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二姐小毛在家里就格格不入。母亲每次都无奈地叹口气,用手指指脑袋,摇摇头,说二姐这里不好使,坏掉了,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二姐很小的时候,得过脑膜炎。母亲是乡里的赤脚医生,晚上在卫生院值班。小人儿半夜醒来一个人哭着找妈妈,懵头懵脑闯进了病区,从病人那里感染上了脑膜炎。脑膜炎会造成脑部损伤,就是母亲说的脑子这里有问题。

相比大姐温柔贤淑的性格,二姐从小就像扎人的刺猬。母亲提起二姐的种种违逆,一脸厌烦。生产队里分口粮,大家慌不择路担着箩筐去挑玉米红薯,刚刚跌跌撞撞会走路的二姐死活不让母亲走,拉着衣角抱着大腿,像螃蟹的钳子一样把母亲紧紧箍住,哭得歇斯底里和撕心裂肺。母亲说那个恨啊,但凡去晚一步,分到的玉米番薯就有差别。母亲狂躁着把孩子拎起来,像石臼里舂年糕一样,上下杵着。大姐和哥哥都个子高挑,二姐身形小巧,大概是小时候被母亲杵坏了,再加上后来得了脑膜炎,这个孩子就有点废了的意思。

母亲对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读小学,二姐临近高中毕业,却死活不肯去学校,说要回家来务农。母亲和父亲百般劝说:“你大姐因为要干活带妹妹,初中念完就不让她读了,你再过半年就高中毕业了,不去考大学今后别后悔。”二姐坚定地说:“不后悔,我写保证书。”

若干年之后,当无数次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时,我想二姐肯定后悔当初的年少莽撞,促使她坚决不肯去学校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父亲的影响。

父亲是公社党委书记,在那场运动后期被人关起来接受审查。哥哥和大姐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因为别的孩子会欺负他们,放狗、扔石头。只有二姐很勇敢,她自告奋勇去给父亲送饭。被关在黑屋子里如困兽一样的父亲,悲喜交加吃到了奶奶做的饭菜,又为自己的尴尬处境狼狈绝望,在那段至暗的时光里,是二姐的陪伴和无畏,让他有了支撑下去的勇气。

两年后父亲平反了,我家表面上看起来算扬眉吐气了,家里又像过去一样人来人往。只有父亲知道,有些东西就像打破的碗,纵使黏合起来也是有碎痕的。二姐的心里,想必也是有伤痕的,她总会梦见同学们对她扔石头丢垃圾,朝她吐唾沫,昔日的好友也躲得远远的,老师让她在走廊上罚站。就像三毛被老师在脸上用墨汁画鸭蛋,此后开始逃学一样,二姐总想着怎么离开学校。

二姐不想再读书了,她想用一己之力改运。

她喜欢文学,在农村里有这样的爱好,总显得格格不入。文学不能抵工分,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她有空躲在楼上读《简爱》《茶花女》,和懵懂的我说起《飘》里面的卫希里,两眼闪闪发亮,满是少女的期待。每天中午,她入迷地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的朗诵,《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内心波涛汹涌,她像堂吉诃德一样,开始徒手挑战命运的风车。

二姐写下保证书后,就回到家里当上了农民。母亲挥着保证书,扬扬得意像是拿到了一张卖身契:“你自己选的路,不能后悔哦,以后家里的田、山上的树,都归你了。”

当时刚刚责任承包分田到户,我家里有四五亩田,山上还是生产队统一出工。哥哥从部队回来之后,就到学校当了民办老师,大姐到镇上服装厂上班,父亲还在乡镇上班,家里就是二姐和母亲。

可能得过脑膜炎的脑子,是和别人不一样,按照母亲的说法就是一根筋。

村里人开始看笑话,一个从学校回来的十七岁高中生,个子小小的,皮肤白白的,又是公社书记的女儿,怎么可能种田啊上山砍树啊。人家杭州来的知青,多少年了还不熟悉农活,你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回到村里来当泥腿子,自讨苦吃,得过脑膜炎的人,脑子一根筋啊的确有问题。

“一根筋”开始种稻了,那个时候都是双季稻,最累最苦的是“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抢收就是割早稻,抢种就是插晚稻秧苗。南方地区一年要种两季水稻,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必须立即耕田插秧,要在立秋之前将晚稻秧苗插下,如果过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短短半个多月时间,收割、犁田、插秧,兵荒马乱,人都要脱一层皮。天微亮的时候就要去稻田割稻,锋利的镰刀和坚硬的稻秆时常会在手上留一个血口。打稻、耕田、耙田、平田、拔秧、种田,等等,七月酷暑,脚踩在四十多度的热水里浸泡着,上烤下蒸,脚上还有蚂蟥叮咬,苦不堪言。

二姐就像被逼入绝境一样,咬着牙坚持着,她从没有在人前诉苦,只是夜晚在床上因为全身疼痛而辗转反侧。不多久,她就晒得黑乎乎,手上磨出了粗粝的老茧,腿上脚上一层层蜕皮。半年下来,已经没有学生的模样了,戴着农村里常见的大草帽,卷着裤腿,粘着泥巴,像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她种的水稻,竟然是生产队里长得数一数二的好,每株稻子绿得黑亮,粗壮健硕,在阳光下飒飒作响,微风吹来的时候,一波波的稻浪好像钢琴键的起伏。每次表叔经过二姐种的水稻田,总会驻足啧啧赞叹:“小毛啊,你这片田打理得比我还好啊,有出息,到底是读过书啊。”

在忙活的二姐听了,摘下大草帽扇扇风,露出白白的牙齿不好意思地笑了,头发上的汗水和泥巴黏在一起。二姐是善于钻研的,养谷子、种稻子,插秧几分深浅,锄草、放水、排水,等等,她像实验室里搞科研一样,虚心向村里的老把式求教。

该吃亏的时候,二姐知道后退迂回,但是对于显而易见的欺负和挑衅,她也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根筋。

村里有个赖子叫根闹子,一个人住一间茅草破屋。但凡孩子哭闹听说他来了,马上会止住哭声,连狗都要避得远远的。根闹子仰仗光脚不怕穿鞋的,看见哪个孩子不顺眼,抽起棍子把人家撵得鬼哭狼嚎。平时借了自己的疯痴,常在生产队里揩点油占点小便宜。

有一次队里安排上山砍毛竹,二姐也去出工了。忙活到下午,明明是二姐砍的一大堆毛竹,根闹子和队长说这是他砍的,工分要记给他。想象得出来,根闹子斜睨着眼睛,一副你敢拿我怎么样的表情。二姐问他,这个毛竹到底是谁的,他说就是我砍的,你个子这么小,怎么可能砍得动。二姐听了,二话不说,抡起砍刀就朝他劈过去,根闹子躲得快,趔趔趄趄跑得老远,回头停下脚步,傻愣在那里。队长吓得要死,赶紧夺下二姐的砍刀:“哎呀,你这个小囡,怎么真的劈,要出人命的呀。”

从那开始,二姐在生产队里就树立了威信。大家说,根闹子不怕别人,就怵我二姐。

得过脑膜炎的二姐,怎么可能真心想当农民呢。她白天干农活,拖着脚疲惫不堪回到家。每到夜晚,她就在楼上写小说,她的钢笔字写得很漂亮,方格稿子一摞摞堆在桌上。那些文字在她面前跳跃着,舞蹈着,似乎是一个个灵动的音符,越过眼前的黄泥土屋,越过一座座黑魆魆的山、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河,一直到达她自己的远方。

记得二姐订阅了很多杂志,《收获》啊,《十月》啊,写的稿子叠起来很高,平时放在一只樟木箱子里,外面还挂着一把锁。二姐不断投稿,不断地杳无音信,她很想去上写作培训班,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看课外书、写作都是不务正业,哪里能走远呢。

她像一滴水无声息地融入海里,她把自己的理想埋在绵延不绝的大山里,在每个静静的只有蛙鸣的夜晚,寻找着自己的深海和灵魂上的图兰朵。

二姐出嫁的时候是我做的伴娘。那年我读高二,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红衣服,我说太抢眼了吧,二姐说真好看,年少就是好。

相比大姐结婚时的排场和热闹,二姐的出嫁显得有些寒碜。在大姐的婚姻上干预过多的父母,在二姐这里总算松了口,说恋爱自由,你自己不反悔就好。想必父母对二姐的一根筋已经领教过了,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不过二姐也没有嫁远,她在乡里的针织厂上班,嫁给了同一工厂做机修工的姐夫。

年轻时候的姐夫长着和小说《飘》中卫希里一样的高挺鼻梁,也像卫希里那样的沉默寡言、聪明能干,会修机器,会做油漆。姐夫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读高中,一个念初中。奶奶和母亲身体都不好,一个瘫痪在床,一个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更要命的是姐夫家在山上,一条羊肠小路歪歪扭扭,从山脚到山上要走一个多小时,什么都靠手提肩挑背扛。

二姐第一次去村里的时候,三十多户人家,有限的几亩田,稀稀拉拉散落在山坡上。村里女的都外嫁,很多光棍娶不上老婆。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剩把骨头的姐夫母亲,硬撑着身子给二姐杀了一只过年鸡,掏了红包给二姐,拉着她的手半天不肯撒手,眼泪汪汪。二姐吃了姐夫家的鸡,抱着强烈的悲悯之心和英雄主义情结,义无返顾地走进这户家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二姐婚礼前不到一个月,姐夫家里竟然因为电线老化着火了。一瞬间熊熊大火吞咽了新打的家具、刚买的家电、首饰和银行的存折、现金。除了背出来两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其他物品无一在这场火灾中幸免。

整个屋子火光冲天,场景宛如电影里一样,黑色的烟火弥漫了几个山头,屋梁劈劈啪啪轰塌下来,火星暴雨一样滚滚而落。被烧垮的屋子,最后只剩了三堵黑色的断壁残垣。

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就像《活着》里面,富贵在有庆没了后,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再也听不到有庆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我赶回家的时候,父母和二姐坐在屋子里,不发一言。当时二姐还没有领证,亲戚劝说悔婚吧,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二姐还是按照原来说好的日子出嫁了,一辆拖拉机上搁着几床棉被,还有一张吃饭的方桌。我穿着二姐买给我的红衣服,恓惶如丧家之犬。

婚房是村里生产队给的一个仓库,窗户全部是黑乎乎的窟窿,虽然用稻草堵了,北风还是呼呼地往里灌。结婚当晚,全村的人都来了,大家没有闹洞房,安静地吃糖嗑瓜子,安静地看新娘子。

放寒假我去看二姐,住的地方还是仓库,用布帘子一隔,就算是两个房间了。姐姐背上用布带缚着孩子,在灶台上忙活着。灶台边铺着两张床,一边是姐夫的母亲,一边是姐夫的奶奶,仓库里四面漏风。奶奶早就起不了身,大小便都在床上,当时还没有尿不湿,奶奶和小外甥女都用尿布。姐夫的母亲也常年卧床,类风湿性关节炎把她折磨得痛不欲生。姐夫到外地工厂去做机修工,姐夫的父亲上山去给别人烧炭,十天半月下山。姐姐一个人要照顾两个躺在床上的老人,一个嗷嗷待哺的娃。

高中毕业之后第一年,我高考没有考上,母亲说要不嫁给什么王木匠李大厨的,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二姐把我接到她家里看书,炖山羊肉给我吃,悄悄塞给我一把钱,说到县城去复习吧,那里条件好一些,你复习了肯定能考上的,一定要农转非,不要像姐姐这样吃苦。

我们是快递之乡,一开始,大家都瞧不上做快递的,觉得不正经。村里年轻人除了读书、当兵奔前程外,其他只有外出打工踩三轮做小工谋出路。山沟沟里太苦了,田少山多,绵延不绝的山冈望不到尽头,像是挡着路的一扇扇屏风。山与山之间狭隘逼仄,把村庄挤得透不过气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组合“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和韵达),快递产业在全国出了名,老乡们纷纷各占山头承包各个省份的快递区域,等二姐醒悟过来的时候,经济相对发达的地盘基本没有了。

二姐和姐夫四处筹钱,缴了费用,承包了某通重庆一个区域的快递站点。

有一句话叫做“少不入川,老不出蜀”,讲的是天府之国实乃温柔之乡,好山好水之外还美女如云。二姐和姐夫到重庆做快递后,和我们交流很少,春节时候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二姐穿着貂皮大衣显得贵气,姐夫开着奥迪Q7,都是喜气洋洋的。

有一天,我接到了在重庆读大学的外甥女电话,小姑娘说妈妈状态很不好,在医院精神病科住着呢。姐夫赌博,外面有了女人,三天两头不回家。更要命的是,公司里的账户没有钱了,工资发放有了问题。

一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那几年谁做快递不赚钱呢,春节那些快递老板回乡,开的都是宝马奔驰保时捷,春节放的鞭炮像龙一样盘旋在田里,噼里啪啦的比谁家放的时间长,是放一亩地还是两亩三亩地。大家在牌桌上玩牛牛,堆的钱都是成捆成捆,几乎拿尺子量的。

还在读大二的小姑娘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小姨子,你和我爸谈谈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怎么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呢。在医院住院的二姐,压根不知道姐夫外面有女人。她对自己太自信,只是用原有方式来思考爱情、思考家庭。当年自己嫁过去的时候,姐夫一家是怎样感激万分,姐夫怎么可能会背叛她,在外面找女人呢?

我看到姐夫和那个女人的照片,女人在歌舞厅上班,长相普通庸俗,烫着一头焗得金黄的大波浪,蕾丝上衣牛仔短裙,斜背着一只LV包包,笑得妩媚风尘,但的确年纪很轻。我也看到了她和姐夫的肉麻露骨对话,是从QQ上截屏过来的,两人你情我浓。姐夫隔天就从银行取钱,三万五万的,全部是现金。

我给姐夫打电话,姐夫也不辩解,一副无所谓大不了的态度。我说我们不要婆婆妈妈,我也不想听这些男女苟且之事,大家爽快一点,你就和二姐离婚吧。姐夫很诧异,说我是家里的老幺,没有权利管姐姐的家事,他不想离婚。我说我可以拿到父母和我外甥女的授权委托,由我来全权处理这件事情。二姐现在在医院精神科室,从法律层面讲,你是有遗弃嫌疑的,如果从第三方介入婚姻角度来讲,财产分割你并没有优势。公司是你们的婚后财产,股份本来就是一分为三,我姐姐和外甥女占三分之二,姐夫你只占三分之一。

姐夫说,你姐得过脑膜炎,脾气不好,处理事情只按照自己的想法,个性特别强。现在做快递的老板,哪有不赌博不去风月场合的,有人去澳门,输一次都是几百万呢;有的常年不回来了,外面有儿子。姐夫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他总不能一辈子,活在姐姐是他家恩人的阴影里吧。

没有多久,二姐从医院出来了,还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问二姐,医院里有没有人虐待她,在医院的毕竟都是精神上有问题的,二姐说,这个医院和疗养院差不多的,作息有规律,在医院里修身养性,反而清净。

我问二姐为什么要喝酒呢,姐姐说最初到重庆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公司里招不到员工,招到的员工又欺负外地老板。分给他们的摩托车,他们卖了;干私活的汽油费,入公司账报销了;管理上瞎子摸象,员工私自收件收钱。稍微说说他们,就集体撂挑子不干了。你姐夫每天晚上去机场取件,到总公司开会、打牌,彻夜不归,我一个人害怕啊,一宿一宿的,总是睁着眼失眠,心想喝点酒就睡着了。

看二姐还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我说长痛不如短痛吧,索性把所有的事情向她兜了底。

二姐沉默了半晌,她早就知道姐夫出轨,只是两人都装糊涂。二姐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人都没有了,钱还留着干吗,大家败光拉倒,这个日子不过了。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回到老家,梦里都想。这嘉陵江的水远没有我们富春江清秀,重庆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辛辣的火锅味。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就像那年我躲避高考一样,事实上,我当年如果没有考取,再复习一年也能考上,但是我不想在外面了,就想回家。

我又想起母亲讲的,不要和你二姐计较,她得过脑膜炎,脑子和别人不一样。

二姐说,那年你姐夫在外地厂里干活,他大弟考取军校之后就要分配工作了。本来指望他终于能接济家里了,结果来消息说出了点事,需要用钱打点。农村里一年到头刨点土疙瘩的,哪有什么钱。老头子在山上放羊,挖点药材去卖,生产队年终可怜巴巴的一点分红,又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借钱,托了关系到信用社贷款,好不容易凑了几万元钱打给大弟,这才保住他的饭碗。

二弟长得虎头虎脑,英俊帅气聪明勤快讨人喜。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和隔壁村的姑娘谈了恋爱,女方要一笔数量不小的钱订亲,家里一下子拿不出来。二弟很苦闷憋屈,一个人跑到山上发呆。恰逢有一伙人上山偷生产队的树,二弟看见了,就去阻拦他们,他们把二弟狠狠揍了一顿,出拳打的都是外表看不到的内伤。二弟回来什么也不说,那两天就是埋头睡觉。我以为他心情不好,就由着这个孩子多睡一会。第三天早上,二弟很晚没有起床,我上楼喊他吃饭,才发现二弟竟然没了。当时我只顾得哭,这个孩子一个晚上得多痛啊,但是他都忍着一声不发。平时有什么事情,他不会和他爸和他哥说,只会和我这个嫂子说。他不知道,我已经在给他凑彩礼的钱了。他唯一没有告诉我的,就是在山上被别人打了,他没有还手,那时肯定是委屈绝望到顶了。二十出头的年纪没了,村里的人都说是短命,农村孩子不金贵啊,白事也没有办,就这么草草找地方埋了。

我是一直到两三年后才知道二弟被打的事情,才想起他走的时候,嘴角乌紫沁出血。我想报案,给二弟一个说法,二弟这样肯定死不瞑目。你姐夫他们不愿意,一则事情过了两年了,找证据很难,现在再开棺验尸,就是让二弟不得安宁了。二则都是乡里乡亲的,即使把他们绳之以法,二弟也回不来了,我们年纪大了还是要叶落归根回老家的,今后怎么面对他们呢。

这些事情郁结在我心里,就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挥之不去。你姐夫奶奶和他母亲,都是我养老送终的,我一个女人背着孩子,灶边两张床,一边躺着一个,都嗷嗷等着我做饭照料,她们两个都喜欢孩子啊,但是,手无缚鸡之力,连抱孩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次,我把孩子搁在你姐夫妈妈膝盖上,我去门前溪沟里担水。就那么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滚落在地上哇哇大哭。

孩子断奶后,就送到外公外婆这里了。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外公张罗送衣被、送菜。现在想起来,不要说培训班,估计那个时候连家长会,孩子也是没有家长去参加的。就是为了到重庆谋生,我们这样背井离乡的,你说图什么?做了快递,你姐夫有钱了,买了房子,开上奥迪,就开始忘本了。他奶奶和母亲都是我养老送终,给她们体面地送上山。但是你姐夫竟然想把那个女人清明节带回去扫墓,我能承受得了吗?我心里的血,早就流光了。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都知道,我的心里,痛啊。

暗暗合计,被姐夫糟蹋出去的钱,该有几百万了。我问二姐,这个钱你不心疼,不想拿回来吗?她说,怎么不心疼,现在公司很困难,每年都在贷款的,连房子都抵押了,五六十号员工,每个月发工资都得二三十万,公司越来越难了,实在撑不下去,只有卖房子。

瞒着二姐,我们找了个私人侦探,查到了姐夫在外面的女人地址。终于等到有一天,姐夫要去上海总部开会,大家商量好了就在当晚行动。找到那女人后一定要理性冷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姐夫到底给她多少,是二百万、三百万,还是五百万?她承认拿了多少,就写下来多少,至于能不能要回来,以后再说吧。法庭上只认法律证据,姐夫给她的钱,单方没有馈赠的权利,而且这还是公司账户上的钱,只要拿回一半,公司的日子就不至于这么艰难。

从工商查到这个女人刚开了一家担保公司,给别人做借贷。担保公司总要有本金吧,否则怎么运营,这个本金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姐夫给的呢?

我坐立不安,一直在等二姐消息。到了晚上十点半,我实在忍耐不住,给二姐发微信问怎么样了,二姐没有回复。第二天,我迫不及待打二姐电话,二姐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昨天他们根本没有去找那女人。走到半路,二姐突然不想去了,转头直接回家了。

我诧异极了问为什么?二姐说,我给她打了电话,说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你也读过书,不能去做破坏人家家庭的事情。

对方口气很嚣张,说都是姐夫自愿的,说二姐管不住男人,得过脑膜炎。

二姐对我说,我自己也有问题,谁让我身体也有病呢?钱有这么重要吗,由他败吧,败光了,就不会折腾了。

我恨恨地挂了二姐电话,此后很长时间,我没有再和她联系。

但是经常在无际无眠的夜里,我会想二姐在干吗呢,现在不知道怎样了?我经常梦见她被别人关在医院里,隔着铁栅栏,说有人要打她,她从窗户里伸出手喊我去救她。我梦见自己背着书包去找二姐,在乡间道路上转来转去,四周到处云雾缭绕的,我怎么也找不到二姐的家。

嫂子让我不要担心,说二姐现在挺好的。信佛吃素,彻底和酒断了,自己在管理公司,也聘请了一个经理人。姐夫没有钱,兜里空了,歌舞厅那个女的也不愿意搭理他了,听说拿了钱回乡下老家造房子,找个男人结婚过日子去了。她家在四川非常偏僻的农村,也算是衣锦还乡了。二姐说,那也是她的福报,希望她以后好好的,不要再祸害别人。

母亲说,二姐这不是大度,是傻,还是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的缘故。

但是快递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自从总公司被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购后,整个快递系统明面上管理规范了,但是地方上承包区域的小公司都出现了很多困难。面单价格上涨,惩罚措施也越来越多,一个双十一,积压的货没有及时发出去,二姐她们非但没有赚到钱,还被罚了二十万。

很多大公司早年有规划打算的,打下了江山,积累了房产、仓库、车队等资产的,钱跟着钱走,雪球越滚越大。像二姐这样的公司,之前好赚钱的时候,钱被挥霍了,现在整个行业进入微利,管理上又存在陈年积垢,就不得不勒紧裤带。二姐聘请的经理人,巧舌如簧高于实际能力,年薪拿得不少,公司的生意却始终不见得有起色。投资了两个快递之外的项目,结果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迫不得已,二姐卖掉了重庆一套房子、老家县城两套房子。怎么办呢,这么一个大摊子,工人工资不能拖欠,每天眼睛一睁开就是花钱,忙忙碌碌到半夜才能休息,重庆没有了房子之后,一家人就挤在公司的楼上。真的倒应验了那句话: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

疫情缘故,我和二姐也是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去年国庆节,快递村的一个大户办酒席,我见到了特地飞回来喝喜酒的二姐。干瘦、枯瘪,五十多岁的人,眉毛竟然有些发白了。通往村里的道路在放假前就开始拥堵,蜿蜒的乡间公路此刻显得局促不安,平日里空荡荡的小山村,突然被这汹涌而来的造访者、川流不息的车辆打破了宁静,村里的狗和猫相互追逐和叫嚣,亢奋得不得了。

不要说狗子们,来到婚礼现场的所有人,对这场山村里举办的婚礼大典,也是瞠目结舌感叹不已。婚宴的现场布置在秋后的农田里,光是搭展就花费了上百万,服务人员都是准五星酒店请过来的,蓝色璀璨的星空下,垂挂着硕大的水晶琉璃吊灯,宛如置身于好莱坞大片里的梦幻城堡。

这是快递村一位老板娶儿媳,婚宴不收礼,老人们都被请去吃饭喝酒了,还送了丰盛的伴手礼。这个村叫做夏塘,是中国民营快递发源之地,二百六十户人家就有两个上市公司,一个亿以上身家的老板有十几个。这次办婚宴的老板承包了深圳的快递,去年卖掉了一部分区域,获得了六个亿的套现。

二姐问老板借了钱,一分利息,人家娶儿媳,该上的账还是要上的,该还的人情得还,别人家起高楼宴宾客,那是他们的本事,二姐的公司一直亏损,当初能卖个千把万的快递公司,现在价格一落千丈,市场都是赶涨不赶跌的,谁也不敢在低谷时候来接盘。

说这些话的时候,二姐脸上表情宁静平和,好像在说菜园子里的豆角萝卜,现在是疫情,不仅是快递,很多生意都不好做,大家都难,也许过了这一阵子,生意就会好起来了。

外甥女大学毕业后,接管了公司,去年公司没有亏损,还略有盈利。这个90后的小姑娘,学的是外语专业,长着和父亲一样高挺的鼻子,看似美丽柔弱,却比一般同龄人更自信沉稳和坚定。

二姐的人生梦想就是回老家,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就是一脸幸福神往的表情,好像当年我们对山外的向往。她说,土地和我结缘,我种什么,什么就肥。耕几亩地,点几垄瓜果蔬菜,山坡上放几只羊,溪沟里养一群鸭子,多美啊。

岁月似乎随风而去,在我面前的二姐,眼神里依然有着三十多年前少女的天真。我们一起躲在阁楼上热烈讨论初恋选卫希里还是白瑞德,我们抛着硬币决定买奶油还是赤豆冰棍。夏天并排躺在竹榻上看星星,逮萤火虫,吃浸在水缸里的西瓜。周六放学回家,我骑着二十八寸的自行车吭哧吭哧拼命往家赶,书包里放着用省下的零花钱买的一根油条或一个麻球,欢天喜地带回来给得过脑膜炎的二姐。

时光不羁,那一幅幅挂在梦里、驻足心里的思乡画面,像万千只蝴蝶在我眼前飞舞扑腾,按也按不住,飞过万重山去。

邱仙萍,陆春祥文学院签约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湖南文学》《山西文学》《青海湖》《散文选刊》《西湖》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数十万字,出版散文集《向泥而生》。现供职于杭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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