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个被谈论得太多的话题,无数人对苏轼崇拜得无以复加。他像阳光一样耀眼,以致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贯穿在他人生中的那些微尘般的小人物。

好在,苏轼不是薄情人。这些小人物的身影,不时在他的诗文中闪现。

1079年,晦暗的春天。九死一生的诗人走出御史台,由仕宦而成流人,由繁华京都到偏远小城。

整整四年又四月,竹笠草屐,晨兴暮归。黄州团练副使为养活一家二十余口,必须开垦荒芜的坡地,于是,中国最伟大诗人的行列中有了一个“东坡居士”。与渔樵杂处,与僧侣烹茶,与同好饮酒或夜游,不知东方之既白。

散文佳构《记承天寺夜游》真实记录了其中的片段。开篇的月色写得极富人情:门庭冷落,唯月光毫不势利,来与“罪人”做伴。诗人睡意顿消,披衣而起,欣然相迎。随后与寓居承天寺的张怀民“相与步于中庭”。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者,看似自嘲,实为自负:月夜处处有,弄月有几人?不无悲凉,也不无欣慰,“怀民亦未寝”,正在意料中。一个“亦”字,二人意趣之相投尽出。

由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可知,文中的张怀民,名梦得,字怀民,河北清河人,在苏轼谪黄州快满四年时也被贬到黄州。

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个清冷的深夜,一个郁郁失意的放逐者,有一个同样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陪伴自己徘徊于“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的“庭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倾心友人,江上明月,山间清风,伴随诗人纵情挥洒。一词二赋,震古烁今,一段绚烂的文学史凝固成“赤壁”。

1094年,苏轼又一次因言获罪,被贬到当时的蛮荒瘴疠之地惠州。

苏轼一生,构陷者无数,仰慕者亦无数。无论顺境逆境,纵使天各一方,后者皆对他一往情深,不离不弃。

《昙秀相别》《别王子直》《卓契顺禅话》见于苏轼的惠州杂记。昙秀、王子直、卓契顺,先后不远千里来惠州看望落难的苏轼。前两位是苏轼的老友,第三位是寺院杂役,奉的是苏州定惠寺守钦长老的派遣。昙秀与苏轼做伴十天,王子直待了七十天,卓契顺与苏轼见面即返。

对他们交往的表达,从极度的平淡中见出极度的真挚。

分手的场景皆感人至深。昙秀“将去”,苏轼问,你回去,带点什么给你那些“山中”人呢,昙秀说“鹅城清风,鹤岭明月”,只怕他们没处放呢。与王子直作别,苏轼特赋七律,说你我隔着万里云山,你来到时一身衣衫已经破烂,我真想头戴幅巾随你而去啊。

最富戏剧性的是卓契顺。涉江度岭,风餐露宿,徒步数千里,到达惠州时已黧面茧足,形同野人。刚见面,苏轼笑问带礼物了吗?卓契顺“展两手”。苏轼假装失望,说可惜你跑了几千里,却是空手而来。卓契顺“作荷担势”,转身即去。卓契顺说的是禅话: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读过苏轼多少诗文,这个寺院杂役,最是难忘。

苏轼在惠州最重要的伴侣,无疑是王朝云了。

微贱的钱塘歌女,声色艺慧兼备,抛却大好青春,认定了命乖运蹇的诗人,不惜随之万里投荒。从钱塘到岭南,从繁华跌落凄凉。朝为云而暮为雨,几多柔情!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

诗人拙于谋身,直道而行,一再被贬,“多情却被无情恼”是自我解嘲。只有王朝云,能唱出诗人最深的心思;只有王朝云,知道他“一肚子不合时宜”。

“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

12岁入苏家,20岁为侍妾,34岁竟长去,带走了失子的哀伤和病苦,连同妙曼的歌吟和灿烂的笑。照亮暗淡岁月的最后一抹亮光,熄灭在岭南的松林。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月华如水,空照湖山。再没有执手,再没有多情风月。“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苏轼没有辜负那些人。惠州三年,诗词文章,名篇迭出。贫瘠之地因而流光溢彩。“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敬者仰止,妒者切齿,威权莫可奈何。庙堂上的对头唯一能做的是将其推入绝境。

相去京城几千里的海南,是中原人眼中的天之涯,海之角。俗谚:“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唐宋流人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有宋一朝,放逐海南是比满门抄斩仅轻一等的处罚。

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轼,孤身携幼子,踏上琼海的万顷波涛。他告诉亲人准备好了“生还无期”,告诉友人:“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对一位老人来说,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一位朝廷使者到海南来探查谪官的情况,发现苏轼受到县令的礼遇,住在官舍里。于是,县令被免职,苏轼被逐出官舍。

当地百姓欣然接纳了苏轼。在自己的村庄边为他辟地架屋,帮他割草砍木(“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送给他黎被、古贝布(“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大清早,他还在床上睡觉,当地猎人就来敲门,把刚刚猎获的鹿肉分给他,或者是捧来制好的槟榔(“槟榔代茗饮”)。他在槟榔树下同农夫畅谈,他们给他讲鬼怪故事,“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一位老农妇见他与土人一样头顶西瓜走过,打趣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他笑着回敬,叫她“春梦婆”,并援以入诗:“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他去当地人家串门,下雨了,主人就给他笠帽、蓑衣和木屐。他踩着泥泞的村路回家,群犬争吠,村人大笑,他开心地唱道:“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苏轼是活力强劲的树,黎母民是深厚的土地。站在文化的角度,落难者是胜利者,失去了帝王的恩宠,却得到了民众的爱戴。

海南因此成为苏轼展示天才的舞台,其著述进入巅峰时期。“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朱弁《风月堂诗话》)

海南流放,让苏轼的文学成就冠盖群伦。

历史的悖论决定了:落寞者成圣。千年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早已湮没无闻,而苏轼始终高高屹立。

成就苏轼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有着强有力的支撑。

卓越的才华、优异的个性和绝对的自信,是苏轼人生的三大支柱。而这自信,很大程度来自民间由衷的尊敬和热爱,其中,除了正直的仕途同道和艺文同好,更多的是杂役、歌女、黎母民等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小人物。

这或许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文化巨子最大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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