习。但是,父亲对祥东的音乐之路从不看好。甚至举起祥东的手对妻子说:“你看这双手,怎么可能成为钢琴家!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家没有这个命。”因此,祥东与父亲在感情上较为疏远,留美十年间,他们仅通过一次电话。

不过,读完此信后,祥东感触颇深,沉默良久,轻轻吐出一句“那是一份浓浓的父爱”。后来,我将此信交给祥东保存,其实,我也想以此方式提醒他看清自己脚下的每一步人生之路。

两年之后,我随《飞越太平洋》摄制组赴美拍摄。抵达洛杉矶次日清晨,我一边吃早餐一边翻阅当天的报纸。忽然,一张孔祥东弹琴的照片跃入眼帘。原来,前晚有场音乐会,大提琴家马友友因病缺席,洛杉矶爱乐乐团紧急邀请孔祥东替补马友友,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文章用华丽的辞藻描述了那场音乐盛典,最后,作者话锋一转,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一般来说,一个天才的缺席会造就另一个天才的出现,但是,昨晚的音乐会似乎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出现。”西方乐评素来犀利,或单刀直入,或皮里阳秋。如此措辞,从严格意义上说,贬义成分居多。

当天,我正好去祥东的尔湾新家拜访,便向他询问有关音乐会的情况。他说,那天中午忽接洛杉矶爱乐乐团总经理欧内斯特·弗莱希曼打来的电话,问他能否当晚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因为,原定参加音乐会的马友友要在休斯敦接受手术。大脑快速运转十分钟,祥东提议,可否将“拉三”改为“拉二”,对方欣然同意。于是,祥东连忙准备好行装,驱车一个半小时,抵达演出地点,与乐队匆匆排练一遍后,准时上场……据祥东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谢幕达五六次。可能知道其是临时替补,观众以鼓励为主。而乐评人就没那么客气了,评论的言辞虽幽默,却不乏尖锐。

很多年后,我与祥东复盘那场演出,祥东不无感慨地说:“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也咬了一口,但对后来的事业并无帮助。洛杉矶爱乐乐团再也没有请我回去演出,我心里会有遗憾、惋惜。不过,我也觉得老天爷给你关上一扇窗,总会再给你打开一扇窗。”

正如祥东说的那样,洛杉矶爱乐乐团此后再也没有向他伸出橄榄枝,而BMG唱片公司、RCA唱片公司那样世界闻名的唱片公司纷纷与之签约。他为RCA唱片公司在纽约录制《黄河》时,我还去录音棚拍摄,并与录音师约翰·费佛长聊。费佛在西方古典音乐界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的名字是和海菲茨、托斯卡尼尼、米尔斯坦、鲁宾斯坦以及霍洛维茨等音乐大师紧密相连的。他录制的Living Stereo系列唱片堪称经典。费佛先生告诉我,为孔祥东录制《黄河》并非公司指派任务,而是他偶然听到祥东所弹《黄河》,感动不已,主动找到祥东,启动了《黄河》唱片的录制。据说,费佛先生“主张利用人耳听觉效果,用两支麦克风分别摆放在音乐厅中排,如此一来,管乐仍动感十足,而弦乐的美感就平衡柔美起来”,现场试录一段后,他让我们戴上耳机感受一番,并得意地说:“麦克风从来不撒谎!”当然,他还加了一句:“那是霍洛维茨的名言。”可惜,此张唱片录制结束后不久,费佛先生便魂归道山,孔祥东的《黄河》成为这位录音大师的“天鹅绝唱”。

通常来讲,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遗憾的是,起点如此之高,祥东却并未乘胜追击,在音乐之路上走得更远。他固然钦佩那些兼具责任心与专注力的艺术家,但有时也如孩童一般心怀强烈的好奇心,寻求音乐以外的另一种精彩。那段时间,我们常常每周有那么两三个夜晚,各自忙完工作后,与陈逸飞一起去虹桥地区一家酒店喝一杯“赤豆刨冰”。逸飞暗示他:“专注力是艺术家成功的必由之路。”我也曾陪他拜访画家朱屺瞻先生。屺瞻先生虽然常把“瞎塌塌”挂在嘴边,却极有生命意志力,年逾百岁,仍作画不止。他曾受西贝柳斯《芬兰颂》的影响,领悟到“豪放”的真谛。从此,在宣纸上用色彩与墨线无拘无束地直抒胸臆。那天,老画家和祥东交流对音乐与绘画的感受,一老一少相谈甚欢。

但祥东仿佛被某种“魔咒”所掌控,不甘心只单纯做一名钢琴家。后来,他看到钢琴家前辈办学,也创办了“孔祥东音乐艺术培训中心”,还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少儿钢琴比赛。如今名字如雷贯耳的年轻钢琴家张昊辰、左章、沈文裕等都是从这个比赛中脱颖而出的。

办学需要牵扯大量精力,让祥东原本捉襟见肘的时间又被侵蚀了一大块,因此,他的音乐呈现左支右绌,连弹奏《绣金匾》那样的曲目也有些力不从心。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在北京开完会后同机返沪。他出于好意,提议让我儿子去他的培训中心免费学钢琴,可我没好气地回复说我不放心。他未解其意,又说他可以亲自教,我回怼一句我更不放心,他略显尴尬。这些话听上去“刻薄”,但其实包含着痛心和惋惜。之后,我们便渐行渐远了……

很多年后,通过画家常青,我们又接上头,互加微信。在闲聊中,我偶然得知,祥东曾罹患抑郁症,人生一片灰暗,还一度产生过轻生念头。据他告知,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他独自爬上阳台围栏,任凭暴雨冲刷、强风侵袭。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生存与死亡的念头交替出现于他的脑海之中。幸好,如珠走玉盘的钢琴旋律在他耳边响起,抚平了他破碎的心……因此,他将音乐视作这个世界上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跨过人生至暗时刻,摆脱抑郁状态,祥东终于走回阳光里,重新拾起琴谱,期待回归自己最初闪耀的古典音乐舞台。他原想用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打头阵。一来因为此曲是作曲家《第一交响曲》惨遭滑铁卢后,献给自己的心理医生的,这与祥东当时的心境相吻合。二来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范大雷。这是范老师的挚爱,可他一生竟无缘在舞台上演奏它。弥留之际,他的两只手在空中作弹琴状,口中念着“拉二,拉二”。但我建议还是“拉三”最为合适。祥东当年以“拉三”在悉尼国际钢琴比赛中一举夺冠。它被称为“世界上最难钢琴协奏曲”,有人形容演奏此曲在体力上的付出等于铲十吨煤。作曲家本人也将这首作品戏称为“大象之作”,比喻其庞大与沉重。正当祥东犹豫之际,指挥家余隆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见,认为祥东的回归之路第一站,必须向最艰难的曲目冲击。于是,祥东当机立断,投入排练之中。

2023年的金秋十月,祥东终于以“拉三”挑战自我极限,赢得乐迷交口称赞。有人说:“他奔跑,他跌倒,爬起来就是君王。”有人说:“个体和命运之间交响交织,纠缠撕扯,有巅峰也有绝境,有至柔也有热爱。”有人说:“节奏由慢到快,由远至近,层层递增,循序渐进,仿佛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眼前铺展。”更有人说:“看到一个音乐家如何在困厄中孤勇前行,如何在绝境中涅槃重生。这一半来自音乐的造化,一半来自他迥异于他人的赤子之心。”总而言之,听完音乐会,大家一致惊呼:“一切似乎刚刚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这个男人。他回来了!”

最近采访祥东时,我提议他弹奏一曲《索尔维格之歌》,因为回望他走过的曲折之路,我突然想起了培尔金特。这个颠沛流离的游子浪迹天涯数十载,最终回归故里,寻找自己昔日的恋人索尔维格。尽管索尔维格早已白发苍苍,但仍用圣洁的爱让浪子获得救赎。祥东也有类似的心境,只不过,他并非寻找一个具体的索尔维格。他心目中的索尔维格就是音乐。音乐赐予他力量与真爱,迎接他的归来,重塑他的生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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