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路经大同小学，突然发现母校装修重建，已经面目全非。
看到这场景， 心里有种莫名的感觉，关于这个学校和童年的记忆，猛地被一下子掏了出来，排山倒海。
在长沙，无人不知“大同”。大同小学原名叫抗大学校，是省内闻名的最好的小学之一。进“抗大”的，基本上是八一路、袁家岭附近机关和单位的子弟：省委的、省公安局的（那时候公检法一家，在一个院子）、省军区的、省邮政局的、省煤炭局的、省文联的、省科委的……一个大院就有好几个同学。
那一年，因为没到入学年龄又死活不愿再待在幼儿园，父亲便想了个办法，让机关同事带着她儿子（一个小名叫“毛姑娘”的同学）和我一起去报到，阿姨谎称我老爸出差，找不到户口本，就这么蒙混过关地入了学——从一乙班一直读到五乙班，我成了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
整个小学期间，我们的班主任有三个，都教语文。朱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戴副深度近视眼镜；张老师是人气王，几乎每个学生都喜欢她，因为她上课的时候喜欢放下课本，给我们讲故事；徐老师家住省委北院，她女儿也跟我们同届，毕业很多年后，我们还去她家看望她。
同学们的名字，也都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名字里含“军”“红”“娟”“玲”“强”“伟”“辉/晖”“兵/斌”“文”“建”的比较多。
我从小喜欢语文，作文写得不错，也深得班主任老师的喜爱，一年级就入了红小兵。每次上语文课，老师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时，就让我的小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我曾经拿过芙蓉区作文比赛的一等奖，作品还被登载到了《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上。这篇文章是写纪念五一中路通车的，文章开头那句话——“幸福的日子，人们总是盼，欢乐的情景，人们总爱看”，过了好几年，我初中的一位同学还在他作文中借用，着实让我窃笑了一阵。
因为当了班干部，特权就是自己不用做眼保健操，只需要站在讲台上喊节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发现哪个同学敷衍了事，就抓哒他纠正；那个年代的小学生，几乎没有近视眼。
那时候的“大同”，还设了初中，姐姐就在那读的初中，入的红卫兵。后来撤了初中，姐姐便进了一中。
因为没有礼堂，学校经常借用周边机关公安局、省委、军区的礼堂开大会、看电影。记得那年，学校请了解放军叔叔给我们做巡回报告，在公安局大礼堂，我还上台做了小主持，并代表全体学生给战斗英雄献花。
当年的八一路，没有那么多车，很安静。学校经常要求我们晨跑，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跑到东屯渡的桥那里再跑回学校。有个叫蓉的女同学特别擅长跑步，她爸爸经常骑着单车跟着她跑，她也因为有田径特长，进了一中。
男生和女生之间，几乎界限分明，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即使是同桌，木课桌上也划有一条明显的“三八线”，男同学如果偶尔越线，会被女同学用圆珠笔扎得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那时的日子，真的过得很慢。放学排路队回家，吃完中饭睡个午觉以后，手里拿个凉薯或者西红柿一路啃到学校。下午经常只有一节课，因为分了学习小组，我们就自由活动。放学后我们经常到同学家玩，玩完这家，下次又去那家，没有补课和考试的烦恼。
一放学，我们总喜欢跑到学校旁边一个阿姨摆的摊子上用粮票兑炒黄豆、炒川豆、炒蚕豆；去供销社买花生糖和姜。八一路省委北院街边经常有个打人参米的，我们带着脸盆、米、玉米、糯米或晒干的剩饭去排队打人参米，一角钱一炮。那时候，能吃上五分钱一根的绿豆冰棒、一筒人参米、一颗打蛔虫的宝塔糖、一捧跟小伙伴分的小花片、一丝红姜，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确幸。
毕业那年，我们给同学互送一寸的黑白照片做留念，照相基本上是去韶百照相馆照。记得我们班去清水塘毛主席雕像那拍毕业照，不知道什么原因，底片曝光了，这个毕业照就没照成，这成了我们班一辈子的小遗憾。
小学毕业后， 很多小学同学继续成为中学同学，同学之间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多年以后，一个叫捷的女同学从广东回到长沙，特意建了微信群。感谢微信强大的功能，失去联系的同学被陆续找到，虽然大家各奔东西，一俟见面，聊起当年的童趣、懵懂、糗事和荣光，一切，还如同昨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