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在厂里“一吨锤”上干得正顺手,心里已经喜欢上了“一吨锤”和同组的工人们,认定自己今后的生活,跟“一吨锤”分不开了。孰料,车间突然调我去“六千吨水压机”,不去不行,这是厂里的安排。

这要先说说我所在的锻压车间的结构了:包括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热处理、粗加工、锻工五个部分,实际等于五个小车间。后来,改制变成三个分厂。单是六千吨水压机一部分,就有一万多平方米。全车间几个部分加在一起有上千名职工。按照那时的规定,超过千人的工厂,就算大型企业了。厂里像这样的大车间有四五个,规模小一些的还有七八个。

第一次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那是作为锻工的另一种风光。只要你手势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天车的长臂,就像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灵活地伸进上千摄氏度高温的炉膛,钳出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一百多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锻压、揉搓,坚硬的钢锭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

这时,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却也痛快淋漓。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不可能体会到那份劳动的快乐

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锻工别样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两年后,被提拔为甲班工段长。车间分三班,等于要负责三分之一的车间生产。多亏在生产第一线劳动了七八年,对锻造行业的生产技术流程已烂熟于心。又因被打入另册,为人处事谦和谨慎,这些年混下了一个不错的人缘,跟工人是真正打成一片了。有些特别熟的年长工人,甚至戏谑地叫我“四弟”。我在家切实排行老四,但他们是按《三国演义》里的排序,自比刘备。

在当工段长期间,有个三十万千瓦的发电机转子,要由六千吨水压机锻造。我接到厂部通知,去参加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受邀写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与此同时,厂部任命我代理车间主任。为报答厂里的“知遇之恩”,只能拼命干了。当时,厂里的生产断断续续,订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真是“百废待兴”啊。“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重型机械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我也渴望为工厂效力,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也未必能回家一两次。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当年,厂里的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的订单在逐步兑现……每到接近月底,在厂部的生产调度会上,如果全厂当月的任务还差几十万或上百万元的产值没完成,管生产的副厂长就拍给我。对我们车间来说,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是难事,譬如六千吨水压机模锻高压锅炉的炉盖,“哐当”一下压出一个,价值五万元。

当时,我对钱的概念是分裂的,一种是虚的、模糊的,车间每月给国家创造产值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仿佛那不是钱,只是数字,是工作任务。只有每月发到自己手里的四十多元的工资才是真钱,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许多年后,我调到作家协会,看到编辑部的人为经费犯愁,曾忍不住发牢骚:当初,厂里若不调我出来,继续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家协会了。

随着车间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六千吨水压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华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大家伙,而且,是自己制造的,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们车间里来干。当然,也跟国家格外重视经济有关系,一些中外领导人也会到车间里来参观。这使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常常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故障。有一次天气不好,外国客人来参观时刮起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着从屋顶劈下来,差点儿造成事故。当时我吓坏了,事后,自己爬上三十多米高的车间顶部,一块一块地检查玻璃,把松动的和破损的全部更换。

还有一次,有领导来视察,六千吨水压机正在锻造一个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领导很内行,当场问厂部负责人:“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我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近期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领导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领导走后,厂部随即让我们把急活赶完了就安排大修。

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检查设备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墙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儿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随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一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驰的救护车上。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救护车鸣叫着进了总医院,车门一开,见我穿着短裤自己从车上蹦下来了,围观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指指戳戳,他们大多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

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摔一下还难受。所幸,那时医院里患者很少,厂医领着我出这个门,进那个屋,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说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厂。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穿这么少怎么去挤公共汽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男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送衣服。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撒手不管的。

也许,就因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一个多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房顶掉玻璃和关键时刻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白加黑”地一直干到1979年。直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通过机械局,先把我的档案调到了作家协会。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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