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下午茶是西方人的习惯,下午茶的主角是咖啡或红茶,配上若干小点心、奶酪等。旧时国内不太流行。正宗的下午茶应该追溯到英伦,而盛行于剑桥、牛津一带高端人士聚集的场所。这一风习在中国的传播,应归功于那些最早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界和商界。我所知有限,在国内,大抵还是在我所熟悉的学界以及大学校园周遭,当然,也有上海外滩、杭州西湖周边等时尚之地。彼地楼舍林立,楼间夹缝时见精致的小馆,咖啡的香气四溢。我想,那可能是国人喝下午茶的理想场所了,也都是取法欧陆的时尚风景。

国内学界最负盛名的下午茶,应该是传闻中、并引起谈资的“太太的客厅”里的下午茶了。当年北京城内北总布胡同24号(旧门牌3号)院,曾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寓所。那里经常举行的午后聚会,被认为是国内有名的下午茶——此即著名的“太太的客厅”的雅聚。据说,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就是以此为蓝本。传闻如此,未卜真伪。

“太太的客厅”是梁、林府上的一间普通的客厅,中心人物是客厅的主人林徽因。这就是受到关注的北京知名文人学者喝下午茶的地方。有趣的是,出席这个聚会的常客极少女士,几乎都是男士。据回忆,在此喝下午茶的,除了梁思成和老金(金岳霖先生)之外,经常出现的有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胡适、李济、朱光潜、陶孟和、沈从文,是否还有梁实秋,不得而知。萧乾作为当年的文艺青年,也曾受到林徽因的邀请,是沈从文带去的。

民国女作家中,林徽因是朋友最多的,这些杰出的男性,都是来自学术界和艺术界的精英,学者、教授以及创作界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他们都是林徽因的朋友,也可能都是她的爱慕者。林家客厅的常客,记录中少有徐志摩,也许他那时长住上海,来此喝下午茶不是“常务”。这些人,下了课,公余,或是假日,受邀或自行前来,喝茶,品咖啡,谈时事,谈学术,也谈创作,读诗。因为都是熟人、朋友,没有客套,无拘无束,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是一种朋友间自由、轻松的茶叙,而与正式的场合有别。

这些人后来因战争陆续去了昆明或者桂林,这种朋友间的聚会是否被带到了西南联大?战时,大后方住房简陋,人们心情郁结,加上物资匮乏,雅集也可能因而式微。战后复员回到内地,时局接着动荡,政治氛围酷严,闲情难继,也在情理之中。后来,风向变了,国门开放,社情逐显平和宽松,人心于是怀旧思静,生活秩序渐归常态,旧日风习得以缓缓恢复。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有幸亲历清华园郑敏先生府上的“九叶”同仁的聚会。那时,除了穆旦,其余的“叶子”来得很齐——郑敏是主人,袁可嘉、辛笛、曹辛之、杜运燮、唐祈、唐湜、陈敬容,都到了。这种聚会,我猜想是近于“下午茶”的。彼时嘉友从南北各方来聚,郑先生亲自准备咖啡和茶,以及水果、甜点、冷盘。众人散坐四围,谈笑闲说,或吟或诵。童诗白先生则自后厅弹奏钢琴助兴,至乐,忘情。

就我个人而言,不是不知其乐,也是囿于条件、时间、心情等,多半只是在记忆或幻想中“神游”,而少能“复制”这场景。今年年初,一个意外,把我送进了医院。手术,治疗,调理,康复。护士和护工陪伴我度过艰难的日夜。伤势逐渐见好后,医生、护士的心情也轻松了,她们把喜悦带到了病房。为了便于康复,她们让我补充营养,劝食,“谢老师的下午茶”是她们为我“量身定做”的一个节目。午间休息后,她们送来自备的咖啡,配上奶酪、小点心和水果,日日如此。她们的爱心让我感动。“谢老师的下午茶”就这样成了我幸福的记忆。

手术成功,我出院了,我放弃进康复医院,我选择居家养伤。学步,逐步摆脱对助步器的倚赖,争取能够独立如旧地行走。最后的目标,是争取“重上层楼”。因为我行动不便,朋友和学生惦记着、牵挂着我,他们不让我走动,他们沿用了医院里的做法,在我居家康复的“病房”里聚会。奶酪、面包,甚至有我喜爱的榴莲和芒果,还有不可缺的红玫瑰。当然,这下午茶最不能缺的“主角”是咖啡,带着热气的,它们是来自星巴克的拿铁和卡布奇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讯息,他们告诉我,春天很快就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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