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车

宋代诗人梅尧臣有《纺车》诗:“蚕月必纺绩,丝车方挑掷。灯下络纬鸣,林端河汉白。纤缕自有绪,虚轮运无迹。腕手已为劳,谁经用刀尺。”诗歌描绘了古人在蚕月灯下纺纱的情景。

纱是织布的材料,纺车是纺纱工具。纺车分手摇式、脚踏式和大纺车等几种。我的纺车记忆最初来自外婆。我外婆家有一部手摇式纺车,这种纺车我们曾在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中见过,它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苦难岁月,什么是艰苦斗争,其乐无穷。

至今记得外婆纺纱的样子。外婆纺纱的形象应该是最标准的,她坐于纺车前,身体前倾,面容安详,气定神凝,右手摇动纺车,左手拉着棉条,棉纱在外婆的手里越拉越长,拉到一定长度后绕到纱锭(穗子)上,接着进入下一流程。嗡嗡嗡,纺车响一阵停一下,响的时候是在纺,不响的时候是往纱穗子上上纱。这是一个漫长而耐心的劳动,当然,对孩子们来说又是一件极好玩的事情。纺纱的外婆坐在纺车前,右腿弓着,左腿伸直至纺车前,外婆是裹了脚的,那只小脚让我们看得真切,果然的小——“三寸金莲”。

纺纱真的很好玩。有好多次,趁外婆不在,我和表弟一起去摇纺车,想作一次纺纱体验,可惜外婆早已预料到我们会去“纺纱”,总是预先将纺车上的轮绳给卸了,我们只能空摇一摇纺车,算是过过瘾,却纺不出纱来。

外婆在积存了一些纱以后,便请织布匠来家里织布(有时候也送到织布匠家去加工)。织布匠在织布机上日夜不停地劳作,织布的声音很大,“满村皆闻机杼声”,土布在机杼声中一点点延长。土布的宽度一般在两尺以上,一匹布长短可以自行确定。在我家的衣箱里,一直存放着几匹布,有藏青的,也有蓝格子的,那是母亲从外婆家带过来的陪嫁,直到母亲去世的时候还保存着。

我母亲也是纺纱的。母亲的纺车是我父自制的,很笨拙,也很粗糙。但母亲却在粗笨的纺车上纺出精细的棉纱。母亲纺纱时的形象很庄重,那种姿势含有一种虔敬。母亲面对着棉花和纺车,并不是面对神灵或祖先,我觉得母亲的这种庄重是对生活的尊重,是对这劳作过程的尊重。我的母亲并非大家闺秀,没有诗书礼乐的家学,但母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日常生活里有着自然而然的礼仪,这可能与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礼俗有关,也可能与有节奏、有经纬的纺纱劳动有关。某些劳动能让人变得知守常,懂规矩,有敬畏,如这纺纱,有行有止,有动有静;如那棉花,由棉而纱,由纱而布,由布而衣,一生的路,都守着行止和动静的规范。

纺纱的母亲是很辛苦的,因为她白天要到队上挣工分,只能利用早晚工余时间。母亲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在纺车上忙活一两个小时后再下地。傍晚收工后,吃过晚饭的母亲便又坐回到纺车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嗡嗡嗡地纺一阵。有时母亲也让我给她当下手,帮助她挑选棉花,次一些的棉花要挑出去,棉花中的杂物必须拣干净,然后,放在光滑的桌面上,由母亲细心地搓成粗细均匀的棉花条。干燥的时候母亲还要在棉条上洒些水,母亲说这样更好纺些,一切弄妥之后,母亲还要先在手上试一下,就是用左手食指、拇指捏着棉条的一端,搓成纱,如认可了,便将之小心地挂到纱锭子上,然后右手摇动纺车,在嘤嘤嗡嗡之间,我看到有一丝儿白纱慢慢地从棉条中抽出,渐渐地,在锭子上绕成肥桃模样的线穗子来……

母亲纺纱时专注的眼神,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她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左手上的棉花条被纺车一点点抽成白色的细纱,她目送着棉花不断地离开自己,无限期地向前走去,走进纱穗……

夏天的时候,在知了的鸣叫声中,母亲叫我帮她把纺车搬到大门外的树荫底下去,这时候,西场上的大奶奶会走过来帮母亲搓一会棉条,一边搓一边跟母亲叽叽咕咕说些闲话。天冷了,纺车被搬到房间里,那时我的妹妹还小,母亲要一边纺纱一边照看床上的小妹。我坐在桌子前做作业,作业做完了,就坐在一边看母亲纺纱,一会儿看她的右手,一会儿又看她的左手,一会儿再看看那不绝如缕的棉纱,然后,在嘤嘤嗡嗡的纺车声中,我不由自主地犯困,打盹,及至于趴在桌面上就睡着了。

母亲纺纱的生活,就这么简单而幸福。

纺车,承载着一代代人生存的希望,传递着亲情和伟大的母爱。

纺车,摇走了远古时代,摇来了现代文明!

唱过一首叫《纺车摇呀摇》的歌:

摇呀摇,

摇纺车,

摇在故乡摇在远方,

摇来了慈母手中线,

摇来了孩子襁褓里的嬉戏,

摇来了一家人的身上衣,

古老的纺车呀,

摇出了人间的缤纷四季。

摇呀摇,

摇纺车,

摇在黄昏摇在黎明,

摇来了日月的交替,

摇来了姐妹妯娌间的情谊,

摇来了多少家的欢与喜,

古老的纺车呀,

摇出了世界的美景旖旎。

……

石磨

民以食为天。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石磨都不陌生。

石磨由两扇圆形石片组合而成,上片为动磨盘,下片为静磨盘,中间固定以轴。石磨的上磨片中间有一个(大磨两个)磨眼,供投入粮食,粮食进入石磨,随磨片转动沿着纹理向外运移,两层磨片接触面被打磨成齿棱,粮食移到接触面时被碾轧粉碎。

我家有一副大石磨。我家的大石磨本是牛磨,后来不养牛了,改成人推磨。牛磨改人磨其实很简单,只是把牛磨轭换成人力磨杠就行了。在我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推磨——祖父将我抱在怀里推磨。祖父说抱着我推磨感觉磨子轻了,是两个人推呢,人多力量大。祖父推磨时,推几转就要歇一歇,祖父为此编成一个顺口溜:“一步三挨,不用罗筛。”在我学会走路以后,祖父就在石磨上加了一根磨杠,从此,我就成了祖父推磨的助手。祖孙俩围着石磨你追我赶。祖父说我们是在追太阳,追月亮。现在想想,觉得祖父挺浪漫的,祖父算是个诗人呢。

随着时光流逝,祖父渐渐老去,我渐渐长大,终于有一天,祖父再也推不动石磨了,祖父推不动磨子的时候,我家就到人家借用“牵磨”。

牵磨必须是小磨子。一副磨担架在石磨上,由两个人(也可以一个人)牵,一个人扶着磨把拗(音,投粮食)磨。牵磨的人站着不用跑动,在磨担的推拉之间促使磨盘完成一个又一个圆。

牵磨人的动作看上去很有点美感。两条腿一前一后站成弓步,两只手一左一右扶着磨担,一推一拉,前俯后仰,给人一种翩翩起舞的感觉。牵磨时必须有一个人,拗磨人掌控着石磨的正常运转,他在磨子完成一个个圆周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我觉得更应该叫他“掌磨”。拗磨人一手扶着磨把,一手在石磨表面上将谷物投入磨眼,石磨转一圈抓一回,用很规律的动作配合推磨人的“舞步”。当大人在牵磨的时候,我们时常站在一边唱儿歌:“楼台接楼台,搭到空中来,隆隆雷声起,雪花飘下来。”两片磨真有点像搭楼台,但打雷的天飘雪花似乎有点不合常理。

我家牵磨是我父亲的事,母亲负责拗磨。拗磨时的母亲头上总是要扎一条羊肚子手巾,这便成了我家磨粮的一个标志。因为我个头小,没办法参加牵磨,只能站在一边唱儿歌给他们助威,有时会模仿大人的样子:推——拉,推——拉,搞得一屋子的人呵呵地笑。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便被“邀”进了牵磨行列。

真正牵磨才体会到牵磨的苦,在推拉过一阵后,人身上便开始发热,开始气喘吁吁,再牵就累,就腰酸背痛,两只手臂又酸又疼。而且,牵磨的时候人必须精力集中,稍一放松,那磨就会打顿停转,弄不好磨担会给推出榫,甚至把磨片推翻。

磨面的屋子总是粉尘乱飞,人们的头上脸上鼻孔里到处是飞尘粉末,堵得鼻子呼吸都有困难;这时候,磨子仍在飞快地旋转,轰轰隆隆,牵动中,头被震得昏昏沉沉。有好几次,我扔下磨担,骂道:“这磨磨子实在不是人做的事情。”父母亲并不责怪我,父亲甚至还会幽默一下,说:“磨磨子本来就是牛做的事咧。”母亲让我坐在旁边歇一会,这时候,石磨的主人走了过来。

我一直不喜欢石磨的主人。石磨主人是个“四类分子”。最要命的是这个“四类分子”的脸上总是带着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让我觉得他不怀好意。不知道听谁说过,笑眯眯的坏人更可怕,因此,对他的笑我总是心怀戒备,担心他会干出什么坏事来。我一直反对母亲到“四类分子”家磨粮,以为这是丧失立场,是跟地、富、反、坏、右划不清界线。母亲说什么界线不界线呀,我们要吃饭,不到他家磨,我们还能到谁家去磨?母亲这话让我无话可说,是的,附近的邻居再没有第二家有磨粮工具了。

“四类分子”每次都要陪我们磨粮到很晚,他换下疲劳的我,不管我让不让。他说他晚上没什么事,闲着也是闲着。“你明天还要上学咧。”望着“四类分子”牵磨的身形,我觉得他跟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什么两样,心里就有点心安理得起来。

看别人磨磨的时候,我又觉得牵磨有点好玩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懂得了观赏是一种享受。

我坐着看他们牵磨,听他们一边磨一边闲扯。“四类分子”说我聪明,好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等等,这时,我心里觉得十分舒坦,直到后来人们在批判四类分子时,说他巧于伪装,说他善于用假话蒙骗革命群众等等,我才恍然大悟,忽然发现了他的“坏”来,坏得我看不出他的坏差点上了他的当。我恨自己竟然与“坏人”同流合污。

大批判过后,四类分子家的石磨被封了,父亲只好把我家的大石磨重新收拾出来,又拾起沉重的磨担。

父亲沉重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以及大石磨发出的嗡嗡声,让我心里感受到问题的严肃性,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苦一点累一点都不可怕,生活的倒退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理想信念的模糊。

我曾经看到过北方的碾子,它们大多被搁置在露天,接受风雨霜雪的侵蚀,我觉得还是我们南方人最懂石磨,给它们专门的磨房,磨棚,而且,每次用过之后,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就连石磨上的纹络也清晰可见,曲曲折折,像山影,像年轮,静静的,让人从中生出一些况味来。

时代进步以后,我家大石磨的那两个磨片在后来修筑一条高速公路的时候,被埋到地下,成为路基的一部分。

稻床

稻床是一种用于掼稻掼麦(脱粒)的农具。稻床为木制,以竹子作面,稻床有正方和长方形几种。将稻子(或麦子)举起在竹棱上用力掼打,使谷粒脱落,这就是掼稻的操作过程。

《中华农器图谱》“古代农器·脱粒农具”中有“稻床”词条:“稻床是稻谷脱粒器具……‘稻登场,用稻床打下谷,晒干飏净。’它的形制为:‘…….床以木制,四足前俛后仰,床面横贯以竹,若帘然,农人两手持稻,以穗击于床,使谷脱于地……’”。

旧时,为了赶稻麦的脱粒进度,十来岁的孩子也常常被赶进掼稻掼麦的行列。“噼噼啪,噼噼啪,童养媳妇来掼麦;惯得快,婆婆夸;掼得慢,婆婆骂;当心回家吃糍粑”。当年乡间流传着这样的“掼麦”童谣。吃糍粑可不是什么好事,就是挨巴掌的意思。掼稻比掼麦子略好一些,掼稻在秋天,天气已经不是很热,掼麦子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掼麦子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是一方面,更有那刺人的麦芒和麦子根,麦芒会朝掼麦人的脖领里袖管里钻,刺得人浑身难受;麦根会戳人的手戳人的脸,戳得人遍体鳞伤。

稻床跟犁杖和牛耙一样,属于农家必不可少的农具。当然,不是所有农家都备有稻床,大多农家或者置不起,或者懒得置,要用的时候向人家借,有的家庭就在场地上搁一块门板或一块石头,在上面胡乱地摔打。

我家是有稻床的。我家稻床是桑木边框,桑木时间用长了会发红,当然,也有可能是掼麦人的汗水成了稻床的包衣。在我很小的时候,麦收时节,在我家院场上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一大一小两个人,面对面,在稻床上掼麦子,大人掼一下,小孩也掼一下,大人再掼一下,小孩也再掼一下……那就是我和我的父亲。当然,父亲举起的是一小捆,我攥起的只是一小把或者几根。我学着父亲的模样,把麦子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使劲向稻床掼去,麦穗撞在稻床的荆条上,一粒粒麦子掉下来,撒在地上。父亲哈哈笑道:“好喽,我儿子会掼麦子了。”我也得意地咯咯笑着。

不用多一会儿,我的脸上身上就满是汗水了,父亲停了手,替我擦去脸上的汗,顺便刮一下我的鼻子,笑我是个“细花脸儿”,我也伸手摸摸父亲粗糙黝黑的脸说:“你是个‘大花脸’”,哈哈哈哈,父亲笑得更开心了。在我和父亲掼麦的时候,母亲和姐姐在地里割,父亲掼完一担,又下地去挑上来再掼。

收场的时候,父亲把稻床搬到场边,我倚坐在稻床架子上捧着水杯喝水,看父亲母亲和姐姐收拾场上的麦子,谈说着今年的收成,谈说我该上学之类的话。这时,夕阳的余晖把场边的树木染成一片金黄色,把麦堆和父亲母亲、姐姐也涂抹成金黄色。

这是我家稻床留给我的美好印象,当然,更多的印象是艰辛,是苦难。

我从开始在稻床上掼麦子掼着玩,到正式掼,这一掼就是二十多年。在参加工作以后,每到大忙季节,我还会回家伺候几天稻床,因此,我对稻床是有着深厚感情的。

时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生产队有了拖拉机和毛滚脱粒机,从此,每到麦收,生产队男男女女们就围着机器转了。用脱粒机脱粒,还是离不开人工,需要人工收割、人工挑运、人工站机、人工清理,其工作量仅仅是少了一道人工掼打的工序,因此,这时还有不少人在稻床上掼麦掼稻,我家的稻床常常在自家掼完以后,还要被人家“请”去忙上好多天。

直到90年代,收割机才终于开进我家地里。

这时,父亲已经年近古稀,掼麦子的手臂已经举不过头顶,只能将打麦场让给了机器。收割机第一次在我家地里作业的时候,父亲围着它默默地转着,我知道他心里有点不服气,他在眷念着他的稻床。不过,当看到收割机只用了个把钟头就收获完了我家几亩麦子,而且把麦籽直接运送到场院上,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从父亲的笑容里看到了许多内容。

稻床的使命终于完成了。由于多年不用,我家那架老稻床老得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它躺在我家的小库房里的一堆杂物里,老父亲见了,舍不得,又把它拣出来挂在墙上。依着父亲,他是要把稻床当作一件传家宝予以传承的,后来还时常要把稻床上曾经发生的事重新拿出来叙说一番,可惜的是,后辈们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任由老父亲在那里唠叨。

水烟袋

在我家的一张旧书橱里,至今存放着一根水烟袋,这只水烟袋高约25厘米,是黄铜的。烟袋的底座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烟袋管,后半部作烟缸。烟袋的底座外面是刻有铜画的,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画面已经模糊了。

看到这个烟袋,我就仿佛闻到了一股陈年的水烟味,里面混杂着祖父的气味,父亲的气味,还有邻居西场大爹、徐大大和龚队长等人的气味。

夏天,突如其来下起一场雨,在我家附近地里劳作的人纷纷到我家里来避雨。人们或坐或站或蹲,很快就把我家的小屋挤满了。他们有的脚上穿着草鞋,有的赤着脚,脚上的泥水在地上留下一片湿漉漉的脚印,人们有些过意不去,祖父却一再说没事。

祖父热情地招呼着他们,递上他的水烟袋,接着,水烟袋便在他们手上一个个地传递着。

吸烟的时候,吸烟者一只手托着烟袋底座,另一只手从烟缸里掏烟,那神态是从容的,也是悠然自得的。他(或她)歪着脑袋,口衔长长的烟袋嘴,眼睛半眯着,低头咕噜咕噜地猛吸一阵,然后,抬起头来,停顿片刻,才慢慢地从口中吐出一圈圈烟雾来,再然后,拎起烟哨子(装烟的烟锅),嘴里逼着气呼呼地吹掉烟灰……

龚队长的烟瘾大,别人吸三锅,他要吸五锅以上。龚队长吸一口烟过后总要咳嗽一阵,再吸再咳。有人骂他:“都咳成这样了,就别吸了吧。”咳完之后的龚队长喘过气后笑笑说:“不吸,我咳得更厉害呢。”人们都笑:“依你说,吸烟倒是可以治咳嗽的咧!”吸过了,他们一个个显得精神了许多,这时,外面的雨竟停了。他们拍拍手,站起身来,道一声谢,一个个心满意足地走出屋子去,又投入到地里的农活里。那阵雨就好像是专门为他们吸烟休息准备的。祖父满脸堆着笑,把他们一一送出门去,嘴里还在念叨着,叫他们休息的时候再来。

夏夜,祖父坐在门前的场院里纳凉,西场大爹和徐大大等人三三两两地走拢了过来,散散地坐在祖父的周围,水烟袋照例在他们的手上传递着。他们一边拉呱一边吸烟,暗影里,我只听到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看到忽明忽暗的火光,烟草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看他们吸烟,我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不吸烟的时候,他们两手不停地拍打着蚊子,一经吸烟,便安静下来,那蚊子也好像不再叮咬他们了,我猜想,水烟的气味或许是最好的避蚊剂和镇静剂。

常看祖父吸水烟,我从中也了解了一些水烟袋的常识。首先,烟袋水的添加有讲究。烟袋水太多了,容易吸入口中,水太少,没不到烟管,烟会直接进入吸管,呛人,起不到过滤作用。方法是含一小口茶水,从吸管慢慢注入盛水斗,然后试着吸,待烟袋里发出轻脆的“咕噜噜、咕噜噜”的声音即可。装上烟丝之后,因为气流受阻,“咕噜噜”的声音就会变得绵长悠扬,听起来十分悦耳。其次是要勤换烟袋水,勤洗烟袋(荡烟袋),以保持烟袋的清洁。烟袋水日子一长,会变得黏稠,变成烟袋油,黏稠的烟袋水吸起来费劲,也不卫生。但是,烟袋水也是有用场的,一是用来对付蚂蟥,二是能“治”小孩的腹痛。夏天里,秧田里常有蚂蟥叮到栽秧人的手脚上,它们不吸足血是绝不肯松口的,摘都摘不下来,这时候,只需滴一点烟袋油(水),那蚂蟥便松了口,蜷曲起身子,从吸血处滚落下来;二是小孩子没来由的腹痛,这时,烟袋油就成了一种家用的救急镇痛药物。

在吸水烟的时候,吹纸媒子是一项重要技术。吸水烟很费火柴,每吸一锅烟必须用一根火柴,一个吸水烟的人,每次吸烟大抵在三锅烟左右,算一算,一天可能就要用一盒火柴。吸烟的人多是舍得吸烟,却舍不得划火柴,因此,发明了供吸烟用的纸媒子。纸媒子又叫水烟媒(音忙)子,以粗纤维的火纸手工搓成。这种小纸卷必须不紧不松,吸烟时点着它,并不点燃,只是留一点火星,夹在手指间,待装好一锅烟,将暗红的火头送到嘴边,撮紧嘴唇,舌头一伸一缩之间,送出一股急速而短促的气流,“呼之——”一声,气流喷在火星上,火头一红,一团明火跃上纸媒的端头……这个技巧很不容易掌握,纸媒子太松,来不及吸,一下子就燃完了;纸媒子太紧,吹起来不容易着。这件事,我小时候没少练,“呼之——呼之——”半天都吹不着,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没有走进吸水烟的行列。

对祖父吸烟,印象最深的是冬天。手捧水烟袋的祖父,坐在门脸儿里的太阳底下,阳光从树枝间斜斜地筛下来,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样子,他坐在一圈光晕里,咕噜咕噜地吸烟,身旁坐着西场大爹,有时还有徐大大和其他几个老人,后来,父亲也参加了进来……水烟袋在他们手上传来传去,他们一起唠着家常,说些他们过去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人和事。烟草的味道在空中飘散着,闻上去竟是很好闻,那样的时光,恬静而悠然。

我将书橱里水烟袋细心地擦拭了一遍,重新放到书架上,在我眼里,古朴的烟袋与我的书架竟是那样地般配。我坐在书桌前,面对它,心里有了一种温暖,从前的那些人和事,仿佛又从它身上一一演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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