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准格尔旗(以下简称“准旗”),自矮三分。因为河对岸的准旗是我的姥姥家。进村入户,格外小心。见了男的是舅舅,见了女的称姨姨,稍攀一下辈分,说不定就得喊二姥爷三姥娘,辈分瞬间随黄河顺流而下,不知道能出溜到哪里去。

准旗,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一面旗帜,河对岸飘起来的这面“准旗”是黄的还是红的倒在其次,能将一面随风猎猎飘动的旗帜作为一个地方的称呼,要多神奇有多神奇。

后来,当然就知道了,准旗,乃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简称,旗,跟河这边我们河曲县的县是一样的行政区划。但过去固有的印象并没有消除。隔河北望,恍然间猎猎风起,旗帜飘飞。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准旗大部分村落跟故乡河曲县有扯不清的关系,或者说,那边厢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就是河曲人。跟河曲人唯一的区别,是河那边的人说一口与河曲人不太一样的河曲话。不太一样,其实区别也不大,你去准旗操河曲话骂人,稍稍话里带个把子试试,看不把你锤成个鼓匠!区别仅止于,把河曲这厢的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任何一句话,尾音会往上挑一下。确定无误一个陈述句,语气里有了征询、提示、委婉和谦恭的意味,这是语言交融的结果呢,还是得之于生存训练?两者皆有,让人感慨的。

后来,当然就知道了,准旗,乃浩大的走西口移民运动的第一站。近三百年的走西口大移民,河这边的山西人越过长城跨过黄河,漫绥远,进后套,开大渠,兴村镇,挥手告别翠峰山,大棹划过娘娘滩,一颗汗珠子摔八瓣,浇灌出千里沃野河套川。走西口走出去的河曲人,何止万千!那是一段何其悲壮的历史,怎么书写都不过分。

姥姥门前,自是小心。深入历史,崇敬充盈。对准旗,向来不敢高言,小心翼翼,翼翼小心。因为我实在知道那里的山川里沉淀着怎样的悲壮歌泣,深藏着怎样的古风流韵。我曾经跟河曲搞民俗的朋友讲,要想了解河曲古民俗,你得过河去准旗,深入到山村里,待人接物,礼仪饮食,哪怕是黑瓷大瓮里腌的酸蔓菁,都是河曲的老味道。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儿呀,是远离故土几辈子的人,只有远离故土的人才会把乡愁留存下来,才会用时间的勺格把乡愁搅得浓浓的,稠稠的,原汁原味的,烧香供的老祖宗,牌位上写得明明白白,家在河曲县某某都某某甲哪一村。丢了这些东西,就相当于丢了老祖宗。所以,他们保留得最好。

朋友信。因为他去过。

我,当然信了。若干次回乡,脚有时候都不听使唤,不由自主一脚油门就踏过黄河大桥,找个老镇子,路边拣个小摊子,花五块十块吃一碗羊肉稍子荞面圪坨儿,抹嘴起身,才想起自己驱车千里回的是河曲老家,却鬼使神差置身内蒙古地境。那是姥姥家的味道,是沉在味蕾里的味道。

味道如此,人就更不用说。

很有几个身在准旗,或跟准旗有关系的河曲朋友。“朋友”的定语太多,只能说明内涵丰赡,且容一一道来。

先一个,是老作家贺政民。没见贺政民老师之前,很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当然,知道贺老师,还是因为他的作品。大学二年级,组建文学社,指导老师听说我是河曲人,眼睛就一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有一部影响非常大的长篇小说,叫《玉泉喷绿》。老师是回乡知青那一茬人,他讲,这部小说陪他度过多少个青春迷茫的日子。作者贺政民,就是你们河曲人。听得我一头雾水。说来惭愧,入了中文系,方知道文学为何物,阅读量之少,自己都恨不得对着镜子扇自己两个耳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影响甚大,长篇小说,几个词组合起来,对一个隔着玻璃窗看文学殿堂陈设的后生小子,其震撼来得是如此凶猛,何况,还是自己的老乡。

当然,后来就知道了,贺政民老师的祖籍是河曲,他随爷爷走西口到内蒙古达拉特旗定居,只在河曲生活过很短一段时间。当然,《玉泉喷绿》从图书馆借出来看过了,并不是精读细读,大概地读。读到《玉泉喷绿》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正迎来一个爆炸式喷涌勃发的年代,文学社里交流的是阿城,是刘索拉,是韩少功,是莫言,是刘震云,赶我们毕业,王朔又横空出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批作家的作品,对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而言,除了应付当代文学史考试有意义,几乎不在视野里。《玉泉喷绿》写的是农村合作化,在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下,能够在心里头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共鸣,也实在是难。翻翻。看看。还回图书馆。但两大册六七十万字的体量,这部长篇小说的物理特征印象还是特别深,也特别艳羡。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知道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在400字一页稿纸上写东西的难,甚时候自己能写这么厚的书?想也不敢想。

直到做了文学编辑,才意识到这部书的价值。记录历史,塑造人物,那里面深藏着一个时代的风神,这些自不必说。单就长篇小说的文体而言,这部书在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格局中就显现出来了。中短篇小说,精干而细密,恰如一点墨洇在宣纸上,一个人物,一个故事,靠情节推动,细节洐生,用的是加法。长篇小说,鸿篇巨制,体量庞大,人物众多,但恰恰用的是减法。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都是小说,在文学文体上其实就是互不搭界的两个品种。在英语表达里,长篇小说是novel,而中短篇小说,干脆就是story,就是故事。长篇小说是神一般的文体。一部优秀的长篇,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就长篇的开头而言,不知道难死多少作家。《玉泉喷绿》开头,“大地方有大地方的名胜,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景致”,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愣怔了好半天。这开头好啊!简直就是上帝给的啊!是怎么想起这样一个开头?一下笔,庞杂纷繁的虚构世界顿时有了秩序,简直如有神助。这不就是文体吗?

不说其他,就因为有这么一个长篇开头,《玉泉喷绿》就应该昂然伫立于当代文学长廊里了。在给基层作者讲座的时候,我不止说过一次,我们老乡贺政民,就因为这么一个长篇开头,就应该得意一辈子。因为大部分作家,写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一句话。

第一次见贺老师,不是在内蒙古,而是在忻州。2007年,忻州市文联举办作家杨茂林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座谈会,我跟河曲籍作家燕治国先生都去了。路上,燕老师说,贺政民也要来。这才第一次见到贺政民老师。他跟杨茂林先生在当时同是中国文坛神童级作家,两人多有交往。贺政民老师驱车从鄂尔多斯赶过来。当时还没有通高速,从鄂尔多斯到河曲,再从河曲辗转到忻州,没有十个小时到不了。车马劳顿,并不影响贺政民先生激情澎湃,在会上做发言,热情洋溢。会后,河曲籍的作家合影,我忝列其中。奇了怪了,河曲不收庄稼,尽出作家,拢共出了两个作家,都是器宇轩昂的大个子。燕治国先生一米八几,贺政民先生也差不多达六尺,一个卷发头,一个头发曲,长马脸上重眉炯目,生得英俊,站在一起,两个俊老汉。我跟人讲,跟他们站在一起,实在让人生气。男人生的漂亮咱没意见,生得那样帅气,庶无天理!而且是两个!

当时我注意到,贺老师生两条长腿,已经做到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副总,有车不坐,爱走路,两条长腿迈开,后生且得撵一阵子。是不是,能写出好作品的作家,跟他生这样一副大长腿有关系?跑得远,走得快,势必见得多,势必洞悉世情,洞悉人心?

猜想当然不靠谱。因为后来又认识了一个生在准旗的河曲籍作家,叫张秉毅。

张秉毅腿不长,简直就是短。

写得却好。

见到张秉毅之前,也早就知道他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秉毅的中短篇小说写得好,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频繁转载。文末作者简介,作者自述祖籍山西河曲。

后来,当然也知道了,秉毅的祖籍是河曲县寺也人。寺也,是后来行政区划人员偷懒或者干脆识字不多,写成那样子。其实叫寺鄢,想来过去有一座大寺庙,故名。寺也村,张姓为大姓,是河曲地面出人才的村舍,几任县长副县长都出在这里。

秉毅祖上迁到准旗几辈子?他跟我讲过,倒给忘了。因为走口外,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几乎就是家乡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生活困苦,要走;访亲寻戚,要走;甚至,老婆老汉闹饥荒吵了一架,老汉气咻咻背卷毡子就踏冰过河跑口外去了。不奇怪。

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到秉毅的小说。浓浓的乡土味,形式探索,细节挖掘,语言讲究,印象深刻。早就想内蒙古那边有一个河曲老乡叫张秉毅,做了文学编辑,更想把老乡的稿子组回来,让刊物显得厚实一些,七七八八下来,联系上他就很晚。

在某一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山西团与内蒙古团住在北京饭店,楼上楼下,吃罢饭,一群人回房间。远远看见张秉毅走过来,大声喊了声:秉毅!那声调,就像远远喊一个从小留裆裤一起耍大的人那样子。

秉毅当然吃惊了。身在北京。站在北京饭店大堂里。居然有河曲乡音大声呼喊。扭过头,见喊他的是个我。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谁。他说:你认识我?我说当然啦。然后就是他道歉,就是他自责,好像遇见一位多年的故人实在想不起名字来。

其实呢,我哪里见过他!是代表胸前都戴的代表证泄露身份,我早就看见了。

两个人年岁相仿,他比我大一岁,同是文学编辑,共同的话语就多了。

其实,我一直关注秉毅这些年的创作。小说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基本停了下来,转向影视创作。他跟我一部一部讲他写的电影和电视剧,很奇怪我没有一点回应。他所奇怪的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将近三十年就不怎么看电视,更不看电影。而且,一向以为,电影也好,电视也好,都是工业时代的娱乐产品,讲究投入和产出,那就是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山西作家作品转而拍成电影电视,成功先例多多,山西老一辈作家中,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写得也好,有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黄土坡上的婆姨们》《老井》《新星》《白银谷》《流浪地球》这样轰动一时的电影电视作品诞生。但说千道万,电影和电视,本身的工业产品属性常常会干扰作家的创作。情节推进,直接与投入成本相关,这个由制片人和导演说了算。比方,剧中本来活得好好一个人,因为请的演员价码过高,就要求编剧在某一集快快让他死掉。不死不行,花不起那个钱。这就是一个工业生产过程。而且,做编辑,见过许多小说写得好好的作者,刚刚冒头,突然转行去搞影视,最后也没有结果,小说是再也拿不起来了。

秉毅倒也实诚,这实诚像个河曲后生,更像个地道寺也人:没钱嘛,要尽快脱贫嘛!

理解了秉毅这么些年沉在影视剧创作的苦衷和无奈了。但是仍然可惜了他一肚子的才华。要知道,秉毅是二十世纪那一大学作家班的学员,读的是复旦大学,受过汪曾祺等一辈老作家亲传的,而且复旦大学还专门给他开过研讨会。突然放下小说创作,你说可惜不可惜。

交谈开始热烈,最后灰头土脸。趁着这劲,就激他:拿起小说来!

秉毅像是下了多大决心:拿起来!

我说:写!

他说:甚才不写!

做文学编辑,许多稿子就是这样约过来的。

花招何止此一端。此乃万端中之一端。

其实,言语之间,我还是能体察到,在秉毅的内心里,其实一直没有放下小说。而且,也一直没有停下小说创作。那是他起步的第一块踏石,那是改变他命运的一根大木,那是他自己的表达,也是他真正在意的生存方式。

果然,很快,中篇小说《公社往事》发过来。预料中的结实与精彩,小说的骨头与血肉,小说的韵律与风神,从前的那个张秉毅,回来了。发头题,重点推出,写了编者按,再做公众号。像这样质地的小说,按经验是能够被选刊看中的,但迟迟没有消息。过了两个月,一家选刊的编辑要选另一篇小说,顺便和她提起来,她才为难地说,这篇小说里说公社时代的某些问题,推上去结果被退回来了!

好多事,你到哪里说理去?

可惜了这么好的小说。

但是,秉毅却很兴奋,能够重新拿起小说,能够得到如此推重,能够获得知音,仿佛一场大病痊愈。正是隆冬时节,他说他从西安回内蒙古,要路过太原停歇一栈,下来猛猛喝一顿酒。只是,我当时在外头采访,不在太原,且躲过一场豪饮。

能想象出秉毅重新拿起小说的兴奋来。他个头不高,腿短,眼睛不大,像出生时候让筷头子捅开一样,幸好眉毛离眼睛远了一些,额外给眼神腾出相当地方,让目光不失炯炯,让精气神适时通过眼睛透射出来。

上天总是公平的。

腿不长,也可以跑得远呢。

这样一个好家伙,怎么可能写不出好小说?

三一个,是谁,叫作柳苏。柳苏也者,一看就是笔名。一看就是诗人。他跟我讲,他本名叫刘桂林,祖籍河曲县城关南元人。母亲姓苏,合父族母族姓,诗意化后遂名柳苏。

听他的本名,耳熟,岂止耳熟,一听就能在河曲这厢找到同名同姓的人。不止他,贺政民、张秉毅,还有许许多多准旗的汉族人名字,几乎大部分,都可以在河对岸的河曲老家找到同姓同名的人来。当然,除了我这样的名字,实在是没人叫,叫不出口,全中国也找不出第二,至少没有第三个。可见,虽然隔条黄河,虽然地分晋蒙,虽然口里口外,虽然历经一二百年时间淘洗,却没有把同是河曲人的思维、期冀、希望之核做过稍微的改变。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给孩子取名的思路并无二致。

老柳苏,老诗人。可惜了的是,我虽然做过十几年的刊物主编,但不敢谈诗,干脆就说不懂诗。诗人敏感,诗人澎湃,诗人跳脱,诗人不好打交道,素来敬而远之。编辑诗,常常一推六二五,推给做编辑的诗人,只要不出格,从来不干涉。

我们的诗歌编辑,是当下著名诗人张二棍。

柳苏的诗写得好不好?说是不懂诗,不通诗,不写诗,但看还是能看的。根情苗言花声实义那一套诗歌理论烂熟于心。但就是不说。让张二棍说。张二棍说:这老诗人我知道,乡村田园诗,写得地道,特别善于描摹乡村女子。写得好!

没有告诉柳苏,二棍对他这样评价。老汉好激动,怕一激动给睡不着觉。

认识柳苏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吧。那一次回乡,晚间忽然接到电话,是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那种口气,一听就是内蒙古来人。说是晚上能喝酒不?一下子才灵醒过来,是内蒙古的柳苏要来河曲,而且的确是内蒙古来人。他们一行几人,已经订好酒店,备好酒菜,在河曲家乡招待我这个河曲人。

想想后怕。尽管是开车前来,从薛家湾到河曲县城,过大饭铺,绕魏家峁,下到马栅镇,再沿河上溯到榆树湾过黄河大桥,这已经是八十公里的路程,过河还得再顺河而下走十五六公里才能到河曲县城。相当于驱车百公里来看朋友,感动之余,甚为担心。因为那条路上每天运煤大车川流不息,就是一条挤挤挨挨钢铁洪流,经常出事故。小车在大车缝隙之间穿行,如针关里过骆驼。啊呀呀!那天喝的酒多,谈得也多。他带了两个写诗的人,还有两个是写书法的。好像我做个文学编辑就啥都懂似的。其实对书法,比对诗歌的理解强不到哪里,只会看写得黑不黑。谈兴阑珊,一顿饭我只担心他们回程。几番建议留下过一夜第二天再回,几个家伙仍然抹嘴起程回去了。那时候还不查酒驾,几个人都是喝过酒的。

诗稿往来,两个人在微信里往来稠密,有什么事情他总要说。毕竟比我年长,虽说是忘年之交,只谈事,不议论,一议论,就抬杠。抬杠中的柳苏特别可爱,有时候我不怀好意故意挑逗两句,好啦,把老汉气的。他是不留胡子,如果长胡子,虽隔着手机屏幕,也能想象出老汉胡子抖打起来的样子。但这样的情形不多,只在他开心的时候才这样,他开心,最后逗得他不开心,不开心了又没话找话把开心找回来。

这是一个热心异常的人。诗人,却没有诗人的敏感,身边不少朋友。朋友们聚在一起,办一份民刊《杯水》,是一份不俗的诗歌刊物。山西省这边许多男女诗人都在上面露过面。而且,技痒,不时给我推荐哪一个山西省诗人。男的,女的,都有。女的居多。跟地方政府关系处得也好,他策划过许多宣传薛家湾百里长川的书,邀集山西这厢的作家去写。2018年,他还为我专门弄了一本,让我去写。其时,我正在完成省里给的任务,写山西省脱贫攻坚事迹,在岢岚县采访。老汉一再打电话让我过去。岢岚采访间隙,专门到薛家湾去了一趟。

之所以去,其实也是腿不由人。虽说姥姥家在准旗,但一条黄河从西到东,再从北到南,复又由东而西,沿准旗边缘绕了一个大湾,能把任何人转个晕头转向,因此,几十年下来,对准旗的地理认知从来就是一锅粥。这一次,柳苏让我专门看看撤乡并镇之后薛家湾的“百里长川”。过去只知道有一个十里长滩,还不待弄清楚十里长滩,又来一个百里长川,这得去看一看,看一看蒙汉交流两百多年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本来就是一锅粥,自己驱车,入暖水,进长滩,又到他主持开办的文学创作基地看过,自己也不知道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不必了解历史,准旗实在是变化得太多了。因为我熟悉准旗那些沟沟岔岔里让人心碎让人心醉的民歌,那里有关于准旗过往的表述。“三十里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路程来眊妹妹你。前井上吃水后井上担,为眊妹妹绕了一个大把湾。梦里头拉住妹妹的手,醒来攥个空袖袖。”有情有义,有怨有哀,没有眼前的风景。读秉毅的小说,村前村后,亲族血脉,礼义廉耻,什么都有,没有眼前的风景。读柳苏的诗歌,有的是村庄男儿的担当,有的是乡村女子的细致,有的是狗吠鸡鸣,有的是山树山花,什么都有,没有眼前的风景。或者说,种种诸般,都被现代化的喧嚣掩藏在了生活细节的深处,只是不见踪影而已。

百里长川啊,这川,这山,经过改造,仿佛欧陆某一角落,正着着急急往一条所谓现代化的不归路上走,让人猝不及防,心存疑虑。薛家湾镇,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浓缩都市,市声如潮,车水马龙,霓虹灯影,绿女红男,在哪一条胡同里还可以找到黑瓷大瓮里腌的那些味道淳正的酸蔓菁?

也许这种心情,是刚刚从深度贫困地区走出来的暂时感受。总之,那一行,在柳苏的策划下,无疑畅快,无疑快乐,但略有疲惫。书,当然也没有写。辜负了老哥的一片盛情,至今不安。

忽然想起柳苏那双略显肿厚的诗人的眼。那里写的是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他在竭力维护甚至呵护着这种乡愁。

不独因为有姻亲血缘存在,才对准旗有如此深挚的表达。或者说,对准旗有如此深挚的情分,也不独因为是姥姥门前。姻亲血缘是一种具有超越感的存在,同样具有超越感的还有许许多多东西。比方,文学。

除了以上三位,还有许多作家也交往颇深,王建中,老家也是河曲。王建中小我一两岁,却显得老成。说他老成,却又莫名其妙害羞。玩笑开得少。会心处,上手掩嘴就笑起来。让我想起古人说的“掩口卢胡”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

一条河分开晋省蒙地,又这样奇异地将两地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河的那一边,充满诱惑与温暖。

鲁顺民:在河的那一边

鲁顺民,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有多种著述出版。作品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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