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为六年级毕业生举办了很隆重的典礼,学生们上白下蓝,着装统一,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跟着火红的少先队队旗和金光闪闪的鼓乐队,在大操场上绕场一周,最后肃立在主席台下。

其他年级的学生都围在操场四周。我头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不论老师还是学生、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大家都喊他在家里的小名“祥子”。

在全市小学,祥子是一个传说:他从来没有课本,作业本都是用到处收集来的纸片装订的;不管天晴下雨,热天冬天,总是打着赤脚,裤腿勉强遮住小腿肚,上身穿着大人的衣服,又长又大,皱巴巴的;“书包”是一只发黑的藤篮,篮子的提耳已经脱落,另外用麻绳扭了两只。篮子里装的是一些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我有一次见他装的是满满一篮煤球。

学校附近的邮政局有老长的报栏,我下了课经常去那儿抄录各种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古诗。那次很偶然地看见祥子也在那儿,很专注地看着报纸。不知是因为脚背痒还是脚板被扎疼了,两只赤脚不停地互相摩擦。我只能看到他被长长的头发遮住的侧面,看着他不时甩一下头发,不住地吸着鼻子。

不久前,语文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在黑板上挂了一大篇用毛笔抄在大白纸上的作文,标题是《城市的黎明》:

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邻居胖婶的开门声和木拖鞋的踢踏声,她撬开了街边的火炉,预备烤烧饼,很快就有了“呼呼”的火苗声。

屋子外面,安安静静的江水的尽头,深蓝色的天空泛出鱼肚的白色,然后渐渐发红,有了霞光。

黎明来到了我们的城市。

……

接下来,是城市的历史、故事,许多好玩的地方。

老师津津有味地给我们念着,一边念一边“啧啧”叫好,把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我好像是第一次知道,我生活的城市原来是这么美好。

“这篇作文是全市各个小学的范文,许多初中老师也在用它给学生讲课。”

老师提高声音:

“写这篇作文的人就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大家都知道的‘祥子’。”

现在,这位少先队的大队长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举着鲜艳的星星火炬队旗,依旧打着赤脚,裤腿勉强遮住小腿肚,上身穿着大人的衣服,又长又大,皱巴巴的。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不时往上一甩。他好像总是在伤风感冒,不住地吸着鼻子。在一种庄严的气氛中,显得有些滑稽。

一年后,我上了祥子上的那所中学,有一次忽然远远地看见祥子穿过操场,除了高些,他还是老样子,只是脖子上多了一圈围巾。大冷的冬天,他一只手抓着围巾,捂住鼻子和嘴巴。他依旧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的作文常常登在学校的《语文辅导报》上。一个烟瘾重的老师悄悄换一个作者名字,把祥子的作文送到外地的报刊发表,赚钱买烟。

我像印第安人崇拜太阳一样崇拜祥子,只能远远地仰望,没有任何接近他的机会,也没有去找这种机会的勇气。

初中三年级的一个下午,我值日打扫教室,离开教室的时候,楼道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忽然被一个人拦住去路。我吓了一跳,面前这个比我高半个头、背着光拦住我的人,就是我一直崇拜着的偶像——祥子。

“我看到了你贴在墙上的诗,来认识认识你。”

祥子用力吸着鼻子,“咯咯咯”地大声笑着。

我一下慌了,不知所措,很狼狈。

祥子说的“墙上的诗”,是我昨天给班上出的墙报,就在教学楼入口一侧的墙上,所有进出教学楼的人都要经过那儿。那些年我最热衷的是成为诗人,常常写了许多的“诗”寄给大大小小的报刊,当然都没有结果。在街道工厂做工的母亲每天带回一大堆计件的零活,做到很晚,不明白我瞎忙什么。我说:写诗。如果登了报,说不定一次赚的钱比你一个月的工钱都多。这当然是小孩大话。倒是老师知道了,让我负责编写班上的墙报,也就让我的表现欲多少得到一点安慰。

但没有想到会被神一样的祥子注意到。

“今天作业多吗?去街上走走?”

没等我回答,祥子就转身走在了前面。

那天晚上,我像一只怯生生的小狗似的跟着祥子,在街上走到半夜。大街上已阒然无人,只有路灯沉默的光亮和梧桐树寂寞的“沙沙”声。我噤若寒蝉,始终摆脱不了最初的惶惑。

“你喜欢写诗,跟我一样。不过你那样的不是诗,诗并不是标语口号加上个啊字就行了。当然,大诗人也有拿标语口号写诗的,不过从那样做开始,他就不是诗人了。”

接下来祥子说了一大串名字: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

祥子扬起脸,“咯咯”笑起来,在空寂的街上特别响亮。

与祥子的夜行后来越来越经常。一个又一个我从没听过的诗人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像水一样汩汩流淌。我无法跟祥子对话,只能老老实实听着,尽最大的努力记在心里。我的文学的理想就在这种怯生生的聚精会神的聆听中一天天成长。

城市中心有一座很另类的建筑,高大的树和碧绿的草坪烘托着堂皇而庄重的欧洲风格。每个周末的夜晚,里面最多容纳四五百人的小影院放映二轮的外国影片。为了能看这些影片,我常常在下课以后和周日,守候在马路边,帮忙拉板车上坡,每次得到几枚分币,一旦积攒得够数了,就去这里买票。然后,在夜晚的昏暗光线中,小心地掩紧衣服上的破绽,局促、紧张、忐忑不安地进入挂着厚重窗帘、铺着柔软地毯的小影院。我并不是害怕自己的寒伧,而是害怕亵渎了这里的高贵。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场电影是《漫长的路》,是祥子掏钱买的票:

年青的海军士官与美丽的女友在海滨亲密相依,被散步的将军遇见。将军看上了士官的女友,夺走了士官的心上人。士官刺杀将军失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看守驿站。很多年后一个暴风雪的夜晚,驿站进来了一辆押送十二月党人的囚车,车上的人用过餐后就要继续上路。已经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佝偻的海军士官把食物端上餐桌,忽然看见了囚犯中的早年的爱人,她已经认不出他了。押送的士兵不许他接近囚犯,把他赶出了屋子。囚车离开了驿站,他追出去,疯狂喊叫,囚车迅速消失在暴风雪里。

爱情,强权,抗争,生离死别,蔚蓝的大海,忧郁的灯塔,黑暗的雪野上孤独的驿站和马灯,狂暴的大风雪中渐渐消失的马车和绝望的呼号……

在士官被深雪埋住的时候,几乎还是少年的我,泣不成声。我当时完完全全地进入主人公的命运世界,在痴迷的状态里迷失了自己。

我们最后走出影院。大街渐渐恢复了寂静,祥子一直默默走在我身边,忽然说,我念诗你听。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踌躇,也不要求什么/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了书本,停止了苛酷的责难/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

但在这里,我仍然背负着我多年心爱的包袱/我背负着它们,男人和女人,我背负着他们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我发誓,要我离弃了他们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满足了我的心,我也要使自己充满他们的心

……

这是惠特曼的《大路之歌》。

祥子不时用力往后甩一下长长的头发,用力吸一下鼻子。充满了神秘感的句子一长串一长串地在夜晚的大街上肆意挥洒。

我照例是呆呆听着,有一点明白:

《漫长的路》《大路之歌》其实就是人生的路,人生的歌。

而现在我更知道,那其实就是对我追求文学的一种启示。

祥子后来领我去过他的家,在穿城而过的河边上,—幢老旧的挤了很多户人家的楼房。他父亲是普通工人,他们家兄弟姐妹多,他在靠墙的楼梯底下搭了一张床:几块没有刨光的木板架在两堆垒起的砖头上,木板上铺着一块破烂发黑的床单,枕头是一块从河里捡来的红砂石。他说,他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睡的,再冷的冬天,木板上也没有棉絮。这不算什么,有本俄国长篇小说,名字是《怎么办》,里面一个叫拉赫美托夫的人,把钉子满满地钉穿一块木板,每天就睡在木板满是钉脚的那一面,早上起来,浑身是血。为的是磨炼意志。

我暗自咂舌。我的家境不比他好,但我绝对受不了这样的“磨炼”。

板床靠墙的一边堆了一长排书。

只要手上有钱,祥子都拿去买书了。

这让我惭愧:如果有钱,我决不会买书。吃饱穿暖了再说。加之生性浅薄,心浮气躁,根本没有读书的耐心。

“你想看哪本,随便拿。”

祥子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选了一本《莱蒙托夫诗集》,因为里面的空白有许多祥子写的长长短短的句子。

“喜欢就拿走好了。”

祥子说。

我紧紧抱在怀里,归还前,我要全部抄下来。

但这个心里发的誓,最终未能兑现。

祥子像拉赫美托夫那样磨炼,似乎是在为流浪做准备。他认识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北方流浪者,晚上就睡在他家门外河岸的石堤上,背着一把吉他,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证明这种选择不是没有意义的,他接着跟我讲起了20世纪30年代作家艾芜的《南行记》:

一位瘦弱的青年,为了摆脱家庭安排的婚事,身上带着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远走他乡去流浪:

……滇湎灰色的大道,蜿蜒地从群山里伸下来,峡谷里由中国奔来的大盈江,在深谷里独自歌唱,仿佛远出故乡,远来异国,正是非常快活地,高兴地……

索桥……神祠……傣楼……飞在山峰顶上的岩鹰……

瘴气……斗笠……雨……马灯……整夜山行见不到人的恐慌和对人的渴望……

红艳艳的罂粟花……偷马贼……稻草的干香、马尿的浓味和马粪浸烂的脚……月光和火堆……

一个个惊险离奇、闻所未闻的奇异故事,由一个个异类独特的粗犷、野性的下层人物——流浪汉、小商贩、强盗、小偷、店伙计组成的一个与“文明世界”相对抗的陌生、奇特、令人惊奇而又悲愤的世界。那是一群桀骜不驯的灵魂,一种独有的是非标准和人生哲学,他们蔑视现存的秩序和传统的道义,面对严酷的现实,既不抱怨,也不沮丧,而是“钢铁般顽强地生存”,无一不体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色。他们的多情重义、扶危济困与“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自私、贪婪形成对照。他们对社会的反抗也许多是盲目的、畸形的,但他们追求光明的勇气及刚强坚毅却让人深深震撼。那个聪明狡黠、天不怕地不怕的山贼的女儿“野猫子”;那个总“抱着一块木头人儿,亲昵地偎在怀里”、唱着“江水呀慢慢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的“野猫子”;那个只要她的油黑脸蛋一出现,“黑暗、沉闷和浓郁都悄悄地躲去”了的“野猫子”,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如传奇般遥远,又像一条河一样亲切,流淌着,歌吟着,不屈不挠地走在坎坷不平、起伏曲折的路上。而在他身后,便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却执拗的梦想。

“有一天我也会去流浪。”

祥子突然说,神情很凝重。

当时我使劲眨着眼睛,有点吃惊。好多年后,我才稍稍懂得这其实是一种哲学意识:人的生存本身就含有某种流浪的意味——人被不可知的力量放逐到尘世,然后受制于各自的命运四处漂泊。

没有必要评判这种意识的正确与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由此表现出的祥子远远高于我的早熟,对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是莫大的启发。

初三下学期,发生了一件让我恐惧不安的事。

周一,中午放学,大雨倾盆。我没有雨具,站在教学楼口等着雨停。班主任从后面拍拍我的肩,让我跟他走。我们去了校园偏僻角落的一幢二层小楼,很多年前,这里上一层是解剖室,下一层是停尸间。现在解剖室改为了实验室,很阴暗,角落里站着跟真人一样高的教学人体模型。他是生物老师,在这里办公。他有一双很锐利的眼睛,一坐下来就盯着我问:

“昨天你来学校了?”

“来了。给同学补课。要期中考试了,她让我帮她复习……”

“复习?”

班主任笑起来。他笑比不笑更可怕。

角落上那个人体模型的头从中间劈去了一半,暴露着血红的脉络和白色的脑髓。一只眼睛、半边鼻子和半边嘴巴。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开始?”

我不知怎么回答。

几乎是上中学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她。当时我们分别站在一大堆男同学和女同学中间,一下就互相发现了。后来,互相张望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上课、下课、放学在街道上,在安静的和攒动的人头之间默默地互相看一眼,莞尔一笑。后来这不知不觉地成了一种习惯。有一次班级文艺汇演,我领着同学排练唱歌,歌谱挂在黑板上。她老看着我。我说:不要看我,看黑板。结果“不要看我”成了被同学们广为传播的笑料。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并没有一点越轨的地方。初二下乡支农,晚上我去通知住在另一幢屋子的女生开会。我喊了一声,听见答应,推门进去,她正光着身子站在澡盆中间。我催着:“快点。”她答道:“就来。”那时候,我们一点没有想到各自的性别。

那个星期六,全校运动会。她塞给我一张小字条,希望帮她补课。第二天上午,我们自始至终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起先真是复习功课,很快就说起各自的故事:我的爷爷,她的婆婆,夏天的竹床和流萤,冬天的雪和过年的灯笼,老房子墙缝里的蛇和窗台上搬运饭粒的蚂蚁,打架和撒谎,受欺负和欺负人,零食、弹子、压岁钱……终于觉得要回家了。

班主任的眼光穿透了我。昨天谁先到校,走哪条路,进哪个门,在教室里待了多久,又从哪里出去,又在哪里分手,他一清二楚。

“你跟高中的祥子是不是经常接触?”

班主任稍稍停顿,突然问道。

“是。”

“他早恋,你知道吗?跟他好的那个女同学已经转学了。”

一道闪电惨白地划破屋子里的阴暗,接着是一长串炸雷。

我忽然记起,有次说到英国诗人唐璜,祥子“咯咯”地大笑:

“因为跟一个贵妇好,拜伦被赶出家乡,就是你现在的年纪。”

我从头到脚一阵冰冷,牙齿“咯咯”地响起来。

这个下着瓢泼大雨的中午之后,我的日子再也没有晴朗过。很快就改选了班委会,我不再是学习委员。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回避我,就像躲避传染病。几个一直要好的同学被班主任叫去谈话,断绝了同我的来往。连外班的同学也对我指指点点。我像真的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抬不起头,浑身时不时一阵作冷。夜里常常在噩梦中醒来,冷汗淋漓。

下学期剩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有跟那个女同学说过话,一旦照面,她那样无辜地看着我,眼含泪水,脸色苍白。

我也坚决躲开了祥子。我想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没有现在的班主任,没有现在的同学,没有跟我讲唐璜和贵妇的祥子。我将重新生活一次,没有一丝阴影,没有任何人疑虑,轻松地、坦然地、光明磊落地重新生活一次,像那个下大雨的中午之前那样受人爱护、受人羡慕地重新生活一次。

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上高中,母亲领着我先后去找过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希望他们收我为徒,他们都没有答应:木匠说我拉不动大锯,铁匠说我拿不起大锤。这都是事实。—个农场到省城招工,我没有问过母亲就自作主张报了名,第三天就提着一只网兜走了。网兜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最珍贵的就是祥子借给我的《莱蒙托夫诗集》,我已经翻看了无数遍,上面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零碎但是优美,我已渐渐看懂,那是倾心爱恋着一个女孩的心迹,真率,纯净,深挚。让任何一个读到的人都会动心,深深地激发着我朦胧的青春的萌动。

我是那么害怕见到祥子,又是那么渴望见到祥子。

邂逅祥子是在两年以后,庐山脚下的城市。当时我在一家商店的屋檐下避雨。雨很大,街上行人不多。一个人浑身淋得透湿,却依然慢悠悠地在大雨里走着,祥子忽然发现了我,加快步子走来,劈头问:

“你下乡怎么不告诉我?”

他紧皱着眉头。好像我们分别,只是头天晚上的事。

我紧紧地咬着牙,什么也说不出。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在乡下染上的血吸虫病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跟他说,他的《莱蒙托夫诗集》被我一把火烧了?

两年,从省城到乡村,我已经完全成熟。两年很短,事情太多,说不清不如不说。

“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问。

“上庐山。”

祥子仰起脸“咯咯”地笑起来,又使劲地吸鼻子。完了,从裤兜里掏出一团脏兮兮的红布擦鼻子。

“我快走完大半个中国了。”

雨声很响。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想着两年前与他的一次又一次夜行。

此后我再没有见到祥子。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回到省城,有一天晚上他的几位朋友的来访,带来了他的一叠诗稿,字迹跟写在《莱蒙托夫诗集》空白上的句子一模一样。

诗稿里有一首《告别》:

哦,我多么希望,又多么害怕/最后一次,再听见你的声音/不用担心它会引起我的痛苦/我已走进了绝望的平静/一切我都想过了/我决定顺从命运/我知道再不能使你幸福/而你带给我的快乐或是不幸/都太强烈了/太能摧毁我脆弱的心灵/你是一只候鸟/永远不能缺少温暖和光明/而我—天比一天更麻木而混乱/在孤独和寂寞中沉沦/我还是决定走了/让我带走所有的阴影/而在别前,我是多么希望,又是多么害怕/最后一次听见你的声音

诗没有留下完稿的日子,但我想这该是祥子最后的诗作。他告别的是恋人,但我想也该是他温柔地和敏感地爱过的所有的人。

那叠诗稿中有一首是祥子朋友为他写的祭友诗,描写了他最后的那段日子:

黄昏来了,

你常常沿着堤岸独自徘徊

一只天鹅从头上飞过,又飞远了

你陷入迷惘,久久望着天边的暮霭

祥子的生命停止在二十三岁。头天晚上,他在宿舍后面的小山坡拉小提琴到半夜。他的行为向来乖僻,因此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异常。他是脆弱的。因为脆弱而不能同纷繁的生活相处;他又是热烈的,曾经有过怎样的年华,怎样的憧憬和怎样的爱。

几位朋友随后带我去了那个掩埋祥子的土堆。土堆已经陷塌,难以辨认。唯一的标识是一株枝干粗壮虬曲的紫藤和紫藤下的遍地丁香。

绣球已开出一团团的绿/丁香和紫藤花照耀幽暗像星一样/夜色静穆得要微微颤抖了/树木都在寂寂地悲伤/这样的夜里她也在做着梦吗/半闭着眼睛做奇妙的飞翔/你梦的翅膀一定是雪白的/它的张开有安宁的声响——/天仙一般缥缈地/舞蹈在湖边的草地上/周围的空气清凉/空中一片银色的安详/只有我守住这空虚的阁楼/离开多久了,你是不是已把我遗忘/不是因为年轻的残忍/是因为大多此刻一般甜蜜的晨光/而我,今夜的梦又会月光一般流动/依恋地流动在你纱掩的小窗

诗题《绣球》,是祥子诗稿中的一首。

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群蝶阵。过了这么多年,藤萝还在开花,而且开得又盛又密。藤萝花一串挨一串,一朵接一朵,彼此拥挤,兀自热闹!一片辉煌的淡紫色,遮住了枝干,瀑布一样从高处垂下,深深浅浅的紫色哗哗流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芬芳,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般地飘散。下面的丁香花丛像云一样仰面拥抱,柔枝百结,难拆难分。

我在那个陷塌的土堆前站了很久。

古人说“芭蕉不展丁香结”,紫藤也一样。丁香在中国是愁苦,是哀婉;在西方是初恋,是不幸。紫藤和丁香,是谁也逃不脱的生死关,儿女劫。

曾经有过怎样的年华,怎样的憧憬和怎样的爱!也许恰恰因此,他是脆弱的,因为脆弱而不能同纷繁的生活相处。

作为一个无名诗人,祥子死后没有墓碑,没有花环;没有哀乐,没有送别的泪水,只有爱他的人心中无限深长的痛惜。

云雀跳跃在高峭的瓦棱/啁破林中古老的寂静/麋鹿温驯地伏在绿草上/听燕子讲远方的事情——/我们的燕子刚从远方归来/双翅上扑满了异地的风光/它背后,有一条悠长的驿道/驿道上滚动着沉重的车轮/它说远方有一座茂密的树林/少女在寻找昨夜的脚印/它说远方有一幢满是青藤的小屋/月光浸湿了不眠的眼睛

多么愿意自己是祥子诗中的那只伏在绿草上的麋鹿,多么愿意祥子像燕子一样从远方重新归来。我们一起重温《漫长的路》,重温《大路之歌》。在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之前,他最早在我心里种下文学的种子。他像传奇般遥远,又像兄长般亲切。他和他的诗,他的“咯咯”的笑声,伤风的鼻息,永远不铺棉絮的硬板床,红砂石的枕头,装满煤球的藤篮以及所知关于他的一切的记忆、他所拥有并使我一直向往的一切,是我永远的财富。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漫漫的文学长路,我历经无尽的艰辛,却没有多少值得告慰他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我会永远记住跟随他走出中学校园,走上城市寂静的大道的最初的那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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