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炯:随笔四则

吴炯,1963年生于宁波。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在《山西日报》主持“黄河”副刊近25年。散文、诗歌等文字发表于《山西日报》《山西文学》《黄河》《漳河文学》《存在》诗刊等。

平生多梦江天阔

常醉青山座座高

不知何年何月,并州城里有了一家格腊茶馆。题写牌匾者,我与之相熟。此公名石云,乃山右著名诗人、书法家。

石云作诗,以写格律诗为主,且自己以书法录下,可谓:吾手写吾心。早年许多名句颇为人所称道,如:“兴来吟古句,月满去耕山”。“春风无限意,一夜到君旁。”等等。

后来,他又写出一组《江山行吟》,都是读画所感而作,其中涉及黃公望、唐寅、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金农等等书画大家。这一组诗写得“云水禅心”、“水流云在”,既得锤炼之容,又具氤氲之态,令人反复吟咏,余音绕梁。读其诗,观名画,真如人在画中游,“精骛八极”,“思接千载”。真乃“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实为难得的精神享受,心下大畅。

格律诗和当代人的内心能有所契合实属不易。石云这组诗准确地呈现了古人画作的精神气象,如此,当代人也因之可以和古人有所感通。比如:

读黄公望《九峰雪霁图》

皎皎莲花不落尘,

微茫一曲气雄浑。

读倪云林《江亭山色图》

幽石疏林雨后烟,

飞鸿灭没昊天寒。

读金农《风雨归舟图》

平生多梦江天阔,

常醉青山座座高。

我最喜欢“平生多梦江天阔,常醉青山座座高”这二句。当代人的精神空间已经十分逼仄,襟怀独抱,指点江山就变得十分重要且难得。

格腊茶馆的经营者名唐依,乃是一位青年诗人,因此,在格腊来来往往的就以诗人为多,而且主要是太原诗人为多。石云的格律诗十分出彩,而其他诗人都主要是创作汉语新诗的。其中一位,名唐晋者,早年以诗成名,后又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玄奘》,以诗的语言写得气势磅礴,浩浩荡荡又细节细腻,格局宏阔又言语龙象,国内并未出现过这样一部小说精品。然而,《玄奘》并未在国内文坛获得它应有的名声和位置。时常有国内各地文学界的朋友也指出《玄奘》的重要,而终归成为朋友间私下的议论,未能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

唐晋多才多艺,近年来从事艺术方面的创作多些。先画国画,还画过一段山水,后画油画,油画和诗人潞潞、多多等在全国办过联展。同时还搞收藏,收藏了江南的古砖就磨砖作砚。近段时期专注于刻印,所治印获得众多行家和普通爱好者的高度赞扬。其中,生肖印、佛像印等异彩纷呈。其佛像印,在方寸之间,神清气朗,线条飘逸,呼之欲出,圆满端庄。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皎皎莲花不落尘,微茫一曲气雄浑”,在平庸的太原城内,有此两位妙人在,虽然微茫一曲,而气可期雄浑也。常与此两人的精神“量子纠缠”,在这无雪的城内,可以期盼一场“至高虚构的雪”,也算快意。我常常躲进石云兄的“幽石疏林”里,也常常拥唐晋兄的“药师佛”印而端详,精神为之“澡雪”,性情为之舒朗,举杯遥饮,浮一大白。

骑着绿马去喝酒

戈多也在等戈多

只是等待,等待:

有什么来填满时间。

——阿什贝利

太原,是个面目模糊的城市,在当前“GDP”挂帅的时代里,她的存在感更是风雨飘零。晋祠,安静地坐在时光深处,已经多久了,少有人去走走鱼梁飞沼,也少有人在周柏下吟诗,一座“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铁血”之城,背影早已远去。

流动的诗行

“诗与远方”,如今已成烂俗。然而,要有诗,先要有诗人。格腊茶馆的经营者唐依,一位年轻的诗人,茶馆来来往往的有许多诗人,我可以随手写出一连串的名字:金汝平,宋耀珍,刘文青,张鹏远,铁乌鸦(薛振海),张二棍、吴笑冬、郭新瑞等等。诗人们在这里游荡,空气中就飘散着流动的诗行。

国内的文坛,近些年有些怪现象,成名的、有权的作家,都要写写诗,如果写的真是诗,好坏还在其次,而有些人写的只是非诗,完全不能算诗。

诗和小说、散文还有些不同,谈论小说、散文,虽然有时也不准确,但多少还可以涉及一部分。而诗歌不同,诗歌是短刃,好与坏都全部呈现,无可掩饰。有时,谈论诗歌,一击不中即离题万里。谈论诗歌的难度也即在此:秉持不同的标准,喜欢不同的风格,谈论之前就该先厘清这些基本概念,否则,基本上是鸡同鸭讲,无有交集。

国内自从互联网发达以来,诗歌的发表几乎是零门槛,于是出现了写诗的人数和每年产生的诗歌数量,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每个人的诗歌作品,真正阅读的还是身边的朋友或熟悉的人,那是个非常小量的人数,也可以说就是个小圈子。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小圈子里,如何保持真正的阅读和“尖锐的批判”?而不是相互安慰、抱团取暖?这是个十分重要也很难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诗人都是孤独的。作为真正的诗歌写作,都是独自行走在暗夜里,至于最终能否走到光明,谁也不知道。

诗歌与“内在的时间意识”

胡塞尔现象学有个术语“内在的时间意识”,在哲学上,它有着自己的哲学含义,然而,是否可以借用过来谈论诗歌呢?也是个可以意会难以言说的事。

诗人在写诗时,一首诗歌是否“先验”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有过写诗经验的都会承认,是有这样的情况,而诗歌完成后,是否真正的优秀,和这个“先验”有关,又不是完全有关。诗歌在完成后,诗人还会进一步修改,而这个修改依据的正是那个“先验”,许多不明白这个原理的,就非常容易把好诗改坏。诗的修改,是在诗的肌理、语言、意象、音韵上面达到更高的“纯”度,从而使诗产生更为强烈的效果。而这一切诗人也无法用语言向另一个读者去表述的,这正是诗歌的神秘,也是诗歌的魅力。写诗的难处和读诗的难处正在这里。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读一首好诗,是无限接近它呈现的“意境”的过程,而每个读者接收到诗的“信息”是有很大差距,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也正是读诗之难的地方。直到最近,还有媒体上在说有人读不懂北岛的诗,当一个读者用“懂”去读诗时,他大概也只能不懂。

这样说来似乎读者永远读不懂诗了?其实不是,优秀的诗歌永远都有它自己的读者等着她,或者说,一个读者的理解和阅读重新激活了一首诗。

“骑着绿马去喝酒 戈多也在等戈多”。题目来自老金的当代打油诗。

答案只在风中飘

茨威格在他那本《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里描述:“从15世纪跨入16世纪,是与欧洲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岁月,戏剧性的事件接踵而至。”“人类的基本概念,空间和时间,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有了迥然不同的尺度和价值。只有我们经历过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巨变时代能与之相比拟。”“在我们那个跨越世纪的时代,电话、收音机、汽车、飞机,突然之间大大缩短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生活的节律由于发明和发现,同样需要重新评估。”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欧洲有些相像,也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2年是个纪年,但此后10年至20年对中国与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时段:全球化该怎样演化?未来20年是一个海洋,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而当中国的GDP真正成为全球第一,每个中国人都面临一个质问: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老六、马力在昆明庆祝麦田20年,“温酒的丫头”的后院也18年了。让我想到太原的天街小雨也14年了。

我只去过一次昆明,就鲜明地感受到那种边地的感觉。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自在。

太原离帝都很近,但帝都在文化上对太原有意无意的漠视,太原也是边缘的,这种边缘也造就了一种野蛮生长的自由自在。

老六在昆明喊“纵横江湖”,也就是喊喊而已。太原在古代应是以军人、商人为多的地方,我想应该出来一个盗马贼才好。玄武据说有把子蛮力,但要他去盗马,怕是也难,据说他有把弩,偶尔会去林子里射射鸟,也就这样了,而玄武正是时常出入天街小雨的某厮之一。

天街小雨在最开初的几年,我去的不多。因此,有些情况我就都不太了解,以待以后有更多的朋友写出来吧。

这些年,来过天街小雨的人不少,在这里举办过的活动也不少。我这里仅凭记忆,记录一二。

苏非舒来过。杨黎来过。诗歌评论家胡亮来过。潞潞和李杜主持,西川、欧阳江河、唐晓渡一起来,晓渡先生是在另一个场所讲了一堂课。西川和欧阳江河都提到写“坏”诗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进入到深处时必然会遇到的关口。

徐淳刚带着他译的布考斯基来,读着布考斯基,你只会感受到:击打、击打、击打。一段段“鲜血淋淋”的生命在诗里直接呈现。

诗人石头创办了“天街小雨人文茶馆”。当初也是因为有段机缘吧,办了一个这样的所在。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诗人、文人来来往往的就要多些。茶要多些、酒也要多些。云南老六在这里喝得趴在桌子上,嘴里嘟囔着:“何德何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那年的主题词,他每年要给自己安个主题词,也是够矫情,也许他需要吧,随他去吧。

石头在2012年写出了《随便诗》,那是他诗歌的一次质变。他的诗观是“直指”。他2014年写出了《无所诗》。这两组诗都是67首,也可以把67首当成一首。石头这样的诗,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的裂缝,就是阳光射进来的地方,这些阳光就是他不时的金句。

且看:

在烙铁上修行。烙铁红透时。

铁软了。

天又黑了

头颅刚刚回来。

意义之外没意义

我之外

浮云新。

在太原还有些诗人愿意折腾点事。2019年,张鹏远和唐依主编了民间诗刊《单行道》,网罗了国内60位诗人的作品。太原的诗歌是否因此辐射到全国各地了呢?情况不知。

时代在巨变,诗人要自洽。天街小雨现在二部也开了。二部以妙喜茶会、抄经、素食为主。当然诗人们依然来来往往。

孤独充溢时闪亮的片段

张鹏远其人其诗,很容易被人误解。他的职业,IT工程师,似乎在读他的作品之前,人们就会产生某种印象,而那往往是错的。其实,真正的诗人和读者都明白,诗歌和诗人的职业没什么关系。中外都如此,史蒂文斯,一生任职保险公司经理。铁乌鸦(薛振海),长期供职税务系统,他们的诗歌和职业可以说毫无关涉。

诗歌只是树立诗人的形象,和职业是完全无关的。即使有表面的关联,但那对于诗是次要的因素。鹏远的诗,他自述是颓废的,他的颓废特指“悲观主义”。而他的诗远非一个“悲观主义”可以涵盖,或许,“悲观主义”只是他写诗的一个起点或触媒。

鹏远的诗歌,无论其外在表现为什么,比如冷抒情、拒修饰等等,但其内核始终是青年的“愤怒”,这种“愤怒”与“颓废”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形成鹏远诗歌饱满的内部空间。这是十分独特也是其他诗人少具备的。

克莱夫·詹姆斯在他的《文化失忆》中,对1950年代美国的爵士乐做了评论,其中,他对阿姆斯特朗和拜德贝克给以高度评价,尤其对于拜德贝克这位白人音乐人给以高度评价。艺术都是相通的,他对拜德贝克热情洋溢的评论,我以为,也刚好可以拿来评论鹏远的诗歌。来读读这些评论:“结构简单,效果丰满”,“有时停顿也是完美的音符,带着锥心的哀伤”,“我热爱他技艺的简朴,也需要蓝调幻想曲那种克制忧郁的步调”。拿这些来品读鹏远的诗歌,音乐和诗可以有一种奇妙的契合,真是一种享受。

鹏远诗歌那种青年的“愤怒”就在于他试图确立他在世界的位置,以及他和世界是什么关系。因此,他写“我和世界的复杂关系”,“一匹马在人群中是多么孤独”。他尽力描摹了亲友、人群、社会、各色人等,最后,他发现:

全世界的人里

只有我 保持这个陋习

接下来他写“一匹马在人群中是多么孤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马和人群的关系。马和人群的格格不入,确立了马的位置。他借此也完成了和世界的关系,正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他确立了世界与他的对话以及互动。

他其实没骑马

没有马 误入歧途 进了荒原

但荒原只是一个象征

巴塔耶在小说《不可能性》的自序里说:“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出版了这本书。那时我给他起了个晦涩的名字:《诗之仇恨》。当时我觉得,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诗只有在反抗的暴力中才能获得强烈的意义。然而诗只有在召唤不可能性时才具有这种暴力”

在巴塔耶的表述里,仇恨只是外表,其内核是反抗。而不可能性,让我觉得才真正晦涩。无论如何,巴塔耶点出了诗歌的动力内核。

诗歌的抵达,是诗人一生都在追寻的事情。鹏远在追寻世界的终极意义时,必然会追问生死问题。我个人极为推崇他追问生死的诗:坚硬,饱满,又不失弹性,由于生死的主题,先天带有必要的重量而不轻飘。这些诗以最少的字传达最多的内涵。

他有一首诗直接就用《火葬场》作题,细节呈现的饱满,使得简单的字句充满了力道。“想用一些奇崛的句子记录”,“但我们迟到了”,“骨灰盒有些温热”。这位父亲是众多父亲中的一位,他的人生有点普通甚至平庸,但他的一生也依然应该有丰富和波澜的诸多故事,而死亡以一种简单而有些无聊的姿态,收走了一切。诗人最后以“无话可说”结尾。其实,这位父亲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想到最终那个有些无聊的结束,我们正是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这就是一首诗的艺术魅力。

他还写了四首《鹁鸠之死》。在我看来,这四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鹏远精神觉醒的几首诗,尤其是第一首。“腿上的绳子越扎越紧”,由于没有主语,可以指鸟,也可以指自己。“我杀死了我”,“我和弟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里的死是断绝,表达了一种精神的觉醒或重生。他这些写死的诗,语言都直接、赤裸,在死的冰冷一边,他有意对照强烈的色彩,“天蓝到透明”,“棉花长得灿烂”,这些诗都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语言虽然冰冷,最终呈现的诗是坚实、饱满,内里充满复杂的各种思绪,而一切又都在诗里,一点也不外溢。

读鹏远的诗,你记住,去想象那一只孤独而闪亮的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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