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散记之五
（一）
1979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城里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这在小村人的眼里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生我养我的那个偏僻小村子，多少年里也没有一个年轻人能一下子出息到城里去，变城市户口、吃供应粮、 挣“旱涝保收”的工资、单位能分房子，娶城里女子做老婆……
而且在小村人的眼里，我还是个见识多、路子广、什么事情都应该能办得到的“能人”.因此在我毕业后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里，就有人从老家那边满怀希望地辗转找来，求我帮忙办一些稀奇古怪、依我的能力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小村里那些可怜的父老乡亲们啊，你们实在是太高看我这一“芥”书生了，离开小村至今34年有余，除了对父母尽孝道，对自己生活困难的姊妹、哥嫂在经济方面略有接济之外，我竟没有能给乡邻办成一件像样的、让他们乘兴而来乘兴而归的事情，说来真是惭愧。
在我当教师那段时间里，村里一个姓张的木匠找到了我，说他可以成批量地加工桌椅板凳，价格便宜，质量保证，想让我帮忙往我所在的那所学校推销。其实我那时正当班主任，我也知道学校每年都要采购大量的桌椅板凳，那桌椅板凳的材质、做工都不怎么样，我的班级里几乎每天都有坐塌了的椅子、散了架子的课桌，由学生自带锤子、钉子进行修缮，那些缺胳膊断腿不能修了的就直接搬出去扔到学校后边的废物仓库里。学校的物资采购权力集中在一两个领导手里，大家都明白那是一个利益圈子，随便一个普通的教职员工哪能轻而易举打进去？更何况我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在当地两眼墨黑的年轻教师！我回绝了那位姓张的木匠（论起来他还是我本家不出五伏的姐夫），我真没有那样的能力。他走的时候，我从他的脸上明显看出了失望、不快，还夹杂着对我不屑的表情。
（二）
我任教的中学是一所企业子弟学校。那企业对学校、对教师口头上重视，而在实际利益方面非常歧视。职工涨工资时厂里克扣教师的指标，分房子时星星点点给学校几户都是别人腾下来的破烂儿（那时候没有房子的教师很多）。我在那当了七年教师，起早贪黑吃苦受累，送走了五个毕业班，校领导把我捧为“年轻有为的教学骨干”,到头来评先进从来没沾过边，党入不上，分房子每次给两户我排四五，给三户我排五六，更别说提干了。对这些事情我不太在意，只是苦了我的老婆孩子，她们跟着我蜷缩在一间四面漏风仅有6平方米的油毡纸小房里，夏天一屋子热，冬天一屋子冷，老鼠满地跑，连睡觉的枕头都被老鼠啃坏了。
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持续了近10年。我一边上班，一边进修提高文凭，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练习写作，给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投稿。我什么体裁的东西都尝试，写寓言故事、写报纸评论、写杂文、写短小说，我把当地几家报纸最难上稿的栏目逐一攻下。乡下的老母亲、老父亲在80余高龄后相继离世，家祭时的悼文皆出自我手，我大哥在家祭仪式上诵读我撰写的悼文，在场的家人、族人和乡邻计200多号人，无不为悼文所感染，众皆泪如雨下。后来，距我家五里路的舅舅过世，家祭时撰写悼文的差事在我那些表兄弟、表姊妹等人之间推来推去。他们当中有镇长、教师、医生，还有大企业的工会干部，却谁都拿不起来这个事，推来推去又把我推到前台。我简单询问了一下舅舅的生辰、简历，接过纸笔，伏在舅舅家的老式大柜上，站着，一气呵成写下近3000字。那篇悼文经我一位当教师的表哥在舅舅的家祭仪式上有声有色地诵读，比给我自己父母写的悼文效果还好。众表兄弟、表姊妹和那个小村的乡邻人等，都一致夸赞我--到底是读书人，这书没白念啊！
（三）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学校跳槽改了行，专门从事文字工作了，这也是我自幼的理想。家乡人认为我不当老师了，而且经常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人打交道，这下神通一定广大，有什么难事找我办一定能行。他们所说的办事，多是打个官司、告个状，或者在村里受了什么委屈、对哪个村干部不满，想通过我找人，在报纸上、电台或者电视里出出气，讨个公道之类。乡下人想事情都是那么简单。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我的“发小”,同岁，长我两个月。他中学没读完就因为家庭困难辍学了，先学了两年铁匠，后来到镇里的基建工程队干力工，再后来自己组织几个人包点小工程。这次来找我，是因为他给一家供暖公司干了一个管网改造的小工程，三番五次要不来工钱，还垫进去不少材料费，非常苦恼。渐近中午，我说我请你吃饭，咱边喝边聊。喝酒过程中，我问他想让我怎么帮他，他说你不是能写文章吗？你把这事先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给他捅出去，或者你以记者身份去采访那个供暖公司的头头儿，吓唬他一下，实在不行你就联系“焦点访谈”的人来，我看电视上只要“焦点访谈”插手，什么难事都能解决。他的一番话如此轻巧，在我看来不次于在我的头上压了一座山。我不好直截了当回绝，只是委婉地给他举了很多例子，说这种事媒体轻易不会介入，这事太小，而且这种事也太多，说不久前一家娱乐场所发生火灾，烧死14个人这样的大事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只字未报，“焦点访谈”来人都被市里挡住了云云……况且我也不是什么正式新闻媒体的记者，怎么敢冒充记者去采访？“发小”似乎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只是闷头喝酒，不再言语。最后我告诉他，以后想喝酒了尽管到我这里来，请你下饭馆喝点小酒我能做到，别的事恕老弟无能。从饭店出来，我给他叫了出租车，“发小”悻悻地坐车回去了。
接下来是我大伯父家的一个堂兄，连续三次打电话找我帮忙。一次是因为堂兄的儿子原来是村里的电工，竞聘时被别人顶下去了，他求我找市里或镇里电业局的人帮忙把那个人撤下去；一次是因为村里有一家将死人埋在了正对堂兄家大门几百米远的地方，堂兄想借用报纸的力量将那家人的坟墓掘走；还有一次是我们家族中有两个人历时几载辛辛苦苦编撰出族谱，没有将堂兄孙子的名字列上，堂兄要状告族谱编撰者，想要我帮忙，而那族谱编撰者中的一位不光是我的本家，同辈，还是我的师范同学。这些事我一件也没能帮上堂兄的忙，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帮不上，也没法帮。
我知道堂兄肯定对我老大的不满意了，去年堂兄因病去世，我去吊唁时在他的灵柩前给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心中祈求堂兄的谅解--实在惭愧，老弟就是个草根凡人，靠摆弄摆弄这方块字混生活，这辈子是不可能成为你心目中想象的那种手眼通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官场人儿了。
（写于2012年12月5日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