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1978年的衣胞地:破落的土坯,锈蚀的窗棱,坑洼不平、虫洞密布的木板门,从低矮的门楣下垂下一绺枯草。坍塌、斑驳、灰头土脸,完全一幅风烛残年的光景。进入屋内,你可以透过面盆大的窗户,看着光亮从厚厚的土坯挤进来,在黑洞洞的房间里留下一块圆形的光斑。要是一时间花了眼,你会以为那是大地的伤疤呢。堂屋的地面是崎岖不平的,乡下人把城里人叫客厅的空间称之为堂屋,有亮堂堂的意思,开门直冲着外面的太阳,在没有钟表的日子里,靠阳光留在堂屋里的影子,记录下生活的刻度。一到阴天,雨水渗透进来,堂屋地上起了一层泥疙瘩,纠缠在土布鞋底,如同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像乐谱里的立体音阶。

老屋冬暖夏凉、接地气,与树木、野草为邻,以昆虫、动物为伴,舒适自然。当年我家的屋梁上,始终有一个洗手盆大小的燕子窝。一到春天,闪电般的黑色燕子不知道从哪里飞来,准确无误地栖息在这里。今年的燕子,还记得往年的窝?不得而知。看着它们不顾主人的存在,大大方方地从门外飞进,又从窝里飞出,丝毫没有一点生疏和恐惧,这不由得令人生疑。狗、猪、羊,还有体型再庞大的牛,见到人都会惊吓得躲一躲,为什么燕子们不害怕呢?“唧”的一声,又“唧”的一声,自由地进进出出,俨然这家主人似的。有时候堂屋喧闹、嘈杂,大呼小叫,它们全然不当一回事,依旧如故,胆大的燕子还敢对着梁下的人叫几声,算是回应,告知人们春天的降临。它们飞来飞去的身影,像极了麦田里忙碌的母亲。你不忍心去惊扰它们,只能装着没看见它的样子继续做事。这时如果你抬头凝视它,它们也会蹲在高高的横梁上,睁着明亮的眼睛,歪着头,一动不动地打量着你、倾听着你。

门洞是老屋的标配。门框左下角,几乎每家每户都要留一个洞口,篮球大小,一直敞开着。门洞功能强大,容得下一只狗窜出,也方便一只下蛋的母鸡钻进,当然,老鼠、猫等动物自然不在话下。老屋为什么要留一个这样的洞口?是对狗、鸡的爱怜,还是对猫、老鼠的同情,为它们大开方便之门,即使主人不在家,也给它们开个后门。长大后我在回望那个门洞时,才醒悟过来,那个门洞是为鸡们留的,准确地说是为下蛋的母鸡而设。主人在田里干活,一干就是一天,门上了锁,鸡们回不了家,也就没办法把蛋下在家里。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都知道,鸡经常会把蛋下在垒起的草堆、失修的猪圈里;逼急了的母鸡,还会借邻居家的鸡窝下蛋,这不是典型的吃里扒外么?它哪里知道那只蛋会不会回到主人的手中。搞笑的是,鸡做了亏心事后,还敢理直气壮地大声嚷嚷,以功臣自居,围着刚从地里劳作回来的主人,不赞美几句它就追缠着你,唯恐你忽略它的劳苦功高。这不是对主人的揶揄和讽刺?她正在为丢失一只蛋而郁闷,看到这般情景,气不打一处来,抬起一脚,把它踢得远远的,嘴里嗔怪道,蛋都丢给了人家,还耀武扬威什么?当然,这并不是鸡们的错。大门紧锁,门洞没开,鸡们哪里有下蛋之地?一旦门洞大开,鸡也心领神会、晓得感恩,它们会无师自通地从门洞钻进,把蛋下在自家的窝里,等主人回来后,赏赐一把米或剩饭剩菜什么的,算是对它极大的奖励了。

门洞是鸡的城门,与猫和老鼠关系不大,它们把门洞当作通道,白天它们在家里休息,或者流窜到隔壁,躲在地洞或者主人的棉被上小憩,到了晚上,才是它们真正登台表演的时刻,猫鼠大战频频爆发。

我一直以为老屋是有生命的,当然,至今还是认为有生命的。一旦老屋从大地上站立起来,从少年到青年、壮年或至衰老,风吹,日晒,加上雨淋,整个房子早就趴下身子,与泥土偎依在一起,天长日久,还会扎下根来。如果你在雨后沿着屋檐走过,总会发现一棵或几棵小树苗,从屋角下冒出来,那是老屋长出的根须。没看到也不要紧,只要你不怕脖子酸,仰头向屋外房顶望去,除了看到那黑乎乎的笔直烟囱外,还将看到那么几棵或多棵瓦松,齐整整地站着,像列队的士兵。那些瓦松,也不知道能活几天、数月或经年,总之,它们同住在老屋里的人一样,努力地生长着,苟活着。

严格地讲,这老屋不能算是我的房子,而是父辈的房子,我只是其中的过客,怎敢妄谈?父亲心中对男子汉的词义是,盖起房子,撑起门楣。站在1978年时间之岸回望父亲,或许我们先辈的房子,都不是当初的第一站。居于淮河两岸的人,对房子有庵、草棚、茅屋等说法,此类词语的出现,揭橥着房子的前世与后传,木头作梁、茅草苫盖;实在困难的,则在树林里选一片茂密的地方,三两块塑料布撑开围住,就是容身之所。七尺之躯,能占多大地方?活着就行。

那时的我,相信和我一样经历的人,都有一个遥远而绚丽的梦想,从这老屋里逃离出去,逃离夏季漏雨、冬季飘雪的栖身之所。父亲总是说,念好书,你就会住上瓦房呢!我信以为真。

正如父亲所预言的那样,1996年,我从老屋搬进了砖瓦结构的房子,没有门洞,没有燕子窝,也没有屋顶上的野草和瓦松们。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回乡从教,赶上了国家安排工作、分配房子的末班车。去乡村小学报到的前一天,单位为我们安顿好房子。单身汉,按照规定一间标准的瓦房,瓦是红瓦,砖是红砖,十来平方米,卧室兼书房、厨房。如果说老屋用蓬头垢面形容,那么我分到的公房则算是素面朝天,房内水泥地坪光堂堂的,墙壁不再是芦苇和泥巴混合而成,而是实打实地水泥与砖组合,外表是一层风干后的白水泥,蹭到身上一点灰尘也没有;窗户也不是面盆大小,外面蒙上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薄膜,取而代之的是半人高的玻璃窗户,透亮得惊人,从窗户向室内打量,就像一个人被掏空了灵魂。门洞肯定是没有的,校园里不许养鸡,狗也不会有。代替鸡鸣狗叫的,则是每天准时响起的电铃、书声。动物们虽然没有了,可阴雨狂风自然必不可少。一到阴天,它们还会从狭窄的门缝里钻进来。门很憨厚,可是抵挡不住时间持续地攻击,露出僵硬的裂缝来。门楣上方,是早已褪色的旧年横批“春风化雨”,一声不吭地裸呈着。

父亲来学校看我,走在校园光滑齐整的水泥路面上,一改过去的弯腰驼背、点头哈腰,而是腰杆笔直,间或带有几分趾高气扬的神情,说话音量明显提高了八度。一时间让我无地自容,想找个泥缝钻进去。他完全不去理会房子的大小,他在乎的是,我们不用自己再盖个素朴简陋的老屋,而由公家分配给我一所宽敞明亮的瓦房。“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房子”,完全印证了外国诗人的预言。父亲心窝里一直隐藏着三个字“公家人”,只有成了公家人,才会住上公家分给的瓦房。为什么不是楼房?住在老屋里的父亲,他的认知范围里,就是我们村小院内的瓦房。这是他躬身泥土、在人生的至暗里负重前行始终守护的灯盏,是他在遍体鳞伤之外时刻幻想的铠甲。三个字,就像三根肉刺,深扎在肉身的隐秘处。

事实上,我只不过是乡村教师队伍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员,极其卑微的那个,可父亲的内心充满着骄傲。在他再次扛起犁耙或握紧锄头时,对耳鬓厮磨的土地不再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而是心怀敬畏和感恩。他像一匹沉默寡言的老马,走过人间的风餐或露宿,换来我的瓦房生活。尽管我在一次偶然的洗澡中,发现他脖子后积攒着一个鹅蛋大的茧块(那是生活的压力所致),父亲没有喊疼一声。他把那个肉茧,当作他生活战场上一面无比荣耀的盾牌与奖章,当作一个男人赤裸肉身与自然、尘世搏斗、撑起门楣的印记。他所能掌握的武器和依靠,就是那些简陋的农具,除此,还有汗水、血和硬骨。这使得父亲后来清明祭祖时,就有了某种不辱使命的底气和荣光,那发光的瓦房愿景,则继续支撑着他在世间行走。

父亲沉浸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几年后如果他要是再去,看到我从那间充满着无限满足与幻想的瓦房里搬出来,蜗居在县城步行街一家店铺逼仄的储藏室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当场坍塌、倒下?天旋地转、山崩地裂还是从胸腔里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来?种种猜测我想都不足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天空一下子黑了下来。

多年以后我在回忆来路的时候,很怀念那间瓦房及那段透明欢乐的日子。早上,沿着宿舍区一条笔直坦荡的水泥路走去,透过厨房的窗户,锅铲与铁锅的撞击声、起床洗漱的咳嗽声、婴儿早起的啼哭声,还有各种高声喊叫、琅琅书声和院外马路上的车辆鸣笛声,一起汇聚在这里,从扩散到集中,形成巨大的磁场效应。校门外,十里八村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早早赶到学校,随着大门一开,潮水般涌进来,校园立刻沸腾起来,接着铃声、晨读声一起加入了这春光的合奏里。

瓦房的另一番景致,是在潮水退却之后,欢腾像是从院子里那口古井里冒出来一般,清新、纯净。古井像一本深邃厚重的典籍,在铃声的召唤下,敞开了所有的秘密。从课堂上、办公室里、球场上回来的人,一下子聚拢到古井边,铁桶与水的掌声里,男的淘米、女的洗菜,手忙着、嘴也不闲着,各种笑声、趣事在井水的润泽下抽枝整叶、葳蕤起来,像极了桥头的那个书场,大鼓一敲,评书人沙哑的声音在“叮叮咚咚”里敞开了话匣子。住在瓦房里的时间,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醉汉,豪爽多情又如此迷人。饭后,男人们在院中摆开龙门阵,象棋、围棋、二胡等次第展开,女人们则就着门前巴掌大的空地,挥动锄头,把从街上买来的辣椒、茄子、黄瓜、丝瓜和西红柿秧子,一棵一棵栽下,只待夏季一到,门前蓬蓬勃勃。

城市对乡村人来说,意味着光滑的马路、触天的高楼、琳琅的商品,还有衣着光鲜的日子,她是富裕、繁华、高贵的代名词。进城,对农家子弟来说,是我们那个年代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终极目标。但是,进城之路,就像半空里的钢丝,亦如老屋里那面来回摇晃的钟摆,我把这种状态看作是不安、焦虑、颠沛和居无定所。在父亲的认知里,城市是人间的天堂,是我们的归处;这也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他那泥泞里的跋涉,似乎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我能穿过马路,从城市上岸。尽管这样的抵达,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这是乡村横渡到城市的日常路径。

我深藏着父亲给予我的生活经验,守一份稳定的工作。瞒着父亲,跟着辞职的人潮,我胆战心惊地向学校递交了辞职申请,从体制内出来,然后把自己交给自由而未知的以后。我承认,住在瓦房里,过着一眼看到底的稳定生活,未免不是一种稳定的选择;而挣脱绳索,虽然有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可是谁敢说前面不是悬崖峭壁或万丈深渊?没有人能肯定地告诉你,只能硬着头皮向前。

这个决定,造成我多年来处于一种颠沛流离、悬浮的生活状态。那时候我已成了家,从瓦房出来后,我带着夕颜,先是暂住在县城步行街一家门市的储藏室,后来又迁到城郊一处农户的院落。典型的江南四合院,院子里有一口压力井,水井上面是一个实木搭成的葡萄架,夏季一到,密不透风的葡萄叶子遮住烈日,形成庇佑水井的巨伞。人站在水井旁,手一伸,就可以摘到一串串紫色的葡萄。水、葡萄、生活,构成流离生活的第一站。四合院外,是房东开辟的一块菜地。房东把这个福利送给了夕颜。她一下班回来,就拿起院子里的农具,直奔菜地,刨地、碎土、上肥、下种、浇水、填土……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是我和夕颜进城后的共同渴望。古人说,居无定所,难免有凄凉难过之感。对于出生在老屋的人来说,房子的意义,不亚于身体内一根肋骨。记得当时我像一只不顾一切扑向灯火的飞蛾,那个灯火,就是房子。所以,当听说单位还有新房出售,不顾夕颜的担忧,我迅速找亲戚借钱付了首付,按揭下人生中第一套商品房。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当时那个楼房的感觉,跟幼时手工课上制作的纸房子一样,手指轻轻一推,随便一场风雨,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不是说水泥钢筋浇筑的房子不坚固,而是内心的那座房子极其脆弱。在这套房子的门楣上,深刻着一个时髦的词语——“按揭”。这两个中国汉字,就像两根钉子,揳进我们的胃部,无论怎样反刍,始终得不到消化。当老实巴交的父亲从老家赶来质问我按揭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按时还上时,我躲闪着他的目光,用掉牙漏风的嘴唇回答道,能。微弱的声音,连我自己都听出了其中的虚弱和无力,凉意从身体里翻腾上来。

母亲也多次站在楼底,久久凝望着这雄伟高大、不易接近的水泥建筑,叹息连连,住得不错,可吃什么呢?母亲的草木世界里,她以为自己虽然住着老屋,可老屋旁边,是菜园、庄稼、农具、鸡鸭鹅还有犁铧呢。有地在,人就饿不着。母亲发出低沉的叹息,小区里没有一点地,吃菜都得上街买,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她和父亲走在光堂堂的水泥马路上,爬着一层又一层的水泥楼梯,整个楼都能听到他们的哀叹。有人说水泥这个东西,是破坏这个世界的最大杀手。不只是封住草木、庄稼,还有暗中游走的虫子,它让人类处于一种巨大空间里的孤独、凄凉。失去了自然、动物这样的邻居,我们怎能不感到齿寒?

那段时间里我老做噩梦,梦见自己是个蹩脚的杂技演员,穿着父亲的解放鞋,戴着草编的太阳帽,站在高高的绳索上耍杂,随时都有跌下来的风险。失眠、恍惚和混沌,成为我的常态。我预感到这样的房子与自己无缘,事实上一语成谶,成了我逃离以后北漂的理由。

走在南方城市的老街巷里,狭窄逼仄的巷子,在两旁老民居楼的挤压下,我们只能看到地上的青石板和头顶上的竖条状蓝天,差不多所谓的一线天。粉墙黛瓦,加上水乡河道的纵横,时光一下子推出了很远。

光阴再次把我带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我主动结束“上无片瓦藏身、下无立锥之地”的北漂时光,和夕颜一拍即合,开始定居江南的生活,找工作的找工作,看房子的看房子。最终,我们倾尽半生所有,抵达南方后的第二年,我们买下了房子,办齐了手续。而房子真正走进内心的,是在我们与房子比邻的商铺、学校、地铁、公园、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酒店、商场、老街、菜场和医院熟悉之后,漂在半空里的肉身终于落了地,找到曾经熟悉的、属于老屋的一点归属感。我那卑微的父亲也终于长吁了一口气,那颗一直悬在空中“叮叮当当”多年的心,总算不再焦虑。我们喜极而泣,又恍然如梦。即使在新的楼房里,抱着房本睡觉,依旧如梦如幻。一连数月,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拥有了一套房子,货真价实的房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看着考究的装潢,陌生的家具,一时间恍惚、梦幻。墙壁、卧室、客厅、厨房,它们像个路人甲,疏离地看着我们,我们也冷漠地看着它们,没有一丝熟稔的温度。

在南方落脚。由此,我对房子的认知,在经过中介老师不倦地辅导之后,从白纸一张到如数家珍,穿过私房、房改房、小产权房、商品房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烟雾后,我们在荒凉的空地上逐渐建立了一套科学饱满的买房知识结构体系。至此才明白,拥有一套房子,不是凭借水泥或草木搭建的空间,得讲各种证件本本。也就是说,我和夕颜曾经住的老屋、瓦房、出租房还有后来的按揭房等等,都不曾算真正的拥有,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寄居、飘零。想到这里,原本动荡的心再一次甩到半空中,北漂的生活再次铺展开来。屋内,我睡在钢铁架的木板上,枕着空荡荡的高楼寂寥,数着锅炉房开水间午夜的水滴;屋外,是连绵起伏的高架、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无数失魂落魄的异乡人,他们和我一样,在森林般的楼宇下,睁着眼睛蜷缩在午夜的床上。

双休或假日,我和夕颜挽着手在粉墙黛瓦的旧居里穿行,这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不知为何,我们对旧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巷子里很静,家家户户都关门上锁,开门的多是临街人家,应付着来往稀疏的过客,好兜售他们残存的美食或特产,他们也不是专业做买卖的人,只是把家里多余的物什,靠着临街的优势,有一搭没一搭地等待着。巷子很古,行人很少,仅有的人群,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早就出去住商品房,大平层或别墅。老人们三五成群,坐在临街的屋檐下,看着有人骑着电瓶车匆匆而过,除了快递小哥,剩下的就是大声说话的他们自己,声音很高,惊动整个小巷,回声从幽深里传来,然后又沿着青砖铺就的小路折回来,注入年迈的、将要失聪的耳朵。一旦发现有生面孔出现,老人们就会立即停止拉呱,睁着迷蒙的眼睛上下打量,似乎在暗中窥探,我们到底是租客、买房者,还是匆匆而过的游客,她们警惕的目光泄露了一切。

夕颜说,曾以为进了城有了栖身之所,心就会安定下来。可是不知怎的,她却愈发想念昔日的老屋、有鸡鸭鹅的日子,想念燕子在春光里穿梭,园里各种菜蔬潜滋暗长。那一瞬间,我再次混沌起来。她说的何尝不是我的心声?“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的,寸心不宁的地方,怎么能够称之为故乡?原来,半生肉身的逃离、颠沛、浮沉,从起点到终点,从出发到抵达,靠近心脏最近的地方,仍是那个业已消失的老屋!

杜怀超:何处问归程

杜怀超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作品》《北京文学》《草原》《散文海外版》等刊;出版《一个人的农具》《苍耳:消失或重现》等多部。作品曾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等重点项目;曾获紫金山文学奖、老舍散文奖等奖项,多篇(部)作品翻译成外文和入选各种年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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