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哥

按理我应该叫他凤翔叔,因为他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好像还比父亲大着几个月,但父母亲都让我喊他凤翔哥,他自己见了我,也让我这样叫他。后来,我才闹明白,这是村上的规矩,照辈分叫,老话:“人穷辈分大!”我家辈分大,我和他属于同辈,自然得这样叫他。不这样叫,就瞎了规矩,乱了辈分。而在乡间,是最讲究辈分的。

听村人讲,凤翔哥是旧社会过来人,因家里穷,十四五岁时,就随村里的大人跑南山砍过柴,割过条子。南山也就是终南山,属秦岭山系长安县一段的北麓,其山大沟深,路险坡陡,野物众多,那年月,还时常闹土匪,一般人家,若非揭不开锅,是断不会当跑山人的。那几乎是在拿命挣饭吃。凤翔哥随村人砍了柴,或挑到引镇,或挑到杜曲,在集市上出卖。凤翔哥的柴很好卖,原因嘛,他砍的都是青冈木,青冈木火力硬,经烧,一般老买家都愿买。加之,他又是一个孩子,一些买主同情他,因此,他的柴,比别人的都走得快。若割的是条子,就麻烦一些,无论是黄栌条子,还是水曲柳条子,还得先挑到家里,费上四五天时间,把它们编作筐篮,然后再挑到集市上去卖。卖了钱,籴些米谷,这样,他和寡母十天半月的嚼谷就有了。凤翔哥没有父亲,他的父亲多年前已死去,死于年馑。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堂伯,但来往也不密。日子如流水,虽然艰难,但还在一天天往下过。而凤翔哥在这平淡、艰难的日子中,也在慢慢长大,一如他家门前的那棵钻天杨树。

在凤翔哥还闹不清是咋回事时,解放了,接着便是土改。因他家是赤贫,他和其他两家人分到了本村财主的一座大瓦房。他家分得了东面的一间。虽是一间,但高敞明亮,门窗带雕花,台阶是青石的,屋内青砖铺地,比他家那一间半草房好多了。凤翔哥大喜过望,和寡母笑盈盈地搬进了新居。好事还没有完,不久,凤翔哥居然被本队人选作了贫协主席。于是乎,日夜开会,组织发动群众,斗地主,搞生产,忙得活像一只陀螺,在村里村外滴溜溜乱转。凤翔哥瓦片翻身,成了队上的红人。他在驻村工作组的撮合下,还找了邻村一个姑娘做媳妇,红红火火地过起了日子。他逢人就说:“还是新社会好啊!”

但凤翔哥高兴得好像有点早,就在他说过此话几年后,便遇到了大跃进,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村人刚刚有些油水的肚子,又迅速瘪了下去。凤翔哥也不例外,他也是饿得两眼发花,走起路来,好像地上铺了棉花,老踩不实。让他更难过的是,他的寡母由于体弱,受饿不过,在一个雨夜去世了。凤翔哥几度哭得昏死过去,最后都被村人救醒。短短数日,他就瘦得脱了形,人也变得萎靡起来,没有了先前的精神……

我能记得凤翔哥时已经到了1969年前后。那时我刚5岁,常到他家所在的院子去玩弹球。他家的院子和屋内一样,也是青砖满地,光洁平整,特别适合蹦弹球。加之,他还有一个女儿彩萍,和我们年龄相仿佛,也能玩到一块儿。我们蹦弹球时,时常看见凤翔哥急匆匆地穿过院子,进出家门。若是春夏秋,则戴着一顶蓝色的单布帽,那布帽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已褪色发白,连帽舌都是软塌塌的;若是冬天,则戴着一顶火车头式的棉皮帽,帽前是毛的,已看不出是什么兽物的毛,但颜色还能看出来,是褐色的。两片护耳的帽扇,则永远顺帽檐竖起来,但又不系着。这样,他一走路,两片帽扇就不断地上下忽闪,活像一只在天空鼓翼飞翔的老鸹。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都禁不住想笑。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忙些啥,直到多年后方知晓,文革来了,他在忙着闹革命,造反,揪斗地富反坏右,搞阶级斗争。一个夏夜里,我曾亲眼看见他带着民兵小分队的人,把一个在城里工作,下夜班骑车回家,途经我们村的人拦住,又是搜查,又是盘问,后来,还把那人吊到大队部的房梁上,打了半宿。因为村里当时丢了几袋化肥,他们怀疑那人是小偷。那个工人挨打时凄厉的惨叫声,多年后,还时常在我的耳畔萦绕。那段年月,凤翔哥风光无限,连走路腰板都挺得直直的。但他好像也得罪了不少人,同队的人很少和他来往。就连我的父母亲也呵斥我,禁止我到他家的院子去蹦弹球。他的女儿彩萍也很落寞,很少有小朋友和她玩。时常,我们在街道或打谷场玩耍时,便会冷不丁地看见,彩萍孤零零地站在不远的地方,用右手食指顶着下嘴唇,呆呆地看着我们玩。

后来文革结束了,包产到户,凤翔哥再次成为一个正经庄稼人。村里人也渐渐原谅了他过去所做的一些荒唐事,每逢人家有婚丧嫁娶,也能见到他的影子了。那时,我已到西安上学,接着是工作,每每节假日回家碰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兄弟,回来咧,拿了啥好烟,给老哥尝尝?”“兄弟,啥时候吃你的喜糖,可不敢忘了你老哥呀!”我一边客气着,一边急忙给他敬上一支烟,并帮他点上。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半天才吐出来,连说:“好烟!好烟!”我便不失时机地又给他递上一根,他夹到耳朵上,然后笑眯眯地走了。过不久,我结婚时,他和老伴果真都来了,忙前忙后的,帮了很大的忙。事后,我还专门去了他家一趟,送了一些酒菜,以示答谢。

好久没有回老家了,也没有见过凤翔哥了。听说他现在迷上了打麻将,每天除了下田干点活外,都要和几个老伙计五毛一块地搓几圈,不论输赢,图的是个乐呵。他的女儿彩萍已出嫁,且已有了外孙。听说女儿很孝顺,时常来看他。人生一世,尤其是一个庄稼人,晚境能有几天滋润的日子,也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苗圃里的爱情

我上中学是在樊川中学,现在已改名为西安市长安区第二职业中学,不过,那时叫樊川中学,或长安第八中学。学校在兴王路上(兴教寺至王莽村),南面一里处,就是日夜流淌不息的小峪河。小峪河自秦岭北麓发源,从东南流出,一路向西北流去,横穿整个樊川,最后注入潏河,流入渭河。小峪河像一条长长的藤蔓儿,沿途所经过的村庄,则似挂在这根蔓儿上的瓜。王莽村和我所出生的稻地江村,便是这样的两个瓜。而樊川中学呢,虽然不是村庄,但实际上也是挂在这根藤上的一颗小瓜,每天,四周八村上中学的孩子,都会向这里汇聚,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各种知识。这些孩子里,自然有我,还有我同村的一些孩子,比如我的邻居小宝。

小宝是一个女孩,和我不但是同村,还是同队,而且,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不同的是,上小学和初中时,我们是同班;上高中时,则不在一个班,我学的是文科,她学的是理科。我们从小到大,关系一直很好。下学了,或者放寒暑假,常在一块儿玩,也一同到野地里去打猪草。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也很好,她的父亲是村里的一名电工,我们家电灯坏了,有线广播不响了,都是她的父亲帮助修好的。这家人的人缘,在村里很好。小宝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他们都酷爱文艺,尤其是小宝和她的姐姐,一直是我们小学文艺队的主力演员,在学校演出过许多节目。有些节目,还代表全公社,到县里演出过,譬如《狐狸与小白兔》,我至今还能记住里面的许多戏词,小白兔:“春天里呀多美好,多呀多美好,我们早晨起得早……”狐狸欺骗小白兔:“篱笆墙快倒了,看,我是在修理。”等等。可见我对她们演出的节目记忆之深。小宝和她的姐姐都长得很俊样,也都是我们村的名人,名人都有“绯闻”,她们也不例外。在校园里,常常能听到姐妹俩跟哪个男生相好的消息,这些男生则都是校文艺演出队的。相好的事儿固然有,“绯闻”却谈不上,这些,不过都是我们这帮孩子在那个年月里的穷开心而已。

小宝十六岁了,小宝上中学了,她出落成了一枝花,人见人爱。每天,从我们村庄通往樊川中学的沙石公路上,上学或下学途中,都会有村里的一些男生,不远不近地跟在小宝的身后。小宝则作浑然不觉状,和同村上学的一帮女生,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说笑着,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不知不觉中,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眼见着,再有一年的光景,就要高考了。人人都铆足了劲,准备迎战高考。要知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几乎是农家孩子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但在紧张的上下学路上,却渐渐稀少了小宝的影子。大家纳闷了半天,终于发现了秘密:小宝恋爱了。原来,我们上学的途中,要经过一处小苗圃。苗圃的主人叫明明,严格来讲,明明也算是我的一个同学,不过比我高一级而已。他和我不是一个生产小队的。明明上完初中后,因家境贫寒,家中缺少劳力,主动不上了。他回村后,因读过几天书,便有点心高气傲,不愿像老辈人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心一意务弄庄稼,修理地球。好在那时政策已经活泛,已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他便在生产队上承包了二十多亩土地,搞起了苗圃。这自然是好事,但当时却不被村里人看好,人们说他是怕吃苦,胡成精。怕吃苦也好,胡成精也罢,他最终还是独自一人,在村外把苗圃艰难地办起来了。苗圃建在公路边,它的东面紧邻着一片坟地,我们都叫它老坟。老坟里坟冢累累,有的坟堆上,墓木已长到小桶粗,数丈高。上下学的学生,无论男女,走到这里,都有点害怕。尤其是下晚自习后,途经此处,但见残月在天,墓地里影影绰绰,呼吸便会变得异常的紧迫,尽管大家结伴而行,可步履都是匆匆的。也难为了明明,敢在这样的鬼地方结庐而居。起初,我们上下学的途中,常常能见到明明站在路边,笑望着我们,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日子一久,大家也就习惯了,也都知道他寂寞,一天里难得能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但突然间,路边就不见了他的影子,起初,我们没有在意,待我们意识到时,我们才知道他和小宝恋爱了。爱情的烈火是猛烈的,它烧毁了小宝,也烧坏了她的大学梦。一年后,小宝高考落榜回家,并嫁给了明明。小宝就像一个种庄稼的人,夏收时节,尽管因各种原因,没有收到麦子,却收获了足够的麦草。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三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在这些年月里,我曾无数次的回归过故乡,当然,也曾多次途经明明的苗圃。他们的苗圃已蔚为大观,不但苗木多,且已成林。但我很少见到小宝和明明,也许他们在苗圃里忙着吧?听说他们为了这个苗圃,受了无数的艰难,人都比同龄人显得苍老了许多。他们的一双儿女,我倒是在路上见过,个个长得眉目如画,惹人怜爱。有了这样的儿女,不管他们今生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我想,他们都会欣慰的。

是呀,人这一辈子,谁又比谁能好到哪里去呢!

小 菊

小菊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和我同级,但不同班,我是二班,她是一班。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上到五年级,尽管彼此认识,但从未说过话。小菊长得很好看,圆圆的脸蛋,红是红,白是白,粉嫩的好像能弹出水来。一双大眼黑若着漆,眼睫毛一眨,仿佛会说话。尤其是那一头秀发,黑若锦缎,有时剪成齐耳短发,有时扎成两根排发辫,有时长长了,又随意地披在肩上,一任风儿抚弄,显出万种的风情。小菊很爱干净,她的衣服也是光鲜洁净的,尽管是普通的布衣。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整天混打混闹,像个泥猴似的。小菊腼腆,就连笑也是羞涩的。

小菊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小玲,她们俩家住在一块儿,在小峪河的南岸,那里远离村庄,离我们村子的最南头还有四里路,只有三四户人家居住。居处的东边有一条杨峪河,也就三四丈的距离,河水清浅,满河滩的白石。两岸有高杨大柳,有小树林,有青草地,还有遍地的庄稼。清晨,在鸟儿的啼叫声中,小菊睁开眼睛,到杨峪河里洗把脸,对着河水,照一照自己姣好的面容,做个鬼脸,自己笑一回,然后回家,叫上小玲,一起去村里上学。她们沿着溢满青草气息的田间小路,踩着草尖上的露水,向北一直走到小峪河边,然后,顺着用大石头堆成的列石,蹦跳着走到河的对岸,再沿着机耕路,走上二里地,便来到了位于村南的稻地江村小学。学校建在村中的关帝庙里。庙坐北面南,自成一个小院,小院里除了三间关帝庙大殿,还有两排瓦房,住着十多位老师。院中有冬青树,还有一排柏树,一棵合欢,一棵枇杷树。出小院门,便是操场。操场的南面是一座清代建成的戏楼,那是在旧年月里,每逢农闲,酬神唱戏用的。沿戏楼的两边建了几排房舍,这便是我们的教室。每天,小菊和小玲相偕着来到这里,便坐在戏楼东面的一座教室里上课。下课了,在操场上追逐、嬉戏,或做课间操。下学了,两人又相伴着回家。日复一日,只有寒暑假,才能在田间地头,见到小菊的影子,她要么是在打猪草,要么是在拾柴。夏收秋收时节,小菊则和小玲会挎了筐篮,到地头和路上捡麦穗稻穗。捡够了一篮,然后提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交到队上,换点零花钱。这些钱,一学期用来买本子文具,足够了。小菊就这么快快乐乐地过着日子,从来不知道啥叫忧愁。一晃就是五年,小菊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这一年秋天,她十五岁,上初一,终于和我分到了一个班。幸运的是,我们小学属于戴帽学校,初中三年也在这里上,可以不离村。

开学了,小菊和小玲依然结伴来上学。她们像一对快乐的小鸟,整天在教室里飞进飞出,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们。尤其是小菊,由于长得好,又学习好,更得大家喜爱。我也很喜欢小菊,但只能在心里,从来不敢正面看她,就更别提和她说话了。大约是1975年的秋天吧,一连落了三天三夜的雨,小峪河水暴涨,不但冲毁了通往邻村的便桥,还冲毁了河堤,我们村南几个生产队的稻田,也被无情的洪水毁掉了很多。看到即将成熟的水稻,倒伏在稻田里,被泥沙埋掉,村里很多人都落了泪。我自然也心疼被毁坏的庄稼,但我更关心小菊和小玲。因为,自从发洪水以来,她俩已有四五天没到校了。洪水在一周后方落下,我焦急地等待着小菊小玲来上学,但到校的只有小玲,没有小菊。老师说,小菊病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小菊依然没有来上课。学校里来了警察,许多老师被叫去谈话。与此同时,村里有了风言,说小菊被人糟害了。我不知道“糟害”是啥意思,去问大人,大人们严肃地说:“小孩子家的,不好好念书,问那么多干嘛!”说完,叹一口气。我隐隐觉得,小菊遇到了不好的事。再后来,邻村一个卖肉的恶汉被法办了,听说就是他在那个秋天的一个雨夜,敲开了小菊家的门,最终糟害了小菊。据说,小菊妈是那个恶汉的相好,恶汉常给小菊家送肉吃,没想到,在那个贫穷的年月里,竟发生了这桩不幸的事儿。

小菊辍学了。但不久,听说她又进了校门,通过亲戚,在邻村的一所学校读书,我们都替她高兴。然而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村庄,彻底不上学了,原来,她被糟害的事,又传到了邻村的那个学校。每每小菊在操场行走,总有师生在身后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小菊受不了,最终含泪离校。小菊变得沉默了,没了笑容。她除了家里人,很少和外人来往,也很少与村里人说话,就连她昔日的同学也不例外。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小菊悄然远嫁外县一个鳏夫。那天,一天的风雨,满地的黄叶……

一个会种蘑菇的同学

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几个同学家,除了赵恩利家外,就是孟养利家了。赵恩利家在村北偏东赵家巷,其家有三间庵房和两间厦房,两房相接处有个小天井,上面是一架浓荫蔽天的葡萄。那时流行打扑克,我便常和赵恩利在他家的天井里打牌,无论春夏秋冬,当然以前三季为多。尤其是夏日的午后,院子里静悄悄的,唯有蝉儿在榆树上长鸣,我们坐在天井里,微风吹着,头顶是碧绿的葡萄叶和晶莹剔透的葡萄,长夏无事,足可玩个畅兴。孟养利家在村十字西,门前临着一条小河,河水来自村东,清泠无比,一年四季,长流不息。到他家去,便需跨过一道小石桥。他家是四间厦房,东西各两间,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院子。因少人走动,院子里便时常结着一层薄薄的绿苔。若遇连阴雨天,绿苔便会缘滴雨石,爬上台阶,很有一些古意和诗意。他家因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唯有父母亲和一个弟弟,加之家中少人来往,因此显得异常安静。这种静,有时竟会让人感到一丝无端的胆怯。好在他家还有一个后院,足有半亩地大,里面除种有榆、椿、槐树外,还栽有柿树、杜梨和两株山药,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玩三角、蹦弹球,秋天摘了拇指蛋大的山药蛋煮熟了吃。总之,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性子来。

在家中玩厌了,我们会相约了到村外或邻村的同学家去玩。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小峪河滩。暮春四月,杂花生树,麦苗已秀,雉鸣声声,我们沿着开满野花的田间小径,迤逦来到河滩边。那时,小峪河还没有被污染,河水清澈,水中鱼虾繁多,加之沙白石洁,野芦遍地,绿树成荫,行走其间,确实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河畔散步,在林荫下读书,在河水里濯足,谈学习,谈理想,当然也谈各自心目中的女孩。至于夏日的傍晚,到小峪河边去散步,则是更惬意不过的事了。在河边走累了,随意找一个深潭,脱了衣服,在潭中戏水,此时,虫鸣如雨,洒落在苍茫的夜色中;萤火虫在我们周围飞,萤光一闪一闪,倏忽而东,倏忽而西,有时则静静地伏在石头上或草丛间,让人觉出夏夜之神秘与美妙。我们半躺半坐在水中,谈着心事,心如天边的云彩,已逸奔到了远方。而孟养利决心高中毕业后回家种植蘑菇的事,就是在那时,他告诉我的,我当时还惊讶了好半天呢。

转眼间,我们就高中毕业了。赵恩利考上了西安的一所邮电学校,我也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师范院校,只有孟养利没有考中,不得不回到了父辈们生活的村庄。好在他早有心理准备,便乐呵呵地奔他的生活去了。孟养利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当年夏天回到村里,立刻就着手搞起了食用菌种植。他又是拜师,又是看书,不到三个月,有关食用菌种植方面的事,就搞了个清清楚楚。买棉花籽、买锯末、买菌种、买塑料袋……腾出东边的两间厦房做养殖地,经过一番折腾,一切准备就绪,单等一个月后蘑菇长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搞食用菌种植还是一件新鲜事,最少,在我们村庄,还没有人种植过。孟养利搞食用菌种植的事,立刻成了村庄里的重大新闻,村里许多人都跑到他家来看稀奇。就连我也于周末休假时,骑着自行车,奔波四十多里地,从西安赶到老家,关注他的种植情况。也许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吧,孟养利种植蘑菇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顺利,一个多月后,除了少数培植的菌棒长出了蘑菇外,大部分菌棒,没有长出蘑菇。惆怅之余,他干脆把这茬蘑菇采摘了,并于一个周日,约上我和赵恩利,以及他的家人,把这些蘑菇全部享用了。然后,他仔细寻找第一次失败的原因,重打鼓,另升堂。此番的种植便异常的顺利,一个多月后,蘑菇大获丰收。他将这些蘑菇采摘了,然后,用自行车带到集市上全部售卖,赚到了他步出校门后的第一笔钱。得知他赚了钱,我当时还替他高兴了一阵子呢。此后,孟养利就开始了大面积种植,养殖房不够用,他干脆和父母亲商量,将后园毁弃,在上面建了四间大瓦房,而房间里,便全部作了蘑菇种植地。

光阴如梭,不觉间就是几十年,在城市里生活惯了,我回乡日稀,和孟养利交往也愈来愈少,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也所知甚少。只隐约从母亲口中得知,在孟养利回村的最初几年里,他种植蘑菇赚了一些钱,后来,搞种植的人多了,蘑菇越来越不好卖,他便不再种植蘑菇,而是学了油漆,每天走乡串镇,给人家油漆家具。日子虽清苦,但似乎还过得去。去年过年,我回老家看望母亲,初一晚无事,我去他家找他,见了面,彼此间谈了一些各自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刚在村西路边盖了一院新房,年后就准备搬家。我听了,由衷地为他高兴。我问他见到过赵恩利吗,他说没有。其后,便无话,便是一段长久地沉默,我们都感到有些尴尬。我知道,我们之间变得生分了。这不怪我,也不怪他,在时光面前,一切皆可改变,包括少年时的友谊。

我起身告辞。走在回家的路上,孟养利的身影不断在我的脑中浮现,我翻检着我们年少时的那些旧事,不觉有点淡淡的感伤。此时,远村近郭,不断有鞭炮声响起,抬头望望天空,不见月亮,只有几点散淡的星光。风很硬,夜色如墨……

两个拳师

我们村过去有两个拳师,一个姓程,一个姓赵。姓程的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字,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在我能记事时,他已生病死去了。不过,村中一直流传着他当年习武时的一些轶事。诸如,徒手打跑几名入村抢劫的土匪等。他有三个儿子,受其影响,均会一点拳脚,尤其是老大老二,能打小洪拳,能舞枪弄棒。在我六岁时的一个夏夜,我曾随大人到村北的一个农场里,亲眼目睹过这哥俩给村人演示小洪拳和刀技。当时,村里围观的人很多,这哥俩也很卖力,一套小洪拳打得如行云流水,让人眼花缭乱。而大刀也舞得呼呼生风,最紧要处,观者只见一团舞动的白光,而不见了人体,让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那天,他们还表演了扔石锁。一块三四十斤重的石锁,被他们向空中扔来扔去,他们则是变着法子在地下接,有时从前、有时从后、有时侧、有时卧,总之,接法多样,让人眼目迷乱,不由在心中暗暗替他们捏一把汗,总担心那凌空飞起丈余高的石锁,不小心砸将下来,又恰好没有接住,而伤了他们。但那天,这一幕终于没有发生,我便在心中好笑着我的闲吃萝卜淡操心了。

至于老三程建利,后来成了我的同学,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都是一个班,一直到中学毕业,才彻底分开。在刚进校门的最初几年里,我和班里同学总疑心建利也会打拳,又因他是拳师的儿子,还有两个会打拳的哥哥,都有点怵他。事实上,他的腿踢得很高,能高过自己的头顶;劈叉也做得很好,劈叉时两腿着地,几乎不露缝隙。这一点,别的孩子根本做不到。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发现,他也不过就这两下子,同学中便开始有人欺负他。建利人黑个小,又很消瘦,见有同学欺负他,起初还反抗一下,看看反抗无用,也就认命了。一些促狭鬼见他好欺负,还编了歌谣嘲笑他:“黑瘦黑瘦,上树不溜。杀了没血,吃了没肉。”这歌谣原来是说蚂蚁的,如今用到了他的身上,他听了,也是一笑置之。建利人很聪明,学习好,象棋也下得好,少年时代,我俩常在一块儿下象棋玩。我们之间关系很好。这种友谊,从小到大,近乎四十年,至今还保持着。我从西安回乡下看望母亲,偶尔还能在村口或路口碰到他。遇到了,还在一块儿聊聊。他数十年间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一会儿种地,一会儿跑小买卖,眼下又在跑保险。但无论那一种职业似乎都干不长,也干得很累,日子也过得紧巴。前一段时间碰到他,他一脸苦相,告诉我,媳妇也跟别人跑了。目下,自己一个人养活着三个女儿。“好在,大女儿已长大,已开始到外面打工,可以帮衬家用了。”他说,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我则从他的笑容里,看出了许多的恓惶。

另一个拳师叫赵逸民。他是程拳师的徒弟。赵逸民个儿高挑,留着分头,穿着讲究,看上去有点油头粉面,加之他有些游手好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颇遭人指责。但他好像对别人的指指戳戳无所谓,仍我行我素地在村里生活着。他好喝酒。在村庄的街道上,我常见他手里提着个酒瓶,醉醺醺地在街道上踉踉跄跄地走,且边走边喝。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群孩子,嘻嘻哈哈地在看热闹。赵逸民老婆死的早,膝下留有一女两男。他的女儿赵玲玲也是我的同学。记忆中,赵玲玲长得很清秀,就是不爱学习,不爱说话,有些忧郁。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山豹,一个叫山熊,都很顽劣,时常打架斗殴。这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母亲管教,父亲又整日在醉乡里,懒得管他们。这样,他们就像极了荒滩上的野蓟,尽管生长得很茂盛,也结出很好看的花,但浑身却生满了刺儿,人们根本不敢靠近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山豹山熊似乎就没有进过学堂,或者进过学堂又很快辍学了。赵玲玲则是和我一直上到小学毕业才退学的。因为,她要回家照顾她的弟弟和父亲。大约是1974年前后吧,赵逸民和村上的一位妇女好上了,不久,事发,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结果,二人被以流氓罪逮捕,并由公社出面,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后,赵逸民被判刑10年,那位妇女也被判了2年刑。

1984年春天,我在西安上学,一次周末回家,在村西的沙石公路上,我突然看见久违了的赵逸民和那位妇女扛着锄头在路上走,我掐指一算,恍然,原来他刑满出狱了。那时,赵玲玲已出嫁,山熊山豹也已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整日在周围的村庄里游逛得没有个影儿。赵逸民便只有一个人寂寞地生活。他依旧好喝酒,但身体是眼见着垮了,人黄瘦不说,还有些病病歪歪的。也就是在当年的冬天吧,村里一户人家给儿子过满月,他去喝喜酒,结果大醉。当晚,就死在了家里。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他的两个儿子,听说后来都不学好,其中一个,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逮捕了。赵逸民生前还收过一个徒弟,也没有多大出息,只有一点三脚猫的功夫。自从赵逸民死后,我们村便再没有了拳师。

又是二十多年过去,程拳师和赵拳师坟头的墓木怕已高可遏云了吧?年年春草绿,岁岁衰柳黄。风吹动着野云,在田间乱飞。

护秋人

乡下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要数秋天了,尤其是中秋前这一段日子,更是好得不能说。秋虫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地头,在人家的房前屋后鸣叫,如琴如瑟;路边田畔,野菊花开得如火如荼,金灿灿黄亮亮的,如星星,似眼睛,这儿一簇,那儿一堆,馨香得能让人背过气去。此时,秋庄稼也即将成熟,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行走乡野,其乐可知。而对这种欢乐体验最深的,莫过于护秋人了。他们日夜吃住在田间,游荡在地头,看护守卫着庄稼,以免即将成熟的玉米、大豆遭人盗窃,遭野物糟蹋。工作轻松,没有太大的压力,心如头顶之云,倏忽而东,倏忽而西,没有羁绊,简直赛若神仙。唯一让他们难受的是,无人说话,有些儿寂寞。但在奇妙无穷的大自然面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护秋人有的是办法化解这种寂寞。譬如,吹吹口哨,看看蚂蚁打架,听听蝉鸣,或者在田边的小溪里洗洗脚,摘两把野菊花插到草庵前……总之,一切是那样的有趣味,日子也便如流水般的,清亮亮的,一日一日地朝前过着。

我们生产队的护秋人叫民民。他是一个光棍。光棍日子恓惶,出来进去都是一个人,队长看他可怜,发善心,便让他做了护秋人。而这一护便是七八年,直到他离开村庄,从我们村庄消失,才算结束。

民民和我同姓,他原本不是光棍,有父有母。他的父母亲是老来得子,就守着他一个独生儿子,十亩地里一棵苗,宝贝得不得了。这种过度的溺爱,害了他,也害了他的父母。民民从小就不知孝敬父母,和父母亲争吃争喝。稍长,便开始打骂父母。父母亲受不了,便常到大队和公社去告状,但告状的结果,换来的是晚间遭到更大的虐待和毒打。民民的母亲有哮喘病,冬天里,整个人喘得像一部风箱。民民嫌他母亲告状,就常在灶房里烧辣椒杆,老人不出屋吧,喘得不行;出屋吧,外面小刀风刮着,冷得不行。这样日夜糟践,民民的母亲终于如其所言,到老坟里顶了墓疙瘩。母亲一死,民民又开始加倍折磨父亲。他常常在夜间把父亲吊到房梁上打,打得父亲低一声短一声地长号。队上人实在看不惯,便联名将其告到了公社,要求痛加处理。公社书记一看,这还了得,就安排召开了一场批斗会,民民被民兵小分队五花大绑押上台,给美美地批斗了一顿。这样,民民虐待父亲的行为才有所收敛。不过,他从此在村庄里也成了名人,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逆子,教育孩子,都拿他做反面教材。民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这样,他便成了一个光杆杆。出门,一把锁;入门,冰锅冷灶,他一下子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他似乎有了悔意,人们发现,他无事时常爱到父母亲的坟上去转,有时坐在坟前发呆,且一坐就是半天。队上人看他可怜,安排活路时也有意照顾他,这样,他就常干一些诸如给生产队的牲口割草,到集市上去卖豆腐之类的轻省活儿。在这些活路里,当然也包括护秋。

护秋人一般在庄稼地边搭一高架棚,以便望远。高架棚大多搭建在路边或溪水边,图的是个取水和出行方便。但也有搭草庵的。这种草庵大都搭成人字形,一面留口,三面覆上稻草,稻草用草绳拉住,再在上面压上湿树枝,以防大风起时,劲风吹跑了稻草。这样,一个能防风雨的草庵就搭成了,人住在里面,既干爽、暖和,又不怕夜露。民民护秋时,住的就是这种草庵。他因为家中就他一个人,无人给他送饭,便在距草庵一丈远的地方堆起三块石头,简单地垒了一个灶台,上面架起一口小锅,这便是他烧饭烧水时的家伙了。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常爱到他的草庵里去玩,要么打扑克,要么玩三角,或者斗草,或者捉蟋蟀,一玩就是一天,常常到天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归家。见我们中午不回家,民民常偷着摘了毛豆,掰了嫩玉米,给我们煮熟了吃。煮时,他给锅里放点盐巴,煮熟的毛豆和玉米便格外好吃。有时,他还怂恿我们到邻村的红苕地里偷来红苕,给我们烤熟了吃。时过数十年,我至今对那时的情景,对那些清香的食物不能忘怀。

大约是1975年秋季吧,民民又被生产队派去护秋,一日薄暮,他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地头转,突然发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昏倒小路边,他慌忙将其抱进草庵里,做了饭,烧了水,把她救醒。据那女子讲,她是北原上人,逃婚出来的。她的父母亲贪图村长家的彩礼和权势,硬要把她嫁给村长家的痴呆儿子,她不愿意,便逃了出来。当晚,那女子就宿在了民民的草庵里。第二天第三天,她还没有走,直到她家里的人找来,硬把她从草庵里拉走,村里人才知道,民民在草庵里收留了一个女子。那女子走后,民民像丢了魂似的,一个人在地里胡转。原来爱说笑爱和我们玩的他,也一下子变得沉默了。终于,在一天夜里,他一个人悄然离开了村庄。

民民离开村庄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民民到北原上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还有人说,他因伤心去了新疆。民民家的房屋后来因长期无人居住,上面长满了瓦松和猫儿草;院墙也因风雨的浸蚀,无人修葺,颓败不堪。后来,生产队见他久无音讯,在一次调整庄基地时,把他家的庄基地干脆划给了邻家。

秋风又起……

也不知民民还在不在人世。如在,他怕已有六十开外了吧?

温暖中的疼痛

冬至一过,年就悄然向我们走来。先是街上的人,明显地多了起来;再就是有了零零星星的炮仗声。打工者开始返乡。一些客居西安的异地人,也像候鸟一样地返回故里。还在上班的人,心里也开始有了慌慌的感觉。但我却是无动于衷。我早先不是这样的,和所有的在外工作者一样,每年到了年关将至的时节,心中也是急切地盼望着,盼望着能早日回到故乡长安稻地江村,闻闻那里的炊烟味,看看一些熟悉的笑脸,尤其是亲人们的笑脸,我的心里就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三十年间,我回家乡过年的行为,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三年前,自从父亲在那个秋天的日子里,遽然离我而去后,我的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落了许多,过年时,迫切回家的心情,也逐年变淡。我不知道我回家去干什么?故乡是我的出生地,我理应眷恋。

但从一个更深层面上讲,它是因了父辈们的存在而有意义的。

心中虽然彷徨着,可记忆深处所隐藏着的那一丝温暖的情愫,却如涌泉,时时泛起。那涟漪,也是一轮一轮的。

父亲在世时,每年的年三十夜,他老人家总要亲自下厨,做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围着桌子,边吃年夜饭,边看春晚。父亲最拿手的菜有两个,一个是麻辣豆腐,一个是板栗烧鸡块。每年,他几乎都要做这两道菜。豆腐是父亲做的,鸡是自家养的,至于板栗嘛,是父亲到杜曲集市上买的。父亲过去是不会做饭的,关中男人也没有下厨做饭的习惯,每年的除夕夜,他之所以要亲自下厨,全是因了我和三个弟妹,他想让我们高兴一下。父亲学会做饭,纯属一个意外。大约是1971年吧,父亲受公社的派遣,远赴海南,学习水稻改良,一去八个多月。起初,他们在当地吃派饭,后来几个人嫌老麻烦老乡,就决定自己动手,轮流做饭。一来二去,父亲竟然学会一套不错的厨艺。当然,最初,他也是受了一番苦的。听母亲讲,父亲刚学做饭时,实在是一头雾水,没奈何,第一顿饭,竟给同伴做了只有跑山人才做的老鸹头。酒是要喝的,一和我们喝酒,父亲一下子变得和蔼了,没有平日的严肃了。酒实在是好东西,它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让我觉得这个家,更加的温暖。

一般的情况下,大年初一早晨的五点钟,父亲就起床了,他和母亲一起,要为我们包饺子。而此时,我和弟妹们,则还在香甜的睡梦中。睡梦中,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还有父亲当当地剁饺子馅的声音。待我们起床后,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到了我们的手里。那饺子真香啊,汤里还漂着许多香菜末、葱花什么的,一望就让人馋涎欲滴。吃罢了饺子,我一般会到村中转转,和村中的老者,兴致勃勃地下几盘象棋,而父亲呢,也常会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有时,一端详,就是一上午。直到我兴尽离去,他才离开。

初二吃过早饭后,我和父亲母亲都要带上礼物,涉过清浅的小峪河、太乙河,去到舅舅家做客。舅舅家在我们村西的新南村,村庄西倚神禾原,南面终南山,也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自然村。舅舅和父亲关系很好,每年过年时到舅舅家去,父亲都会喝得微醺。而回家时,舅舅都会一送再送,直到把我们送出村,送到太乙河畔,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待我们过了河,回头一望,舅舅还站在河的那一端,向我们招手呢。父亲则会隔了河嘱咐,让舅舅一过初五,就上我们家中来。那几乎是关中农村,舅舅给外甥送灯笼最早的一天。

如今,这些场景还有,但父亲却没有了。每想及此,我的心中就如长了乱草,慌慌的,还有点疼痛。

高亚平:乡村秩序

高亚平,陕西长安人,现供职于西安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著有散文集《草木之间》《长安物语》《爱的四季》,长篇小说《南山》等。曾获首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丝路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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