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下午茶是西方人的习惯，下午茶的主角是咖啡或红茶，配上若干小点心、奶酪等。旧时国内不太流行。正宗的下午茶应该追溯到英伦，而盛行于剑桥、牛津一带高端人士聚集的场所。这一风习在中国的传播，应归功于那些最早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界和商界。我所知有限，在国内，大抵还是在我所熟悉的学界以及大学校园周遭，当然，也有上海外滩、杭州西湖周边等时尚之地。彼地楼舍林立，楼间夹缝时见精致的小馆，咖啡的香气四溢。我想，那可能是国人喝下午茶的理想场所了，也都是取法欧陆的时尚风景。
国内学界最负盛名的下午茶，应该是传闻中、并引起谈资的“太太的客厅”里的下午茶了。当年北京城内北总布胡同24号（旧门牌3号）院，曾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寓所。那里经常举行的午后聚会，被认为是国内有名的下午茶——此即著名的“太太的客厅”的雅聚。据说，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就是以此为蓝本。传闻如此，未卜真伪。
“太太的客厅”是梁、林府上的一间普通的客厅，中心人物是客厅的主人林徽因。这就是受到关注的北京知名文人学者喝下午茶的地方。有趣的是，出席这个聚会的常客极少女士，几乎都是男士。据回忆，在此喝下午茶的，除了梁思成和老金（金岳霖先生）之外，经常出现的有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胡适、李济、朱光潜、陶孟和、沈从文，是否还有梁实秋，不得而知。萧乾作为当年的文艺青年，也曾受到林徽因的邀请，是沈从文带去的。
民国女作家中，林徽因是朋友最多的，这些杰出的男性，都是来自学术界和艺术界的精英，学者、教授以及创作界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他们都是林徽因的朋友，也可能都是她的爱慕者。林家客厅的常客，记录中少有徐志摩，也许他那时长住上海，来此喝下午茶不是“常务”。这些人，下了课，公余，或是假日，受邀或自行前来，喝茶，品咖啡，谈时事，谈学术，也谈创作，读诗。因为都是熟人、朋友，没有客套，无拘无束，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是一种朋友间自由、轻松的茶叙，而与正式的场合有别。
这些人后来因战争陆续去了昆明或者桂林，这种朋友间的聚会是否被带到了西南联大？战时，大后方住房简陋，人们心情郁结，加上物资匮乏，雅集也可能因而式微。战后复员回到内地，时局接着动荡，政治氛围酷严，闲情难继，也在情理之中。后来，风向变了，国门开放，社情逐显平和宽松，人心于是怀旧思静，生活秩序渐归常态，旧日风习得以缓缓恢复。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有幸亲历清华园郑敏先生府上的“九叶”同仁的聚会。那时，除了穆旦，其余的“叶子”来得很齐——郑敏是主人，袁可嘉、辛笛、曹辛之、杜运燮、唐祈、唐湜、陈敬容，都到了。这种聚会，我猜想是近于“下午茶”的。彼时嘉友从南北各方来聚，郑先生亲自准备咖啡和茶，以及水果、甜点、冷盘。众人散坐四围，谈笑闲说，或吟或诵。童诗白先生则自后厅弹奏钢琴助兴，至乐，忘情。
就我个人而言，不是不知其乐，也是囿于条件、时间、心情等，多半只是在记忆或幻想中“神游”，而少能“复制”这场景。今年年初，一个意外，把我送进了医院。手术，治疗，调理，康复。护士和护工陪伴我度过艰难的日夜。伤势逐渐见好后，医生、护士的心情也轻松了，她们把喜悦带到了病房。为了便于康复，她们让我补充营养，劝食，“谢老师的下午茶”是她们为我“量身定做”的一个节目。午间休息后，她们送来自备的咖啡，配上奶酪、小点心和水果，日日如此。她们的爱心让我感动。“谢老师的下午茶”就这样成了我幸福的记忆。
手术成功，我出院了，我放弃进康复医院，我选择居家养伤。学步，逐步摆脱对助步器的倚赖，争取能够独立如旧地行走。最后的目标，是争取“重上层楼”。因为我行动不便，朋友和学生惦记着、牵挂着我，他们不让我走动，他们沿用了医院里的做法，在我居家康复的“病房”里聚会。奶酪、面包，甚至有我喜爱的榴莲和芒果，还有不可缺的红玫瑰。当然，这下午茶最不能缺的“主角”是咖啡，带着热气的，它们是来自星巴克的拿铁和卡布奇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讯息，他们告诉我，春天很快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