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居住的家庭空间有多种多样的循环再生产模式。家里会不断地搬运进来物品,同时又不断地往外清空物品;不断地对室内进行装饰、布置和编码,又不断地拆毁这些装饰、布置和编码;不断地吸进外部的空气,又不断地排放室内的空气。一个家庭要能良好地运转下去,就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和清洁度。这就需要不断地轮回和循环。家庭正是在这种轮回和循环中获得更新。现代家庭空间同古代家庭空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这种循环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是因为,家庭生产物质和垃圾的能力大大地增加,垃圾的处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家政。不仅是物质和空气遵循这一循环规律,对于家庭成员而言,同样也大体遵循这个家政的循环法则:当丈夫或者妻子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一个新的丈夫或者妻子走进了这个家庭;当老年人在悲戚和哀恸声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庭的时候,一个新生的婴儿则在欢声笑语中降临到此。家庭不能保持稳定性,其正常运转就会失效。这是家庭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代家庭结构中,循环的技术和方式越来越多样了。除了古老的门和窗之外,现代家庭增加了大量的管道从而将室内和室外连接起来。同那些古老的家庭相比,现代的家庭四壁都被凿穿了。它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孔洞,越来越趋向成为一个“破败”之家,一个开放之家。这些孔洞,不仅是它释放的渠道,甚至也是别的家庭的过渡通道:有许多其他家庭的废弃物从这些孔洞中穿越而过。许多垃圾不再是通过门从外运输出去,而是通过管道隐秘地运送出去,室内的垃圾就此神秘地消失。不仅如此,这个居住性的家庭空间同时也是一个过渡空间,它们彼此成为相邻家庭的过渡空间。现代家庭保留了更多的出口和进口,有了更多的交换和循环技术。它有烟道,有水道,有清理人体排泄物的厕所管道,有空调管道,当然,还有供洗衣机的上水和下水道。这些处在高楼之中的家庭,尽管人们彼此陌生,但是,他们分享着同一些管道,一个管道从上而下地神秘地贯通下来,使得这些陌生的邻居无时无刻不联系在一起。当水流顺延着管道下泄的时候,它的欢快声音在每个家庭中迅速地荡漾而过。就此而言,这些彼此不可见的家庭并非不是一个整体。邻居的概念被改写了,邻居的记号并非一个相识的面孔,而是一个沟通的管道。管道的障碍唤醒了他们的邻居意识。一个现代家庭就此同别的家庭通过管道的方式连成一体。它们沿着管道共振。洗衣机就是管道的寄生物。它坐落在管道的周围,或者说,管道沿着洗衣机盘旋。清洗是家庭古老的循环方式,但是,洗衣机和管道的组装,则将家庭的清洗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循环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保证了清洗在室内的自主完成。家庭需要反复地清洗,清洗是家庭再生产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家庭的所有部位,所有的空间布局都应该定期清洗。地面、家具、衣服, 以及最重要的人本身也应该定期清洗——这是现代社会发现病菌致害后的一个重要认识。通风和清洗,这是家庭保持卫生和健康环境的两个基本手段。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循环的清洗机器。洗衣机保证了家庭的清洗效率。大量的水通过管道从外面流入家庭,然后又从家庭中排泄出去。就此,细菌、病毒以及它们所寄生的一切污染物都随之而清除掉。清洗追求单纯性。家庭要一遍遍地清洗,它以卫生之名展开清洗,而人们有时还以阶级或者种族的名义展开清洗——这种清洗的工具不是水而是屠刀,但是,两种清洗的理由是一致的:都是对病毒的清除从而向纯洁表示敬意。

如果说,清洗是一种古老的水的功能律令的话,借助于管道的清洗就是一种现代的循环方式。洗衣机是现代家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现代的住宅设计都将洗衣机作为一个空间性的想象客体,这个小的方形机器出现在建筑师的头脑中。不仅如此,它填充了现代家庭的社会语义:同电冰箱和电视机一道,人们曾经将它视作是年轻夫妻组成的新家庭的不可或缺的内核——洗衣机的匮乏就意味着家庭的匮乏,就意味着这并非一个完美而标准之家。但是,人们真的进入一个家庭中时很难像目击到电视那样会一眼目击到洗衣机。相较于电视机而言,它呆在家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仿佛家庭中不存在洗衣机一样。同别的家用电器相比,洗衣机对室内的位置要求非常低,它甘愿成为一个边缘角色。人们并不愿意将洗衣机置放在显赫之处,它能够被隐藏起来最好,洗衣机尽可能地占据一个无用的角落从而充分利用任何一处多余的居住空间面积,它尽量地想填充一个空间空白。洗衣机不是象征性的炫耀之物。电视机的面积和冰箱的体积既是它们的功能之所在,也是它们的符号价值之所在,或者说,它们的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它们的符号价值来呈现。但是,洗衣机的等级很难通过肉眼一目了然地呈现。它排斥了视觉的符号欲望。人们根本不在乎它的符号价值——只是考虑它的功能,它是单缸的还是双缸的,是否是自动的,是否有烘干功能,是否有除菌能力,是否节水节电——总之,是否有效率地清洗,这是洗衣机唯一的考虑原则。一旦消除了它的符号价值,那么,它不会有任何的展示性(大体上来说,家用电器的符号价值都不显赫),因此,它的摆放只有唯一的要求——那就是,它需要一个特殊的管道与之组装。同所有的家用电器不同,它除了需要接上电源之外,还需要接上管道。这个管道仿佛是洗衣机的一个漫长的埋在墙壁深处的看不见尽头的配件。它并不外在于洗衣机,相反,它是洗衣机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和洗衣机相互镶嵌。洗衣机也是这个管道的连接部件。就此,洗衣机并不单纯是它自身。只有和一个管道接通,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洗衣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洗衣机的摆放是最灵活的,同时又是最死板的; 是最随意的,但又是最严格的。电视机置放于客厅,冰箱靠近厨房,空调悬挂于白墙之上并且总是呼应着床铺。这所有的家电,都有它们的置放秩序。但洗衣机可以出没在所有的方便同管道对接的隐秘之所。洗衣机的场所要求不是取决于人的使用便利,而是取决于房屋的内在结构。它只有装置的语法,而没有部署的语法。洗衣机的分布如此地没有规律性(它可以放在阳台,可以放在厨房,可以放在卫生间,可以放在客厅),以至于人们闯入一个陌生家庭,并不能像发现其他家电一样轻而易举地发现洗衣机的位置。洗衣机如此地不引人注目, 但是,它又被家庭赋予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事实上,人们对洗衣机也毫无兴趣。它不工作的时候,从来不会进入人们的目光之中。它是一个单纯的工作机器。洗衣机的工作频率是均衡的,它有自身的稳定节奏。人们会依据节目、心境和忙闲选择性地打开电视机;对空调和电扇的使用取决于季节和温度;而冰箱则从不休息,从不变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节奏。只有洗衣机长期充满间断性地富于节奏感地工作。这种节奏甚至并不取决于人的生活节奏。生活节奏的变化,可以令人做出许多取舍,人们可以放弃做饭,放弃电视,但是,人们无法放弃洗衣服。就此,洗衣机遵循自主性的节奏, 它昭示了生活稳固的一面——即便是充满动荡之机,洗衣机也富有规律地正常工作。

洗衣机有特殊的工作方式。家用电器的运转规律是重复。冰箱保持着一个恒定的温度,一旦超越了这个温度,它就再次运转,再次恢复到这个温度,它始终保持着一个标准的温度。空调和电扇打开之后,它就一直让风向重复地来回吹动。但是, 洗衣机则有一个复杂的叙事过程,它有一个开端, 一个发展,一个高潮,一个结局。也就是说,它有变化,有差异。它像是一部叙事小说一样起起伏伏。它发出的声音充满着变奏:有时候是轻快的水流声,有时候是间断性的嗡嗡声,有时候发出迅疾的低声轰鸣,最后是戛然而止的警报提示音。这些声音不仅变化多端,甚至还会反复出现——它们丝毫不单调,它甚至可以挤进声音艺术的范畴。每一种声音意味着不同的叙事进展——进水、洗涤、漂洗、脱水、再进水、再洗涤、再漂洗、再脱水,直至最后的烘干等等,仿佛这多变的声音在述说一个命运的传奇,仿佛这方盒子里面在上演戏剧。但这方盒子则将这跌宕的过程紧紧地捂住了,这戏剧无法看见, 只能倾听。声音对这种被捂住的隐秘之物进行传导和再现,它是内在叙事的外化。这是声音和表意完美的语言学结合,也是表象和意义匹配的实践典范。

但人们并不关心洗衣机的内在运动,也并不关心这一切。人们只是将衣服扔进去了,摁动了指令,然后等待它的结束,最终从方盒子里面掏出这些裹成一团面目不清的衣服。尽管洗衣机的声音在拼命地述说,在大声地宣讲它的劳动,在吵闹着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洗衣服的劳动过程被忽略了, 好像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劳动过程,好像衣服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过渡后自己变干净了。人们并不关心这样一个洗涤过程。洗衣机越是自我声张,越是喧哗,人们越是讨厌它的声音,希望自己远离这种声音,希望能够和工作的洗衣机保持距离,把发出声音的洗衣机关闭起来。洗衣机的工作和人的工作各行其是,二者离得越远越好。人和机器相互分离。洗衣机是一种单纯的工作机器。存在着这样一种单纯的工作机器,也存在着一种单纯的娱乐机器。存在着一种处理事物的机器,也存在着一种处理人的机器。洗衣机和电冰箱是对付事物的,是工作机器;电视机和收音机则是对付人的,是娱乐机器。还有一种机器是通过对付事物来对付人——空调和电扇是这样的机器:它们对付空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付人的。对付人的机器当然需要人的在场性投注,但在处理事务的机器中,有些需要人的投注(吸尘器);有些不需要人的投注,而是要把人充分地排斥出去。这正是自动化的法则。作为一种自动的机器,洗衣机不仅将人排斥出它的领土,还将人赶出了洗衣服这个古老的生活领域。准确地说,将妇女赶出了洗衣服这个令人苦恼的领域。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洗衣机的发明是对妇女的重大解放。它是对妇女烦琐劳动的解脱。洗衣机斩断了妇女和洗衣服的关联,妇女从她的洗衣服的顽固姿势中解脱出来。就像当娜·哈拉维所说的:“到现在为止(从前),女性的具体体现似乎都是规定的、有机的、必要的,女性的具体体现似乎只意味着做母亲的技能以及由此扩展出来的隐喻性引申。”就此,机器摧毁了妇女的一个固定形象。洗衣服不再附着于一个形象之上,它找不到一个动作形式。妇女坐在一个矮板凳上,面对着一个装满衣服冒着水泡的木盆,低身弯腰,双手并拢用力揉搓,像斜坡一样的后背一起一伏——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已经永逝了。这不仅是一个妇女的劳动形象,而且也是一个妇女的经典文化形象。一系列的隐喻性语义撰写在这个形象中:深陷家政之中,乏味而重复的劳作,持久地屈身,手工活动,轻度的但却是持续的体力,日复一日,无怨言的忍耐。洗衣机解除了衣服和妇女的劳动关联,而且还解除了这种关联中的身份征兆。它不仅将妇女从洗衣服中解放出来,从家政主角中解放出来,甚至将妇女从一个劳作形象中解放出来,最终将妇女从这一受难式的被压抑的文化视角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衣服总是和妇女关联在一起的。这不仅体现在洗衣服这一劳动环节,还体现在购买衣服这一消费环节, 也体现在着装这一展示环节。衣服是许多妇女的快乐内核。而洗衣服则是对这种快乐的损耗。购买衣服和清洗衣服是两个针锋相对的经验极端。洗衣机打破了这一对立,让衣服毫无障碍地成为妇女的完全快感之客体。洗衣机使得妇女可以充分地享用衣服而不必面对洗衣服所带来的烦扰。

没有任何一种劳动像洗衣服那样同妇女有一种如此紧密的归属关系。这看起来像是妇女的天命。人们当然知道它的历史性根源,几乎所有的室内后勤工作都是由妇女担当的,这是古老的男女空间分工的一个现代延续。洗衣服,这一安全的室内劳动,这一轻度的体力劳动,这考验耐心和细致的劳动,交给了妇女,就如同高强度的充满暴力和风险的户外劳动交给了男人一样。但是,现在,传统上许多的室内工作逐渐被男人取代,或者说,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分担,以至于工作的性别之分和空间之分已经不再显著了——男人们甚至纷纷涌进了由妇女主导的厨房。但是,在洗衣机发明之前,洗衣服(甚至是折叠衣服,熨烫衣服和收拾衣服)这个领域却顽固地保持着它的封闭界限,一直没有男性介入,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或许,衣服本身就被文化建构为一种特定的性别——这不仅指的是男人的衣服或女人的衣服的性别之分,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衣服都是女性化的。衣服似乎具备着女性气质。衣服这一物件本身之所以是女性化的,或者说,之所以被历史设想为女性化的, 是因为它是装饰性的,是被摩挲、被碰触和被观看的对象,是缠绵和轻柔之物,是恋物客体——衣服本身是柔顺的。衣服本身的柔顺性和妇女的柔顺性不是相契合吗? 衣服的温顺气质,似乎在召唤妇女。它和男子气具有排斥性:一个粗糙的男性之手,能够奋力地揉搓这种女性化的柔弱衣服吗?妇女才是衣服(即便是男人的衣服)的归属之地。

不仅如此,衣服同身体相互装置。它们都为对方而存在,都是对方的依赖物。二者的关联如此紧密,以至于衣服尤其是内衣都被看成是身体的一部分,是身体的一个想象性皮肤,它似乎沾染了身体的气息因而具有隐私的味道。女性衣服是妇女身体的一个衍生性记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商品织物——哪怕这件内衣还在商场的橱窗中,还没有同任何一个身体结盟过。不仅如此,衣服承载了身体的排泄物(这正是它要被清洗的原因之一),这强化了衣服和身体的关联性,衣服的不洁就是身体的不洁——男性不能闯入这个领地。而我们的文化发展出了一套对女性身体的禁忌,它不宜公开暴露。作为身体的象征和衍生之物的衣服,当然不能经过男性的窥探目光和粗暴之手。女性衣服必须由妇女们自己来处理。室内的一般清洁工作,已经去性别化了,但是,衣服的清洁工作,还滞留在妇女的范畴之内。直到洗衣机的出现,这项工作再次去性别化了。

不仅如此,因为衣服和身体的这种特殊关系,洗衣服拒绝了商业化。人们不愿将衣服交给一个家庭之外的陌生人去深入地触碰。在家用洗衣机发明之前,洗衣服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商业化。衣服只能经过自己之手。尽管洗衣服如此地劳累、琐碎,毫无快感,但它还是被限制在家庭之内,由家庭中的妇女(或者是女仆人)来完成。洗衣机出现之后,洗衣服彻底打消了它的商业化愿望。或者更恰当地说,洗衣机的商业化,阻止了洗衣服这个行为的商业化(大街上的少数洗衣店是针对着特定的少量衣物的)。衣服的制作和售卖完全是商业化的, 但是,衣服的清洗几乎从未被商业化过。一台家用洗衣机尽管保持着高速的运转频率,但是,它的主顾总是固定而有限的常客:总是那一家人的几件衣物,它们总是按照一定的时间节奏毫无意外地光临。

机器对于衣服的处理和妇女对于衣服的处理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妇女直接面对着服装, 她要寻找、要摆布、要辨别衣服,要找出衣服的肮脏之处,要深入到衣服的每个细节之中,手要投身于衣服,然后针对性地对它进行耐心地处理,洗衣服是对每件衣服的全面探究和认知。衣服是在清洗的时候而不是被穿戴的时候才充分地展示自身:口袋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被翻开,被观察到——许多口袋中的秘密就是在洗衣服时暴露的。不仅如此, 一种精致的衣服类型学在洗衣服的过程中得以培育和实践:衣服里外的分类,局部和局部的分类,内衣和外衣的分类,上衣和裤子的分类,男人衣服和女人衣服的分类,孩子的衣服和成年人的衣服的分类,各个家庭成员的衣服分类,等等。洗衣服是对家人衣服的回溯和整理。只有洗衣服的妇女才拥有一个家庭衣服的总体知识,也只有她才能准确地决断每件衣服的历史命运:这件衣服的来源和 终结。

妇女对家人的感受体现在她对家人的衣服的感受上面,她在揉搓家人的衣服的同时似乎在揉搓家人的身体。因此,她在每件衣服上面都会投资不同的情感经济。洗衣服就其动作而言是高度地机械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洗衣者没有微妙而曲折的心理变化——手从婆婆的衣服转入到孩子的衣服的同时,她的情感通常会从怨恨转向爱怜。衣服不仅在穿着的时候体现了等级,而且在人工清洗的时候也赋予了等级。就此,对一个妇女而言,洗衣服要遵从一种她自身的代码,她自己的秩序,她自己细碎的情感经验。洗衣机也有自己的语法,但是, 洗衣机是中性的,衣服对于洗衣机而言也是中性的,洗衣机对衣服并不倾注情感。洗衣机的工作过程是一个去人化的过程。就此,洗衣机的语法不取决于对象本身,或者说,它不是将自身和对象融汇在一起的语法,而完全遵循自己既定的配置语法。它无视衣服的差异性。所有的衣服都是平等之物, 它们没有贵贱、身份、内外和性别之分,所有的衣服一旦被抛进洗衣机中,它们就被迅速地搅拌在一 起,裹成一团,而不能获得任何的特权地位。衣服的主人身份,它附着于人体之上的体面、尊严、装饰,以及它的品牌所体现出来的符号价值都被洗衣机无情地揉碎了——这是服装的暗面。

洗衣服和做饭通常是家庭最重要的两项手工劳动。为什么洗衣能够被机器代替而做饭却不能? 洗衣服是手的劳作。不过,同许多手工活不一样的是,洗衣服几乎从未被看作是一门手艺。它不是艺术。人们很少会说,她热爱洗衣服,她擅长洗衣服,洗衣服甚至构不成一个行业。从来不会出现一个洗衣大师这样的标杆性人物。如果手的行为并不带有艺术意味的话,它大概就能被机器所取代。也可以说,机器能够在艺术匮乏的地方大行其道。洗衣服的揉搓,是双手的来回运动,这双手忙乱地深入到衣服的内在性中,对衣服进行粗暴的蹂躏(不过,这种蹂躏却不是为了致衣服于死地,而是为了让衣服获得新生)。即便这种蹂躏饱含某种怨恨的宣泄,某种轻度的暴力,某种微妙的情感插曲, 它却毫无技术含量,它唯一需要的是耐心和手的体力——而这正是机器的特长。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手的功能。在洗衣服这个过程中,手选择了 它的诸多能力中的一种,即最不需要技巧和计算的 一种单纯的手的运动。此刻,手似乎脱离了大脑在 运动,在进行一种机器般反射的运动。

事实上,所有需要手的精致和灵巧的活动,所有需要创造性的活动,都可以成为艺术活动。艺术的特征就是创造性——机器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差异就在于此。在家庭的两大经典手工劳作中,洗衣服偏重于机器活动,而烹饪则偏重于艺术活动。烹饪需要反复的研习培训,甚至会出现众多的烹饪学校,有厨师这样的职业化的烹饪者,还有大量的关于烹饪技术和风格的媒体传授——烹饪似乎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奥秘,有无穷无尽的需要反复探究的知识和经验深渊,有无数的尝试和创造的潜能,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地掌握它。烹饪,这一舌头和手的专门领域,赋予了创造的乐趣,它没有既定的语法,人们可以在厨房中充分施展想象的活力,并能体会到创造的成就感。这也是许多人热衷此道的原因。在整个一顿饭的生产环节中,人们可以不断地使用机器(电饭锅煮饭,微波炉加热),但是,始终有些核心性的要素是机器所无法完成的,它需要大脑的灵巧盘算、手的细致估量和舌尖的微妙感受。相形之下,洗衣服从来不是一门艺术,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它没有规则可言——或者更恰当地说,它只有一个死板的规则,就是用除污的化学制品在衣服上一遍遍地涂抹和清洗的规则——没有关于洗衣服的知识和技巧。从来没有专门的洗衣服的技能培训——这是一个最为常见的无师自通的基础行为。正是因为没有想象力和创造性,机器可以取而代之。

虽然,机器确实在逐渐地取代手的功能,但是, 它取代的是手的非意愿性功能。手有行动的意愿, 也有不行动的意愿。手触及的范围如此广泛,它不 仅是人触及外部世界的首要器官,它甚至也是唯一 能够触及到人体自身每一部分的器官。它有丰富的感受性,它既是劳作苦行的工具,也是快感的来源;手的动作,既是一种机械式的本能的被动反应, 也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行为。有时候手甚至将劳作和快感结合在一起,它通过劳作来获取快感。手有时候满含欲望,有时候深怀恐惧;有时候无限兴奋,有时候疲惫不堪。手有时候是对生命的肯定, 有时候表现了生命的倦怠。只是在手不再有欲望的时候,手充满着厌倦的时候,手不过是被动反应的时候,机器才会想方设法地在这些手的非意愿性领域取而代之。人们会说,机器一方面是极其标准化的,它具有手所无论如何达不到的精确性,另一方面,机器又是极端呆板的,它缺乏手所具有的最低限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一方面,机器有无限的耐力,它是手的体力所永远难以企及的;另一方面, 机器又是中性化的,它缺乏手的微妙感受性——这是机器和手的一种经典区分。洗衣机是这种经典区分的一个范例。在洗衣服的过程中,手不需要创造性,它只需要耐力,它毫无乐趣可言,它是厌倦之手。它召唤机器取而代之。洗衣机发明出来,似乎天生就是为了证明机器的机器性:它的标准化,它不知疲倦的耐性,它的中性化偏好。洗衣机就是为了将手的非意愿性行为解救出来。无数的机器就是诞生在这种对手的解救之中。

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机器和手不能相互接近。洗衣机所表明的这种区分,只是手和机器关系的一种特殊表达。机器对手的这种替代关系也是一种分离关系,尽管机器确实是对手的取代,但是,手和机器保持着陌生的距离,它们并不照面。事实上,手和机器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连接形式。机器可以和手形成一种紧密的装置关系,一种增补关系。它们相互不能分离——这是机器和手的更为常见的形态。机器和手相互依靠。它们谁也离不开谁。手和汽车的组装,手和电钻的组装,手和车床的组装,手和手机的组装,手和吸尘器的组装……这种装置关系并不意味着手的能力变强了,也不意味着机器的能力变强了,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难以描述的东西的出现,一种新能力的出现,一种新的手机器的出现。而且,手就意味着活动,手的意义就在于活动(人们总是说动手)。如果考虑到手是人体行动的根本,人的行为通常是手的行为的话,无论是对手的替代,还是同手发生组装,行动的机器总是将手作为它的想象对象,它总是在手的目光中诞生——在洗衣机这里,手几乎是机器的唯一想象对象:洗衣机就是为手而存在的。它确实不是手,但它确实又只是一双洗衣服的手(只有艺术家才改变了洗衣机的这一特征,黄永砯的一个经典作品就是将洗衣机变成了一个清洗书本而不是衣服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机器并不是一个人的外部对象,一个与人无关的对象,用拉图尔的说法就是,机器是一个“准客体”,或者是“准主体”,主客体的对立模式在洗衣机这里瓦解了。

洗衣机也诞生在家庭之中,它的小型轰鸣声使得家庭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车间。可以对劳动进行多种多样的类型划分。如果从家庭空间的角度来划分的话,人们可以将劳动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家庭劳动,一个是家外劳动。人们总是将家外劳动看作是决定性的,它具有更强的生产能力(社会的进步和运转好像就是取决于这种劳动),它更加正式 (上班和下班具有强制性,并伴随着日复一日的离家和回家的仪式化行为),它更具有社会性(一大群人的协作),它更有必要——它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薪水是这种劳动的量化标记,是这种劳动结出来的活生生的果实,它使得这种劳动具有可见性。因此,劳动习惯性地被看成是一种家外劳动。家庭内部的劳动因为缺乏这一切而被人忽略不计。家庭总是被想象成一个梦幻、温馨、休闲和保养之地,一个非劳动的场所,一个封闭性的自主场所。但是,现代家庭的悖论在于,它越是想成为一个非劳动性的休闲之地,它就越是需要强化家庭的内部劳动。室内劳动旨在让室内获得一个非劳动状态。由于现代家庭在不断地扩充它的面积,不断地补充它的物质,不断地让其空间具体化,以至于它层出不穷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事务。人们对于居住空间的要求越高,就越需要对这种空间进行生产。一个现代家庭,不仅是一个休养之地,也是一个生产之地。大量的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使得这个家庭也变成了一个工厂,一个居住工厂。人们在这个工厂中生产,就是为了让这个工厂更加适合居住。

就此,家庭内部必须有生产者。人们要么从外部的劳动中退隐从而专职从事家务劳动;要么雇佣 一个他者来到自己的家中从事劳动而确保自己的室外劳动;要么自己兼顾室内劳动和室外劳动从而在这两种空间中不停歇地运转。家庭就在休息的空间和劳动的空间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语义中转换。不同的家用电器创造出来就是针对着这两种不同的空间语义的。对于电视和空调而言,它塑造的是休息的空间;对洗衣机和吸尘器而言,它塑造的是劳动的空间;对电冰箱和微波炉而言,它同时塑造这两种语义空间。洗衣机是家庭这个新厂房的生产工具,它尤其接近于古典意义上的生产机器,它发出噪音,它快速地运转,它在某个角落轻微地颤抖,这一切使得家庭变成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车间。

由于这个空间是自己的主权空间,看上去,家务劳动并没有强制性。相反,它具有较大的弹性,家庭生产的强度和效率取决于生产主体的意愿和习性而不是一系列的成文制度。不仅如此,每个家人都是潜在的家务劳动的主体。相对于工厂劳动而言,家务劳动远没有标准化。而且,家务劳动没有确实的回报因而没有明确的可见性。正因为这一点,家庭劳动通常引发家庭战争。它总是引发不满。它总是让家人之间讨价还价。它总是家人争执的导火索。家庭,作为一个车间,作为一个空间的生产性地带,总是孕育着由劳动引发的危机。但是,奇怪的是,在所有的家务劳动中,最不会引发争议的就是洗衣服,因为它被看作是妇女的天命,它只能毫无争议地落入妇女手中。因此,洗衣机的发明,这一生产工具的改进,被视为是妇女的福音。如今,许多妇女会说,没有洗衣机是无法想象的,但事实上,家庭有洗衣机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只不过,洗衣机出现之后,人们已经将洗衣排斥在妇女劳动的范畴之外,妇女摆脱了和洗衣服的关联,但是,人们并没有将这个省略掉的时间供妇女休息或者娱乐,妇女洗衣服的时间被另外的劳动所占据。事实上,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的是,生活中的机器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并非越来越闲暇。家庭内部配置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但是,家务劳动丝毫没有减轻。或许,机器并非减少了劳动,而是加剧了劳动。今天的人们围绕着机器的生产、消费和运转而殚精竭虑。机器取代了人的工作,但是,它也需要无数人的侍奉。机器从来不是如同幽灵般地横空出世或者悄然消失。每一台机器的诞生、现实化和死亡将无数人卷入其中。每一台机器滋生了一个巨大而漫长的生产链条。一个妇女再也无须用双手洗衣服了,但是,这双手在由此而腾挪出来的时间里或许就是在为一个洗衣机的配件而在流水线上忙碌地伸缩。机器一旦来到了世间,它就获得了自主的速度,而迫使人们在它后面拼命地追逐。机器创造出来,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在解放人们的双手,而是在操控人们的双手——手除了保持它最基本的自主行动之外,它还添加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它要遵循机器的行动和频率。汽车使得脚的步伐停滞了,但却是在让手高度紧张地运转。机器并不是让人们减少劳动时间,而是让人们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

如今,洗衣机让人们忘却了洗衣服的烦琐和无趣,但同时也让人们忘却了洗衣服曾经带来的乐趣。在20世纪70年代,在洗衣机出现之前,洗衣服是妇女社交的重要方式,她们在固定的时间走出家门,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通常是湖边和河边)聚集在一起。衣服在河水中来回地漂浮,抖动,翻滚,它们激起的水的喧哗同妇女的叽叽喳喳愉快地呼应。一个将家庭和男人拒绝在外的妇女的自主世界诞生在这种水边的吵闹声中。这个喧嚣的世界却包藏着单纯的妇女秘密。此时此刻,衣服变得无关紧要,它们受到了闲聊的压制,从而变得像是戏中的道具。闲谈和聚集的快乐冲淡了劳作的艰辛和琐碎。这是一个美妙的清洗时刻,她们分享这种时刻并陶醉于其中。或许,在某一个阶段,在某个妇女一生的某个黑暗阶段,她内心唯一的存在之光,就是早晨起床拎着衣服走出家门来到河边撞见她人倾诉衷肠。

汪民安:洗衣机

汪民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著有《尼采与身体》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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