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都该去了。

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温江,甚至还去参加过以先生名字命名的“王光祈文艺奖”颁奖活动和“光祈音乐节”,但一直没有去探访过先生的足迹,感受过先生留在其生养之所,那从时间砖瓦中钻出的柳丝般的余温。此次去温江,是应邀参加一个文学研讨。活动只一天,当天下午或晚上即可离场,我选择留下。

温江的空气,晴也罢阴也罢,怎么吸,都有先生激昂、热血的演讲,辽阔、深透的音乐。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一百多年过去,先生留在桑梓地的遗迹还能寻否?今可安好?

出生地

一觉醒来,拉开房间窗帘,看见道路已湿,行人撑了伞,方知下起了小雨。天色也迥异于头天,太阳不见了,蜀地水雾把视线氤氲得阴沉沉的。这样的天色,倒也应和了先生短短一生的孤绝、跌宕的运程,和永远不散场的袅袅余音。

李永康既是作家,又是王光祈研究的本土专家。他说,至今没有一本《王光祈传》问世,令人不解。他有意写一本,资料收集了二三十万字,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动笔,因为出版社告诉他,对大多数读者而言,王光祈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出版后将面临亏损风险。对此,他很是无语,又无可奈何。

车行半道,张仕伟上了车。他是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业务干部,一位穿白衫的高挑小伙子。沿来凤路过桥,上金河西路,车泊路边,到了。我一脸懵懂:就是这里?车上二人说,是啊。

但凡对先生有所了解的人,皆知先生出生地在“鱼凫镇小河村”,可眼前哪有镇,哪来村?唯一可以指认的,是一条并不小的河,清澈,响亮。永康介绍说,这条河名杨柳河,温江除了杨柳河,还有金马河、江安河和清水河,它们皆属岷江流域,都是两千多年前,秦蜀郡太守李冰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组成部分。温江,姓温名江,河流遍境,名副其实。

温江区面积二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绝大部分为乡村,一望而知,此地绝对是城区中的主城区。永康说,这个区域,以前叫鱼凫镇,是以古蜀时期第三代蜀王命的名,后来更名为柳城镇,现为柳城街道办。王光祈的故里,早先地处县城西门外,在城区扩城和开发建设中,其小河村地名已不存,再后来的天府乡永宁村地名亦不存,今属柳城街道办德通桥社区。

小张抚着一块红色花岗石说,这就是地标。地标很明显,我还在马路中间就被它吸引。小区大门进出车道之间的门卫室前绿化地带上,立有一方高约二米、宽近一米的花岗石碑。石碑上端镶嵌有黑底金色的太阳神鸟徽标和“成都文化地标”字样。中部大面积镶嵌有一张银灰色不锈钢板,上刻大字“王光祈故居遗址”,下刻简介:“位于今柏林小镇小区内。1892年10月5日(农历中秋节),‘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创始人、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和中西比较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先生出生于此地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王再咸,能诗善文,为清咸丰举人;父亲王展松,为秀才;母亲罗氏,也知文能诗,是一位具有文化素养的妇女。王光祈自幼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立志‘运筹帷幄,还我河山’,于此地开始了他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简介落款单位为成都市温江区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地标采用了内部镀锌矩管、外部花岗石干挂、不锈钢面板丝印文图制作技术。

因为职业习惯,我一眼就看见简介有一处错误,将“泊林”写成了“柏林”。有意思,一个字的错,也错在了原住房主寄身的异国城邦方向。

小张告诉我,泊林小镇竣工于2007年,有业主近九百户。网上说,王光祈故居的具体位置在小区内二十五号楼,是没有依据的。勘测时间的改变,跟改变时间一样难。

先生家族入川一世祖王宏信,在“湖广填川”狂飙中于清朝乾隆年间,从祖地湖南落担四川温江,以经营铸锅铸罐为业。祖父王再咸,字泽山,中举后两次进京会试未第,滞留京城教馆执教八旗弟子二十多载,当过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的授业先生,著有《泽山诗钞》《燕台集》《南游小草》《泽山乐府》等诗文集,五十二岁卒于北京。父亲王展松,字茂生,曾供职清政府内阁,后辞职返乡经营锅厂,在先生出生前两个月,不幸客死旅次隆昌。先生系王家独生子。那个时候,出县城西门,找王家老屋,只需问锅厂在哪里就行了。随着父亲的猝亡,王家经济如临秋草木逐渐萧条。

在地标名称和简介之间,镶嵌着一帧百年前的黑白老照片。画面显示,先生的“出生地”有一座农家大院,大院前边有一个颇见规模的荷塘,整个画面处于林盘半抱状态,川西坝子昔日乡村风情尽在画中。

放眼环顾,平地起高楼,哪里去寻找田园乡村,哪里去踏勘先生祖居的风物和地理形制?发展与承继,建设与保护,为什么总不能同拍共情,为什么博弈中退场的总是后者?感叹之余,只能在心里聊以自慰:不管怎样,不虚此行。毕竟,支撑过先生的大地的骶骨还在,照耀过先生的头顶的天空还在。

微闭双眸,让身体尽情萃取先生的大地,吸纳先生的天空,慢慢地,闹市退潮,万籁俱寂,我与先生隔着一百多年宽的大河,有了轻如柳丝的感应。

杨柳河西岸,秋雨绵绵。根据地标,我记住了通往先生故居的大门,一个没有门牌号的地方,金河西路“棠湖·泊林小镇”北门。而网上搜到的“棠湖·泊林小镇”的地址,是德通桥路28号,小区南门。

纪念馆

辞别先生出生地,驱车到了柳城街道临江路南段13号,温江公园,王光祈纪念馆所在地。

泊车,朝公园里走,一路上遇到了柳树、银杏、香樟、楠木和桥廊水榭,然后是光祈音乐广场。广场占地八千多平方米,以舞台为基点,向前呈扇形布局,整体为下沉式阶梯状设计,中心有音乐喷泉。舞台上,两组十四根长短不一青铜铸成的七音柱,与广场南面临水平台上的中国古乐五音(宫商角徵羽)柱,遥相呼应,体现了先生将中西方音乐文化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愿景与成果。

半绕广场,到了王光祈纪念馆。

去的时候,一位身穿浅蓝衬衣的光头老人,正在幽静、精美的亭内,绕着大石小跑转圈。一望便知,他这是使了既躲雨又不误健身的法子。见我对着亭子拍照,他急忙闪到石头后边避之。

纪念馆坐北向南,一楼一底,飞檐翘角,红墙青瓦,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建筑。一楼面阔八柱有回廊,二楼面阔六柱,总建筑面积四百七十多平方米。门上匾额馆名为书法家何应辉题书。馆门两侧各佩有三面金光闪闪的钛合金标牌,内容为省区市相关部门授予该馆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门前小广场上,立有一尊取站姿、着西式装束的青铜像,先生系领带,敞着短披风,左手握书,右手半插裤兜,凝视前方。铜像为雕塑家叶毓山教授作品,像高四米五。我在洛带古镇白德松教授画展上见过叶教授,一晃,他过世好几年了。

纪念馆开着门,却不对外开放,那天是9月18日,星期六。十多个男女工人在布展结束后查漏补缺。另有五六人,冒着细雨,站在脚手架上擦拭先生铜像。

进馆门时,可看见道路左侧草坪上立有一通石碑,显示纪念馆属于温江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经永康引荐,我认识了兼职主持纪念馆业务工作的刘茂群,她是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南开大学毕业,文博馆员职称。她告诉我,纪念馆1988年11月开建,1989年10月竣工开馆,当时属公园管理所管理。2001年底移交区文管所管理后,在展藏品丰富和呈现方面进行了上档升级,2006年公布为文保单位。她接手纪念馆工作已达二十个年头。她指着工人正在忙碌的现场说,目前进行的是再一次的上档升级,此前一楼为王光祈先生事迹陈列室,二楼为书画展览厅,现已将一二楼全部用作王光祈先生生平事迹成就展,计划一周后重新开馆,以崭新的馆貌向建党百年献礼。谈到纪念馆的日常管理,她介绍道,上午九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五点开放,每周一闭馆检修。平时在这里的守馆人有两位,此外,区文管所还另安排有两位业务干部不定期进行现场巡查、指导和管理。

她介绍我认识了她说的两位守馆人。一位肖燕,1982年生,已守馆十九年。另一位潘景煊,1989年生,四川大学文博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已守馆五年。三位守馆人均为女性,她们坦言,自己是王光祈先生的铁杆粉丝,并从各自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先生一生挥笔呐喊、追寻救国救民之路的理解与感佩。

那天,我成了纪念馆唯一的入馆参观者。

纪念馆内部为现代风格设计,地砖和墙体立面、顶面的主体色为灰色,展板引入褐色、黑色等色块突出观感效果。馆舍由一楼“峥嵘岁月,故乡生活(1892—1913)”、“少年中国,革命先驱(1914—1920)”和二楼“蜚声寰宇,音乐名家(1921—1936)”、“名垂后世,人民纪念(1936—)”共四个板块构成,声光电导引,展陈内容为与先生生平事迹有关的遗存与介绍,包括书信、书籍、报刊、图片、音像等。

步入馆门,门厅正壁赫然入目。中间,古代青铜饰件上,反射出“昆仑巨声”四个光影大字,像闪电的手书;左边,“前言”铿锵指出:“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是五四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齐名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民主革命先驱;他是一位思想上的探路者,一定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上的同道者;他发起了轰动全国、名震一时的‘工读互助团’;他是中国近代音乐学学科的奠基人。他就是温江的巨擘,王光祈。”右边,黑底白字,曰:“党的初创时期为成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党组织创立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先驱,他们是吴玉章、吴虞、王光祈、王右木、刘愿庵等。”

门厅正壁上的“昆仑”二字,当取于此:“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粲然涌现于吾人之前。”(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1924年12月)

我看得认真,听得认真,连馆外的淅淅雨水都不曾留意了。

馆内图文显示,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1907年,在时任四川总督赵尔巽帮助下,十五岁进入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就读。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成都石室中学前身)丙班,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蒙文通等成为同学。1914年,负笈京师,先入清史馆任书记员,同年考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7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18年初夏,提出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的设想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1919年5月4日,参加北京火烧赵家楼爱国游行活动,当晚疾书通讯稿,专电发《川报》,为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展吹响了第一声进军号角。1919年7月1日,在他的主持下,筹备了一年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学会吸纳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1919年底,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十七人的支持下,他组织筹建了“工读互助团”。1920年4月1日,王光祈赴德国留学。旅费由魏时珍慨然资助,先入法兰克福大学读政治经济学。1922年起,王光祈迁居柏林,改攻音乐学。

上海登船去国的头一天,陈独秀、汪孟邹等为王光祈饯行。

“工读互助团”的社会探索与实验,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由陈独秀之子延年、乔年兄弟,做出了生动的演绎。

纪念馆多有珍稀遗存,我边走边看,流连忘返。最吸引我的,现今的,数五卷本《王光祈文集》(巴蜀书社2009年),其中《音乐卷》三卷,《时政文化卷》《近代中国外交史料卷》各一卷。早年的,数展柜中那几册《少年中国》期刊,时间的黄色与残破,让我看见了先生的完整、坚定与“过得旧”。要知道,《少年中国》与《新青年》《新潮》,是五四时期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三大名刊。

1936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温江各界在县城北街举行王光祈追悼会,并将他入祀乡贤祠。乡贤祠位于温泉路八十七号原温泉公园内,早已不存,王光祈纪念馆即建于乡贤祠遗址东侧不到两公里的地方。通过纪念馆那些遗物立体的光影,我睹见了一众乡贤中的杰出代表,一处生动、葳蕤、重要的地标。时间不散,气息犹存。我甚至亲历了当年乡人恭迎先生魂归故里、名立乡土的那场盛大仪式与盛大感动。

站在纪念馆前,从左到右,可看见三棵高大的古树,金合欢、盆架树和天目铁木。退至更远的高处看,比如河对岸高耸入云的费尔顿大酒店,可看见从四面八方层层叠叠飘向纪念馆的,是不尽的细雨中的柳丝,柳丝中的细雨。

墓碑

1927年4月,王光祈正式进入柏林大学深造音乐。1932年11月,受聘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执教中国文艺。1934年6月,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12日,因患脑溢血症,客死波恩,年仅四十四岁。

祖父北京,父亲隆昌,自己德国波恩,王氏一门三代均客死异乡。先生无后,此种情状,不复再续。

先生逝世后,当年1月18日,波恩大学举行追悼会,该校东方学院院长卡勒博士、音乐学院院长希德玛博士,对先生高度评价。3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召开追悼会,宗白华、徐悲鸿、田汉等三十余人前往吊唁。蔡元培在《王光祈先生追悼会致词》中对先生的一生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论定。4月19日,成都追悼会在文庙西街成公中学(先生母校旧址)举行,李劼人、刘大杰、周太玄、魏时珍等参加。7月,先生全部遗物由同济大学留学生江鸿从波恩寄回上海,存放于德奥瑞同学会。8月15日,遗体在波恩火化。

我指着展板问刘茂群副所长,韩立文、毕兴编《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载,王光祈先生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取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纪念馆怎么说是哲学博士?她说,当时音乐学属于哲学范畴,所以,哲学(音乐学)博士学位,才是准确的表述。

那天,刘副所长身上的长袖绸质衬衫,脚上的白皮鞋,均有雨水浸渍的痕迹。她中等身材,齐耳短发,清晰的吐字中是成都平原女性那种好听的轻柔的声音。见我停在二楼一面蓝色展壁上的两帧泛黄照片前凝神,问我,你去过菱窠和川音吧?我点了点头。

两帧照片中,菱窠那帧是彩照,画面为红柱青瓦的大门和淡褐色的围墙;四川音乐学院那帧是黑白照,画面为若干棵高大树木环抱的王光祈碑亭。

菱窠照片下配文:“1936年10月,王光祈骨灰运回国内,经上海辗转运到成都,存放‘菱窠’李劼人家。1941年,由李劼人、周太玄、魏嗣銮等同窗故友,将其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附近,并由著名生物学家周太玄亲笔题写墓碑‘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配文言骨灰存放菱窠,似有商榷之处。李劼人起意迁出城内,在东郊购地建菱窠,当在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炸成都城之时,建成应为次年。但从沈怡受李劼人请托将骨灰从上海带至成都和墓碑制作完成的时间看,骨灰抵蓉时菱窠尚未面世。故,正确逻辑是,骨灰先存放李劼人城内家中,后随家迁入菱窠。

川音照片下配文:“位于四川音乐学院内的王光祈碑亭,横匾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亲笔题写。”

照片上的场景,的确勾起了我对过去岁月的点滴回忆。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大巴山移居成都平原东部龙泉驿。那时,从龙泉驿开车进成都城区,主路只有老成渝公路一条,而沙河堡是必经之地。因为这个地缘,去沙河堡路边不远处风景优美的菱窠,参观和喝茶的次数,多得都记不清了。

为躲日军飞机轰炸成都城,李劼人在位于成都东郊上沙河堡一口水面约十亩的菱角堰旁,买地二亩六,修了三间草堂,命名菱窠。后几经扩充、修葺,形成了今占地近五亩、建筑面积二千余平方米的独立庭院。

自沙河堡南向岔出老成渝路,从前往四川师范大学北大门的道路右转,穿过一条能容一辆轿车通过的窄巷,可看见尽头的菱窠院门。尽头左拐靠墙泊车,步行进得门牌为“菱窠西路70号”的院子,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敞坝,和一幢一楼一底的主楼。主楼前石座上,有一尊雕塑家刘开渠为屋主塑的汉白玉半身像。此外,庭院里还有厢房、亭阁轩、水景、珍贵树木等设施与景物。1989年,在“蓉城新景”评选活动中,菱窠被评为“蓉城八景”之一。

见刘副所长忙着给几位工人交代工作,永康向我介绍道,用作王光祈墓碑的那方青石,据说是李劼人专门从乐山购回的。李劼人他们之所以将王光祈的骨灰葬在菱窠附近狮子山下,是因为他们恰同学少年时,曾在沙河边柳林中盟誓,相约死后同葬一地。所谓生不同河,死亦同山。

虽然无数次去过菱窠,若非此次走进王光祈纪念馆,还真不知那个地方能与先生扯上联系。如果知道,我肯定会在菱窠的空间里尽情想象,一位故人会将另一位故人的骨灰存放在哪处位置呢?面对骨灰,他想的是什么呢?

现在,整个沙河堡,都是城市建筑、道路和绿化景观,哪里还有一捧骨灰?哪里还有墓地与先生的墓?

总部设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成都、巴黎建有分会,会员遍布全国多数省市,以及德、美、英、日和南洋等地。会员虽只一百二十多人,却大多为那个时代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青年精英。学会虽存续仅六七年,亦被称为现代中国政党的孵化器。组织机构分化后,会员另起炉灶,各奔前程。王光祈在政党与学界,自有他独特的地位与影响力,被高层人物惦念和关注,不足为奇。

先生与四川音乐学院有联系,我倒是知道的。

90年代中期,我在四川航天系统一家公司任经理,因接有川音的一项工程,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经常往九眼桥附近位于新生路六号的川音跑。这样,就见到了上述图片上的“王光祈碑亭”。此处说的川音,是其老校区,偌大的新校区位于周太玄故里、成都北郊新都城。

碑亭建在川音校内西侧一处幽静的竹园里。亭内中心位置矗立着周太玄手书墓名的墓碑。碑的四周是成都市花芙蓉花构成的花环,碑额上的圆圈里刻有一个五线谱图案。碑亭楹联:“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由四川革命家、教育家张秀熟撰,书法家李半黎书。按说,一个亭子装一座墓碑,体量自有冗余,但我却感到了亭子的促狭和紧张。墓碑从六个方向溢出的氛围,笼罩了我,让我移不得步,更移不得思绪,成了又一个亭子。

李劼人在1950年写的《“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中说:“他从一九一三年便孑然一身,什么亲人也没有,现在只剩下一堆骨灰掉在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先生私有的坟地上,被洼地灌溉的水渠、被前航委会剩下的一堆烂草房,糟蹋得无法整顿,就特别提出它来说一说,大概也无妨的罢?”1970年,7436厂修建子弟学校时,沙河堡王光祈墓被挖掘,仅存一座墓碑,后收藏于菱窠。1983年10月,墓碑迁至川音。

先生在异国他乡,不仅完成社会评论、翻译著述等数百件,还撰有包括《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音学》《西洋音乐史纲要》《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乐制发微》《中西音乐之异同》《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音乐史》等在内的音乐著作二十余部,音乐论文五十余篇。

先生家境衰败后,一直半工半读,凭一己之力写稿挣稿费,是他一生的主要经济来源。他曾说自己“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英年早逝,与他的独立、自尊和过度辛劳,不无关系。去国十六载,除了等身的著述,对他的情感生活,我们几近一无所知。不仅如此,先生死后,连骨灰也不知在何处零落成泥,以致让活着的人无望掬捧成茔。

李劼人,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著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作品,有“中国的左拉”之称。周太玄,不仅为生物学家,还是现代新诗先驱性诗人,1919年的《少年中国》发表了他的新诗《过印度洋》,署名周无。魏时珍,名嗣銮,与先生结伴留学德国,系最早向国内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哲学、文学等学科。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先生的四川乡党、同学,更是少年中国理想国里一辈子的兄弟。他们的共同点很多,其中一个,是对文学的热爱。研究王光祈,其三位挚友乃绕不开的捷径,譬如1936年先生过世后三人撰写的挽文,李劼人《诗人之孙》,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魏时珍《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此外,亦有多位旧友撰文回忆,譬如傅斯年的《追忆王光祈先生》。

王光祈、李劼人,这两位生前挚友,怎么也想不到,其过世后的文物身份,也紧紧相依。1991年4月16日公布的四川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共一百三十一处,编号为125、126的,分别是形成于1938年的“王光祈墓碑”和沙河堡的“李劼人旧居”。由此也得知,“王光祈墓碑”是墓主下葬前三年刻妥备下的。

再有几天就是中秋节,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眼看到了。重新布列、提档升级后的纪念馆要开馆,第七次王光祈学术研讨会和第二十届光祈音乐节要举办,三位守馆人与工人有多忙,可想而知。我对自己的不请自来,贸然打扰,深感不安。

本文开笔时间,正是中秋节,写时不觉,落笔猛然醒悟。

紧赶慢赶,终于在十二点下班前,读完了装满一个人只有四十四年寿龄,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纪念馆。

旧居

温江城里因历史上植柳成俗,故有柳城之称。地处江安河畔、占地三百亩的温江公园,亦有柳城公园、人民公园之谓,系城市中心公园。

作别三位守馆人,出纪念馆,出温江公园,与李永康、张仕伟驱车向先生的另一处旧居驶去。到了城区繁华地带的文庙附近,人拥车挤,永康让我将车泊在文庙广场旁停车位上,他所在单位区文化馆就设在文庙内,有这个便利。

细雨还未歇,微风尚在飘。我们索性收了伞,披着凉爽雨丝,步行到文庙临街照壁。横穿东大街,进入一条宽约三米的小巷。从小巷入口处右侧墙上一块铭牌的文图介绍得知,小巷一名社学巷,又名光祈巷,地处柳城街道东街社区。

入巷约五十余米,到了门牌为“社学巷5号”的一处院落外。抬眼望去,小巷往里,为断头路。身边院落有左右两扇门,两门之间老旧墙上,佩有一块“王光祈旧居”灰白色地标牌。标牌上端为“成都市历史建筑”七个金色大字,编号0160,文字介绍为:“建于清代晚期,原为粮仓,后为私塾。著名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王光祈曾在此住宿读书生活。川西传统建筑风格。”下端落款为“成都市人民政府2016年1月立”。地标铭牌采用汉白玉石材雕刻、文字填色工艺制作。

院门紧闭。小张说,应该没人,他们平时来这里查巡,常有这种情况,一把大锁,吃闭门羹。我暗叹运气不好。永康说,今天没上锁,他试下。遂推开了右手边的院门,门的吱嘎声,让我转忧为喜。小张说,院里有狗,小心。

跨入院门,我第一感觉是,一座“废园”。

迎面左边和对面两排老房子,右边一幢多层新式砖混建筑,加上院门方向的围墙,将一块小丘似的荒野围合成院坝。整个院坝,除连着院门的一条硬化行道外,全成了茂盛野草的乐园。一些野草,顽皮得甚至爬上了墙头和屋顶,大有上房揭瓦之势。沿着前行然后左拐的行道,可穿过一道约四五米长、恍若时间隧洞的过廊,进入另一个院落。显然,先见的院坝似为花园,而这左邻的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才是私塾的住宿房与读书房。站在过廊入口,可看见左侧和对面各为一排写满岁月沧桑的旧式厢房,其建筑为穿斗式梁架,悬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前墙青石作基,立柱支撑,木板墙裙,花格大窗。两排厢房围合的,是一个看不完整的天井。

我们站着,看了这边厢的院坝,又看那边厢的院落,感受着先生的琅琅书声,先生的先生悠悠教书的美好气场,花就开了来,鸟就飞了来。

很想进去一探究竟,但蹲在天井对面厢房门前的一条黑白分明的大花狗,尤其只见厢房门大开却不见房主露面的尴尬态势,让我们退了出来,回到院门外的小巷里。房里人不显形,我们偏要进入,又无执法手续,就是擅闯民宅了。

在纪念馆时,刘副所长告诉过我,先生在温江的遗址,只有两处立有地标:杨柳河畔出生地和社学巷读书旧居。在社学巷读书之前,先生还在三官庙侧私塾上过学,其遗址应该在西大街庆丰小学内。再一处故居,在原麻市街。这两处老宅早已不存,但区政府已有打算,计划在其遗址上设立文化地标。抗战胜利后,私塾停办,社学巷旧居改建为酱园房,现作为公房分给居民居住,产权由区住建局管理。区政府已有计划,将这处旧居进行保护利用性维修,原貌恢复,对公众开放,具体实施时间,与所处片区旧城改造同步,纳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

细雨蒙蒙的一天中,根据永康、小张等本土相关人士互补式的介绍,我对先生出生之地温江的情况,以及一些情感方面的事,有了更翔实的了解。

先生一出生就由知书识礼、靠手工持家的寡母罗氏养育,八岁为邻家牧牛、割草。九岁时,母亲卖掉家里仅剩的几亩园林和院落,迁居西门外杨柳河东岸麻市街,送他到离家很近的庆丰街三官庙侧饱学之士蒋春帆门下读私塾。塾师推崇康有为、梁启超,讲述的戊戌六君子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痕。十岁起,先生转至社学巷私塾,师从儒生黄玉珊,五年后离乡去成都念书。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说,成都中学时代的同学不乏优秀者,但王光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乱世什么都乱,中学一毕业,一身宏愿的先生,首先面临的是失业和生活无着落的窘境。

1910年桃花盛开时节,由母亲作主,十八岁的他与本县镇子乡十七岁的罗次玙结婚,夫妻感情尚好,同年冬生育一子,数月后不幸夭折。次年秋,生育一女。1913年,先生在重庆《民国新报》任编辑,不久,报纸停办,回到温江,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其间母亲因长期劳苦病逝,女儿也殁于天花。这段生活,留给先生的记忆是:“我家里又经成都兵变,家产荡然,搬到乡间一个顶坏的房子居住,我的母亲又在病中,当时受了孔方兄的压迫,真是实行不用仆役主义,我自己烧饭、炒菜……而且一面烧饭,一面读书,竟读完了陶、谢、王、孟、韦、柳各家的专集,还看了许多经史的书籍。”

1914年春末,先生从泸县李劼人处,经重庆乘船东下出䕫门离川,自上海辗转到北京,再未回过故乡。

祖父和父亲对先生的亏欠,一定程度上,由祖父的弟子赵尔巽进行了难得的找补。先生十五岁那年,赵尔巽履新四川总督,得知王家孤儿寡母生活拮据,生存日艰,念及先师昔日教授之恩,遂接母子到成都府相见。同时,从对四十八家当铺的罚款中,抽出纹银一千两作为本金,存储东、南门两家最大的典当铺生息,用每年固定的四十两利息,供母子度日。赵总督还给先生报捐了一个同知前程,并令他每周交作文一篇,亲自改削。这般的好日子持续了五年。随着辛亥革命“成都兵变”的发生,当铺遭洗,四十两吊命的息银断流,王家再次返贫。两年后,二十二岁的先生离川闯京,复获时任京城清史馆总裁的赵尔巽帮助,在清史馆谋得差事,直到出国卸任。清史馆不仅给先生提供了粮食,馆内的史料和世界各地报刊信息,更是开阔了他的胸襟和眼界。

先生出国前,以诗人的激情与痴情,与吴若膺有过仅存续四五个月的闪电热恋。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他的三女儿吴若膺、四女儿吴辟畺,当时正求学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在京城有“浣花姊妹”之誉。

先生少时记忆力超强,才思敏捷,五岁识字念诗,八岁作词对联,此后诗歌造诣不断精进。母亲出上联“以天下为己任”,他随口以“视富贵如浮云”对之;蒋塾师道“观今鉴古”,他张口以“除旧布新”应之。我们从他1920年4月自上海吴淞码头乘法国邮轮“保来加”号途经香港时作的《去国辞》中,即可看见其超前的白话诗才:“天之涯,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或许受电视剧《赵世炎》片尾曲影响,网上不少人以为《去国辞》为赵世炎作。但先生的诗才及成就,主要体现在旧体诗词上。

离开社学巷时,我回头,看见一棵硕大的香樟和两棵龙爪槐。先生旧居的天空下着小雨,柳丝一样的小雨。没错,纵观先生奇崛崎岖、英年早逝的一生,在我对先生景仰和哀婉的情感意象中,他名字的一笔一画,都是柳丝中的雨丝写就的。柳丝有细雨的细,却周身长满了人类音乐的不朽旋律,和一把又一把柳叶刀。

【作者简介:凸凹,本名魏平,1962年生,四川成都人。出版《大三线》《甑子场》《汤汤水命》等二十余部。被评为2019名人堂·年度十大作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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