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南方人的印象,全部的起点都始于温州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进了西部的内陆省份。西安作为西北重镇,它对这场涉及全中国十几亿人的深刻改革从宏观上是如何接受的,我不知其所以然,也不感兴趣,我感受到的改革,是在我所生活的长胜街这条不起眼的街道上,不知何时突然涌入大量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开始的。

1

孤身在外的人,吃穿住是生存底线。我家二楼的三间房子就是为在外打拼的人提供住处的。二楼正对着楼梯的是一间套房,里外两间。我记忆中它的第一位房客是个18岁就出来闯荡的温州小伙子,我妈叫他“小李子”。小李子家在温州农村,中学没念完就跟着年龄稍长一点的同村人出来闯荡大西北。因为村里来西安打拼的人大多是裁缝为生,小李子自然而然地入了裁缝行当。刚开始,他给出来早有经验的同乡当学徒,打下手,边做边学,师傅提供食宿。时间长了,师傅生意做得有了起色,接的活儿越来越多,雇的学徒也越来越多,养不了也住不下太多学徒,小李子这样早些跟着师傅的虽然没有出师,但也是师兄身份了,师傅便以此为由,打发他出来自寻住处,渐渐学着自立。小李子租房时,刚开始自立门户。因为住处要兼做衣铺,所以他咬牙租下了我家二楼唯一的套间房,里面临街的住人,外面大间摆张木板,用两个凳子左右支撑起来,当工作台用。吃饭的炉子和锅碗就放在屋子外的阳台上。

初立门户,像刚会飞的雏鸟一样,羽翼未丰,生意冷冷清清,几无进账。然而房租、水电费要交,饭也要吃,窘迫的时候,小李子一天只吃一碗白米饭,下饭的咸菜都没有。北方的冬天不比南方老家,三九天,冻破砖,小李子尽管来了不浅时日,依然扛不住冷冽的寒冬。没有床,他只好在地上铺一床薄被子,和衣而睡。我妈见小李子孤身在外,18岁还是孩子的年纪,心有不忍,便帮忙给他支了张简易床,又拿了床厚被子垫在床板上,总算能熬过一个冬天。我妈后来常常跟我感慨:“小李子当年真是能吃苦啊!”

能吃苦,成了我对温州人最深的印象。

温州裁缝在长胜街这一片的村子里越聚越多,越来越出名,不出几年就闻名全市。那几年,没几个女人不知道李家村服装城,不知道量体裁衣要来长胜街附近的城中村出租房里找温州裁缝的。小李子来得早,活儿干得细,加上我妈对外宣传颇为得力,他的生意从渐有起色一步步走向丰衣足食,生活也安定下来。大概两年后,小李子春节回老家,再来时就带了一个同乡的年轻女孩。他也仿效了几乎所有温州裁缝来西安立足的模式——雇佣老乡当学徒,一边干活一边教,包吃包住,直到自立门户。

2

小李子从老家带来的女孩很年轻,十六岁左右的年纪,刚读完初中。姑娘腼腆,不多言不多语,见了人总是怯怯的样子。她虽是南方女孩,却长得高壮,面若不甚精致,五官大开大合的,但肤白如脂,乌发及腰。平日里,她总将一头长发扎成低至脖颈的马尾,或是辫成一条粗黑的麻花辫,看上去低眉顺目的,倒与她那高大的身形有着强烈的反差。她因不太言语,所以和我们熟络起来是很晚的事了。她和小李子同姓,我妈为了叫起来好区分,便叫她“小李”,而“小李子”则是她师傅的专称。

很久以后,我和她也熟络起来。她大我很多岁,我就叫她“姐姐”。那时候的时光真是像流淌的河水一样,慢慢悠悠地从日子的河堤两岸缓缓流过。我做完作业,闲着无事可干,眼睛在生活里四处瞥找,想翻出些有趣的物什玩耍,不知哪一日,我盯上了小李那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给布娃娃编辫子的兴致一下子转移到小李身上。于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常常趁着她裁衣缝裤的干活时间,舔站在她身后,给她梳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发式。那阵子《新白娘子传奇》火得一塌糊涂,人人都着了魔似的迷恋这部电视剧,我也不例外。小李那一头乌发,便被我折腾出了白娘子的各种山寨版本。她性格温顺,不气不脑,由着我一通胡闹,等我玩累了离开后,再静静地把辫子编回原来的样式。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些诧异。那时候,小李手底下总是忙忙地干着活,可是面对我的折腾,她眼里从未有过丝毫厌烦的神情。或许正是她的这种逆来顺受的脾性,纵容了我在她即使工作时也肆无忌惮地玩乐,毫不顾忌她的感受。

邻居们渐渐都知晓了她的好脾性,所以小李的人缘也非常好。人缘好,也带来了生意好。她和师傅是一对好脾气,两人都不善言语,但是肯干活,守信誉,衣服裁缝得细密,也从不拖欠房租、水电费。后来那间套间房在小李子家大业大后,容身处太小,他便搬走,另租了临街门面房。房子陆陆续续又搬进很多新租户,大多是温州服装商,但我妈常常说,哪个房客都不如小李子好。“小伙子能吃苦,肯干活,是个好小伙儿。”

小李呢,没有像其他老乡一样自立门户,而是——

成了自己师傅的老婆。

3

小李子和小李结婚,在老家办完仪式,两个人又回到西安做生意,算是定居西安了。婚后,两人从老家又带出来一个姑娘,这回倒不是学徒,是正经的雇工了。

说是姑娘,却有些别扭。她之前在别处已经干过裁缝一行,后来因为一些缘故又回到老家。老家除了种地,姑娘家就只剩下等着提亲嫁人了。她因长得不漂亮,个子不高不说,还驼背,本来就不被媒人们看好,加之口齿不甚伶俐,说话时总像是含着口水一样,声音也小,用“其貌不扬”形容也不为过。她来西安时,已经有二十四五岁了,准确地说,该是“年轻女人”才对,不过我那时没有年龄概念,对比我大十几二十岁的女人统统叫“姐姐”。她姓郭,我便叫她“小郭姐姐”。

小郭话也不多,每每看见她,都在低头干活,不是裁就是剪。小郭个头本来就不高,加上略微弯腰驼背,与我站在一起时,我的手抬起来抓住她头发的高度恰到好处,所以自从她来了之后,我的造型师之梦就拿她练手了。我在她的头上变换出无数稀奇古怪的古装发型,而全部的灵感都来自那些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港台古装影视剧。小郭虽然脾气好,到底也有嫌我烦她干活的时候。手忙脚乱,偏偏遇到我还没眼色,可劲儿在旁边捯饬她头发时,她会面有不悦地轻责一声,但也仅此而已。我想,她那时应是顾忌自己既是雇来的工人,租住的屋子又是我家的缘故,双重的“屋檐”使她不得不隐忍着不耐烦。

她年长小李,而且外出打工的时间也早,和人相处时,虽然话不多,但比小李活络,比较会来事。这也是几年来在外打工奔波积攒下来的人生经验了。她不像小李,同样是十几岁中学读完就出来打工,她因外貌不太讨喜,所以吃的苦也比较多,小李虽也是人在他乡,但她一出门就跟着后来是自己丈夫的人,而且这中间没有换过老板,没有自立过门户,比起小郭的人生来,平坦了许多。我妈很喜欢小郭,夸她虽不多话,但人有眼色,而且干活特别麻利,可惜“亏在长相上了”。

闲来无事时,我妈总要上二楼来,如果裁缝铺生意不多,她会和小郭聊会儿天,琐琐碎碎的,无外都是些女人拉家常的话。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旁边,一边玩自己的,一边侧耳听着她们的几句碎语闲闲地飘进我的耳朵里。那个时候的天,可真蓝。

随着温州商人大量涌入,长胜街一带的服装生意渐成气候,形式也从单纯的顾客拿了布料来只管裁剪,演变成裁剪和成衣齐头并进的局面。渐渐地,裁缝成了幕后工作,直接买来衣服穿在身上成了人们——特别是女人们备受青睐的宠儿。“浙江村服装城”就在服装业的悄然变化中,在西安城中村的角落里红火起来。

小李子在成衣生意还未兴起前,日子越过越好,拿着布料找他做衣服裤子的顾客越来越多,我家一楼的门面房面积很大,对单纯只做裁缝小生意的小李子而言,太过“奢侈”。他便搬离了我家套间,租了别家临街小一点的门面房,继续着他的裁缝生意。后来,小李子的裁缝活儿也就渐渐变成了接服装商的小订单,再后来,顾客只买成衣,不再和裁缝一对一地量体裁衣,小李子的生意就黯淡以至没落。十几年后,我路过文艺路临街一个非常小的、看起来快要拆迁的门面房前,无意往里一瞥,看到小李子正坐在裁缝桌前,默默地望着门前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文艺路四周早已物是人非,旧房换了新楼,曾经红极一时的“浙江村服装城”也随着附近李家村、仁义村的城中村拆迁烟消云散,繁华不再。

而小李子和他那温良的妻子,一直还守在他们最初来到这座城市的地方,眼见着这条路上服装生意的兴盛与衰落,沉默而顽强地生活着。

4

小李子搬走后,二楼套间空置下来,同时空下来的还有一楼临街的门面房。门面房原本是附近戏曲研究院一对老夫妻退休后无事可干,做了些小生意,用来当库房用的,租了好几年,小李子寻思着搬走时,他们正好也因为年纪大了,不愿再劳心费神,打算停了生意,安享晚年。这样一来,我家一次性就空了两间最赚钱的房子。我和妹妹上学读书的钱,以及家中的用度支出大多是靠着这几间客房支撑着的——靠父母那点微薄的工资,供养一家四口差强人意。房子闲下来,我妈有些着急了。她到处托人打听合适的房客,在大门口张贴招租纸条,盼着有人敲门来问房。来的人倒是不少,天天都有,可是我妈挑来选去总不中意。自从温州人租住这一带的房子后,他们吃苦耐劳、信誉良好,从不拖欠房租、出手大方以及特别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口碑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相比之下,本省来西安讨生活的生意人,经常为了每个月或每个季度的房租,让我妈催三催四不说,脾气还很大,两句话不对,他们倒先比房东们凶,明知自己无理在先,也要在气势上先把要钱的人压下去。租了几回本省外地的房客后,我妈情愿房子空着,等着合适的温州商人租下。

那几间空着的房子,果真等来了大主顾。

新房客姓戚,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快了让人听不大懂。老戚颠覆了我对南方人瘦小的全盘印象。他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个子少说也在1米8以上。老戚脸型方正,眼睛小,嘴唇厚,说话时,未张口却先一副笑脸模样,一望便知是久经商场的老生意人。老戚来我家只看了一次房子就要把一二楼全租下来,当下说定就掏定金,十分爽快。我妈也是个爽利人,见老戚出手大方,掏钱一点绊子也不打,何况一下就租了全部空房,心里自然欣喜。不几天后,老戚就雇了工人,把家具物什一股脑儿都搬了过来。

和这里其他温州人一样,老戚也是做服装生意的。他的生意做得大,已经摆脱了裁缝铺这种手工作坊的阶段,进入了衣料的半成品加工环节。老戚的生意主要是给衣服上绣绘图案,门面房里摆着的那架噪音颇大的长形机器和两个操作工人上下翻飞的娴熟动作,就是老戚生意越做越大的本钱。电脑绣花虽然比不上人工绣制出来的那么精细贵重,但是机器轰隆隆一旦开起来,一天的绣花的效率抵得上人工一个礼拜的费时费神。老戚不接成衣,仅仅靠机器日复一日地穿针引线,一种花色便被它成批成批地复制出来,然后再拿到下一处加工点,安放到同样批次的衣服上,最终出现在顾客面前。生意红火的时期,我家门面房里的这架机器天天不休,清晨六点开工,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两个女工也忙得顾不上吃饭,常常是白米饭泡酱油打发完事。就这样,一架机器,两个工人,老戚的生意如火如荼,赚得盆满钵满。

人总是抵不住人性的缺陷,往往一富起来,就想不管不顾地恣意放纵,结果也就总是自找麻烦。老戚多年孤身在外,老婆孩子都留在温州老家,手里有了钱,而且是不少的钱,心头脑子都热了起来,黄赌毒三样里除了“毒”,其他两样他是一个不落。 在第一桶金赚到手发软,随即把所有的钱都抛到赌场,输了个精光以后,老戚的老婆——手里拉着老大,背后背着老二——火速从温州老家赶来西安,开始了一边做饭带孩子,一边时刻不离地盯着丈夫每日行迹和钱包的规律生活。这以后,老戚的生活逐渐变得规规矩矩,不敢造次,钱包里的钞票在他手里也待不过几日,就被老婆统统收缴,只剩下个把零花钱撑撑面子。

老戚的老婆是典型的南方女人,瘦小身材,一头短发干净利落,嗓门很大,说话语速奇快无比,一看就是特别能干的女人。来到丈夫身边后,她以神速适应了外乡生活,并且把周遭一切迅速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主食菜单里几乎没有面条,米饭是绝对主角,而且顿顿几乎都要做鱼吃:有时是大兴灶火,一条肥美的鲜鱼让她做得馋涎欲滴;有时是白米饭加上几条小鱼就能下饭。背上的婴儿就在母亲每日忙碌的身影和鱼肉的鲜香中,一天天长大,而牵着母亲的手来到外乡的大儿子,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幼儿眨眼间长成了十六岁的小伙子,跟着父亲一道做起服装生意。与父亲的爽朗油滑和母亲的快人快语相比,他越长大,越寡言。

5

1997年,父亲赶上西安最后一批单位福利分房,于是我们全家搬离了自己盖的老屋,住进父亲单位的楼房里。这一年,我经过一些辗转后,又回到初中母校,开始了高中三年枯燥沉默的学习生活。学校虽然和老屋近在咫尺,但搬走以后,我除了高二时把自行车每日早晨停放在老屋院子里,然后赶去上课,晚自习后再骑车回家外,已经不再去留意我妈又租了哪些房客。老屋于我,业已成了远去的童年。风华正茂的人是从来不会回忆童年的。高三毕业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回到过老屋,尽管它一直在那里,一直有外来房客租住。也是1997年开始,温州人的服装生意形成了超大规模,但已显将颓之势。李家村服装城要被拆迁的风声年年都在刮,终于在21世纪刚开头没两年,政府正式下达了拆迁令。李家村的村民们因为温州商人多年来的经营,每家每户仅靠房租都是富甲一方,所以拆迁时,政府给的优惠政策力度颇大,村民们见拆迁有诸多好处,也都争相抢着搬空,温州商人们规模虽大,人数众多,但因都是小生意人,各自而营,很少有人定居于此,故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资本和经营链条,因此劝他们搬离并非难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多时日,李家村服装城人去楼空,我们家的温州租户也随着服装城的消失而渐渐离开,找寻同乡更多的聚居之地,方便互相照应与生意往来。

从那以后,我家的房客多是开饭店、洗车、做水泥生意的人,温州人没有了,服装商人也没有了。房租时有拖欠,不像温州人那样守信用,按时给钱。我妈总会抱怨,时而提起温州人,忍不住总要拿着比较一番,得出了地域不同,人品不一的歪斜理论。

2019年,老屋终于要拆迁了。地铁5号线呼啸而过时,会在此处短暂停留。地铁出口是城市的门面,而我家老屋这条破窄的巷子早已失去了往日搔首弄姿的万千仪态,一眼看去简直就是城市贫民窟的缩影,而巷子里原来的老邻居,我童年的伙伴们,老早就不住在自己盖的老屋里了——我家已算是最后一个搬走的。2020年元旦假期一结束,这条衰老的巷子终于被拆得一干二净,干净得仿佛从来没有过一样。

温州房客,在老屋和这条巷子朝气蓬勃时,带着它们走向了一生辉煌的顶点;他们的离去,也带走了老屋和巷子的辉煌,带走了一个短暂的时代。几年后,华丽的地铁出口站将昂扬地伫立在温州商人们曾经走过的土地上,而这片土地,永远沉默,永远古老,永远接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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