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喜:峡河七十里

陈年喜,1970年生,陕西省丹凤县人。有诗歌、散文、评论见于《诗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天涯》《散文》等刊。出版诗集《炸裂志》和散文集《微尘》《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我不知道1970年以前峡河的样子,我不可能知道,因为那一年的大年夜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上因河流而得名的地方很多,要举例子估计三天三夜也举不完,峡河这片地方也算因物获名的一个。我爷爷说,他小时候,峡河就叫峡河保,最大的人物是保长,叫峡河保之前叫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和我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的地方更远的身世。我出生时峡河叫峡河人民公社,过了十几年(也好像是二十几年),改了名字叫峡河乡,又过了十年,行政版图叫峡河村,至于以后还会怎么改名,那是以后人们的事情。

峡河这地方有数不清的沟沟岔岔、梁梁岇岇,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名字,黄家沟、牛岔、西河垴、东疙瘩,简单又神秘,没有一个重复的。高中毕业那年,乡政府抽调年轻人参与村庄规划,我被抽上了,拿个本子做记录,跑了十几天,那些奇奇怪怪的地名我至今都没有忘记。这儿的人,无论住在哪个地方,走出了峡河,别人问起来源,都会一律回答:峡河的!仿佛坐不更名的赴死好汉似的。

人们习惯称峡河七十里,说的是从东边的西界岭到西边武关河的长度。西界岭往东是河南省地界,这里的山根有一个泉眼,是峡河的源头。在电视里,很多人都看到过长江和黄河的源头,细细一脉泉水,若有若无。再大的江河,它的出生地都差不多,就像人的幼年,区别的是后来。峡河到了武关就归了丹江,再往下就归了长江,水还是峡河的水,但与峡河就没什么关系了。

我出生的地方叫塬上,按说秦岭南坡没有塬的地理和概念,怎么就叫了塬上,这是一个谜。1998年冬天,我们全村人去另外一个很远的村参加农田基建会战,那时候年年春冬两季搞会战,不是修路就是造田,称为再造山川秀美新西北工程。有一天傍晚,我独自从工地回家给工队拿菜和粮,在抄小路登上武峰山顶时,落日如盘,金辉无边,我第一次面对面完整又真切地看到了塬上的全貌:一只手掌,立在一片山坡上,指尖是北巅的群峦,再往北,群山如涛,我不知道它们延伸到了哪里。人烟都集中在了掌心部位,沟壑形成了手掌的纹理。峡河从塬下流过,那些纹里带着溪水、花花草草与峡河相接,成为它的一部分。那时候,塬上人烟鼎盛,有近六十口人,大家晨起暮歇,还没有外出打工的念想,就是说,没有一个人逃出塬的掌心。现在,塬上只剩二十口人了,人们纷纷逃出,以各自的生和死的方式。

1975年,塬上出了云母矿。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都与云母有关。

峡河人把狐狸不叫狐狸,叫毛狗。云母矿是一窝毛狗发现的。那一年,刘席匠喂了一群鸡,鸡长得好,蛋也下得好,每天产出的蛋,几乎和鸡的个数相等。有一天,刘席匠发现蛋少了一个,数了数发现鸡也少了一只,第二天,发现又少了一只鸡。他顺着散落的鸡毛找啊找,找到了松树梁上,发现了一个毛狗洞。毛狗洞是倾斜向下的,细细长长不知深浅,毛狗们出门去了。刘席匠见过不少动物的家,这个洞算得上豪宅,洞墙上贴满了金光闪闪的壁纸,细细看,是云母。刘席匠知道云母是一种工业材料,能绝缘,紧缺得很。云母不是贴上去的,是石头里长出来的,刘席匠知道,毛狗是聪明,但它还不会用糨糊。云母有小块的,有大块的,他用力掰下来一块,像一本装订精致的书本,与书本不同的是,云母不但能一层层揭开,还能要多薄有多薄。

刘席匠将一块薄得不能再薄的云母贴在一只眼睛上,他看见对面山上有一个人在开荒,开荒人手里的家伙雨点一样落下,而更南的山顶,一场雨真的来了。

大规模开采云母矿,是两年后的事了。

这时候我长到七岁,开始上小学。小学校在峡河边上。秋天满河的芦花,白得没边没沿,夏天芦苇丛里藏了数不清的小黑鱼。学校东西两边各有一棵树,一棵是柏树,一棵是柳树,它们互不相干又互不服气,把风和叶子往对方身上吹。小学的生活内容就两件事,一件读课本,另一件在两棵树下撒野。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毕业离开峡河去镇上读初中,无法无天的六年里,我们听到最多最响的声音,第一是上课下课铃声,第二是爆破声,它发自云母矿坑,不定时也不定量,充满了突然性和暴戾。戏剧性的是,二十年后,相同的爆破声在我手里接着发生,延续,响彻十六年,直到我的右耳渐渐失聪,肺里布满尘埃,现在,它们又在梦里向暮年延伸。

开矿的工人住在我爷爷的茅草房子里,爷爷住东屋,他们住西屋,而大量的云母堆在厦房,它们被分拣,按质分装,运到峡河边的加工厂,由女工们加工成薄片,运到城市的工厂。开矿的工人和加工厂的工人都是各村挑选来的青年,他们发了工资再交给所在的生产队,记工分,分粮食。后来,云母矿开大发了,矿工们在矿边盖了房子,其中有位青年,若干年后,做了我的岳父。

残次的云母叫云母碴,供销社里收购,两分钱一斤。星期天和假期,我跟着大人们去云母矿捡云母碴。那些年,它几乎是峡河边上人们唯一的收入。

开始的时候,很容易捡到,云母被爆破的气浪带到空中,落得漫山遍野,再好的云母,经过爆破,都变成了碴,工人们懒得去捡,他们只要那些好品质的大块儿的。一段时间山上的云母碴被捡得少了、完了,一茬炮又蹦出来,循环往复,总也有捡的。漫山捡云母碴的多是老太太和孩子,背一个口袋或一个竹筐,拿一柄小镢,有力气的人看不上,他们人手一柄大锤,见石头就砸,有的一块石头,能砸出几十斤云母。最热闹的时候,我看见过上百人捡云母碴的壮观情景,人们欢天喜地,仿佛不是来捡云母的,是来看戏的。

捡云母碴中,发生过许多故事,有人被石头砸伤,有人因争抢一块石头打架,还有日久生情而男欢女爱的,但比较起来,还是刘席匠那个云母坑的事儿更有意思些。

松树梁北面有一条沟,是条旱沟,只有阴雨季节才会有水流。有一天,刘席匠砸了半晌石头也没砸出多少来,心里很不痛快。他到北面去方便,小便冲出一块云母,闪闪发亮,这是一片高品质的云母,不是碴,上面没有一点褶皱,镜子似的。他用手里的锄头刨了刨,下面露出绵延的云母矿石。他白天不敢开,一方面是生产队里要上工,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怕别人知道,山上的东西,见者有份,并不是谁可以专有的。刘席匠白天上工或打席,晚上山上开云母,那时候没有电灯,他让老婆掌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昏暗,只能把捻子调大,就特别费油。

刘席匠的云母矿坑被人发现时,已经是第二年夏天的事了,其实不应该被发现,刘席匠做得很隐秘,白天都用树枝草叶把洞口盖上,伪装得不露一丝痕迹,问题败露在煤油上。那时候只有供销社柜台卖煤油,一般一家人一个月一斤就够了,刘席匠一个月灌三斤,且月月如此。供销社柜员老周觉得不对,报告给了民兵连长小黄。

黄连长带人找到了刘席匠的矿坑,矿坑已经打到了十几米远,延伸到了山体深处,洞体有宽有窄,有高有低,曲里拐弯,像藏着无数秘密,其实什么也没有。矿洞四壁都被煤油烟熏黑了,不敢沾身。人们提来了一桶水,泼在壁面上,壁上的云母立即无比耀眼。掌子面有一盏葡萄糖瓶做的煤油灯,还有半瓶油。

没有卖完的云母自然被没收了,有两千多斤。大家也没有为难刘席匠,只把坑口封了。两年后,包产到户。刘席匠再没有打席,带着女人女儿一家人回到了老家河南南阳。我记得刘席匠的女儿叫莲,有一双惊鸿似的眼睛,一根永远打不散的辫子,别的,都记不清了。

两年后,云母矿倒闭,工人们各回各家,风云十年的集体企业风消云散,不是资源枯竭,是云母被别的工业品代替。峡河的人们也不再依靠云母碴解决生计,开始四处打工,有的去南方工厂,有的去北方矿山,只是刘席匠留下的矿坑还在,牛羊和鸟兽们经常在那饮水。

峡河1985年大水,我十五岁。

那天是个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去了,我因为离家远,留在了学校。教室空荡荡的,我一个人去操场打篮球。没有人可传球,一个人练习投篮。教导主任张老师站在办公室的台阶上喊我的名字,张主任是我的班主任,兼着我们的数学课教师。他说,你快回家,你家里有急事。我问啥事,他不说,只说你快回去,我准你一个星期假。我说我还没吃早饭,他转身回去,拿了一个馒头出来,说,拿着路上吃。我拿着馒头边走边啃,这是一只白面馒头,我记得它成形前的袋子上,印着一行红字:富强粉。在此前,除了拿工资的人,很少有人吃过这种雪白的面粉。我心想,家里有什么事呢?天阴了,看样子要下雨,我加快了步子。从学校到家,九十里。

是十岁的妹妹不在了。

走到峦庄街,离家还有二十里,这是我读初中的地方。有一个人从峡河过来回家去,他是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有些瘸,走起来身体有些摇摆而显得妖娆。相遇时,他劈头对我喊,还不跑快,你妹妹死了!我没有回答他,向家飞跑起来。

妹妹小我五岁,是兄妹中最小的。她出生那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紧抓,和她同龄的,很多都被流掉了,父亲坚信这一定是个女儿,生个女儿是他最大的心愿,于是,妹妹幸运地来到这个世界。

妹妹的童年和任何一个哥哥的童年没有什么区别,那时候,峡河所有孩子的童年基本都是相同的,没有玩具,没有陪伴,欢天喜地或哭哭啼啼。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忙极了,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劳动。峡河那些年开始修建村公路,逢山开路,逢水绕道,逢树砍掉。

母亲没有奶水,也没有奶粉买,妹妹吃饭油子,她的整个童年,饭油子是我一口口喂她的。所谓饭油子,就是玉米粥最上一层起皱的部分,据说它是一锅粥的全部精华,富于营养。如果是做豆腐,它就是成为豆皮的那部分。

家里有一个麦草编的碗,里外涂了树漆,油光发亮,结实又轻巧,主要是它非常容易清洗,吃过了饭,用水轻轻一冲就干净了,当然,那时候所有的饭菜都没有油水,后来有了油水,这只碗却再也找不到了。这只碗从老大一个个使用下来,到了妹妹这儿,自然成了她的专用碗。我用它盛一碗饭油子,一口口地喂。女孩子,特别爱哭,烫了她哭,凉了她也哭,慢了哭,急了也哭。从没牙到一颗牙,从一颗牙到满口牙。感冒时,她就不吃饭,我在她的碗里放一颗糖精,整碗饭变得很甜,她一口气全喝下去了。糖精只有供销社有,一分钱五颗,像一颗微型的方糖。

本来妹妹的病还有救,但峡河发了大水,外出的路隔断了。峡河那时候只有一条出山的路,跟着河水走,峡河一发水,它就断了,每年都要断几回,但1985年的那场水,让它断得非常彻底。妹妹就只能在卫生院救治,卫生院只有一个医生,基本没有药,连一支青霉素也没有。妹妹的病是自幼中耳炎发展到最后的脑膜炎,走了。没有了女儿的父母,日子还得一天天过,只是一家再没有了生气,直到我们兄弟一个个长大成家,家里才恢复一些暖气。

1985年的那场大水,几乎把沿河的庄稼地一扫而光,很多年后这些地才恢复。因为没有了土地,很多青年成了光棍。那一次,一同被冲走的,还有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有事没事都会被批斗一场,玩儿似的,人们因为对他的批斗而增添生活的乐趣和精神。

他的女儿也没哭,说,走了也好,到南阳吃麦去了。

离峡河最近的外省是河南,离峡河最近的邻镇是官坡。官坡有唱豫剧的传统,那些年,官坡的剧团年年翻山越岭来峡河唱大戏。官坡只是一个山区小乡,人口一两万,怎么就有了剧团,怎么生存?只有它们自己知道。

峡河地方穷,没有剧场,没有舞台,最开阔的地方就是学校。一唱戏,学校就放假,学生们最爱有剧团来唱戏,不但有戏听,还有自由,想怎么疯就怎么疯。当然,不仅学生们喜欢,大人们也喜欢,不仅是可以放下手里的锄头,如果季节合适,还可以把树上的樱桃、毛桃、枣带去卖掉。

剧团为什么要费力地来唱戏,我至今找不到答案,没有人为他们付钱,得到的仅仅是几顿家常饭。这事儿我问过大伯,他算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说,唱戏的人,喜欢唱戏。后来的生活和人生给了我一些答案,很多事,很多人,因为没有目的,而达到了很美很远的目的地,而我们后来的很多事物,因为太有目的,结果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2000年,我正式成为一个打工人,山南水北,四方飘蓬。我听到的最后一场戏是坠子《双教廉》。这也是峡河演出的最后一场戏。

那是清明节刚过,山上坟头上的清明挂还很新鲜。清明青半山,而这一年,季节的脚步急,峡河上下全绿了,山花开得愣头愣脑。没有戏台,为了出效果,家家户户拆了门板来,在地中央搭了一个台子,像一个堡垒。

《双孝廉》的故事有些曲折,要唱三天,要听懂,得从头一场一场看。家家户户把家伙什从地里扛了回来,似乎听戏是眼前唯一的大事。有人听哭了,有人听笑了,而无论人多人少,演员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唱别人,也唱自己,而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都要认真。峡河从戏台后的山脚流过,眼前的一切与它无关,又无限相关,它也是一出戏,上演了千年万年,演员们、观众们生了,死了,青了,黄了,彼此分离又纠缠。

冯老汉是峡河最好的二胡匠,本来剧团吹拉弹唱都不缺人,他硬要参加乐队帮忙,没办法,团长给他派了个帮闲的角色,他一拉起,反倒没主手什么事了。

东海岸年年添新水,

西老山层层起乌云。

人活百岁难行路,

鸟活百岁难入林。

……

踩着唱腔,我上了开往山外的三轮车。此去的目的地是喀什。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离开老家,这些年,村里一半的年轻人都上了矿山,他们星星一样洒落在秦岭、长白山、祁连山、贺兰山脉,或者大河之侧。

在叶尔羌河边某处一座山上,我和我的伙伴们,把巷道向山体推进了三千米,去寻找和采掘矿脉,有几处被数次打穿。这里没有信号,没有人烟,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隆隆的机器声与炮声。在这里,我们工作了半年,成了沉默矿石和山体的一部分。这是我十六年矿山生活长长链条的一节,微不足道。

峡河三年前划为长江水源保护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荣枯兴亡,几经改道,岁月与人烟云翻雨覆,有人说是八十里,有人说六十里,而三年前的测量,给出了准确的数据:三十五点四千米。

峡河七十里,七十里的地理与风烟,包含了多少秘密,我似乎熟悉,又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对于自己,更多的时候,也像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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