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一声枪响,子弹划出一条弧线,揭开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序幕。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它把积贫积弱的中国又一次卷入“风暴之眼”,同时,也把一个百年不遇的时代变局推向了古老的紫禁城。

这是1875年2月。英国为探索一条从缅甸经云南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向清朝总理衙门称,将有几名英国官员从缅甸入境,并由英使馆派一名翻译前去接应。翻译马嘉理与英国探路队汇合后不久,与当地边民发生冲突。马嘉理首先开枪击伤边民一人;随即,他本人和四名随从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第二天,冲突有所加剧。案发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奏报是“野人”劫财所致,而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则坚持是一起有意制造的反英事件,要求清廷速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

于是,在一个凉风扫榻、黄叶敲窗的秋日,郭嵩焘与历史不期而遇。

谢罪使

1876年9月初,养心殿东暖阁。

这儿原本是皇帝休息和每年行开笔仪式的地方,“辛酉政变”后,慈禧把持朝政,便成了她垂帘听政之所。所谓垂帘,不一定面前挂有帘子,慈禧用的是黄色屏幔。因为男女有别,只是象征性分割一下而已。

坐在宝座上的慈禧接过太监跪呈的青瓷茶杯,掀开杯盖抿了一口,瞟了瞟跪在幔外的一位汉臣,道:“起来回话儿,你是先帝的老人儿,礼就免了。”

此人就是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时年57岁。1847年考中进士,后幕罗文俊、曾国藩;1856年末离湘北上,赴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入朝为官后深得旧识陈孚恩赏识,推荐给天子,咸丰召见后,得以入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值班的机构,平素陪伴天子赋诗撰文,写字作画,间或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类似于皇帝的秘书班子,能入值者皆以为荣。

凝望水面一叶落荷,可以遥想它当年曾经承接的雨露。

郭嵩焘初入南书房时,大清内忧外患,国运衰危。咸丰皇帝并非尸餐素位的昏君,也想做中兴之主,只是国事如一团乱麻,他想织成一匹锦缎,却理不出头绪。发现一个一心想富国强兵又学问极好的臣子,自然心有戚戚。君臣对谈,如同铁屑遇到磁石,相互吸引。问计天下大事后,皇上微微蹙起眉头,叹了一口气:“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 郭嵩焘心念一动,他没有想到咸丰能如此放低身段,不耻下问,于是面色庄重,一字一顿回答:“皇上,天也,皇上之心即天心所见端。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即随皇上为转移。”咸丰双眸一亮,追问:“如何便能转移?”郭嵩焘大胆望向咸丰,目光中满是期待:“不过认真两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 当时,“躺平”已成大清官员的日常姿态,一味敷衍、怠于政事,致使朝纲不振。咸丰闻言,轻轻颔首,脸上绽出一缕不易察觉的笑意。这之后,皇上不时会找这位比自己年长13岁的饱学之士聊聊天,纵论古今、驰骋天下。谈得兴浓,会到朝阳爬上树梢,如时间张开翅膀,扯出一天绚丽的彩霞。

真正的倚重,不是置对方于权力阴影中的占有,而是由衷的欣赏。

慈禧因为郭嵩焘曾为天子近臣,所以称他是皇帝的老人。见他起身侍立于侧,便放下茶杯,慵懒地打了一个哈欠,语气关切地说:“我知道,让你出使英国赔礼不是什么美差,外头鸡一嘴、鸭一嘴的议论我也听到了不少。不过呢 —— ”慈禧扶着近侍太监伸过的手臂,起身走下宝座,面色愈显庄重,“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正需要臣子尽力。平素你公忠体国,这差事让别人去我还不放心,就有劳你为国家辛苦一趟吧。”

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郭嵩焘自知已无退路。

确实,他的内心有些纠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作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郭嵩焘不避风险,趋身抗英前线,目睹大英帝国的炮舰在中国内海横行无忌,“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浮生出入风尘里,数载惊皇矢石前。豪气如虹,横亘在硝烟弥漫的天地之间。同时,郭嵩焘明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没有实力作为支撑,“忠义”之气只能是一道无奈的休止符,谱不出任何华美的乐章。后入曾国藩幕僚,他积极接触洋务,有意识进出外国图书馆,登上西洋轮船,主动结识西人了解西方情况。目光如剑出鞘,开始穿越“华夷之辩”的历史迷雾,“衡之以理,审之以天下之大势”,从理事统一的高度观察中西关系,见解宏阔,高出同侪。他清楚,不请而至的西方列强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开着炮舰闯来的侵略者;也代表着比封建主义先进一个代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按下社会的暂停键,重新开始。不耻向对手学习,才是富国强兵之道。

此前,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被免职回乡,像是被暗弹击伤的飞鸟,扑棱着双翅,却没有了属于自己的蓝天。失落像洪水爆发,弥漫了他的心田;郁闷如山火蔓延,炙烤着他的意志。落魄的日子里,他是从唐诗中寻来扁舟,寄情于情感的山水;还是独守庐中,用半壶寂寞、一碟忧愁为自己疗伤?总之,巨鲸不会甘心搁浅沙滩。闲居八年,在朋友的帮助下,郭嵩焘出任福建按察使,比之巡抚虽然是降级使用,但如山鹰,终于有了一块落脚的巉岩。接到出使英伦的任命,他开始有点发蒙,知道这是一块没人愿接的烫手山芋,但很快释然:“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像一位行走于江湖的剑客,他准备为心中的信念一搏,“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制之宜,独区区一人。” 这并非顾盼自雄,他确是最早认识到邦交重要性的时代先驱者。在世界近代化进程加快,中国对外交往进入“条约” 时代以后,勇开风气之先,认为代表国家出使,与驰骋沙场的将军、运筹帷幄的枢臣同等重要。

只是,白云深处能否展现彩虹,并非取决于他的个人意愿。

郭嵩焘没想到,这次出使,在“国体、事要、商情、地势,四者无一能知”的士大夫阶层竟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反弹。各种骂名汹汹而至,翻滚成一股巨大的舆论漩涡,几乎把他吞噬。大清朝乃“天朝上国”,怎么能千里迢迢跑去向“蛮夷”谢罪?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是追求尘世的富贵,就是向往天国的福祉 —— 很少有人在利害得失面前超然忘我;连鸟都会本能地规避捕网,人的选择怎能不为功利牵制?

郭嵩焘纠结了。他的纠结并非没有道理,殷鉴不远!闭关锁国的清廷第一次遣使出海,竟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因为清政府自视天朝,不屑与“蛮夷之邦”交往,达官显贵没人愿意去。两位清朝官员奉旨随行,一路尽心事事,回来后不但没有任何奖励,反而被发配边地。

事情过去不到五年。歌词即便淡忘,悲催的旋律依然回响。

有同僚劝郭嵩焘“装睡”。在尔虞我诈的晚清官场,“装睡”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他不是没想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郭嵩焘年轻时就读于岳麓书院,经世济民、家国情怀,是湖湘文化的历史积淀,也是岳麓书院的精神传承。中华若亡,除非湘人尽死——这是湖湘文化传递给历史的回声,而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有如一面猎猎战旗,在时代的长空迎风招展。从这里走出的郭嵩焘,怎么会在国运衰微时“装睡”?

太后的召见,一锤定音。

慈禧听说郭嵩焘几次上书请辞,是真怕他托病不去。庙堂上下,有洋务经验又忠心事国者,非其莫属。他如推诿,国库空虚、兵饷两绌,因此事再起波澜,奈何?或许,没有这位权高位重的女人劝勉,郭氏最终也会负重前行。他的内心有一团火在燃烧:“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作为“谢罪使”,郭嵩焘期盼的是“谢罪”后的常驻。英伦三岛的风花雪月当然不能吸引他,他要洞悉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寻求一个落后之邦雄起的背后逻辑。因为他清楚,域外并非尽是夷狄,夷狄也不等同于禽兽。汉民族建立在“夷狄之辩”上的民族自尊早该被颠覆。英国有着走在世界前沿的工业文明,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认真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即便出使前途叵测,他也不会放弃这个为富国强民寻找火种的机会。

未来是一帧照片,唯独岁月可以使它显影。只是,在时光流逝之前,你无法知道它的构图;能够看清时,山川景物、化民成俗,一切都已成型。或许,这正是它的神奇之处,令人憧憬,又充满变数,引领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他们穿越时空的人生绝唱。

退出养心殿,郭嵩焘迎风而立。冻河初开,他是第一块逆流而上的冰排。没有人知道,会化做一泓碧水,还是将被命运击碎?

历史在此刻定格:紫禁城的阴影中,走出首位中国驻外使节。

晴空一鹤排云上

蔚蓝色的大海上,一艘邮轮破浪而行。

1876年10月16日晚,郭嵩焘从上海的港口启程出使。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感叹万千:“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那年,郭嵩焘年近花甲,脑后的长辫黑白相杂,像一条干枯的羊尾;脸上的皱纹如洪水漫过的坡地,已是沟渠纵横。作为朝廷二品大员,郭嵩焘如想苟且,本可以过得鲜衣美食;可是他“犯骂讥笑侮而不悔”。他知道,自己的理想如幽深的峡谷,从纵深跃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只能孤独求胜。

站在甲板上,郭嵩焘愿意让海风吹拂脸庞。如果是早晨,乳白色的晨雾会为大海罩上一件淡淡的轻纱;朝阳跃出时,海面微波粼粼,像撒了万点碎金。天空如果有云,那云更衬托出海的广袤;如果一碧如洗,便像有两个海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脚下,无穷尽向前伸展,在视野的极限处汇合。天连着水水连起天,形成神奇的天际线,可以看见,却永远无法抵达。有时航行几天,除偶尔会掠过几只海鸥,除了水就还是水,除了天还是天。

这时,郭嵩焘会吟出曹植的名句:“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豪气便如排云而上的白鹤。人生短暂,他期待活出一份属于自己的精彩。特别是参观了路经的埃及、希腊和罗马,脑洞大开,世界优秀文化形成一块硕大的背景板,矗立在身后。他审视着这个圆形的绿色星球,日月星辰,恒静无言;青山大海,代代绵延,好像一切都在日复一日地自我重复。他却从西方的科技发展中,从人心流俗的不断演化里,听到了历史踏响的足音,如响雷滚过,动人心魄。

登岛不久,郭嵩焘将盖有皇上玉玺的道歉信呈给了伊丽莎白女王。

他们的到来,在英国也掀起一股旋风。洋人对这个遥远的国度充满神秘感,女眷的小脚成为英国人的谈资,他们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以“三寸金莲”为美,把好端端的脚从小紧勒致残?使馆随员的两个家人上街购物,居然在路上被人以杖击头打落了帽子,或许肇事者是想看一看华人男子的及腰长辫如何梳扎。两位中国下人不敢计较,但路见不平的行人却将这名叫布里的铁匠扭送官府,英国法院以伤害罪判处了他两个月劳役。郭嵩焘得知布里击头只是酒后好奇,便致书总理请免予课罪。这一做法被认为极有风度与教养,赢得社会广泛尊重。此后,英国人在路上见到中国人,会欢呼鼓掌,以示欢迎。

郭嵩焘感受到了英国人民的友好。他没有想到,所谓的“蛮夷之国”,其繁华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自诩为“天子之都”的京城,商贾云集、人心向上,反而比大清国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他结交了许多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秉烛长谈、焚香兴亡,发现西方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超“天朝”;看到英国人使用的电话、电报、留声机,更是被强烈震撼,这不就是中国人在神话中才有的千里眼、顺风耳吗?他的心灵像一只放飞的鸟儿,自由地翱翔于思想的天空。从女王到首相,从总统到议员,他都往来无忤,应对裕如。他还全然无视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携夫人一同出席英国友人的家宴,一同接受英国女王的召见。甚至不反对夫人与男子同席进餐,还想让夫人出面举办茶会,招待驻英各国公使的女眷,以至于参观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欣赏歌剧、画廊和音乐会,更是生活的日常。他贪婪地汲取着现代文明的甘露,超越流俗,心胸如海,拥抱着整个世界。

郭嵩焘还结识了来英国留学的严复,如磁石吸铁,两人惺惺相惜,很快成为忘年交。一老一少,每次交谈都会引爆思想的火花。郭嵩焘为小友的见解所惊叹,小友被郭嵩焘的学识所折服。这位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将郭嵩焘与屈原并论,感叹郭嵩焘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人而负独醒之累。

独醒之累?何其悲哉!

大厦将倾,最痛苦的其实不是危楼中的房客,而是吹哨人。泪浇在心底,长出的不是鲜花,是荆棘。满朝文武,难觅知音者;一路坎坷,不遇同行人。即便开明如李鸿章,也只知道购铁船、购水雷、购枪,“要之皆末,无当于本计”。左宗棠认为洋务只干不说,因为一说就可能招致议论。他赴英国购买机器,招揽工匠,织布、织毛呢,干得热火朝天,可惜“何关今时之急务哉”?其他如张之洞等众多洋务派大咖,也都不懂得学习西方要有本末之分。更遑论那些抱残守缺、冥顽不化的达官显贵了。李鸿章想引入电报代替驿递,还屡议不决。朝廷守旧派给出的理由竟然是:电缆埋入地下,电流通过,会惊扰了祖宗。

近代中国面向世界经历过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思想。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是第一阶段。他让思想穿越时空,审视虹霓变幻,幽鸟相逐;双眸映出点点星辰,像星光融入璀璨的银河,那是他思想和探索的结晶。结合华夏疲敝、西洋繁盛的现实,郭嵩焘提出了中国教化湮灭、西洋政教修明之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当时,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无人能出其右。在深入考察了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及风俗以后,他更加确信,英国之强根本不在船坚炮利——这只是果,而在于其政体的勃勃生机——这才是因。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这种识见甚至可以思接后来辛亥革命的政治诉求与变革主张。如同一束烟花,绽放在黑暗如磐的封建专制语境中,光彩照人、惊世骇俗。

郭嵩焘还检点大势,把晚清的外交归结为几个字:“怕、诈、蛮、蠢。”靖逆将军奕山一战即溃,于广州城头高悬白旗,是为怕;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身败被俘,客死异乡,是为诈;僧格林沁夜郎自大,狂妄冲动,被英法联军大败,引燃了圆明园一把大火,是为蛮。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无视时代变局,一切凭陈规旧习而行,岂非蠢哉!

郭嵩焘之前,中国对西方的认识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竟以讹传讹地写道,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只要倒下去就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无需担忧。第二个时代是斌椿的时代,彼时西方则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东方。在斌椿眼里,西方的一切文明都可以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依据,不过是中华文明的余绪。每一个读过斌椿考察报告的人,在其中看到是另一个“清帝国”。

郭嵩焘旷达不羁,开启了检索世界的全新视角,并找到了中国开放的路径:变革制度、发展教育、兴办工商。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

独倚危楼,空余几许烦愁。恨神州夜长,金瓯残破,星月无辉,酒醉人休。酣声一片,侧卧木榻事事忧。汝独醒,血荐轩辕,浩气长留。今世来生,冰心一片,欲殉国家之难,奋不顾身,不惧谤咒。

郭嵩焘并非只是惊艳西方民主,亦能洞悉其弊端。英国上议院议长格兰非尔曾向他发牢骚,说我不同意动辄用兵,在这一点上与阁下观点一致。1857年因为鸦片贸易出兵中国,上议院和下议院就争得很激烈,会都开不下去了。当时主张不用兵者是多数,然而终于没有获胜。我在议院很久了,国家决定用兵而在议会被否决的事,实在没有几次。郭嵩焘听了并不惊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议会并无一锤定音的决策力,“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但两党之间有时“负气而不相下”,郭嵩焘又觉得很可笑。对英国宫廷的形式主义,郭嵩焘也有微词。接受英王接见,要“久立一厅候见,既见,而转至前北向,俟引见毕乃退,各国公使无敢先归者”。郭嵩焘由是感叹:“此邦一切礼仪从简,独此为虐政。中国朝贺,亦无如此久立者。”

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郭嵩焘也有自己的局限。因为实权皆为朝廷掌握,作为公使,仪式感更强。英政府也知道这一点,视郭嵩焘为礼仪花瓶,每每出入觥筹交错的上流社会,自是满眼温文尔雅。他在曾国藩大营最初接触洋务时,对洋人的彬彬有礼也印象颇深。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与西方交往,只要 “以理格之”“以礼通之”则可。这未免有点天真,有时候,有理无理只能是大炮说了算。不过,郭嵩焘并不偏执。比如,他洞悉到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野心,就一再疾呼:“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嘁,你们的心可真大,大祸将至,还能按时吃饭?只是,火灾将起,呼号者反被视为疯魔,他的警示醒言被直接“黑屏”,结果一语成谶,大错铸成。本欲了却君王事,岂料竟被秋风伤,独徘徊,遗恨长,满腹悲情付愁肠。

虹霓只是一道远方的风景,风和雨才是生活中的常态。

孤 灯

在晚清官场,郭嵩焘是暗室中的一盏孤灯。

才华丰沛、视野宏阔,他本来可以被历史聚焦,领衔出演一幕时代活剧,却因为清廉自守、出言无忌而被官场边缘化。就像一出大戏的拉幕人,只是在转场间留下几帧落寂的背影。如果走进郭嵩焘的世界,你会有一种徜徉湖畔的感觉,微风拂面,细雨靡靡,真诚像潺潺流淌的碧水,让你的心沉入就不想浮出,因为有太多的高贵等待你去打捞。

郭嵩焘与左宗棠的交往,始于相敬,终之背弃,亦可见其人品。

郭、左是老乡,求学时即交好,为避战乱,两家还同觅山间清幽之地,诛茅筑屋,做逍遥客。科举连续受挫的左宗棠对仕途或已心冷,想做名士而浪迹江湖,以至1852年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湖南巡抚张亮基邀他出山退敌时,推辞不就。郭嵩焘知道好友蓄志怀才,鸡鸣起舞,一再劝勉激励,左宗棠才为之心动,穿越炮火硝烟缒城而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仕途之路。

对左宗棠的举荐,郭嵩焘可谓不遗余力。在南书房时,左宗棠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帐下幕僚,一次咸丰问起左宗棠情况,郭嵩焘不吝赞词:“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他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咸丰听了露出欣慰之色。见皇上心情不错,郭又进言:“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山之理。”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嫉贤妒能更是官场积习。咸丰焉能不知?郭嵩焘这番言辞恳切的举荐,应该给咸丰皇帝留下了极正面的印象。

后来,左宗棠捅了一个娄子。狂傲不羁、恃才傲物的他,即使“叨陪末位”也要耍大牌儿。一次,零陵总兵樊燮拜访骆秉章,没有向这位师爷行礼,让左宗棠十分不爽,抬腿就是一脚,呵斥:“王八蛋,滚出去!”堂堂朝廷二品武官,竟然遭到一名举人幕僚打骂,忍了,还有何面目行走于江湖?在湖广总督官文的支持下,樊燮状告左宗棠“欺罔贪狠”,把持湖南政局。咸丰下旨严办,如果查实无误,就地“咔嚓”。后来左宗棠化险为夷,是因为皇上被奏折中的一句话打动:“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联想到郭嵩焘的那一席话,才决定法外施恩,并破格召见了他。见面一聊,印象不错,即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湖南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心存感激。发迹后,找到向咸丰皇帝上奏折的大理寺少卿潘祖荫,一见面便下跪谢恩。潘祖荫谦辞,左宗棠也不隐讳:“我不是跪你,我是跪你在折中所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潘祖荫笑称,此言是依郭嵩焘之意;上抵天廷,也是受了郭嵩焘之托。当时郭嵩焘被僧王参劾,已经边缘化,无力向皇上保荐,才找到同在南书房当过值的他施以援手,言之殷殷,情之切切,故不忍相拒。并告诉左宗棠,闻公遇祸,郭嵩焘忧心如焚,四处找人为之疏通。左宗棠一听,略显尴尬,强做笑颜道:“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左宗棠为什么“略显尴尬”?此时,他已经与郭嵩焘关系疏离。

左帅功在社稷。请缨西征、白发御敌,总督府三声炮响,大将军一马当先,身后是六万湖湘子弟和一口黑漆描金的棺材。车辚辚、马萧萧,一战而复新疆,为维护国家统一,功耀日月。但是他也有“短板”,恃才傲物、不知感恩。曾国藩是他的老乡,屡次助他;左宗棠后来居上,与曾国藩双峰并峙后,就顾盼自雄了,以贬损曾国藩为快。因为郭、曾交谊甚好,也连带挤兑起郭嵩焘。这位在沙场运筹帷幄的大帅,对官场厚黑也颇有心得,在关键时刻补了致命一刀。

事情是这样的:任广东巡抚时,郭嵩焘曾接到官场前辈、同是封疆大吏的骆秉章密函,请他在族人的一件官司上稍作通融——一邓姓生员在骆氏祖坟不远处葬骨坛三穴。骆家族人不干,指其“盗葬”,要抢他们家族风水。“盗葬” 的标准,广东地方的章程较朝廷礼部的规定更为宽松,因为太过严苛会浪费土地资源。郭嵩焘如按礼部规定顺水推舟,判赢骆家族人,有法可依,还买了骆秉章面子;但是他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站在了邓氏生员一边,既得罪了骆秉章,也和与骆秉章交好的总督瑞麟更加不睦。而后,又与朝廷派来调查督抚不和的左宗棠彻底翻车。左宗棠与郭嵩焘本是儿女亲家,受命前曾以此为由请求回避,以示无私;受命后却向朝廷连发四折,直言广东军务种种失误,皆因郭嵩焘不顾大局,“迹近负气”所致,甚至诬陷一向清廉自守的亲家有贪污嫌疑。

郭嵩焘得知左宗棠奉旨前来调处,还一度窃喜。不想亲家不讲“武德”,出手刁钻,刀刀致命,愕然之余,已无力辩白,如同遭遇绊马索,只能束手就擒。真是:恨与怨,无尽头,月移窗罅春寒重,对天泪双流。曾记否,为避祸,共做逍遥游?荐君心如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谁料想,多情却被无情恼,痛、痛、痛,夜风不喑知人苦,残星难解说人愁。

郭、左交恶,缘起进剿太平军余部。左宗棠嗔怪粤军配合不利,致使弁勇受损,军火被劫。他本来就对郭嵩焘出任封疆大吏不忿,自谓百战艰难乃获开府,郭竟安坐得之,有心以亲信取代。接连四折相逼,确是以怨报德。粤军纲纪松弛,广东总督瑞麟昏聩无能,好大喜功。受命节制闽、粤、赣三省军队的左宗棠心有怨忌亦属正常,不过他把责任归咎于郭嵩焘,是项庄舞剑,意在那颗巡抚大印。因为广东督抚失和,实权原本不在郭嵩焘手中。

1866年9月,左宗棠因功受封恪靖伯,赏戴双眼花瓴;左部将士个个升擢有加,额手称庆;郭嵩焘却一腔忧愤,将巡抚大印交付继任 —— 左宗棠举荐的亲信后,在一个细雨靡靡的早上,轻舟驽马、黯然返乡。

1881年左宗棠升任两江总督,赴任时经过湖南老家,或许是觉得有愧于老友,执意要去郭嵩焘府中探望。如果说樊燮事件他得以脱身,尚不知是郭嵩焘上下斡旋的结果;当潘祖荫揭示真相后依然对郭嵩焘落井下石,就令人唏嘘了。彼时,是左宗棠人生的高光时刻,郭嵩焘却因为守旧势力陷害,再一次从驻英公使的任上被免,人生已经翻盘无望,迥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又基本拜对方所赐,我不知道曾经的挚友相对而坐,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 揖是免不了的,只是不知道,左宗棠在郭嵩焘开门纳客时那深深的一揖,是忏悔里有自诩,还是礼仪中露真情?两江总督起身归返,身心俱疲的郭嵩焘站在已然斑驳的大门外,遥望逐渐远去的车仗,旌旗飞舞、甲士簇拥,不由百感交集。繁华与凋零,如花开花谢,要受到时序的制约,更要听从命运的摆布。回望当年与左宗棠把臂入林、白衣送酒的桩桩往事,恍如隔世。那时候,两人年方豆蔻,意气风发,“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如今都已年过花甲,两鬓飘霜,一个头顶光环,衔皇命以赴江海;一个身负骂名,被贬斥蛰居乡间,人生无常,莫过于此。郭氏未曾料到,就此一别,几年后两人再见,左宗棠已静卧于棺椁,自己则垂涕于灵前。虽然怨忧未解,他还是“伤感不能自已”,真情撰联以挽,高度评价了这位一再负他的乡党:

“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

“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生死五十年。”

郭嵩焘在官场屡不得志,曾国藩说他是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没有能力处理繁杂事物,不适合为官。事实果真如此吗?

郭嵩焘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只是著述之才。1844年进京参加会试,客居曾国藩宅邸时,在写给友人刘蓉的信中就表示,希望刘蓉和曾国藩卓然立之于世,自己愿意策马相随。入值南书房,咸丰曾直言以告,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太多,让他潜心读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后来派他到僧格林沁大营帮办军务,还特别强调:“汝与他是平行,不是随同效应,不要认错此意。”也认为,郭嵩焘可以统兵布阵。

其实,为官无外乎德、才、能。郭嵩焘的德、才自不必说。以能而论,识人为要。他说过一句颇为自诩的话:“文正、文襄一时无勋,发端亦由彼人。” 确实,曾国藩没有他的劝说不会组建湘军;左宗棠出将入相更与他息息相关。任职江苏、署理粤抚,政绩亦可圈可点。后出使英国、兼使法兰西,面对繁杂的外交事务也打点得井然有序,赢得驻在国朝野普遍尊重。他办事认真,严于律己,浊流自清,无争尘世千变;气节如松,忠义写尽幽香苑。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离职时,书吏告诉他:“从前收数不及匣费一千之数,今以收至十余倍之多。以匣费论,亦当得万余金,尽可照章支取。” 郭嵩焘淡然一笑,说收银多有偶然因素,如果继任 “援此为例”,也按“偶然之数”支取匣费,就会开了滥支匣费的恶劣先例。本可轻取万金,结果郭嵩焘只取一千。然后,一个转身,如一缕清风悄然离去。任职广东巡抚,是郭嵩焘仕途的高光时刻。他朝乾夕惕,宵旰忧劳,本欲一展胸中抱负,不料栽到挚友手里。同为封疆大吏的丁日昌对他的境遇有过一段评语:“而遽去位,吾粤之不幸,抑亦公之不幸也。诚令在粤能及十年之久,可以贻数十百年之安;即暂留四五年,亦数十年之利也。”

郭闻此言,几欲垂泪,说明他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也不轻薄。

郭嵩焘在仕途上一路落荒而去,是因为太不见容于暗锤频出的官场了。那年他奉旨出京帮办僧王,干好了,应该是一次出将入相的机会。郭嵩焘也确实尽心竭力,赴烟台等处查案时,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收礼,依律整肃了一批贪官污吏。本来功在社稷,僧格林沁却因为郭嵩焘在军务上与自己意见相左,遇事又不事逢迎,便罗织了N项“罪名”上折弹劾。郭嵩焘终于不敌,黯然返京时仰天一声长叹:“忍苦耐劳,尽成一梦。”不过,真正的辉煌,不是在肉体上致政敌于死地,而是在精神和人格上令对手折服。即便战败,对手也会持剑向他远去的背影致敬。左宗棠桀骜不驯,春风得意时专程赴郭宅示好,当然不是忌惮郭嵩焘的影响,而是被老友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面对太阳站立,有谁能为身后拖着的阴影骄傲?僧格林沁也令郭嵩焘丢官降级,把他送入了人生的黑暗处。可是晚年,这位蒙古王爷回望自己与郭嵩焘的共事始末,不由发自这样的感叹:“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当时之不能相察也。”

没有害人之意,也无防人之心,待人真诚,以为会投桃报李。可是,下雨的时候连影子也会缺席,何况功利市侩的晚清官场?

郭嵩焘回乡,闲居八载,岁月空掷。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八年的时光在蹉跎中度过,对于一个满腹经纶、胸怀大志的时代先行者,落寂可想而知。再次出山,郭嵩焘年近花甲,一头青丝已被白雪覆盖。

如果以花做比,左帅是一朵刺梅,傲霜怒雪,顶风绽放。开得豪横却也扎手,弄不好还会被其所伤;曾侯是一朵牡丹,幽香而尊贵,让周边的人高山仰止;他说郭嵩焘并非繁剧之才,或许是因为太了解官场的险恶和友人的性情了,满池泥污,怎容一股清流?而郭嵩焘则是一株高山上的雪莲,不与邪恶为伍,不与世俗合流,冰清玉洁,傲然独立。他不是没有理政统兵的能力,他的“莹澈无瑕”,使他不能见容于腐朽酸臭的官场;他的“芬芳悱恻”,也不适合于尔虞我诈的仕途。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或许应该成为一位诗人,折一支兰花、采几粒红豆,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亦或做一名学者,纸上写春秋,笔下走乾坤。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可是,他因为胸膛里跳着一颗报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偏偏误入仕途。于是,功业和繁华成了别人的风景;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伤害,有如背影,只要在仕途上行走就会拖在身后。

随着1876年的那艘邮轮驶向英伦,郭嵩焘的悲剧人生曲终幕落。

无妄之灾

世上最悲催的遭遇莫过于——你试图把对方引入天堂,对方却处心积虑要把你推进地狱。

郭嵩焘太纯净了,纯净是昂贵的奢饰品,在暗锤伤人的晚清官场根本没资格拥有。登上英伦三岛,他在为异域的繁华感叹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双诡异的眼睛盯上了。郭嵩焘原以为有恩于他,一个进士不第的举人,因为他的保荐得以进入仕途;而这位“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势”的副使,恰恰因为郭嵩焘最初提名他为参赞而非副使心生嫌隙,后来又因为国书上未列他的名字,记恨于心。世间最高明的伪装,是一只熊猫造型的钟表,内心布满机关,外表却憨态可掬。在与郭嵩焘虚与委蛇的同时,他的“小报告” 已经不断打向京城。如果没有李鸿章在朝中力挺,又是慈禧亲自动员他出使英伦,估计郭嵩焘的外交生涯不会超过一只夏虫的生命周期。

正、副使关系不睦,清廷权衡后,改派副使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

刘锡鸿官升一级,郭嵩焘心有不平。但凡以客观姿态看待世界的官员,皆为朝中守旧势力所不容。刘锡鸿与他们沆瀣一气,有着广泛的人脉基础,郭嵩焘能徒之奈何?在公开场合,他依然强作笑颜,风度是格局的袈裟,他不能让污水浇灭心中的灯火。然而一转身,依然无法抑制心酸的泪水。人事之悲,还有比捧出一腔赤诚却换来一瓢冰水更令人齿冷的吗?还有比皂白不分、正气不彰更令人无语的吗?听闻各种 “诬枉之词”,生性耿直的郭嵩焘夜不能寐、几次喷血,谁能体会,巨大的情感落差会带给一个人怎样的心灵撞击?

更多的险恶,还在前面的路上潜伏。

面具已经揭下,就不在乎真相的狰狞了。同为公使,刘锡鸿公开宣称:“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他。”如何不容?一日,应英方邀请参观炮台,风起、雨急,郭嵩焘披了一件英人递过的大衣御寒,这竟成了一条罪状,堂堂大国上使居然披洋人之衣御寒,真是有失天朝上国的风骨、颜面。巴西国王访问英国,郭嵩焘受邀参加巴西驻英使馆举办的招待茶会。巴西国王入场,郭嵩焘遵从外交礼仪,随各国使臣一起起立致意,竟也成了一条滔天大罪,“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音乐会招待各国使节,郭嵩焘数次取阅音乐单,也是“仿效洋人”,有失国体,罪不可赦。

没人能阻止恶的发生,就像没人能挽回泼出的水。而且,恶之花如同冰山,越是海面下的部分越峥嵘嶙峋。郭嵩焘知道,自己曾经倾注的真情,已渗进情感的不毛之地,鲜花不会在此盛开,美好不会因此萌生。

其实,刘锡鸿并非愚昧冥顽,他对“天朝”与泰西在制度上的优劣、实力上的强弱心知肚明,他不是蠢,是坏。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指鹿为马。郭嵩焘晚年曾痛斥这类虚伪的封建官僚,说他们对西方器物尽情享受,“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调取轮船”,可是“独不准百姓置造”。整天把“顺民情” 挂在嘴边,而对积极主张“师夷长技”的民情民意却置若罔闻,对“不达时务”的保守派议论则持之甚力。郭嵩焘感叹“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一眼洞悉,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正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见这些指控不能一击毙命,刘副使甩出新的“王炸”。因为郭嵩焘的举止不卑不亢,进退有度,合乎国际礼仪,不像他,餐间高声大语、吐痰咳嗽。英国人称赞郭嵩焘是“所见东方最具有教养者”,本来是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被刘氏一伙当成“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的佐证。更有甚者,造谣说郭嵩焘“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

巨轮之下皆是齑粉,不让自己被“风暴之眼”吞没才是王道。

可是郭嵩焘天性纯真,对封建官场上的自保之道全然无视。清廷曾要求驻外使节把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呈送总理衙门,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深谙自保之道者,皆在日记中大肆贬损外国,称颂大清,以示“政治正确”;郭嵩焘却把出使英国的见闻和思考,如实写成《使西纪程》,冒着“以夏变夷”的罪名,在对比了中、英近代史后,认为,君主立宪政体先进于封建专制制度。

书稿呈送总理衙门,竟连当时的开明之士都无法容忍,说郭氏的海外日记 “中洋毒,无可采者”,“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更遑论守旧势力的围剿了。这之前,刘锡鸿的举报还缺乏实证,现在好了,白纸黑字,郭嵩焘逃无可逃!

1879年8月,郭嵩焘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免职召回。

大雁没有展翅,不是因为缺少勇气,而是对岸的风景已经被雾霾淹没。没有憧憬的飞行,雾气也会打湿翅膀,何况风雨?出使英伦,郭嵩焘原期待是一场人生的盛宴;谁料想,曲终人散无处归,犹如离群雁。雁离群,情难堪,魂飞梦绕回乡间。知否?桑梓叶落处,已是骂声一片。

细雨靡靡,草长莺飞,本是江南烟雨客赏景好时节:小巷、牌楼、古城墙,绿水、石舫、红灯笼,故乡湘阴的青石板路多少次走进郭嵩焘的梦,那里才是他心灵栖息的港湾。郭嵩焘没有按照朝廷惯例赴京交差,直接称病返乡,以示心中不平。他想逃离命运,命运却与他狭路相逢,那是一条华容道。可惜,守关者不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而是急于致他于死地的顽固守旧势力。人生如一条峡谷,踏进入口时就开始寻找出口。为了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强盛,郭嵩焘擎起心灯、艰难求索,不奢望出口处有花团锦簇,终未料,竟是虎狼环伺。

汉奸!贰臣!卖国贼!郭嵩焘所到之处,一片喊打之声。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共情,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如冬日的炭火,可以温暖孤独与落魄。倘若变成情感的哗变,就会使真相和良知化作灰烬。忧国忧民的一介志士,居然成了过街老鼠。人声鼎沸,郭嵩焘却仿佛置身孤寂的旷野;群情激奋,郭嵩焘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一片丹心,可昭日月,可是日月蒙上云翳,丹心何以自证?冰封雪飘的时候,即便喷洒的是一腔热血,也会在瞬间冻成冰凌!失落如同触角,触摸着郭嵩焘已然破碎的心灵。其实,出使时他已经对结局有所预判,所以才几次上书请辞;可是当厄运真的如期而至,还是猝不及防。

悲伤只能自饮。过往的日子删繁就简,剩下的是寒星与冷月。

蛰伏在家,眼见祖国被列强一口口蚕食,一腔报国热血却无处抛洒,愤懑如决堤之水,呼啸而至。燕雀栖于枝头,心愿不过是地上的几粒碎米;鲲鹏卓立岩上,志向则是头顶的万里长空。郭嵩焘守不住寂寞,仍对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表政见,积极参与省内的洋务和兴学活动。然而,羁绊在途,他已无法展示拳脚;谤言如潮,他已不能卓然自立。因为郭嵩焘办的学堂设有天文、算学等学科,即被一些人指斥为“其计狡毒”,吵吵着要“清内奸以杜外患”。闻之,郭嵩焘悲从中来,仰天长叹:“呜呼,世风败坏至此,可谓痛哭!”

为官时短,闲居时长,这使郭嵩焘有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观察帝国大厦的危亡之兆。他对吏治腐败痛心疾首,认为好友曾国藩关于湖南致乱的原因“在贫人太多”,乃“俗儒之论”,指出吏治腐败才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晚年,郭嵩焘虽是赋闲之身,看到吏治不修,民生凋敝,世风郁塞,老百姓投诉无门,且越演越烈,仍深为忧虑。他曾记述一事:湖南永州太守与一巡检勾通,诈人钱财后杀人灭口。事发,湖南省按察使不仅不打算惩治罪犯,反而意欲坐其母诬告,并公开说:“宁使万人含怨,不可使官受过。” 如此忤逆天道,大清焉能不亡?郭嵩焘郁结于胸,又无法与人言,只能在日记中怆然叹息:“今天时人事,吏治民情,流极败坏,凑拍一时,衰败之征具矣,念之益自危惧也。”

他以思想家的敏感、政治家的眼光,预感到清王朝“大限”将至。

生命的最后十年,郭嵩焘的境遇凄凉而悲惨:老树、枯藤、昏鸦,冷风、暗月、瘦马,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说成是“通洋卖国”。他悲叹:“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是啊,人海茫茫,全是陌路;声浪滚滚,皆为寒风。记忆已成碎片,上面刻满心痛,郭嵩焘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的洋务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

他是心有不甘,要把世人认为的“罪言”立此存照,留待历史鉴别。

“罪言”二字,锥心刺骨、撕心裂肺,一笔一滴血,一字一行泪,饱含着郭嵩焘的多少愤懑与无奈?

信手拈来几例他的“罪言”——

出使英国,后兼使法兰西,郭嵩焘参观工厂,加入会堂,或听讲演,或观实操,感受最深的是弥漫在社会中的求真务实之风:“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国家设立科条,尤务禁欲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认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一再感叹:“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

郭嵩焘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西方崛起,除了制度、观念,“惟人才胜而诸事具举”。感叹:“此邦陶成人才,无微不至,国势方兴未艾也。”人之聪明本来“不甚相远”,但反观大清,由于当政者昏聩专断,人的聪明才智被顽固保守势力所窒息,只能“委顺以从中枢之意”,结果导致“人才寡乏”。

郭嵩焘甚至质疑“圣人之治”,认为靠君主个人道德维系的盛世不能持久。可以持久的是“公之众庶” 的政治,这才是西洋繁荣的源头。预判,即便尧舜生于今日,也会汲取西洋之法以自强。

——如此褒奖西方,轻慢故国,不是“汉奸”是什么?

窗外,半弯残月;屋内,一盏枯灯。

那是三湘大地又一个秋日。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气飘入室内。郭嵩焘贪婪地吸吮着,深感活着真好!他为理想向死而生,对人生却无比眷恋。自知灯油将尽,躺在病榻上把人生最后一次复盘。曾经的梦碎了一地,捡起、拼接,成了布满裂痕的镜片,折射出的影像早已不复当年。淡去的是幽幽岁月,留下的是无尽叹息。人生就是一场戏,大幕落下时才发现,最忠实的观众竟然只有自己。日子像是倒在掌心的水,无论摊开还是握紧,都从指缝中悄无声息地流走了。即便有片刻烟花绽放,也遮掩不住整个生命底色的惨淡无光。

据实而论,在晚清官场中,郭嵩焘学识渊博,眼界宏阔,没有之一。他不仅与先秦诸子可以对坐长谈,煎梅上雪,听秋雁长歌;吞饮湖海,邀千帆竞过。还可以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西方先哲为同调,在异域的文化海洋里弄潮泛舟,听涛声涌向天际,看旭日跃出海面;对培根,他尤其推崇,认为“英国讲实学者,肇自培根”。与马克思所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竟然不谋而合。他孜孜不倦地丈量着中西文化的思想疆域,努力探究富国强民的真理,站在时代峰巅,呼唤人类文明光照大千。他是柳条上的第一抹新绿,当料峭的北风还打着呼哨时,已经悄然绽放在时代的枝头。可惜,一场历史的“倒春寒”,让他凋敝飘零。但即便如残叶落下,他也要随风起舞,展现生命的最后一瞥惊鸿。

郭嵩焘长长吐出一口气,似乎要把胸中的郁闷宣泄。没人懂的时候,他像昙花一样,在静夜里傲然绽放。他相信,暗香浮动,穿越时空,总有一天,世人会被花香牵引,停下脚步,回过头向自己注目。他吃力地撑住床沿,青筋裸露、瘦骨嶙峋,如同一棵虬曲盘结的枯树;灯光下,银发如霜、白髯似雪,像是枝头将落未落的败叶,在岁月中摇曳、颤抖,使人生的垂暮纤毫毕现。家人搀扶着他起身,艰难地移步案前,颤巍巍饱蘸浓墨,在米黄色的宣纸上留下两行绝命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写罢,掷笔于案。不日,气绝而亡,时年73岁。

英雄迟暮,壮士魂归。是牵挂身后有未了之事,还是喟叹一生命运坎坷?郭嵩焘眼角沁出的两滴泪,闭眼时都不曾滴落。

人生有落幕,历史没有终结。郭嵩焘的生命停摆后,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封他一个谥号。谥号是清廷对已故官员的认可与褒奖,凡生前有所建树的文臣武将皆有封号追谥。以郭嵩焘的资历、官位和贡献,死后追加一个谥号本是妥妥的事。可是李鸿章的奏请却未被慈禧恩准,后来郭嵩焘还险被守旧势力开棺鞭尸。谁说梅花没有泪,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蕊。隔着烟波浩渺的世纪风云,我分明看见,郭嵩焘眼角沁出的那两滴泪,混浊、凄凉、无奈,令人心碎;他一生的追求、荣辱、坎坷、忧伤和凛然不屈,都已经融进了这两滴热泪中。

杜卫东:与历史不期而遇

杜卫东,著有《杜卫东自选集》4卷,长篇小说《吐火女神》《江河水》《山河无恙》,散文集《岁月深处》,编剧作品《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江河水》《新来的钟点工》。曾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散文奖、全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等。曾任《人民文学》副社长、《小说选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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