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正与女儿电话商量过年的事情。那头,上幼儿园大班的外孙抢过她妈的电话,稚声稚气地喊叫:“爷爷,我想您了。”“好哇!爷爷马上来。”我想都没有想地答应下来。说话算话,我也正想她们,抓起背包,我屁颠屁颠地出门。

从新洲城区到汉口,可走两条路。一是公交车从新洲客运站(原新洲县城)出发,经问津大道,走武英高速到阳逻开发区,上江北快速路,直达汉口新荣村。另一条线是到金台高铁站乘地铁阳逻线,到汉口后湖。

我走第二条线,乘公汽转地铁,一个半小时后与小外孙会面。今年暖冬,三九天的阳光还厚厚地覆盖着武汉三镇。汉口西北湖的垂柳下,小外孙脱下羽绒服扬起双手,来了一个飞翔的姿态,奔向爷爷的怀抱。小家伙什么时候学乖了,一个劲地表扬爷爷:真棒,这么快就来了。

我说:“爷爷是坐地铁过来的,当然快!”

小外孙的欢笑,让时光倒回四十年。

四十年前的那个秋天,生我养我的新洲县从黄冈地区析出,划归武汉市管辖,成为武汉市新洲县(后为武汉市新洲区)。天上掉馅饼,一夜之间,我成了武汉人。好久好久,脑子转不过弯来。隔壁麻城市的朋友搞笑,踏进新洲地界,便高声喊叫,我们到武汉了。

第二年春,我调任新洲县委宣传部报道科新闻干事,天天与报纸、电台打交道。当时,通讯工具相对原始,除了电话,就是电报(连传真机也在之后),为新闻单位投稿、发照片非人工送达不可,靠邮局投寄只能是新闻成旧闻。因此,隔三岔五地跑汉口(当时习惯把武汉叫汉口)是我的常态。而新洲县位于武汉市东北部,县城距汉口几十公里。如果用四十年后的眼光看,这点距离“分分钟”(武汉方言,算不了什么),可当时的情况就不一样,走318国道,绕黄陂县城,上一趟汉口,需要“起早贪黑一老天”。

通常,清晨5:30闹钟响铃,我便一个鲤鱼打挺地跳下床,穿衣洗漱。如果是夏天,单衣薄衫,背心加半截袖子衬衣即可,既轻便又快捷。如果是冬天就比较“啰唆”,上有棉衣,下有鞋袜,关键是天还没亮,又要顾及熟睡的妻儿,一切只能摸黑进行。打开宿舍大门,迎接我的是一轮明月和满天星星。

新洲——汉口的第一趟班车6:30始发,正常情况,9:30之后才能到汉口车站。

走下客车,肚子咕咕叫。我快步走进一家早餐店,不要十分钟,便吞下了最喜爱的早餐——热干面、面窝,外加蜜蜜甜的蛋酒。一抹嘴巴,精神抖擞地迈开两条长腿,直奔位于洞庭街的长江日报社。我必走两个部门:农村部和摄影部,时间一般控制在45分钟左右。接着,乘公汽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作为电台的特约记者,12:00前到达,便可吃上一份热腾腾的工作餐。吃饭的时间,也正是交稿并汇报工作的时间。结束广播电台的工作,脚不点地,小跑至六渡桥(公交车转换,耗时长,且不可控,步行约一刻钟),1路电车从六渡桥始发,经过长江大桥,武昌小东门为终点站。我在倒数第二站下车,步行十来分钟,抵达寄居在中南经济学院内的湖北日报社。

完成当天的工作,一身轻松地走出报社大院,我再一次跑动起来,20多分钟后,在武昌蛇山脚下的中华路轮渡码头排队购票,搭乘过江轮渡。渡船逆水斜行,穿越汉水出江口,至汉口四官殿码头起岸。

过江途中,我祈盼听到江汉关的钟声,我把它当成武汉人特有的享受。古老的钟声,每一下都那么雄浑苍劲,足够碾压大汉口车水马龙的喧嚣;每一下都余音绕梁,重重地在心头落下,让我无法沉寂。听到钟声我不用抬腕看表,情不自禁地加快脚步,抢在王家巷码头下河跳板拆除之前,跳上最后一趟“汉口—阳逻”客轮的甲板。就这样,我一次次地险胜。因为,汉口至阳逻的最后一班轮船是下午4:30准时起航。如若没有赶上,就要去新洲汉办住上一宿。

阳逻镇位于长江北岸,是大汉口的深水良港,也是新洲西部的经济重镇,是我摸黑回家的必经之地。

轮船顺流而下,中间停靠天兴洲码头。船泊阳逻港时,已是当日傍晚。乘客们一个个归心似箭,早早地铆足了劲,潮水般地涌下窄逼的趸船,箭一般地冲向几百米之外的阳逻汽车客运站。车站内,浑黄的电灯下,多数乘客挤在车门口排队,也有人不守规矩,翻窗而入。我虽然年轻,有足够的力量挤车,但是我必须克制。我最后上车,不奢求车上有空座,能靠个座椅头站着就不错,通常只能站在车门口,而且,一站到底。

太阳彻底地落下了,客车开启了远光大灯,行进在墨黑的原野中。满满的一车人如夜色般地安宁,唯有车门和玻璃窗“哐当、哐当”的响声塞满车厢……

我胜利了,胜利地回到新洲——尽管到了吃夜宵的时间。

沐浴着冬日的阳光,陪小外孙在西北湖小游园中玩滑梯,幸福的滋味无法形容。我想开怀大笑,我想放声高歌,放眼望去,周边的一切都是那么可人。

有人说,因为爱上一个人所以爱上一座城。也有人反过来说,因为爱城而爱人。而我呢?爱城亦爱人。

当年,舟车劳顿地穿梭于汉口武昌,我有痛也有快乐。除了工作和事业之外,还有一群暖心的人在城里等着我。作为来自基层的党报通讯员,我每次走进长江日报农村部,当值的陈编辑——一位端庄的大姐当即放下手头的事情,递上滚烫的茶水,搬来椅子,我喝水,她审稿,并且,当面交谈对稿子的处置意见。那年头,长江日报摄影部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办公室隔壁就是暗房,一台窗式空调嵌进隔墙的洞洞里,空调冷气兼顾办公室和暗房两头。那天,德高望重的老摄影家梅村同志见我满头大汗进门,赶忙开空调,将冷气通风管移向我坐定的办公室,而他却顶着高温进暗房看我送来的照片和胶卷。望着他父亲般高大的身影,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头涌起,直冲眼眶……

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群城里人的热情善待,点点滴滴融入我生命的记忆,而且,不断地添加时间佐料,发酵成一坛陈年老酒,其甘甜的味道历久弥新。

也曾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武汉太大了,新洲太远了。”

我反感这种抱怨式的赞扬,它实实在在地戳到了我的痛处。我当即作答:“会好的。武汉每天不一样!”

时光如白驹过隙,四十年物是人非。客观上看,武汉的版图还是那么大,新洲城区与汉口的时空距离依旧没有改变。不同的是,我变了,从满头青丝的年轻人变成了发髻稀疏的爷爷;不同的是新洲到汉口有了高速公路、快速通道,还通了轻轨地铁,上汉口若闲庭信步。不同的是,长江从“九省通衢”到“通江达海”,万吨级货轮从阳逻深水港码头起航,可抵达多个国家。不同的是,市民过江主要不再是搭乘轮渡,江面上的武汉大桥多得一口气数不完,加上两条过江隧道,地铁、公汽贯穿三镇……最为不同的是,如今的汉口城里有了我可爱的孙子辈。

从新洲到汉口,这条路,我走过了四十年,往后还得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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