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时多牢骚,一些小河沟,往往也被视为心中天堑。少年本就是一具盛放酵母菌的容器,极易把些许孤寂、困惑、不如意,发酵为昏天暗地,发酵为彻骨之寒,发酵为走投无路。二十三岁之前,我不止一次抱怨命运的不公,用矫情的句子诉说自己的委屈。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说得真是透彻啊。那时候,我尚混迹于一座稍大的城市,愁的是工作的无所依附和生活的颠沛流离。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深扎混凝土的能力,便决定沿着自己的来路,退守到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县城。这样一待就是十多年,坎坷与牢骚早已烟消云散,新的困顿却又找上门来,尽管有所变异,但好像依然未脱离矫情—我觉得自己就是身负无期徒刑的囚徒,而县城则是没有围墙的监狱。

说来很牵强,我是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现自己的处境的—那只误入居室的鸟雀为了重返天空,一次次展翼撞向透明玻璃,撞向坚硬的虚空,却又一次次毫无防备地遭受拦截,遭受让它疼痛的厄运,直至它终于屈服,不再理会天空里的事。与那只鸟雀略有不同,我是被命运驱回这座县城的,在小城易安,但“安”这个词往往意味着固定、一成不变,这座县城虽给了我生活的安全感,但也平息了我内心的汹涌波涛。县城虽无围墙,但心里却有防线,这些无形的玻璃,以覆压之势告诫我不要总是想着逾矩,那是个危险的火苗,很容易引火自焚。于是我遵从教诲规规矩矩地活着,每日无非是从县城的这个监室,走到县城的那个监室。说好听点这叫规律,其实只是重复性的消耗动作而已—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刷完毕后下楼去农贸市场买菜,在路边喝一碗糁或回家喝一碗昨晚剩下的稀饭,便骑着电瓶车去上班。上午处理信息、材料,中午在单位食堂就餐,下午再去应付各类报表。晚上回到家,做饭、洗衣、看娃,忙忙碌碌,等孩子睡去,已是深夜十一点。日子不断重复着,便会对时间的刻度产生错觉,一直觉得它停滞于某处,直到某一日,被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晃了一下,才惊觉自己早已从二十啷当奔过了而立之年,眼看就要触摸到不惑的面门了。

有时候也会想,只要过得舒坦,即便是监狱,我也愿意将牢底坐穿。然而我发现,这样看似简单的期冀,可能是一种奢望—这些年,我一直尝试用县城自有的方式进入县城,可每次都会被某种力量推出融合区域。譬如,那段热衷于接触各种圈子的经历。

我曾尝试混迹于酒场饭局。鄙地产的酒,那位被誉为“诗仙”的酒徒用绝句夸赞过,酒借诗运,长盛不衰。虽说县城是酒场的温床,但纯粹为酒赴宴者少,大多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局长、那个主任,这个亲兄、那个老弟,你提我让,你来我挡,推杯换盏间,一些名利就有了由头和眉目。作为陪衬角色,我这个小职员一会儿被他们称为科长,一会儿又被他们唤作主任,起先我还连连否认,经历稍多,发现他们对谁都这样称呼之后,便也不做否认了。我对酒精过敏,即便喝一点儿,也会皮肤瘙痒难耐,烧得肠胃整宿难受,因此便不多饮,但这又往往被视为对其他人的不恭,从而成为众矢之的,他们总是以那位著名酒徒为例,说诗仙“斗酒诗百篇”,你一个码字的后辈,怎么能违背圣贤的规矩?更有甚者,以如簧巧舌相逼,仿佛不饮尽杯中酒,便罪大恶极。县城酒场的规矩甚多,若不深谙此道,难免出糗,有一次我给座上客倒酒,酒水沿着微倾的杯壁下滑,其中一人便不高兴了,训斥我说这是“杯壁(卑鄙)下流”。

都说文艺不分家,因为喜欢写东西的缘故,我侥幸认识了几位书画家。小县城“卧虎藏龙”,你永远都弄不清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角角落落,会藏着多么“卓越”的艺术“大师”。这些“大师”名片上写满了以“国际”“华夏”“中华”等字眼打头的名衔,我在古玩市场闲逛时,就遇见一个,他在盲道上摆了张桌子,桌子左面摆着名片及证书,右面则陈着笔墨纸砚。那日他当场作书,一平尺要卖五十元,尽管这与他宣传册上标的三千的价格悬殊,却依然无人问津,看来县城居民的艺术修养还有待提高。巧的是,我居然从显示他荣誉的证书上发现了两个国字号的艺术组织,它们都曾位列于前不久刚被民政部门曝光的非法协会名录。

经历这些后,我对所谓的圈子死了心,退回到自己单调的生活中。无声地退出,并非不告而别那么简单,对曾经的同伙而言,它意味着割袍,意味着背叛。背叛之人不可恕,于是,我再一次被县城排斥在了县城之外,被人群排斥在了人群之外;乏味之人不可交,于是,我再一次被县城遗弃在了县城之中,被人群遗弃在了人群之中。

(二)

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因为地理上的窄小,县城人际关系更为集中且复杂,家族姻亲、同学同僚,关系盘根错节,对多数人而言,就算是与大街上任意一人攀谈,顺着他的关系链条往下捋,不出三个节点,总会蹦出一个与你产生交集的熟人。但我显然不属于“多数人”,在县城,只有同事和几个高中同学,我几乎举目无亲。有时候,我会想起一些不在身边的人,并期盼他们在路过这座县城时,给我打个招呼。他们之中,定居或漂泊在外的同学居多。

这座县城最大的变化是在年关。年关,县城处处张灯结彩,各色店铺一改往日风情,纷纷播放着烘托节日气氛的歌曲,平时安静的小城,一下子喧嚣了起来。街道上的车辆也多了起来,车一多路就容易堵,往常从城西到城东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这时候往往要半个小时。多出来的车辆,一半来自乡村,大多是趁着年节举家来县城游玩的;另一半则主要来自江浙沪的一、二线城市。本县号称蔬菜大县,支撑这副门面的,是每年产出的五百多万吨蔬菜,全县有五六十万人从事与蔬菜相关的种植、运输、售卖等工作,其中又有二三十万人常年散布于南方各地。这些人靠蔬菜发了家,便在异乡买了车、购了房,平时很少回来。但春节却是个例外—每年随着春节的来临,他们的故土情结便会聚涌,如他们兜售的反季节蔬菜一般,他们似反季节飞行的候鸟,纷纷捋着故乡以团圆之名抛出的丝线返回。

那些驾车还乡的人中,隐藏着我零星的同学。准确地说,是我的高中同学—高中之前,我一直在偏远的北部乡村就读,直到十六岁才踏足县城,与那些来自南部蔬菜大镇的同龄人同班就读,直至毕业之后飘零四方。时至今日,“子承父业”这个词依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如我那些来自蔬菜大镇的同学,毕业之后,他们大多选择随父母或其他长辈去了南方发展。

毕业时,我们就曾商定以后要借着春节一年一聚,前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这个约定。徐永华是促成聚会的灵魂人物,几乎每年都是他提前在班级QQ群或微信群里张罗。他高中毕业后便在舅舅开的运输公司里做事,将本地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在底层历练了几年后,便常驻上海,帮着自己的表哥打理与几个农贸市场的业务,据说干得很不错。

我们的聚会地点始终固定于同一家KTV。它曾经是全县最繁华的娱乐场所,十多年前我们毕业的那个夏天,全班人曾在那里作别。十多年过去了,县城里更为高档的KTV已经开了数家,它居然还苟延残喘地存活于新兴力量的轮番围剿中。在提前订好的KTV大包间里,二十多人虽说是一个集体,但总是会被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分割为几个小团伙,与上学时一样;大家互留号码,互诉衷肠,竞相飙歌,与上一次聚会一样。当年为了同一个女生互殴的情敌早已和好,共唱《兄弟抱一下》;当年因爱生恨以分手告终的情侣早已释然,互相开起了玩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一切又似乎显得太过美好。这往往是上半场的场景,到了下半场,或许只是因为一句话、一个动作,整场的气氛就变了。有一年聚会,一位创业的同学与一位从政的同学聊着聊着就动起了手,我们分成两拨,一拨拉这个,一拨劝那个,这才没出大事,自然聚会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只得草草收场。与那些久居异地的同学一起聊天,我偶尔会冒出自己已与社会脱节的想法。他们聊到北上广深房价的差别,聊到青岛与厦门海滨浴场的不同,聊到我从未听说过的奢侈品牌新出的衣饰,这让我无从插嘴。虽然一直坐在他们中间,但我却觉得,我其实是个局外人。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主动与我攀谈,向我打听县城里的某件传闻或某个与我关系稍近的同学的秘事,看能否从我口中掏出更为劲爆的猛料来,而我却总是让他们失望。

偶尔也会聊起早逝的同学。我们不过三十多岁,单纯从年龄上看,似乎“死亡”这个词并不能对我们产生威胁,然而,生老病死从来都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概念上的终点有时会选择任意一个不属于它的节点贸然出场,直截了当地掐断你原本该从容前行的漫长旅途,而你却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事实上,我们同学中已有多位英年早逝了。有一位女同学一直在做北漂,去年听说死在了北京的出租屋里,而在前年聚会时,她还与大家有说有笑,此刻大家聊起她,不免一阵唏嘘。还有我的室友常乐,数年前他骑着摩托车往家里赶时,被经过的车辆撞飞了,肇事车逃逸,把他遗弃在道路之上。常乐常乐,常安常乐,常常安乐,他父母给他取的好名字,终未给他带来好命运。

任何聚会到最后,无非一片狼藉。到第七八年的时候吧,心照不宣地,大家开始以各种理由推托,初时徐永华还极力劝说大家尽量排除困难,后来请假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就不再勉强了。然而作为为数不多的常驻县城的人之一,无论还剩下几人团聚,在同学们看来我都没有理由缺席,地主的身份让我拿不到任何豁免权。直到2019年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流行,我们延续十余年的聚会传统就势取消了。自此之后,班级群里再无一人重提聚会之事。

我骑着电瓶车从那家日渐潦倒的KTV门前经过时,偶尔会想起聚会的场景,想起那些清晰或模糊、生动或呆板的面孔。这么长时间不见了,还真有些想念他们呢。

(三)

老家的亲朋偶尔也会联系我。

我所在的县城,距离父母生活的地方不过六七十里,因此我算不上漂泊在异乡,但在心理上,我的确又感受到了远—我已经从那座村落走了出去,在另一个地方娶妻生子,用自己的躯体承受着生活的轻与重。因为一直在外求学和生活,村里的许多长辈都已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那些小辈,要不是看到我与父母同行而猜到我的身份,他们便会始终对我报以警惕的目光。稀里糊涂地,我就这样沦为老家的外人,老家已经没有我的位置,我的名字以及我这个人,已经被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删除了。

我读过一些作家书写故乡的文章,他们更多的是赞美,是怀念。不能说情感不真挚,但是我总觉得许多文章在着力于美化事业的同时,也掩盖了这片土地上真实的人和事。同为写作者,我这么说并不代表自己就是清白的,事实上我怀揣着另一种恶—我越来越像一个客人了,每次都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在滞留期,我无意或者有意地从父母和亲友那里收集着发生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并带着它们逃离这里,将它们添油加醋地搬到了纸上。然而,故事里人的命运,我永远搬不走,他们留在那片土地上,经历着该经历的,忍受着该忍受的,实在忍受不了,就哭喊,就咒骂,就自戕,用最简单也最愚笨的方式,面对最难解的困境。

网络上有人调侃敝地对于官的推崇,说月俸三四千的公职人员,其社会地位往往是月入上万的自由职业者所无法企及的,说丈母娘选女婿首先要看是不是公务员……这些调侃虽刻薄了些,但也并非无稽之谈。或许正因如此,当老家的一些亲朋知道我在某个机关单位上班时,对我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在他们看来,我这是当官了。

有一年,亲戚A带着自己高中毕业的儿子小飞找到我,说小飞想到某个单位当临时工,拿出一万块钱,托我疏通疏通。他真是高看我了,我自觉没有那个能力,摆手拒绝了。我没有那个能力,不代表别人没有。春节回老家,大年初一见到了小飞,他穿着一身带有那个单位标志的制服,挨家给本族长辈磕头拜年,见到我,便提前绕道而去。

小学同学B也来找过我几次。他在老家建了一家养殖场,但因为占地和污染问题,与乡邻多有摩擦,互不相让。一位乡邻气不过,向职能部门投诉了他,职能部门对他进行了相应的惩戒,但他认为是因为自己上面没有熟人,才被人欺负了,便找到我,希望通过我结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我的确认识那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只有工作上的联系,况且整个事件的过错方的确是我的这位同学,便未答应。同学B因此与我结了仇,通过我们共同的同学递话,从此恩断义绝。

这些年一旦有远亲和近邻住进了县城的各家医院,父母都会让我代为探望。2018年的某个夏日,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命我去县里的某家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亲戚,这位亲戚得了我们老家称为“孬病”的癌症,刚做完手术不久。输入父母给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我自报家门,说是某某的儿子,他们才知道我是谁。在病房里,亲戚的儿子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不提病人的病情,却向我提起了医疗费,想让我找医院管事的说说,能不能在报销的基础上再减免一些。对此,我自然又无能为力。表明态度之后,气氛便尴尬了起来,我只能找个借口,留下二百块钱就开溜了。

我不知道是社会问题还是个人原因,这些年里,一些乡亲似乎正借助老家的招牌和帮忙的名义,有意或无意地驱使我去反哺,涉学、涉工、涉医、涉法……他们的需求五花八门。那些生活于故土之上的亲友啊,他们总是对我寄予厚望,当他们最终发现我其实是那么无能时,便渐渐失望。

说到底,他们不该将那些合理和不合理的诉求抛给自己的同类啊—我只是一个为稻粱谋的小职员,与他们并无二致。我们本就生活于同一片天空之下、同一方大地之上,忙忙碌碌如蚁,慌慌张张似犬,此身微眇。

(四)

单独说说顾云志。我与顾云志是初中和高中同学,之间还存在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倘若我们不是同学,这种血缘关系便是纤弱的,近于无,或许我们连彼此认识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在一些共同参与的红白喜事上打个照面,各尽着自己的本分而已。然而作为同学,因为朝夕相处,便加固了亲戚的链条。按照辈分,他该喊我叔,但事实上,这种称呼只是其他亲戚在场时不得不掩人耳目的叫法,平日里,我们哥们儿相称。我们并不觉得这有失体统,体统这玩意儿,是死规矩,专为禁锢人性而设。

虽说是初中同学,但并不同班,所以初中阶段我们是一对互不干扰的平行线。真正的友谊发轫于高一—不约而同地,我们考进了同一所高中;一千多个新生,被随机分配到二十多个班级,我们居然被分到了一班;一个班里有四十多个学生,班主任又偏偏将我们安排在了一张课桌上。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巧合就这样把我们俩捆绑在了一起。现在回想,其实那些巧合并不足以持续支撑我们多年的友谊,支撑我们友谊的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文学。他是书痴,是校门口书摊的常客,盗版的《复活》《巴黎圣母院》《白鹿原》《老人与海》等,以及过期的《十月》《当代》《人民文学》《散文》等均被他断断续续地购了回来,我则是近水楼台,没花一分钱就饱览了诸多文学书籍。他喜欢海子和布罗茨基,立志当诗人,写下许多在我看来特别漂亮的句子,但在高二分流时,他却进了美术速成班。他对我说,这叫曲线救国,只有考入大学,才有更多时间阅读和创作。

那时候,《摩托日记》风靡一时,催生了一大批穿着印有切·格瓦拉戴贝雷帽的头像的T恤衫的文艺青年。那时候“文艺青年”还是个褒义词,是不羁的象征,与矫情和做作几乎没有瓜葛。与现在世界同步的5G时代不同,那时候,许多风潮从大都市兴起,刮来刮去很久之后,才刮到小县城。尽管《摩托日记》早已上映,但当我们从县城音像店里看到新进的盗版碟片时,已是一年多以后了,在此之前,我们是从过期的刊物上读到关于这部影片的推介性评论的。云志买了盗版碟片,等到放假的时候喊我一起去他家里看,一上午,我们看了两遍。南美旅程如何影响了切·格瓦拉的世界观,切·格瓦拉就如何开拓了我们的视野;革命热情怎样在切·格瓦拉的心中沸腾,切·格瓦拉的形象就如何在我们的心中闪耀。那时的我们真是浅薄而真诚啊—在澎湃心潮的遮蔽下,我们的目光掠过苦难,视线只发现了美。崎岖的山路是美的,黄昏的大野是美的,民族的风情是美的。美让我们于无言中战栗,我们需要经历类似的一次对美的追寻,俘虏美并揭开美的奥秘,以消解内心的震撼。在云志的提议下,我们决定像切·格瓦拉和他的同伴一样,投身于一次伟大的历练。

这次伟大的历练是在高考结束后实施的。我们没有广袤的南美腹地,只能借助目光将胸中丘壑聚焦于一条河流的躯体;我们没有突突排着尾气的摩托车,只能将信任交付两辆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车。现在通过卫星地图,便能清晰地看到,自我们村沿着河岸溯源而上,我们最终会到达位于邻县的一处山谷。然而那时候,对于这条河上游的轨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自我们村向东汇入一条宽阔一些的河流,流经镇子,再接纳一些细流的汇入,以护城河的名义揽着县城华丽的身子揩一下油,便继续向前,直至汇入沂河,汇入黄海。

在计划尚未实施以及实施的初始阶段,一股莫名的热血始终支撑着我们,尤其是云志,如开光般,他将新买的记事本端放于河岸的台阶上,又将新买的圆珠笔端放于记事本上,后退一步站定,带着我于庄严肃穆中向着它们鞠了一躬。如今当我回想这些细节的时候,不免感到脸红耳热,但那时候,我们俩谁会怀疑对方的真诚呢?

我们骑行于河岸外侧的乡间道路上,时不时将脖子扭向内侧的河流,观察着河流表面以及周边的一举一动。每当遇到垂钓者、浣衣人以及记载着村庄由来的石碑,我们就会停下来,向有生命的人与无生命的物打探关于河流的秘事。在距离我们的出发地十余里的地方,因为要去对岸的泉眼处饮水,我们在牧羊老者的指引下,穿过了一座小石桥,并于脚下几块巨大的桥石上发现了一些繁体文字。因为风吹日晒,因为人畜磨砺,许多字已经被打磨光滑,看不清了,但依然保留着一些勉强可以辨识的文字。牧羊老者告诉我们,这些承载文字的桥石,原本是一位举人及其族人的墓碑,在特殊时代被推倒后,做了修桥的材料,筑桥者希望能用这种方式世世代代将他们踩在脚下。沿途所遇,均被云志记录了下来。他那么兴奋,甚至告诉我,这必将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考察,它将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催生出一位卓越的文学大家。他说许多年后,这本日记会是不朽的见证,文学界将会奉为圭臬。他记得那样认真,字体那么工整,仿佛一旦潦草,便是对河流、文学以及我们自己的亵渎。

然而我们终未完成这次考察。《摩托日记》里,切·格瓦拉的摩托车中途报废,他们只能靠搭便车完成剩下的旅程。我们的自行车虽未出故障,但其他的因素却逼迫我们选择了放弃。在距离出发地五十多里的地方,越来越纤细的阡陌,终于被芦苇丛截断了,想要继续前行,我们必须穿过它们或绕道而行。那时候,夕阳已经坠入前山背后,淡淡夜色正在聚拢,我们站在大片的芦苇丛前沉默不语,只有风吹拂芦苇的声音塞满了虚空。云志弯腰捡起一枚石子,赌气般朝着芦苇丛掷去,无数只鸟雀就如被大地赌气般投出的石子,纷纷向着天空攀爬继而散落,我们俩因此受了惊,拽着车把,慌慌张张地向后奔去,累得气喘吁吁才停下。我们一人靠在一棵柳树上,继续沉默,只有喘息如风吹般呼哧作响。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向云志提议,这次就算了,我们下次再来。是我选择了放弃,而不是云志。或许云志也需要这样一个台阶,短暂沉默之后,他应允了我的提议,并对我的放弃口头讽刺了几句。虽是原路返回,夜幕之下的小路走起来却并不轻松,在夜色的驱赶下,我们狼狈而逃,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幸好,我们的家人都误以为我们在对方家玩耍,并未多问什么。这次失败的经历告诉我,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当伟人,万不可妄议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者。我不知道顾云志得到了什么启示,但我知道,他一定比我收获更多。

那年的夏天真是安逸啊,除了那次半途而废的考察,我与云志还一起去钓鱼,一起窝在他家里看碟片,一起骑车到镇子上的网吧上网,直至他拿着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直至我揣着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坐上了去往邻市的客车。高中毕业后的许多年里,趁着春节假期,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组织了很多场聚会,云志却从不参加,但总会抽时间与我单独会面。我刚在县城买房但未结婚的那几年,漂在京城的他每次回来,我的房子就成了他的中转站,他从县城汽车站直奔我家,与我通宵畅聊后,第二日才坐客车回老家。如果时间充裕,回京之前,他也总是在我这里住一晚。我们各自经历着生活中该经历的和不该经历的,却很少用通信工具隔空交流,因此,相聚成了我们俩宽慰彼此的最佳方式。也只有在相聚时,我们才能真正毫无顾忌地倾吐一段时期里的所遇所感。

这些年,他干过推销员、快递员和房产中介,也曾短暂陷入传销组织。为了生计,他甚至还一直在当枪手—自己辛苦撰写的剧本,在电视上播放时却署着别人的名字。我对此愤愤不平,他却并不怎么在意,且告诉我,他的名字只属于诗,即便有机会,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蹩脚的电视剧上。“只是为了一块面包。”他用蹩脚的普通话说完,愣了一下,想起是在与我交谈,才用方言重复:“只是为了一张煎饼。”我们便都笑了。我后来专门找来那几部电视剧看,故事情节都不怎么复杂,场景的气氛渲染却始终存在,让人想起侯孝贤。而侯孝贤,正是云志最为认同的华语影视导演。他依然那么爱读书,爱跟我谈论俄罗斯的白银时代、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每次他翻开乱糟糟的背包,里面必躺着一本带有折页的书,有些甚至有数十处折痕,显然不知已被他读过多少遍,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宝贝。但他对我又总是那么慷慨,经常把这些书交到我手上。我的书架上,《树上的男爵》《看不见的城市》《小径分岔的花园》《哈扎尔辞典》这些书籍,皆是他馈赠的。与他谈论文学,总让我战战兢兢—他总是嘲笑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东西空有矫情却无才气,我虽难堪却无法反驳,因为他的看法总是一针见血。

2019年秋天,云志的祖母过世了。云志的父母属于我们这一带最早出去打工的那批人,他小时候跟着祖母过,与祖母的感情甚于与父母的。这位老人正是连接着我们微乎其微的亲缘关系的人,如今她虽已走远,我和云志的感情却以非亲缘但更为牢固的关系延续了下来。云志处理完祖母丧事的第四日,我开车送他去汽车站,在此之前的一天,他父母便匆匆回到了南方的某座城市。云志告诉我,他父母让他过年去往南方的那座城市团聚,他们已经用积蓄在那座城市买下了一套房子,正准备迁户口。他说以后再回老家,便只是想回来见见我了。背倚车站围栏,我们各自于沉默中抽完了一支烟,便挥手告别了。这两年,云志一直说想回来,却一直未成行。而我也一直期待着,无论他是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归来。

写完以上这些文字,蹦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若是云志看到了,会不会又嘲笑我矫情。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心一横,竟真的将这些文字发给了他。不多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却并未臧否这些文字。他只是提到了那年夏天那次失败的游历。真是遗憾啊,他说。

(五)

有些词是不能具象化和确指的,譬如“远方”。宁夏、广东、湖北、四川……从地理上看,这些词所囊括的区域,都可谓是我的远方,然而当“远方”这个词与它们中的任意一个构成对等关系后,便显得干瘪且沉重了。远方,它只适合朦胧似纱,只适合温润如玉,只适合搁在心里,唯有这样,“远方”才是个撩人的词。

在县城生活的这十多年里,我不止一次萌生了离开的想法,然而冷静下来后,我发现这纯粹是少年情怀后遗症在作祟。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我并非独属于自己的完整个体,而是多个担负不同职责的碎片的聚合物,身为儿子的碎片、身为丈夫的碎片、身为父亲的碎片……虽然它们数目多,但都是我的唯一,对我来说同等重要。时日渐长,牵绊我的人物和事物便越来越多,他们如绳索将我越捆越紧。他们将我捆绑于我应该待着的地方,誓要榨尽我所有的剩余价值。

最近一次萌生离开的想法,是儿子出生后不久,但起因却与以往不同。那段时间,我更为深刻地明白了金钱的重要性。同学春明在杭州的一家大型货运公司上班,老板是他亲戚,我给他打电话,说明了自己的窘境,问他那边能不能收留我。没想到之前一直有意或无意吹嘘自己薪酬的他,却劝起我来,并大倒苦水,最后,反而是我劝慰起他来。这番交谈让我畏惧了,我打了退堂鼓,从此不再提“远方”。励志书上说,一个人要始终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和说走就走的洒脱,很遗憾,我发现这两种我都不具备。就这样,我一直滞留于这座县城,如悬在低空的风筝,既不能凌空而去,也不能安稳落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际遇早就给我们分配好了该度过的时间和该跋涉的轨迹,更多的时候,生活中是没有意外发生的。

有一次与顾云志闲聊,他竟也破天荒地矫情了一次。他说对他们这些漂泊之人而言,县城既是一座去往昨日的中转站,也是一颗藏于心头的启明星,而驻守于县城的人,便是车站里的守护者和暗夜里的点灯人;他说,只要想到有座县城还可以回去,有个交心的人还住在县城,心就有了落脚点。尽管这可能只是他的宽慰之词,我心里还是不免有些感动。某一刻,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其实早已与这座县城密不可分了,只是自己一直没有发现。

……

选自《百花洲》2023年第5期

刘星元,男,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十月》《天涯》《花城》《钟山》《清明》《百花洲》《作品》《红岩》《雨花》《散文》等,散文集《尘与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滇池文学奖、齐鲁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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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苍山下坐落着我、诗人、翻译家和摄影家的工作室。我们在各自的人生中追寻、求索、远去和归来,最终在远离平原的大理驻留,分享人类的精神史。 工作室 李达伟 1 安静的工作室被打开,...

自十多年前第一次走进山西临汾的云丘山,我就与这里的山水草木、村落洞窟结下不解之缘。每当心情浮躁,或者有什么事理不出头绪,第一个念头就是上云丘山。 同样是登山,在云丘山和别处的...

迁居山乡,我爱上了独自行走,有时顺着河流,有时沿着山径,不紧不慢,往前行走。在人迹稀少的山区,山川河流是永恒的主场,鸟兽虫鱼是不变的主角。在这自由的王国里,云舒云卷,日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