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奔:我的伊犁

阿依奔,哈萨克族,1991年生于新疆伊犁。新疆作协会员。作品见于《诗刊》《民族文学》《青年作家》《诗歌月刊》《西部》等刊。出版文集《窗里窗外》。曾获第四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

因逢着周末,二桥上的车排起了长龙,艰难地向前蜿蜒游动。趁这个间隙,相识的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聊起一天的生计,或是像我前面这位师傅,点上一根烟,享受片刻的静谧。顺着烟雾散开的方向,我透过桥栏,看着伊犁河。多少年过去,伊犁河就这么流淌着,越流越小、越流越浅,像个老人般静静淌过城区,最终消失在晚秋的霞影里。它穿过并滋养着的这片土地,便是我的家乡——伊犁。

若想估量时间的破坏性,最好的方式是观察残存下来的事物,而不是寻找失去的东西。每每说起、回忆起儿时的伊犁,往日的伊犁生活里,那些丢掉的日子和文字,那些缤纷的色彩,就涌入脑海。我总感到一种特殊的必要,好似记忆中的伊犁是藏在某个角落、某件物什、某个人,甚或某种颜色之中,要去专门寻索一番才能找回。回到伊犁这几年,我总要时不时看看伊犁河,它还是一如既往地流着,静静地淌过家乡、漫过岁月。就在这种滋养和冲刷中,家乡不断生长,又不断缩小,终于模糊了面容。如同一位踉踉跄跄的行人,当他猛地回眸,那面孔显得既熟悉又陌生。而我,也开始学着从记得的那一部分,去思考和想象记忆中的伊犁。

初见伊犁河

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伊犁河,已经过去二十余年。那应该是个周末,父母带着我乘坐从察布查尔县出发的大巴,到伊宁市置办些衣服和生活用品。行到老桥的位置,大巴惯例停靠了一会儿,内急的乘客们如厕,有的买些冷饮,或是纯粹下车透透气……父亲点上一根烟,领着我来到桥栏,指着桥下告诉我那便是伊犁河。一条壮阔的大河在阳光下泻出银色的锋芒,宽大的河面静静地往前推进,几条快艇来回穿梭、驰骋,载着一个个兴奋的游人,时而飞离河面,如同海鸟低飞掠过……那是我关于河的第一个记忆,自然也是我跨越的第一条河流。

时常看看伊犁河,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一件颇为奢侈的事。每年暑期,县里总会发生几起溺水身亡的事故,死去的多是下水游泳的学生。多半是因为这个缘故,家里总是对“河”“水”之类的字眼表现出格外的警惕,小到河渠、溪水,哪怕我只是想去看看,都不被允许。那时的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种过分小心背后的缘由。毋庸置疑的,对伊犁河的热望,从此只能成为埋在心底的禁忌。

母亲的粗粮面包

为了提升健身的效果,我在2018年到2019年的近半年间,彻底戒掉了馕、米饭、面等传统碳水主食,只吃从面包坊买来的全麦面包来代替。起初,母亲并未表示什么,直到有一天,不知她从哪里听说“外面的面包吃多了会得老年痴呆”,便买来面包机和全麦粉等材料,执意要亲手给我做粗粮面包。

我耐心地劝导母亲,从面包坊买来的全麦面包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多的添加剂,“面包吃多了会得老年痴呆”的说法在科学上也从未得到确证。然而,每当母亲执着于某件事、特别是那些她认为关乎健康和平安的事情时,试图阻止她往往都是徒劳的。没有办法,我只能默许她的“面包计划”。

一连好几天,母亲下班后就把面包机摆到餐桌上,一边盯着说明书细细地琢磨,一边小心地摆弄着面包机,每当看明白一道程序,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往后靠靠,满意地发出一声“嗯”。为做好粗粮面包,据说她还专门请教了学校的年轻后生,并综合考虑了我减肥健身的初衷,对材料进行了科学调配。

这天回家,我看到母亲已经端坐在餐桌前,眼前放着面包机和一团面,她冲我笑笑,那笑里颇有些志在必得的信心,看来她已经掌握了面包机的所有要领。她开始忙活,遇到卡壳的地方,便接通那位同事后生的视频,在直播教学的帮助下,难关被一个个攻克。没多久,一大块面包新鲜出炉。母亲迫不及待地取出面包,切成标准的薄片,摆上餐盘。我细细嚼起来,慢慢嚼出些熟悉的麦芽糖甜香,如同多年以前母亲从馕坑里打出来的热馕味道。

母亲总是这样,任何关乎我的事情,总是格外上心,甚至操心过了头。

在奎屯上班时,办公单位和我租住的居所有一段不太长的距离,每天下班后我多半是步行回家。有几次母亲来奎屯探望,曾陪我一同走过这段路。这段路的半中央会经过一段步行道,步道的左侧,一排老榆树整齐地排列着,隔开飞驰的车辆与行人,疯长的树枝往往因其过盛的生命力而垂得过低,随时有扎到行人脑袋的危险。一路走来,母亲警惕地盯着这些树枝,一路提醒我注意躲避。我觉得母亲的神经过于敏感,有些不耐烦:“几十岁的人了,您就别操心了。”

一个人在奎屯的那几年,我反复走过那条步行道,清晨上班,加班晚归,每当我快要走近那排榆树,母亲的唠叨就会浮现萦绕于身。有时候,她也真的就发来微信或者打来电话,提醒我注意不要被树枝扎伤。挂完电话,我暗暗称奇,母亲究竟是怎么知道我刚好走到了这里?

这样的例子总是不胜枚举。有一阵我因劳累过度,心脏查出些问题,此后母亲几乎每早都会给我打来电话,聊些无关紧要的话便匆匆挂掉电话。父亲私下告诉我,这是因为她太想念我。母亲则笑着说她只是怕我迟到。只有我愿意承认,母亲其实是急于闻得我每日正常的讯息。

这么多年过去,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我注定要过一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因为我的生命还包含着母亲的生命,我的任何痛苦和危险也可能随时蔓延为母亲的痛苦和危险。母亲的担忧,大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吧。

盗窃

我生平中唯一一次偷了东西又公开承认、道歉的经历应该是在初一那年。那时,男生间的较量总是五花八门。有一段时间,课间休息时去商店偷零食,中午去擀面皮店吃“霸王餐”变得流行起来,即便多数同学都有足够的零用钱支付这些费用,如同奥古斯丁偷吃邻居家的梨时自家分明也种了梨树。因为此举能够充分体现某种不羁的勇气,男孩们便趋之若鹜地争相模仿。自然,我也在其列。

如此持续了一段时间,因我的胆量和每次出手时的豪取,我的事迹渐渐在同学间传开,颇有了些了不起的名气。一天上午,我一如往常地进入商店,拿起雪糕,迅速塞进校服宽大的衣袖里,旁若无人地溜出商店,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在走出门口的一刹那,我回头瞥见了老板的眼神,他正看着我,既不阻拦也不痛骂,一股寒意袭上我的心头。他究竟看了我多久,莫不是在我进门伊始就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那个眼神,是我行迹败露的明证?是一种谆谆的告诫?还是一种我没看懂的、来自未来的威胁?我没有任何头绪,丝毫搞不懂这种眼神预示了什么,脑海里只有那个挥之不去的冰冷的凝视。

从那以后一连好几天,我都不再偷东西,甚至不敢靠近那个商店。与此同时,我开始觉得类似的眼神似乎总是如影随形般从某个地方突然冒出来,狠狠地抓住我。上课期间,年级组长总是冷不丁地突然把头探进教室,似乎在找些什么或是找某个人,莫名点点头后又缩回脑袋,似乎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留下错愕的老师和同学们;邻居家的同班女孩,经过我家门口,或是在周边遇到,总是冲我笑一笑,又意味深长地看向我父母,似乎什么也没说,又像什么都说了;几个高年级的“问题学生”,每当在校园或者街头遇到,时不时就向我眨眼睛,带着些认可,带着些进一步劝诱的意思,莫非他们也听说了我偷东西的“壮举”?

这样的揣测和挣扎让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最终,在没有任何揭发的情况下,我在一次周五班会上向全班同学及班主任进行了自我检举,公开承认了错误,并表示要赔偿商店所有的损失。大家开始鼓掌,班主任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商店老板宽容地谢绝了我的赔偿请求,邻居家的同班女孩也开始展露不一样的笑容……似乎这是一件早已尽人皆知的事情,只有我一直把它当作秘密。似乎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时刻,等待着帮助我完成救赎。

或许就是那次“浪子回头”,我开始在不经意间受到所谓道德、文明之类更深刻的教化。不过说起来,那次并非我初尝偷盗的禁果,在此之前,小时趁邻居不在家偷偷溜进果园里偷吃苹果、杏子的事儿时有发生,特别是我第一次偷盗的经历记忆犹新。

那是在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因太过喜欢前桌同学的竖笛,趁中午放学同学们都走光后悄悄拿走了它。那个燥热的中午我基本是在内心罪恶感的折磨下度过的,毫无因获爱物的快乐和满足,下午还没上课我便将竖笛放回了原处。那个下午,甚而整个星期,我都是在紧张不安中度过的,生怕被人发现这件丑事。为了那午间并不快乐的两小时,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如今想起这件二十多年前的糗事,我突然觉得,假如能再回到那个夏日的正午,我想我一定会尽情地吹奏那支竖笛。

徒步伊宁

清晨出发,漫无目的地行走在伊宁市的大街上,我一路走一路感喟:伊犁人对花草果木的爱悦,果真是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日常。随处可见的伊犁风格的经典蓝色花窗和大门,给城市抹上了一层梦幻的“伊犁蓝”,把一排排维吾尔民居装扮得如同童话小镇,像极了地中海的蓝色小镇舍夫沙万。红色、黑色和尚未成熟的青色桑葚,挂满了同一棵桑树。家家户户在门前种着各色花卉,偶有几个神态慈然的阿姨拿着喷壶给玫瑰浇灌今日的滋养。一棵白杨斜着穿过墙壁长到了院内,展示出某种惊人的生命力……

一棵白桦树上,赫然刻着一行字“我爱你拉来”。字体吸食了树皮的营养,变作一个个活着的疤痕,在白桦树皮上肆意地扩张、生长,似是向根盘问着什么,又挣扎着冲上树梢。这是刻在一段美好感情的伊始,还是爱情临终前的墓志铭?曾是他热烈的告白,还是无人诉说后无奈的低喃?这行支离破碎的诺言背后,究竟联系、羁绊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我拐过一个街角寻找卖烟的商店,迎面遇到一位佝偻的老妇人,头戴一顶黑帽,花白的头发从两鬓和额角凌乱地散下来,正在垃圾桶里找些什么。她不时用一根火钳拨拉几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皱纹迅速涌满额头,更加卖力地翻找着。垃圾桶对她来说着实高了些,她踮起脚尖查看的样子就像在凝视深渊。突然,她睁大眼睛,小心地取出一个纸箱子,将那纸箱整理、折叠,放到地上踩了踩,又拿起来比划比划,一抹不经意的喜色瞬间掠过那张皲裂的脸,转瞬又被一股疲惫、凝重的神色占据。最后,她将翻出来的其余垃圾认真地整理、塞回了垃圾桶。

“烟酒商行”四个字已经进入眼帘,可前往商店的路显得很遥远。我驻足停留,刻意和老妇人保持了一段距离,静静地看着她收拾完垃圾,背起麻袋,消失在人群里。

临近一个工地,两个赤膊的中年人正在围栏外抽烟。我看看围栏内的建筑,走过去询问起他们正在建的工程。其中一位接过我的话茬:“盖个新楼,再把老楼这一侧凿掉,新旧两楼连成一体。”我说:“不会破坏老楼结构的稳定性?”两位大哥异口同声:“当然不会!”我随口嘟囔了句“厉害”。这一句外行人简单而真诚的赞叹,像是一剂快乐的药水,让他们感到莫大的高兴和自豪。刚才还几无喜色的两张脸上瞬间堆满了笑容,嘴里还时不时地嘀咕着“厉害呵,哈哈,厉害厉害”,然后摇摇头、耸耸肩,回过头久久地望着围栏内耸起的建筑。

我就这样走着,一直走到夕阳给城市披上一层金色的薄纱,便上了归家的公交车。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坐在我前排,正通过电话向那头的人诉说着最近的心事。这是一位在村里工作半年多的姑娘,一个月工资大抵在一千五百元上下,除去各项开支,每个月能留下的想必是寥寥。但她半年来仍不可思议地攒下了六千元,那是弟弟上大学的费用,此刻她正期盼着弟弟考上一所好大学。她说这些话时露出了一丝欣慰和得意,转瞬又抱怨起男友眼下在另一个县工作,几周才见一次,但每次去见他光路费就要四十元。她正为这钱心疼和发愁,期盼着能早日调到一起工作。

天色渐沉,公交车驶得越发快起来,路人也加紧了赶路的步伐,我看着窗外,行色匆匆、影影绰绰的无数张脸,在公交车驶过他们的一刹那似乎都在向我回眸一瞥,连起来如同一张奇幻的幻灯片电影,也如同一颗颗子弹,在我眼睛里留下无数个弹痕。

就像是落了什么在身后,我突然觉察了些什么,隐约觉得过去的某个东西、某个人正呼唤着自己。我回头看到一支明显上了年纪的施工队,正扛着铁锨,背起行囊,瘦削、佝偻的背影排成一列,消失在路的尽头。

夕阳之光漫过车厢,打在每位乘客的脸上,恍恍惚惚,就像是驶入另一个世界。

器物与文明

儿时的我很在意家中器物、建筑的款式与新旧,所谓古朴之美在彼时是全然不懂的。一直到小学三年级,我们家住的还是土木结构的老房,四面用泥巴混以麦草筑成,屋顶架几根粗壮的梁木,再放一层稍细些的相互交错,铺上草席,再覆上和墙壁一样的泥巴,一间老式的民居基本就成型了。家里也喝过一段时间的井水,做饭多是烧木柴,取暖用煤炉。不论冬夏,洗澡统一用大木盆。即便这些情况在当地很普遍,但因为我在县城里上学,这些都成为我不愿同班里同学分享、更不愿让他们知晓的秘密。偶尔被同伴问起,也总要坦然地胡诌一番,什么“楼房里住着就是舒服”“三天洗一次太阳能澡”“煤气做出来的饭可叫一个香”云云,就好像前面的那些东西我从没见过,平生也不会再见似的。说毕,我便极力隐着惶恐、忐忑,生怕被明眼人看穿,失去在同伴前的尊严,却又感到一股莫名的自责,不知道是在对不起谁。

这些老旧的物件真就那么不堪吗?

后来,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回过头方才明白所谓的文明并非对旧器物、旧时代的逃避甚至畏惧,而是包容和深缅,感激、认可它们在那个时代所发挥的作用。老式的馕坑里,母亲曾脸色通红高兴地打出我和妹妹喜爱的小圆馕;外婆的箱子里,压了一件又一件母亲买给她却舍不得穿的衣服和布料……

或许,所谓文明与落后的分野,不在乎以所谓“现代”的视角看到的那些古旧的生活方式本身,例如是否洗澡勤快、穿着现代、饮食优雅……而恰恰在于看待它们的方式,从一应人和物的外表来简单评判他文明与否、现代与否,于人类文明而言是不幸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

黄色的火焰

据我所知,哈萨克人是不大喜欢黄色的。哈萨克人历来依山傍水、逐水草而居,水草的丰茂直接关乎一家的生计。我个人估摸着,哈萨克人不喜欢黄色,多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枯黄的草总是隐喻着某种衰败,颇有些汉语表达里常说的“那件事儿黄了”的意味。但这种好恶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小时候,我经常会在街上看到洒落的黄色纸片,圆形中镂一个方形,如同古代铜钱一般。父母总是提醒我要注意这些黄纸,一旦踩到便会遭受厄运,至于原因他们却三缄其口。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坟头抛撒或者逢鬼节拿来烧祭的黄纸。

每年到了寒衣节、寒食节,伴随着夜幕降临,街上总会三三两两地簇起一些人,他们安顿好熟睡中的孩子——那些活着的、属于未来的人——便径直走向最近的路口,有时带着些衣服,有时带着黄纸,去祭奠死去的人。没多久,一团团黄色、红色的篝火便零零星星地燃烧起来。有时我觉得,那些团团燃烧的火焰并不是为了给亡人送去衣物和冥币,而是借由这些衣物和冥币的燃烧送去这个世界亲人们的问候,请这些亡魂回来看看,这个世界依旧是他们原先活着时的样子。

那些死去的人,是否还被人记得?抑或早已被人遗忘?每年的中元节又是否有一团团火焰为他们而燃起?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思念或者怨念是否也疯长了许久、久未向人诉说?那些拥有火焰的亡人,当他们透过蒸腾、扭曲的气焰看到祭奠者的面孔,他们究竟能不能说清,他们死后在坟堆前独自啜泣忧伤的、默默放下一朵玫瑰便辞别的、平静地跟他们回忆往昔日子的、为他们亡灵而祈祷诵经或者恶狠狠地朝他们墓碑吐一口唾沫的人,究竟是不是他们生前以为最爱、最恨的人?

晚秋的伊宁市夜晚越发地清冷起来,街口又走来影影绰绰的几团黑影,他们慢慢地蹲了下去,拿出衣物和黄纸,渐渐燃起火焰。他们默默地看着这些火焰,轻轻嘀咕些什么。这些嘀咕声,确凿地证明了前人的死亡是真实存在的,是依旧被活着的人记得的。他们未曾忘却亡人。

归有光《项脊轩志》有言如是:“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燃烧的火焰如同人们的思念,此刻疯长得更加迅猛。

奕局

在奎屯工作最忙碌的那段时间,我曾有整整一年没有回伊宁。有天和母亲通电话,说这周可能要回去一趟,顺便带一份材料到州上。后来因临时走不开,这个计划又作罢。而后母亲打来电话说:“我去你那儿把文件带回来吧,顺便看你一趟。”我明白母亲的“顺便”和我的“顺便”一样,都是在刻意本末倒置,一种只骗得了自己的顾惜。母亲傍晚来到奎屯,我们一起吃过晚饭,各自聊了几句互不搭边的话,相视几许。闲来无事,又恰逢我工作上近来有些喜讯,母亲便决定下盘跳棋庆祝一番。

我下棋常常是只顾头不顾尾,最后剩下一堆孤子步履蹒跚,母亲则是整体推进,讲究团队精神。我一心只想着怎么规划自己的路,把自己的棋子送过去。而平日里善良、温和的母亲,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鬼点子,在开辟自己道路的同时,总是绸缪、算计着怎么把我刚想好的路封死。

棋下了一盘又一盘,我输了一局又一局,母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棋盘,好似自己已成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突然,母亲轻轻地嘟囔了一句:“上次你回家还是在冬天,这会儿又入冬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说罢,她继续低着头,似是在思索棋局或是别的什么。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婆常陪我下跳棋,我时常趁她不注意偷换她的棋子而不被察觉。抬头看看母亲两鬓的白发,如今她的岁数和当初的外婆相仿,也已经到了吃这种亏的年纪。

有趣的是,我小时候和母亲下棋,无论是跳棋、国际象棋、五子棋,我都很少输给她,待我成年工作后,下棋却很少能赢她。母亲大学所学专业为数学,工作后执教高中数学三十一年,我总是将输棋的原因归咎于此。仔细想想,又觉得或许这便是母亲的高明之处,始终知道每个阶段的我最需要什么。

丢失的文字,以及那些丢掉的日子

随着年岁增长,丢人的事发生得越发少了,颜面尽失那种久违的体验越发少了。可一旦到了具体的事物,它的到来有时就显得不可避免。2021年6月,随着笔记本的崩溃,多年来我所留存的文字材料也付之东流。

有时并不关乎丢的内容,而在于是谁丢的。《四库全书》部分册本的丢佚,关于《红楼梦》后四十章的种种疑谜,以及众多只留下书名而不见文本的经典古籍……说起来都让人唏嘘不已。对于乾隆佚失的那几千首诗,世人似乎并不在乎什么。换句话说,倘若并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哪怕并非丢于当事人之手,也会在历史的洪流中被人们遗忘。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没几天便走出了困境——这次丢失的严重性远未到那种程度。

写东西久了,或多或少都会对一些固定的词语、句式、话题陷入执着。渐渐的,这种习以为常就会影响对它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对难以做到断舍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次恰到的外力使然,来摧毁、遗忘一些东西不见得是个坏事。犹如壁虎断了尾,不断成为新的自己,丢掉的那些文字,总有一天会再生长出来的。我这么想着,试图从另一角度劝慰自己。

批量生产的东西总能在别的事物中寻到踪迹,唯独那些灵光一闪的东西抓不住、抓不牢,这是唯一让我遗憾的。或者猛地抓到了,也觉得不是那种感觉了,不愿意写下来。那些想起了却不愿再写下来的部分,正是过去自己的一部分。

几乎一切工作特别是写作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时不时修订、删改甚至全盘否定,而完成创作和决定删除之间的时间长短,是弥合“失去感”的关键。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清理硬盘,删掉了我觉得写得不好的文章四万余字,没有任何惋惜,因为这些基本是两年前所写,我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幼稚。但昨日奋战一晚上写完的讲话稿,今早再看发现思路出了问题,得推翻重来,这时候我就会不耐烦地嘀咕一句“昨晚咋想的”。

所谓的写作,就像是往一幅画作上不停地上色,丢掉的文字连同那些日子,就像一幅不断被上色、补色的油画,不过是被更为热烈、更富冲击感的东西掩盖了。从那以后,关于伊犁,关于过去的事情我已忘记了大半。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东西开始越发清晰地呈现于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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