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池区牛头山镇万生村有一个小村庄,叫徐家庄

徐家庄,是我的出生地。

——引子

现在,是2019年伊始,旧历2018年岁末,关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一些地方的工作安排中已列入计划。我们家的电视机终日开着,先生总是坐在那里看“打鬼子”的电视剧。

  “打鬼子” 这个词语,不是我的概念,而是出自我们家两个读四年级的双胞侄儿之口,我借用过来的。他们俩出生于京城,自然也在京城接受的文化教育。每年寒暑假,他们跟随我的父母亲、他们的爷爷奶奶回到老家短暂居住。他们像很多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一样,熟知现如今的各种网络小游戏,比如“绝地求生”,但他们也像我年近半百的先生那样,喜欢每一部“抗战神剧”,每日花很多时间坐在电视机前看“打鬼子”。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语文老师,曾经还兼职初中历史老师多年,课堂上我沿用“八年抗战”这个概念很久,包括现在,我适时对我的学生换用“十四年抗战”这个概念。自然,我比谁都清楚历史本真的面目,以及历史对于一个人成长的终极意义。

始于20 纪30 年代的那场民族战争,或者更久远一点的王朝更迭、战乱匪患,成为民族近代史的主题,也成为很多人的国仇家恨,流亡或者重生的根源。

这一天,我在老家,有人问我在哪里。我打开微信发定位,定位发送出去一看,略微惊讶,定位上显示:徐家庄。我出生并且长大直至出嫁离开的这个方圆不足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小村庄,腾讯地图上居然命名为“徐家庄”。

“徐家庄”“徐家庄”,我口中默默念了好多次,并且在腾讯地图上把“徐家庄”周围的地儿反反复复滚动多遍,确定腾讯地图没有搞错,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在我幼年时期,人们称这里为“徐家墩子”,墩子上聚居着我的爷爷奶奶、叔伯、兄弟姐妹、子侄们几十口人。而且我还发现腾讯地图把“徐家墩”这个地名给了附近另一个徐氏族人共居的地方,而给我们这一支徐氏族人的共居之地以姓氏命名的称呼:徐家庄。

但我还是有点奇怪,腾讯地图是以何种参考方式命名这里的。不是沿用旧有的行政称呼,“徐家庄”,或者按旧时称呼“徐家墩子”,都远远够不上一个中国最小行政村的级别,甚至历史再往前翻一点,它也不是一个生产队或者村民小组的名字。因为某种原因,徐氏一族几十口人,在某个划分生产队的时期,分属两个生产队。在这两个生产队中,我所知的姓氏颇多,有些姓氏的后人也远远超过我徐氏一族。这样看来,并不是以后人众寡来命名的。若论徐氏后人的影响力,迄今为止也并无朝中学界声名显赫之人,自然也不是因为某个人而如此命名。这样看来,只剩下最后一种,沿用了旧时称呼,为了与临近另一处徐氏族人的共居地区分,一为“徐家庄”,一为“徐家墩”。至于腾讯是翻的哪本旧书、询问的是哪位故人获取的这个地名,无从考证。

我写此篇文字,仅为腾讯地图上的这个地名留下一点可供参考的痕迹。

如下文字,多数来自我年已古稀的父亲零零碎碎的回忆。但父亲生于日本鬼子溃败滚回老家去的1945年,所以,他所述内容有一些并非他亲历,大抵来自于他念过私塾的父亲、我的爷爷口述,加上他个人后天理解所得。那个时期的历史,无论国、家,战乱、逃亡、饥荒……总是相似的。

徐家庄的历史,从曾祖母开始。

大抵是为了躲避战乱,也或者是曾祖父早早过世,孤儿寡母受族人欺负,总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由曾祖母携家带口,离开江北的枞阳,涉江定居于此。说是躲避战乱,是据史推断。说是曾祖母孤儿寡母受族人欺负也绝非臆测,因为只有曾祖母带领子女随众涉江迁居,若是“跑反”“逃荒”,族中其他人仍居江北祖地。

曾祖母带着三子一女过了长江,一路行乞。她的几个孩子虽然年轻,但估计饿到乏力。小脚的曾祖母,想想她的行走,都是困难。“绝地求生”不是现如今我京城里长大的双胞侄儿们玩的游戏,很久以前,我的曾祖母和她的儿女们就在践行着真正意义上的绝地求生。他们在行乞的途中相中了这一处土丘。土丘之外,尚有乱坟岗,阳宅与阴界之地离得近,算不得好去处。但流离之人有落脚之处,有甚于无,谁又能想那么多呢。就像你跟一个捉襟见肘的人讨论华服豪宅一样,找不到话题生根之处,不说也罢。

我的曾祖母指挥她的儿女们在此土丘之上安顿下来,日则荒滩沟渠中捞鱼捉虾、踩藕采菱,夜则栖身窝棚。再后来,筑坝造田,种稻种蔬,孤儿寡母总算一个个活下来。

曾祖母在世时,尚盖了一间很大的带天井的土墙草屋。曾祖母是在这间她亲手盖起来的带天井的房子里由儿女们养老送终的,坟茔就修在老宅西边的土丘坡下。老宅本与乱坟岗离得近,多一座祖坟也算不得什么。

很多年后,父亲从教育岗位上退下来,主持过一次家族里的修坟。六十多岁的老人,亲自挖土担土。在已废弃的老宅地上,父亲挖到两罐铜钱,大量同治通宝及少量“袁大头”。大家猜测是曾祖母在世时存的家私,为的是防“鬼子”“流匪”的抢劫。只是,曾祖母费尽心思藏的一点家私,没有给她的子孙们派上什么用场,即使躲过了“鬼子”“流匪”的搜寻,却躲不过岁月的流逝,终究是没有什么用头。

钱财这东西,是有时效性的。这点道理,我的曾祖母大概没有弄懂,今天,也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弄懂,不能不算是一大遗憾。

老宅里一直住着曾祖母大儿子、我大爷爷一家五子三女。二爷爷成家后,在老宅东头另盖了两间茅草屋。二爷爷与二奶奶一生没有子嗣。我的爷爷成家后,在老宅正门前的南边盖了间茅草屋。

按我幼年时期有限的观察所得,除了老宅之地是最初的土丘原址,余下二爷爷、爷爷盖房子的地基应该都是后来填土筑墩而成。

“徐家墩子”,现在的徐家庄,因为祖奶奶带领徐氏一族定居下来,一个沼泽地中间的高地便有了称呼。一地一村,一川一泽,因人而存,因人而名,几乎是惯例。

筑墩而居,为的是避水患。但实际上,那个年代不仅兵匪猖獗,水患也频繁。徐氏一族,逃生不易,谋生更难。

最近的一次大洪水,是1954年夏,长江沿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长江支流之一的秋浦河下游决堤,江水倒灌,秋浦河与长江连成一片汪洋,圩堤内良田庄稼被毁,草棚茅屋无存,万千居民流离失所。

洪水过境,同样无处可依的有我爷爷的一家老小。身为长子的我父亲,尚且年幼,在这之前就被送去江北他姥姥家,跟和他差不多大的小舅姥爷一同长大,一同享受入学待遇。这次的洪水于他是没有什么印象,等他稍事长大,回到江南的家里,上学的路上,夏天下河摸鱼,冬天黑泥塘里敲开冰碴撅藕,带回家给奶奶做一家人的饭食。

这样又过了几年,洪水的阴影略淡了些,圩内人家的生活状况也好了一点。我爷爷家开始谋划拆掉年年要翻盖的茅草屋盖房子,麻石条立柱、木头穿枋、土砖砌墙、上盖青瓦的三开间大屋在徐家墩子上立起。按奶奶的话来说,方圆十里第一户。奶奶的这句话可信,至少在我记事以来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爷爷家的这栋防水患的麻石条立柱的房子都还算十里八乡首屈一指。

新中国的日历翻到八十年代,历史这本大书的发展进程就显得快了一点,表现在徐家墩子上的变化上也不慢。

先是我大爷爷家的几个儿子们开枝散叶,墩子下另立门户。然后,我父亲、我二叔叔也各自成家,墩子下起青瓦大厦。

一定有人很奇怪,徐家人怎么不担心水患了,不再筑墩造房子?

1954年大水后,秋浦河下游的万千居民,历时几十年,一担担河泥,筑起如今绵延数十里的秋江大堤。我在《圩里人》一文中,详述过每年的秋冬枯水时期,我的母亲和一众村民们挑泥筑堤的场景。

其时,本地诞生一个独具时代特征的词语——“挑大埂”。“挑大埂”,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词语。你想象不到,几十里的长堤上,堤上堤下,黑压压的人群上下穿梭。霜天冰地里,他们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挑大埂。这一挑就是几十年。几十年的光阴,足够一个词语刻上时代的印记,诞生并存活下来。后来,我做老师,与人讨论语言的产生,我不赞同语言诞生于书斋的观点,我认同劳动人民才是语言的缔造者。

相对于挑土筑墩,年年爬起来挑泥筑堤的任务是显得重很多,但万千民众人人争相挑大埂。国泰民安的年代,上层领导的决策有方,下层民众的眼界也显得开阔。挑土筑墩,不过护一室无虞;担泥筑堤,可护千门万户,福荫千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秋浦河再未决堤过,我爷爷当年造的那栋麻石条立柱的大宅尚在。但随着奶奶跟着二叔叔一家去住了墩下高楼,小叔叔一家迁居南京,大宅就空了。我爷爷故去二十多年了。生前,他一定没有料到,他倾平生之力筑就的大宅,没有毁于自然的洪水,却最终要归于时间的洪流。

这就像一个隐喻。

祖奶奶千谋万虑存下的家私没有福及子孙;我爷爷千谋万虑造下的宅子,也没有福及子孙。

不止曾经的徐家墩子,以及现如今的徐家庄,还有许许多多的彭家墩子、丁家庄的过往与现在,都在努力证明这样一条浅显的道理: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们最大的福分,不过是与岁月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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