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秋天,我搬进了新居。终于有了城市人津津乐道的主卧次卧,客厅餐厅。于我来说,最值得欣慰的是拥有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书房,有了一个能安放灵魂的地方。

宽大的阳台前方就是云波诡谲的绿浪,我每天被绿浪簇拥着,裹挟着,仿佛置身于富氧的山林。它使我倏然想起了那幢在老街的老屋,想起了在老屋里蜗居一辈子的父母,如果两位老人健在,看到儿子的高楼美宅,夜色里的一片辉煌,该是多么的兴奋!

父亲有一年出差上海,归来后有十天半月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说,南京路,干净的那就跟水洗的一样,盐泼了,也能捧起来。上海国际饭店,知道吧?那可是24层楼哇,好高好高啊,一抬头就会突掉帽子。父亲对城市的高楼大厦岂止是羡慕,那简直是五体投地!我参加工作后住的是毛竹芦席油毛毡搭就的工棚,被子就铺在地上的稻草上。我写信回家,不敢告诉父母实情,胡诌自己的宿舍就在城市里高高的大楼之上——其实我的工厂坐落在一个叫“九里十八湾”的偏远郊区。结婚时,我借住单位图书室一隅,用书柜隔开,拉了一道蓝色塑料布帘子就是所谓的洞房。父亲来看后,什么也没说,回到家却给我写了一封足足五张纸的长信,那位老学究在信里劝慰我,眼光看远一点,胸怀放阔一点,屋宽不如心宽!

其实,老人家的内心深处是希望儿子能住上高楼大厦,风风光光的,他就可以在亲朋面前挣足面子。可惜,高楼大厦于他的儿子,在当时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住进新居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想告诉他,我的楼栋就是24层,和上海国际饭店一样高!可惜,老人已经去了天国。我还想告诉他,我住的是小区最矮的一栋,我的周边邻居,哪一座楼不巍峨挺拔,哪一座楼不是四十多层?

父亲在全面抗战烽火刚刚燃起的那一年,携结婚不久的母亲来到了滨湖的一座古镇。那时候,父亲着一身灰不溜秋的老布衣褂,他是镇上一家南货店的小朝奉,母亲则是一名以机器织袜的女技师。他们凭着自己的一份汗水和诚恳在小镇立足下来。那时候,他们上无片瓦,租居在别人屋后披厦里,与猪圈为伍,脏乱不堪。冬天太冷,为了御寒,他们就在棉袄上拴根草绳,再套上罩褂,以此让身体有限的热量减缓散发。

我降生在老街老屋的那天清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一刻外面正在“落令”,屋瓦上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我后来读过几本书,知道凡是有出息的人物降生,必定是紫气东来,彩霞万丈,神光满室,异香不散,而我却在“落令的”那一刻来到人间。那个时辰,是不是就注定了我一生的平庸凡俗,碌碌无为?母亲说的“落令”,我一直懵懵懂懂。后来,我反反复复查阅了一些与气象有关或无关的资料,认定母亲说的“令”应该是“凌”,又叫“冰凌”或“冻雨”。我还知道,那是强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相汇而成。冻雨,比下雪还要寒冷。母亲在那座空旷高大寒风萧瑟的老屋,在饥寒交迫之中,不知是如何熬过了那一个个漫长的日子?

那幢老屋原是一户唐姓人家的“裕隆茶馆”,上下两层。来底层喝茶的多是一些码头上的短衣帮,粗茶,大碗,说话粗声大气,就着油条、锅巴、萝卜干喝大碗茶,侃跑码头的异闻和湖水里的渔事。唯有那些戴着礼帽的长衫客,他们要去阁楼上找个位子坐下来,一边喝着猴魁、毛峰,一边透过木格窗棂,倾听楼下的市声,瞄瞄涌动的人流,街市的风景。他们捧的是景德镇细料青花瓷盖碗,品的是袖珍小麻花、油糍、小笼汤包、玉带糕、桂花饼……底楼茶馆的一隅是商店,商店里一年到头经营的是日杂南货。茶客们喝完茶,刮完淡,也就快到吃中饭时间。那些江湖客已早早地扬帆远逝,而来自乡下的茶客们没有忘记他们上街除了喝茶,还有家人的叮嘱,于是就忙着在店里买一些生活用品捎回。家有红白喜事的,是顾不得喝茶的,急急匆匆地挑着茶馆里的点心和商店的货品往回赶。我的父亲,其时便是这爿店铺的主人,他的店铺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信泰。

1954年的那场洪水过后,曾经繁华鼎盛的老街成了一片废墟,一部分商户回到了老街,一部分人留在了一座叫巢山的脚下。因了泛滥洪水,留在山下的那条自然形成的街道,后来就美其名曰新街。而原来的一座古镇则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老街”。古镇有些年头,从汪洋恣肆的洪水涤荡过后残留的桁椽上可见,那上面没有一根铁钉,而是由竹钉固定。对门三爷说,竹钉,经桐油铁砂炒过,比铁钉还要坚硬无比。街上的一帮文人墨客就此推定,古镇的建镇时间,至少在明朝年间。

父亲在老街成了一片汪洋之后也曾留在新街,而且有了自己的一爿小店,茅草盖顶。可惜那年除夕夜,街坊在祭祀先祖时,烛台上的蜡烛引燃了悬挂于中堂的字画,集市多草房,风大火急,好多人家惨遭烈焰吞噬,父亲的茅屋也在其中。父亲被当头一棒打得晕头晕脑,只好蔫蔫地回到了老街。好在有祖父、伯祖、叔祖的合力帮衬,在被浩浩汤汤的洪水冲洗得仅存一具穿枋骨架的房基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幢瓦房。仍然是一楼一底,仍然是裕隆茶馆,仍然是信泰商铺,只是和往日相比,客流量要少了许多。

老街,被洪水冲刷得一蹶不振。

我记事的时候,我家的信泰商铺已荡然无存,它在父亲的张罗下率先走进了合作化行列。临街的茶馆与店铺经过一番修葺后,放置了一张张洁白的病床,成为医院的住院部,后来,又改做了中药铺。每天,我都是在金黄赤亮的铜钵叮叮当当的捣药声中,碾巢碾药时散发的药香中度过。中药铺里那数不清的抽屉格格上的中药名称,增添了我幼年识字的兴趣。夜晚,父亲就在煤油灯下教我读《百家姓》《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我就是在中药铺里认识了我后来的高中同学大水。大水的名字,应该与1954年江堤溃破有关。当时的他扎着一条长得及腰的辫子,肉嘟嘟的圆脸很是讨人喜爱。若干年后,我们在高中成为同班同学时,大水却再也记不起我们在我家老屋里玩泥巴躲猫猫,去街后菜园的篱笆上捉蜻蜓的趣事。大水的伯祖在我们家乡是一位有名的中医,也是一个富有传奇故事的人物。据说他在山庄行医偶遇“狐仙”,从此出言吐语,禅意隽永,连开出药方都是四言八句,他作的辞赋诗词在坊间一时广为流传。

我家的阁楼上也长年居住着一群“狐仙”,她们与我们一家人和谐共处,相安无事。许许多多个夜晚,我就睡在阁楼之上,与“狐仙”相依相伴。可我终究没有《聊斋志异》里的那些白面书生的艳福,大大小小的“狐仙”们也没有赋予我一丝半点灵气,每每回想起来,似乎是一件多大的憾事。

父亲说,我家的“狐仙”,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一场大水淹没了一切,可等到父亲把屋子架起之后,她们居然又回来了!这群“狐仙”,一直被视为家中神祇,是我们家一团解不开的谜。每年正月初一清晨,放完开门炮,父亲总是带我登楼,在一只木柜上摆上供品,敬上香茶,上一炷香,燃三张金裱纸,对着一尊已经发黑的“大仙”牌位叩首作揖,以示敬重。

阁楼上的“狐仙”,我多年前已经在另一篇文字中介绍过。老屋之所以招来“狐仙”,足以证明其古老晦暗,阴气肃杀。自从药铺搬离,临街门面的一扇扇沉重的木门就很少有人能够卸下,木门不卸,加上街道逼仄,光线自然不太充足,踩着吱呀响着的楼梯上楼,就像穿行在无边黑暗的隧道,而那些幽居于老街的人,闲散,缓慢,自足,像是落在时光后面的一枚枚符号。

父亲的老屋有前后两进,洪水过后,后面倒塌的那进房子就一直辟为菜园,也植些花草,小时候我常常在园子里捉蜻蜓蝴蝶,逮蚂蚱蜗牛,把夏天的萤火虫养在玻璃瓶里学车胤囊萤。后院还有一种叫屁蛋虫的虫子,你若抓住它,它就会掀起背翼放出一股带烟的臭屁来,很烫。在你一松手的瞬间,它就逃之夭夭。随着弟弟妹妹长大,老屋愈显逼仄。那年婚后,我想回家过年,父亲觉得老旧的房子不便接待做大夫的儿媳,临时动议在后进的屋基上构筑一间简易平房,并专门去邻家相商,获得邻居首肯。可在鸣放鞭炮拉线起土时,我那可爱的邻居说什么也不肯,说是房子盖起,势必遮挡她家光线,影响风水云云。在自己屋基上盖房,又招谁惹谁了?为了息事宁人,父亲少不得拿出几张大钞,用两条大糕压着,包上红纸隆重地送到邻居家里,方使风波平息。

若干年后,下隔壁的书英老师打来电话,说是晚上的一场大雪压坏了我家老屋桁架,必须尽快抢修,否则将要倒塌。而那个雪灾天气,四处白茫茫一片,山高路远,怎么回得了老街?父母经营一生相伴一生的老屋,就在那场雪灾中寿终正寝。

再次回到老街,穿枋老屋已成一片瓦砾,唯独前街那堵马头墙还昂首苍穹,不失往日雄伟的气势。而父亲辛辛苦苦加盖的屋后平房,早已夷为一片平地。再看隔壁人家,地面废墟上长着青油油的杂草,一片荒芜景象。父亲母亲没有了,属于父亲母亲的老屋也没有了,仿佛,眼前是一枚仅存的硕大句号。就在我为老屋倍感沮丧时,有几位昔日的街坊邻居围拢过来,有的说这里要推平建一座临湖休闲广场,有的说一条高速公路就要从这里经过。我倒希望,有一座高楼能从废墟上拔地而起,那是父亲一生的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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