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来,我家北窗面对着的一个街区热火朝天。机械怪兽结伴而来,高举蟹蚶般的前肢,所向披靡地啃噬着老房子。一边尚未推平,一边开始打桩,新建楼盘的效果图贴在工地围墙上,摩登气派,威风凛凛。传说中每平米十八万的房价与我无关,周边环境改善才是切实的期待,我还希望东边这条羊肠小道路能保住原有路名:糖坊弄。

上海的成片旧区改造基本完成,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搬进了新楼,生活质量有了提升。新旧交替让人欢欣鼓舞,也不免滋生伤感的情愫——但愿是甜蜜的。趴在窗前望野眼时突然想起,应该为弄堂留下一些文字。

穆木天在《弄堂》一文的开头设置了这样的观察维度:“如果一个异乡的、而尤其是远处的异乡的旅人,在他的不断的旅途中,在这东方的巴黎停滞上几天的话,他心中会唤起来巡礼者的情绪的。”接下来他不容置疑地强调:“实在说,不亲临其境的人,不实践‘弄堂’生活的人,是不会晓得什么是‘弄堂’的奥妙的。”

没错,每一条弄堂就是一个迷宫,在外省人眼里似乎一样的格局,一样的规整,一样的精巧,一样的逼仄,一样的破落,也一样的别有洞天,曲径通幽。从窗口伸出来的竹竿,挑起的衣衫是一样的花里胡俏,漆皮斑驳的大门下面,旁边刚刚洗刷完毕等待吹干的马桶,湿答答、阴丝丝的味道也是一样的,正在轰然冒烟的煤炉,也一样呛得人家泪流哗哗。

弄堂是一只只瞬息万变的万花筒,更是通向上海秘境的捷径。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上海没有两条相同的弄堂。

弄堂是杂居之地。倘若穿越到旧时代,就会发现它是有等级之分的。在老式石库门弄堂里,各色人等蚁聚蜂屯,来路不清,彼此打量,各种方言相互交流、抑扬顿挫。租户中有工人、店员、教师、小业主、小老板……还有舞女、向导茶、包打听、“白蚂蚁”、算命先生、江湖郎中等等。花开花落,繁衍生息,弄堂里慢慢开起了工厂、裁缝铺、棉花店、印刷所、白铁作、包饭作、旧书店、老虎灶、学堂、混堂、烟纸店、荐头店、画像馆、私人电台、旅馆、烟馆、命馆、诊所、货栈等等。謦欬相闻,抱团取暖,人间烟火,以斯为盛。

弄堂口也是一道风景,皮鞋摊或者水果摊成了标配,看弄堂的老头住在过街楼下面一间不足两平方的木板房里,他对每户人家“刷勒丝清”。许多人还不知道呢,老头曾是钟表店小开,在回力球场输光了一家一当才落魄到这般地步。

上海人的面子在弄堂里也得以体现。同一条弄堂里,房子也有精粗优劣之分,比如在外人看得到的前排几幢房子,门框会做得精致些,楼上楼下厢房朝外的窗户也会装上百叶窗,有点花园洋房的腔调。

我老家所在的那片街区,听说由几个老板合股开发,实力有限,只能是烂泥萝卜吃一段揩一段,总体上都有前后客堂,外加单边或两边厢房,而旁边一条弄堂里的房子只有前后客堂,没有厢房。

清晨,主妇们将煤炉拎到弄堂里升火,火星乱舞,烟雾翻卷。还有,“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市声由此起。前门叫卖糖,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金嗓子周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电影里就是这么唱的,她为上海的弄堂生活抒情,是上海市民的代言人。上海人民一直怀念她!

弄堂大抵称“里”“弄”“坊”,似乎称“里”的最多,比如陈独秀住过的老渔阳里,毛泽东与杨开慧住过的甲秀里,鲁迅和茅盾、叶圣陶、周建人住过的景云里,蔡元培住过的登贤里和鸿庆里,瞿秋白住过的东照里,田汉住过的日晖里、民厚里和宝康里,郭沫若住过的民厚里,夏衍住过的业广里,柳亚子住过的润安里,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住过的嘉禾里,吴昌硕住过的吉庆里,张大千住过的西成里,赵超构住的瑞康里,包天笑住过的胜业里……上海大学初创时借了时应里、甄庆里、敦裕里、民厚里等好几条弄堂的房子做教室和宿舍,所以也被称为“弄堂大学”。

比“里”高档一点的弄堂叫做“坊”,比如瞿秋白住过的毕兴坊,郁达夫与王映霞相识相恋的尚贤坊,沈钧儒住过的愚园坊,邹韬奋住过的万宜坊,史良住过的辣斐坊,徐悲鸿、许广平住过的霞飞坊,胡蝶住过的余庆坊,萧军、萧红住过的福显坊,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的文安坊。条件更好的“坊”在淮海中路、复兴中路、建国中路、瑞金南路一带,打蜡地板,落地钢窗,煤卫齐全,甚至还有小花园,公共区域也比较宽敞,小汽车开进开出,也比较威风啦。

弄堂是开放的小社会,活色生香,经常会有人进来叫卖吃食,火腿粽子、炒热白果、烘山芋、糖炒栗子、沙角菱、赤豆糖粥、芝麻糊、冰冻地栗糕、赤豆棒冰奶油雪糕、桂花甜酒酿、小馄饨大馄饨、白糖梅子黄莲头、山楂糕、三北盐炒豆、龙山黄泥螺等等,有些风味小吃,自它诞生那天起就与弄堂生态融为一体。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一文中也这样说:“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就有馋涎欲滴之概。”

稍具规模的弄堂有一根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也叫总弄;弄堂两端通向不同的马路,走不通的弄堂被称之为“死弄堂”,以前地下党都选择能走通的弄堂,可进可退,潜龙在渊。总弄两边会伸展出鱼骨状的横弄,或叫支弄,比较狭窄,比较幽静。弄堂里有井,这也是让外地人惊讶的,在自来水管道敷设之前就是生命之源。我老家所在的弄堂就有三口井,居民平时可取水拖地板,洗衣服,夏天将西瓜、啤酒塞进网线袋沉到井水里冰镇,数小时后捞起来吃,太爽啦。每周四上午大扫除,居委干部攥着一串钥匙来开锁,井水一桶桶吊上来,冲洗地面。

街面房子是上海的面子,总要精神点,门面高敞,过去都用来开店开厂,时过境迁,门柱上依稀还有些模糊的字迹,让我们知道它的前身是酱坊、面馆或棺材店。

后来上海人也会将新式里弄或公寓式里弄称为“外国弄堂”。这种弄堂一般由外国房产商设计、建造,从建筑的外观到内部细节,罗马柱、拱门、发券等西洋元素会多一点,钢窗、蜡地、壁炉和煤卫是标配,红瓦屋顶,贴着山墙竖起精巧的烟囱,每幢房子前面会有一小块过渡地带,精巧而欢快的序曲。

异国情调如此浓郁的弄堂偏偏要戴上一顶中国式的帽子,冠以“村”“邨”或“园”“庐”,比如愚谷村、岐山邨、陕南邨、长乐村、敏邨、龙门邨、逸庐、懿园、卫安园、上方花园、丁香花园等。还有某某别业或某某别墅等,一般比较偏远,所谓“在野为庐,在邑为里”(语出《汉书》)。上海的村与邨,对应了古代的庐,这有点矫情,但也算文脉延续吧。

比“里”更简陋的弄堂,一般叫做“弄”,七转八弯无穷无尽,本地房子居多,房子有高有低,不是同一时期造的,一伸手就能摸到屋檐,有时还能看到一排竹篱笆将一个小院子圈起来,墙沿上窜出花枝乱颤的蔷薇。在那里,几十户人家合用一个给水站,电线在空中横七竖八,“骂山门”“戳壁脚”“打相打”也许是每天都会上演的剧情。这里是体力劳动者的大本营,无产阶级的根据地,说话直来直去,没遮没拦,邻居之间几乎没有隐私,流言不胫而走,但自有规矩和秘语,一贯的热情豪爽后面埋伏着一贯的不信任和一贯的不服帖。

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玩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丏尊、冯乃超、冯雪峰、沈尹默、丁玲、蒋光慈、王任叔等一批文化名人都选择在虹口四川北路一带的所谓“半租界”栖身,而张大千、黄宾虹、陶冷月、陆抑非、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盖叫天等一批艺术家喜欢住在法租界的淡水路、黄陂路、嵩山路、太仓路、西门路、复兴路一带。我老家离他们的住所都不远,步行的话也就十来分钟,等我长大后他们都去了远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不同的弄堂,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居民阶层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话语系统、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娶进门的媳妇也不一样。老板、知识分子、艺术家在顶屋之前会向二房东了解住户情况,他们一般不会与草根阶层同框。就像鲁迅所言:“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林妹妹的。”这种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居住者和他们的下一代,市民社会的差异和隔阂也许由此生成。

弄堂生活的学问也是蛮大的,顶费与租金等于设置了进入门槛,基本反映了弄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由此营造稍有差异的小环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就一直在上海的弄堂里转来转去,基本上在法租界或公共租界,江苏省委机关在华界的闸北、南市流动。地下党为了隐蔽身份、开展工作,常常扮作夫妻档,柴米油盐也要关心,在弄堂内外可了解民情,融入社会。后来,许多老干部在回忆录里都对上海弄堂的生态环境深有好感。

经过三十多年天翻地覆的旧区改造,石库门房子成片成片地被推倒,所剩不到十分之一,近年来市政府将“拆改留”调整为“留改拆”,字序的变化意味着弄堂价值的“突然”显现。有的地方还制定了石库门建筑三年保护计划,将保留原有的城市肌理和市民社会生态。如果有社会名流、文化巨擘、商界大亨在某个街区留下点点屐痕,那么更有想象空间了。挂了一块铜质铭牌不够,再挂一块大理石的,手机扫扫二维码,听他讲故事。

常识告诉我们:保护石库门弄堂原生态的投入远远大于推倒重建的收益,也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如果一个街区的弄堂房子经过“腾笼换鸟”,也就是将原住民迁走,对原有建筑进行修缮、调整,再注入一些异质文化元素,或许能打造成一个时尚街区,由此产生的多重价值会超出单纯的经济收益。

我这个“杞人”所忧的正是这个。许多人只能在记忆深处挖掘、拼贴、想象弄堂生活的碎片,然后在这些碎片上面安置我们的后半生。是啊,许多人都退休了,赋闲在家抱孙子了,不再重要了。那么,此致敬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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