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赶上了北京作家协会的黄金时代。那是20多年前的世纪之交,文坛上的老中青精英云集北京作协:写小说的有林斤澜、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刘心武、张洁、谌容、霍达、凌力、刘庆邦、刘恒、史铁生、毕淑敏、宁肯、格非、程青、邱华栋、徐坤、凸凹等,写报告文学的有陈祖芬、理由等,写儿童文学的有葛翠琳、张之路、金波、曹文轩、杨鹏等,写科幻小说的有星河等,写诗的有食指、邹静之、林莽等,写评论的有孟繁华、贺绍俊、孙郁、白烨、季红真、李洁非、陈晓明、陈福民等,写网络文学的有唐家三少等。

这长串的名单一列,确有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在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省、直辖市一级的作协能够排出这样的阵容。那时北京作协搞活动,到郊区去开会,作家们在和平门北京文联大楼门口集合,坐上中巴车,老中青作家济济一车,一路上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这个小字辈(当时30岁出头)虽奉陪末座,却与有荣焉。这个群体,不论长幼,不论名气大小,更不论什么级别,所有作家都非常谦和,以文友相待。

冯骥才先生在《凌汛:朝内大街166号》一书中写道:“那时代人和人、作家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一种今天回想起来十分怀念的纯洁的关系。”他说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初登文坛的世纪之交,北京作协的作家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大家仿佛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北京作协的会我总是很愿意参加,因为每次开会,都是这个大家庭难得的一次团聚。作家们平时相忘于江湖,然而见面时都无比亲切,是久别的一家人。无论讨论的是什么主题,最终都会演变为一场文学交流会。大家谈论的,都是最真实的写作经验,不乏肺腑之言。北京作协名家荟萃,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时常妙语连珠,金句频出,皆是现场互动时的“现挂”,精彩至极。所以,每年北京作协的年终总结会都成了我心中的年终压轴大戏,内心无比期待。听这些名家说话是一种享受,无论他们说什么,于我都是一种滋养,那些温暖、美好的印象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初被北京作协吸收为会员的时候,北京作协主席是刘恒。他自2003年起担任北京作协主席,至今已二十来年。当然,这个刘恒不是汉文帝刘恒。作为主席的刘恒是小说家出身,早年当过装配钳工,后来写小说,调入《北京文学》当编辑。我从冯骥才的书里读到一个细节。当年刘恒找冯骥才约稿的时候,扛了个大西瓜,满头大汗地爬上阁楼,见了冯骥才,说:“我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们领导听说你病了,派我来看你,我想总得给你带点什么来呀,就在车站给你买个瓜。”我无法想象冯骥才和刘恒两位文坛大家(刘恒当时还是年轻编辑)一起吃瓜的样子,但那的确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冯骥才先生在书里说:“这个感动我的细节大概刘恒早忘了,我还记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读过刘恒老师的小说《白涡》《黑的雪》《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作品影响都很大。我印象最深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张大民结婚的时候,在院子里加盖了一间小房子,院子空间太小,院子中还长着一棵树,张大民索性就围着那棵树砌了张炕。这显然是一棵带有隐喻的树,这棵树就是张大民自己,他在命运的重压下顽强地生长,也可以说这是遁入烟火尘埃中的平民张大民心中的希望。

刘恒老师的小说《黑的雪》被谢飞拍成电影,取名《本命年》,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小说《伏羲伏羲》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取名《菊豆》,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也成为中国第一部奥斯卡提名影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杨亚洲拍成电影《没事偷着乐》,深受小津安二郎平民电影影响的导演沈好放拍了同名电视剧。这些影视剧都是刘恒老师自己操刀改编,他也因此走上了专业编剧的道路,此后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杀戒》《我的战争》《金陵十三钗》这一系列电影剧本。

刘恒老师长我十多岁,那时,除了一起在北京作协开会,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私下接触。在我心里,刘恒就像一位老大哥,温暖而亲切,每次开会见面,他都少不了嘘寒问暖。每年的年终总结会都是刘恒最后发言,那是总结会的“大轴”。他发言的内容不只是文学,还包括国际形势。他的语气就像拉家常,声调沙哑却不失温润,不疾不徐,语重心长,娓娓道来,又不乏力度。这力度来自他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启发我们如何确立自身,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这些真知灼见,无不来自他的写作与思考。尽管如今我已想不起具体的内容,但我相信这些话对我的写作与人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2020年,他把他在厦门青年导演训练营上的演讲发给我,从这篇名为《永恒的艺术力量》的演讲稿中,我再度感受到他话语的力量。他说,艺术的力量最深入、牢固、持久。他以《诗经》举例:“唯有艺术同样被土掩埋,最后化为闪闪发亮价值连城的钻石。钻石恒久远,它的美,它的光芒,它的力量,不会受岁月的消磨。”我深深认同他的理念,那时,我正在潜心写作《故宫艺术史》。在这本书中,我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特别同意‘文化中国’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与‘王朝中国’相对的概念。……近4000年的‘王朝中国史’,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比它更长的,是‘文化中国’的历史。如前所述,仅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10000多年前。……因此,以‘文化中国’的眼光打量历史,比起‘王朝中国’更加深远,它所蕴含的价值,也更加永恒。”

刘恒老师这些话,就像他每年在北京作协总结会上的发言一样,平易而深刻,直刺人心,看上去好像与每个人无关,实际上息息相关,它们让我们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更加自信和坚韧。文学,就是张大民炕上的那棵树。

刘恒怎么看都不像一位“领导”,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工人的气质,朴实、真诚而自然,他从不说官话,却又令人信服。刘恒是有人格魅力的,我甚至认为作协主席就应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不是外在的,而是从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也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的流露。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说过,人要有“内美”,即内在美,外在的美是由内在美流露出来的。刘恒老师就是有“内美”的人。所谓的威信,不是依靠打官腔、装严肃,甚至教训人树立起来的,而应该像刘恒老师这样,把他的人格力量渗透在平易的言谈举止中。

忘记了哪一年,北京作协在小汤山开总结会,晚上我们一起泡温泉。刘恒老师做过电视剧《少年天子》(根据凌力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导演,那天晚上我向他请教作家做导演的心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句话记得最深刻,或许因为那句话最打动我,大意是说导演对视觉作品的感觉,跟我们写作时对文学作品的感觉是一样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让我放下了包袱,认为自己也有做导演的可能。后来,我真的做了纪录片导演,发现自己注重叙事、强调视角的独特、注重挖掘人性、不做浅表层次的“记录”等等,这些都和我对写作的追求如出一辙。无论导演还是写作,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深入人物内心。

后来刘恒老师要写一部关于紫禁城的大剧,2020年5月到故宫来寻找素材。他到了故宫才发微信给我,说他正在故宫的食堂吃自助餐,可惜我当时正在成都写作。后来他又约过我,我也约过他,却总是阴差阳错,始终没有见成(疫情三年,北京作协一直没有举办线下活动)。没能在这部剧上给刘恒老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令我非常愧疚,但他一直没有怪罪之意,每逢年节都发来微信问好。兴安说他淡泊而宽容,敏锐而通达,勤勉而谦逊,这个概括是那么准确。我想,正是这样的品质,撑起了他气势磅礴的文学世界,撑起了北京作协这样的组织。

时光荏苒,对我影响深刻的那一代作家如今已风流云散。林斤澜、从维熙、张洁、凌力、刘绍棠这几位老师已经驾鹤西游,有些兄长隐遁江湖,“寻常看不见”了,当年的“小字辈”、如今的中年作家,像我、宁肯、程青、凸凹,都在各自的角落里默默耕耘,如逆水行舟。我总会想起2022年2月24日,刘恒编剧的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上映前一天,刘恒老师从微信里发来一页他的手稿,手稿上有这样的文字:“善良是一束光,这束光照亮人生的沟沟坎坎,让我们昂起头来,勇敢地踏上奔向未来的道路,任何困难都无法摧毁我们奋斗的意志!”

(作者:祝 勇,系散文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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