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友人,介绍一位喜好写作的同事与我相识,我们互加了微信。他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我当年在他所居住的吴桥县城新华书店买的一本书的封面,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本书。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他比我小两岁,当时正在县城里读中学,也在这家书店买过这本书。

生活中不乏这一类微小琐细的机缘,以其出乎意料而带给人一种轻淡的喜悦,一份隐秘的惬意。

那本书名为《恋歌》,一本爱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收录的是现当代中国诗人的爱情诗。湖蓝色的封面简洁朴素,右边自上而下是书名,两个白色的大字,左边并排着两个心形符号,锁链一样套叠在一起。当时正进入开始向往爱情的年龄,一册这样的诗集自然不肯放过。

吴桥是著名的杂技之乡,与我的故乡景县隔着一条京杭大运河。它的县城有个诗意的名字“桑园”,离我住的县城只有十几华里,但在当时感觉已经是很远了。在那次买书之前,第一次来这里,还是在几年前,几个小伙伴刚刚结伴学会骑自行车,有人提议去桑园看火车,便一同骑车前往。津浦铁路从这里穿过,让我们十分羡慕。当一列开往南方的绿皮客车从身旁驰过时,每个人都兴奋不已。我知道,脚下这条被阳光照耀得闪闪发亮的铁轨,通往这些陌生的地方: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它们遥远而神秘,让我内心充满了向往。

“诗和远方”,如今已经是一个十分寻常的譬喻。相对于日常枯燥琐碎的生活而言,远方以其陌生感,天然具有一种魅惑,因此还有一个类似的表达,“生活在别处”。距离感是它得以产生的关键。而对于我来说,除了真实的旅行,这种走入远方之感,还来自书中所呈现的生活。

每一册书都是一扇开向世界的窗户,让我望见了一片天地。它既有地理意义上的真正的山河大地,也展开在情感和思想的维度之上,呈现为种种精神的风景。每一本喜欢的书,都会带来某些远方的消息,都参与了对阅读者精神人格的塑造,成为其成长之路上的一处处路标。

但这里我更想说的是,这样的事情若发生在旅途中,在日常生活的固定处所之外,无疑会带来一种特别的感受。地理上的远方叠加了精神的远方,就有了双重的意味,更为浓郁的诗意,自然更难以忘记。

参加工作后,这样的机会多起来了。第一次远行,是1986年的初夏,去贵州和云南出差。离开贵阳之前,在住处旁边的一家新华书店,我买到了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翻译者是李霁野。书的扉页上写着:“滇行前日于黔京筑城。”当时正迷恋古典文学,文字因此显得有些刻意和造作。接下来的一周里,在昆明跳荡流淌的阳光下,我仔细地读完了这本书,从文字间感受作者漫步于阳光照耀的夏日英格兰河谷中的惬意,那是他多年前住在伦敦阴郁逼仄的阁楼上、为赚取每天果腹的面包而拼命写作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享受。那种孤独中的恬适,那种从书籍和自然中获得的慰藉,让我感到了某种心性的亲近。读一本书,常常伴随着对自我的发现。

然后是一年多后,在上海城隍庙的一家书店,买到了一册《六人》,是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中的一本,封面上“巴金试译”几个字,透露出一代大师的谦逊。当时仍然处于为意义而迷茫的生命阶段,这本德国人写的小书正对胃口。书中写了六个人物,分别是浮士德、唐璜、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以及我已经忘记名字的两个人物,一位僧侣、一位游吟诗人,都是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主人公。作者通过描述每个人的性格习惯和生活道路,用一种浓郁的抒情笔调,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很有几分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意味。大上海喧嚣纷乱,五光十色的街景,扰攘匆忙的人流,正契合了当时的情感状态,为阅读和思考提供了合适的背景氛围。

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买上一本书,并在书的扉页上记下购书的时间和地点,曾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仿佛今天人们去某处旅游,喜欢拍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一样。但这些文字痕迹的意义,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借助它们,某个记忆中的片段得以复活。

像这本《成都竹枝词》,购于成都热闹繁华的春熙路。书中收录的诗句跨度长达几百年,活泼清新,描绘了这座古老都市的年节岁时、风土民俗和百工技艺,文字间流溢出的风趣谐谑、优游乐生的气息,正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这本小开本的《蒙田随笔》,是在西安一个叫作小寨的地方买到的,收入的文章并不多,但作者对人类情感行为的冷峻观察,文字间透露出的强大的理性力量,足以让我读得入迷,因此多年之后作者的全集翻译出版时,我第一时间就买到了手。这本曹聚仁的《万里行记》购于福州西湖公园边,一代国学大师渊博丰厚的学养,让他得以用文化和历史的双重目光,观照每一个履迹所至之处,从而有了深刻独到的发现和感悟,远非众多浮光掠影的游记散文所能企及。

自从那次购买《恋歌》后,我再次来到桑园是在三年前。开车驶出京沪高速公路吴桥出口,不久便驶入了县城。到处街道宽广,高楼林立,没有一丝一毫记忆中的影子。不曾变化的只有两县交界处的古老大运河,但河面也比印象中要狭窄,河滩上长满了灌木杂草,夹出一道几乎凝滞不动的水流。只有那一座简陋的水泥桥梁,基本还是当年的模样。

岁月逝水,往事云烟。

这次回家乡,是为了办理父亲的后事。父母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搬来了京城,住在我家附近。父亲可能并不知道,是他当年的一番话,让我在心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朦胧的远方。

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对我提到了作家浩然。已经记不清楚起因是什么,好像是一次作文被老师表扬,作为范文油印出来在同年级几个班里散发?父亲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写,说写好了能当作家,并举出浩然的例子。那时正值文化浩劫的年代,能读到的文学作品很少,父亲也只是一个普通党政干部,对文学并没有多少了解。他提到这位作家,是因为浩然在当时可谓是最出名的了。那个年代的父母们,很少会为孩子筹划未来,所以父亲的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当时全家几口人住在县委家属院一间东西朝向、光线阴暗的平房里,和对面人家共用一间过厅兼厨房。

父亲未必会想到,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从此留意浩然的作品,但对当时正在流行的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不太能读懂,倒是从一位同学那里看到了他的《幼苗集》,一本儿童故事集,非常喜欢,就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本。县城的书店没有,我便央求父亲,于是他托单位出差的人在邻近的山东德州新华书店给买了一本。那是一个地级市,比县城大很多。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把那本书读得熟透。

如今看来,这本书和作家的其他一些作品一样,都难以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迹,限制了它拥有更好的成色,但在满目荒芜的当年,它毕竟闪耀出一种动人的文学之美,仿佛一面蒙上尘土的玻璃,仍然能够依稀映出天空的蔚蓝。这种迷恋,在我的心中播撒下一粒梦想的种子。二十多年后,在北京东边的一座县城,我见到了这位自己从小崇拜的作家,这里正是他长期深入生活的地方。我由衷地表达了对他的感谢。

如今,我的书柜里还有一本《幼苗集》,当然已经不复是当年那本了,是后来从北京琉璃厂的古旧书市上买到的,作为一个纪念,一种对过往岁月的祭奠。看到它时,我总会想到父亲。父亲已经长眠在北京昌平的一处墓园里。墓园背靠逶迤的燕山山脉,宽阔的草坪连绵起伏,蔚蓝的天空下,树木苍翠,百花绽放,气氛宁静肃穆。

对我来说,离家五十公里外的这一个地方,是我的思念的边界,是远方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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