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着半尺高的柞木板凳，守在一尺半高的锅台边，左手托一个青花碗，右手握一双木筷，目不转睛地盯着祖母的手，确切地说，是她手中握着的铁铲。几经翻转，铁铲终于离开铁锅，载出一片焦黄的烙豆腐干。乡下的冬季，屋里气温低，有时甚至一觉醒来，家里的水缸会结出薄薄一层冰。而此刻，阳光刚好斜进铁锅一隅，铁铲上的烙豆腐干金光环绕，一缕热气袅袅升腾。
祖母的左前方平放着一张用高粱秆和麻线穿制的方盘。平日里，祖母用它晾晒野菜、野蘑菇，或者晾晒地瓜梗、土豆干、茄子干，又或者用它盛放刚捏好的饺子、包子。而此刻，它被摆在那里，用途显而易见。祖母从锅里铲出一块烙豆腐干，尽管我知道她不会越过我将它直接倒进方盘，事实也表明那块烙豆腐干最终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我仍然仅用了不到半秒钟时间将它抢到我的碗里。
没错，是抢。我为了这迅雷一击，等到两腿发麻，两眼被柴烟熏得几次落泪。这等待，恍若隔世。
我的碗里放有自制的蘸料：酱油、葱碎和辣椒面。这蘸料虽然简单，但显然无法复制。酱油是在村里的小卖店打的散装酱油，葱碎是自己在花盆里种出来切的，辣椒面也是自家院子里秋收晾干磨碎后用箩筐筛过的。自家做的豆腐，切片经铁锅微油反复烘烙，除去多余的水分，然后在我的碗里吸饱了同宗酱油的鲜，焦黄的豆腐，棕黑的酱油，翠绿的葱碎，大红的辣椒面，配以青花色瓷碗，五色俱全，五味杂陈。
为了这五色俱全和五味杂陈，我等了整整一年。是的，祖母每年只做一次豆腐，然后用自制的豆腐烙豆腐干。她选择做豆腐的日子非常固定，以至于后来但凡发现她做了豆腐，便晓得已是腊月二十五，距离大年夜剩下不足五日。
我吃了整整两块半豆腐烙出的豆腐干。祖母喂饱了我，然后继续烙剩下的豆腐。家里的烟囱堵了，厨房柴烟熏得人睁不开眼。我见她几次擦拭眼角，便开了房门排烟。这一开门，刚好听见邻家燃放的“高升炮”两声炸响。
祖母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将整盘豆腐都烙成了豆腐干。然后，她将那些在我面前劫后余生的烙豆腐干一一切成四分之一寸宽两寸长的细丝，均匀铺在四个高粱秆麻线方盘上，摞成一摞，端到仓房的红缸里，扣上锅盖。
由此，另一种年节美食便在路上了。
拣一坨冻透了的豆腐干回屋，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等待冰霜融化。黑松木的柴柈烧火，铁锅还是那口烙豆腐干的用了几十年的铁锅。祖母攥着铁勺，从一个一尺多高的灰陶罐里舀出半勺乳白色的荤油放进锅里化开，混在其中的油滋啦暴露无遗。祖母知我嘴馋，炼荤油时，每每藏一些炼过油的瘦肉块在油里，每次炒菜总能准确无误地舀出一块给我。
大葱爆锅，解冻的豆腐干下锅，半炒半炖十分钟。出锅前，祖母让我割两根蒜苗，切段入锅回勺。蒜苗是祖母在一个月前专门为了这道菜种下的。她在一个铝饭盒里种下三十六瓣蒜，她填土，我浇水。饭盒是我读小学时用的。小学校就在村子南边，距离我家不超过两百米远。其实整个村子南北长也不过两百米，冬季完全没必要带饭上学。但那时偏偏全村的孩子都带饭上学。每人一个铝饭盒，集中放在教室中间烧热的砖炉上。小学毕业后，铝饭盒就成了祖母种蒜苗的专属器具。
蒜苗豆腐干，祖母在世前，这是年夜饭的必选菜。她知道我尤其喜欢这道菜，也知道我对这道菜的喜欢在哪里。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做豆腐的豆子是自己种的，盛放豆腐干的方盘是用自己种的高粱秆穿制的，而穿高粱秆的麻线也是用自己种的麻搓成。当豆子经卤水点拨化身为豆腐，当豆腐在刷了薄薄一层豆油的铁锅里被烙去多余水分，当烙好的豆腐干经过起霜结冰二次排出水分，最终以一种素而无华的形式呈上餐桌，只一口，便可从中品出一粒黄豆、一根线麻、一棵高粱的四季轮回，以及那些带饭盒上下学和祖母日渐老去的回溯不去的光阴。
这便是年味。一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