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2年第9期|张执浩:传告后代人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公元849年春,已近不惑之年的李商隐结束了在桂林的游幕生活,回到长安,在朝中谋了个京兆府掾曹的职位,和从前一样,还是靠笔墨事人,兢兢业业,唯唯诺诺,但是困窘的生活境况依然见不到丝毫起色。有一天,诗人凝眉端详着在春光中嬉戏的、烂漫聪慧的儿子——这位曾被温庭筠戏谑为“乐天转世”的李兖师——他写下了一首《骄儿诗》。这是一首由三十六联构成的五言体长诗,其结构有点近似于杜甫的《北征》,但内容和写法显然脱胎于西晋诗人左思的《娇女诗》,只不过是将“我家有娇女”换成了“兖师我骄儿”,诗中大量生动形象的描写与《娇女诗》如出一辙。全诗共分为三段,前两段均为对骄子体态和性情的描述,重点集中在最后一段:“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这肯定是诗人苦闷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李商隐在诗中希望儿子长大之后不要重复父亲的老路,与其像他一样通过读书科考求取功名,不如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不能不说,这是李商隐对后代的真诚祝福,既含有对自我遭际的无限感慨,又怀有对儿子前途的隐忧。写这首诗的时候,李商隐的生活其实还没有真正触底,但无望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了。在激愤的李商隐看来,诗赋写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倘若徒守经帙,不仅于国无益,而且还会给自己的生活徒增伤悲,所谓“文章憎命达”,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没能逃过这样一劫。我们不知道李兖师长大成人后,是否真正理解了他父亲的忠告和良苦用心,亦不知道其命运走势究竟如何,反正像所有默默无闻的人一样,“李兖师”这个名字除了在父亲的诗歌中出现过外,再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他。仔细想来,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为历史不仅记录荣光,也会记录苦难,在充满践踏、追求不朽的“立言、立德、立功”的道路上,那些平平淡淡、无喜无悲度过今生的人,兴许才是真正活过了的人。当然,这只能是假设,李兖师碰巧有这样一位不朽的父亲,因此,他才有机会昙花一现,而更多的人连这种假设的机会都不曾拥有过。

考察历史上那些星宿般晶莹闪亮的大诗人们给自己后代写下的诗篇,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每一位诗人对后代的寄望虽然各有侧重,但大多都还是希望儿孙们能够“诗书传家”,奋发有为,或者各安其命,颐养天年。而像李商隐这样,如此决绝地给出“儿慎勿学爷”的忠告的,终究还是少数。李商隐的写作被后世公认为得杜甫之真传,“义山继起,入少陵之室,而运之以稼丽,尽态极妍,故昔人谓七言律诗莫工于晚唐。”(清·钱良择《唐音审体·七言律诗总论》)从早期学杜,仿杜,到后来改良杜诗,最终形成了脱胎于杜诗却又独具个人情貌的“商隐体”,作为晚唐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李商隐最后竟然不愿让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此事至少说明,其枯灰之心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相反,杜甫却不一样,尽管他也潦倒,贫困,四处碰壁,却始终坚守着诗歌的初心,把诗歌当作弘扬家族精神、施展个人抱负的事业。在《宗武生日》诗里杜甫写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是杜甫十分器重的小儿子,诗人先后为他写下了《忆幼子》《又示宗武》等诗。看来,杜甫不仅希望自己的小儿子能够继承“诗书传家”之志,而且还应该不慕权贵,低调做人,以期光大门楣。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杜甫死后,夫人杨氏无钱将诗人遗体送回老家归葬,只好草草葬于岳州。不久,杨氏去世。有人考证过,长子杜宗文可能被杜甫的好友桂林刺史李昌巙(李剑州)带往外地,征辟为从事;而杜宗武则一直流落在湖湘一带,娶妻生子,直至死去。多年以后,杜宗武的儿子杜嗣业满面凄楚地来到荆州,请求时任江陵府士曹参军的元稹为祖父撰写墓志铭,而后又通过求告、借贷等方式,才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将祖父母的遗骸带回偃师家族墓地归葬。

“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是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一诗中对自家家谱的实录,诗人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祖上的确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杜甫的家世可以清晰地追溯到西晋开国功勋杜预那里,这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作者,既是一名战将,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学家,曾享孔庙供奉,受后世敬仰。在杜甫的心目中,这位文武双全的十三世祖堪为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具体楷模,杜甫曾多次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都含有缅怀这位高祖之意。而真正让杜甫深感自豪的,还是他的祖父杜审言。“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这是《全唐诗》里收录的杜审言的作品《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首非常合乎律诗规范的五言诗。明人胡应麟称杜审言为“初唐五言律诗之首。”而杜审言自己也当仁不让:“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生性倨傲的杜审言从不讳言自己卓绝的才华,但他在仕途上并不顺利,数次遭贬,却依然我行我素。作为初唐五言律诗的奠基者之一,杜审言为杜氏后代积攒了足以傲世的传家资本。

杜甫在“裘马轻狂”的环境下很快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之后经历了汲汲于仕途、惶惶于战祸、漂泊于江湖——这样的三段人生,无论生活环境多么动荡险恶,他始终将家人带在身边,对子女近距离地言传身教。而他本人也从来不曾放弃过对诗歌这一艺术形式的思考,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诗歌体式方面,诗人在每个阶段都不断有崭新的经验介入,一再深入地推进着自己的情感表达效果。“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以及“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甫创造性地用以诗论诗的方式,将诗学与人生并置,在写作中注入了关于诗艺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启发着无数后来者。试想一下,如果诗人没有将诗歌视为一桩神圣的事业,没有理所当然地视写诗为“家事”,而只是像许多诗人一样,将诗歌作为个人才情的展示,他就不可能最终成长为后世景仰的“诗圣”。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是孔子在《论语》中对儿子伯鱼的谆谆教诲。在孔子看来,“诗教”其实是一种培养君子品德和心性的手段,君子之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而每一次社会的“礼崩乐坏”,首先就是缘于“诗教”的缺失,以至于“礼教”“乐教”的沦丧。由于《诗》具有“言志”的性质,“言情”的特征,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试图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将《诗》与礼、乐融合在一起,作为传达思想教化人心的手段和工具,由此慢慢形成了以《诗》成礼,以礼传家的社会风气。当这种风气形成之后,不仅统治者,包括那些奉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士大夫们,都无不以这样的传统教育后代了。

公元393年左右,陶渊明为长子俨作了一首《命子》诗,起笔写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这首长达十章的诗,前六章都是在叙述陶氏一门悠久淳厚的家风,后四章则在训诫后代不忘祖德,光大门风,字里行间显示出了诗人知天安命、委运任化的超然胸襟:“日居月诸,渐免子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十年之后,陶渊明则作《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中充满了对孩儿们的慈爱怜惜之情,而此时的诗人已经在生活中历练出了更加豁达的人生态度,他不再苛求人生所有,也不再强求生命的得失,只愿孩子们能够在人世间活得无碍无羁,在亲情中守望相助。五十三岁那年,陶渊明自恐来日不多,怀着生死有命的达观态度,又给儿子们留下了一首带有遗嘱性质的诗《与子俨等书》,谆谆告诫儿子们:“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并以鲍叔、管仲、归生、伍举等为例,希望他们善待彼此,“兄弟同居,至于没齿。”在这首诗的最后,陶渊明引用了《诗经·小雅》,说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全诗深情款款,充满了舐犊之情,也全面而深刻地凸显出了诗人一生的志趣和高洁的精神人格。

四百多年后,江州司马白居易专程来访陶渊明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陶公“高山仰止”般的钦慕,而且对陶渊明诚实守护儒家伦理,培育厚德家风的行为,表达出了深深的敬意。而相比之下,生前风光无限的白居易,晚年只能发出“荣枯忧喜与彭殇,都似人间戏一场”(《老病相仍,以诗自解》)的感喟了。这位坐拥满壁家财、晚来得子的大诗人,因爱子崔儿三岁夭折,而陷入了失去继承人的巨大悲恸中:“悲肠自断非因剑,喧眼加昏不是尘。怀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邓攸身。”(《哭崔儿》)白居易晚年时常会在空虚与无奈的情绪里自怨自艾,同时又强作欢颜,这大概都与崔儿的夭折有关。在《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一诗里,他对这种沮丧感供认不讳:“书报微之晦叔知,欲题崔字泪先垂。世间此恨偏敦我,天下何人不哭儿。蝉老悲鸣抛蜕后,龙眠惊觉失珠时。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无人可传,无后可袭,意味着,诗人毕生的努力都有可能会付之东流,这无疑是他人生中难以复加的悲哀。七十一岁那年,白居易终于选择了皈依佛门,自号“香山居士”:“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念佛偈》)

在讲究“诗书传家”的中国古代,白居易的遭遇着实令人同情,但或许他还不算是最为悲惨的,孟郊就比他远为不堪,这位年过四旬还被慈母催逼着,踏上科考之路的诗人,屡试不第,“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韩愈《贞曜先生墓志》)在终于中得了进士后,孟郊喜不自禁,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原本以为自己潦倒的生活会就此画上句号,却哪曾想到,后面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着他去经受。《游子吟》是在孟郊担任溧阳县尉时所作,一句“慈母手中线”感动了无数后人,充满了诗人对母亲裴氏的深情感念,那也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几年时光,但没过多久,他最珍爱的母亲溘然病逝。随后,诗人又因家境贫顿,连丧三子,生命中只剩下了凄凉的晚景:“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秋怀十五首·其四》)穷困、饥饿、疾病、衰老、孤独……这些不祥的词语,此间全部化身为催命厉鬼,在孟郊的晚年找上门来。《唐才子传》中说:“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孟郊死后,贾岛写道:“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后,斜日下寒天。”(《哭孟郊》)两位惺惺相惜的诗人,最终都以身试“苦”,前者用生活之笔饱蘸着生命之无常,成就了“诗囚”苦难的一生;而后者用语言之笔,将自己打磨成了一位“苦吟”大师。贾岛终其一生也同样没有摆脱困苦者的形象,《唐才子传》这样记载他:“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中有失意吟,知者泪满缨。何以报知者,永存坚与贞。”可以想象,当贾岛后来重读故人孟郊的这首《答郭郎中》时,也一定会如我们这般对沉重的人生感叹不已。

然而,文学史上仍然有许多令人钦羡的诗家典范,他们不断书写和成就着文学史的奇观,譬如,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魏晋“三阮”(阮瑀、阮籍、阮咸),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或祖孙相传,或父子相袭,以文风光耀门楣,须臾不曾中断,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道独特景象。令人困惑的是,历代文人的仕途之路从来没有顺利和畅达过,即便如此,“诗书传家”的理想依旧矢志不渝。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这种社会风尚,其实更着重于君子人格的养育和规训,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根本目的仍然在于,通过读诗习文达到内心的通透,最终完善自我的人格建设。阮瑀写过一首题为《驾出北郭门行》的乐府诗,借一个啼哭于街市的小儿之口,控诉社会的乱象,以及世态的炎凉,发出了“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的吁请,劝诫世人要遵守礼俗,不要虐待孤儿。诗歌的社会功用在这首诗里被彰显了出来,成为改造世道人心的重要手段。阮瑀去世后,年幼的阮籍通过苦读终成一代名士,琴棋书画酒,无所不精,“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其十五》)作为志向远大高洁的“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在乱世中“忧思独伤心”,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歌风格,也历练出了超凡绝尘、清虚自守的精神境界。无论是酣醉沉睡,还是“翻青白眼”,甚至在为母亲丁忧期间大啖酒肉,阮籍看似离经叛道的各种举止,其实都是他在危局中的自我保护策略。这当然也是他对淳朴家风的守候与传承,并在继承中根据世相的变化完成了某种极具个人化的变通,而这样的变通,与陶渊明所操持的“固穷”“守真”是一致的。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与所有家世显赫的诗人一样,杜牧虽说没有过上自幼就钟鸣鼎食般的富贵生活,但因为他有一位身份高贵的祖父杜佑,所以他天生就有英姿昂扬之气。《唐才子传》里载:“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清人刘熙载作《艺概》也称其诗“雄姿英发”。其实,杜牧生活的时代已非盛唐,藩镇割据,党争不断,宦官专权……各种社会乱象,困扰着日薄西山的大唐帝国。按说,杜牧的诗应该与“奋争”“英发”这类气象无关了,但后世却仍然从他的诗与人生中读出了这样的豪迈和飘逸之气,这实在是与杜牧的家学渊源大有关联。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有极深的学养,博古通今,曾编纂过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典志体史书《通典》,这样的家学渊源势必会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杜牧,成为他成长过程里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阿房宫赋》是杜牧二十三岁的作品,显示出了他过人的语言才华,和强健清晰的雄辩能力。杜牧去世后,留下了为他外甥裴延翰所编辑的《樊川文集》二十卷,除了大量的诗作外,还收录了诗人众多的文论,其中就包括他的《孙子注》,以及《战论》《守论》等。也就是说,杜牧的才华,不仅体现在他俊朗拗峭的诗歌成就上,他那独步天下的七言绝句和荡气回肠的咏史书写方面,还体现在他关于战争治乱和民生的思考方面。在《上李中丞书》中杜牧写道:“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而这方面的修为和心得,都来自于杜牧早年的博览群书,他从杜佑那里承继到的不仅是显赫的家世,还有治国的理想和经世之才。只可惜,杜牧刚入仕途就稀里糊涂地卷进了朝廷的党争漩涡,没有机会让世人看到他将这样的才华落实到现实生活里。我们倒是能够从杜牧对待患有眼疾的弟弟杜顗的态度上,依稀看到了一些家训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泽。公元849年,时已名满江湖的诗人杜牧结束了漫长的外放生涯,回到了长安,但没过多久他就又一次请求外放湖州,担任刺史,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这封求职信中,诗人声泪俱下地写道:“愿未死前,一见病弟异人术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无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岁,可遂此心,伏惟仁悯,念病弟望某东来之心,察其欲见病弟之志,一加哀怜,特遂血恳。披剔肝胆,重此告诉。”其手足之情,堪称人间表率,让人读罢心生恻隐。

每一位优秀的诗人都十分看重自我家世的传承,上达先祖,下启后代子嗣,有的甚至不惜攀附远古贤达,以求取证自我精神的来源和出处。李白就声称自己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后裔,在《与韩荆州书》中他说:“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而在《与安州裴长史书》中他又自述道:“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在《赠张相镐》一诗中他又写道:“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他的叔父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是这样叙述李白身世的:“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异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总之是扑朔迷离,语焉不详,而诗人兴许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在文字贫乏又充满动荡的古代,要想清晰地厘清一个人的家世并不容易,而穿凿附会又何尝不是历史的一种,大可不必过分较真。

公元1205年,年仅十六岁的元好问前往并州参加科考,途中遇到一位捕雁者,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大雁殉情的故事。年轻的诗人在感动莫名之余,买下了那对大雁,将它们合葬在汾水旁,并建了一座小坟,取名“雁丘”。而后,元好问写了一首题为《摸鱼儿·雁丘词》的词。这首词里面有一句后来流传千古的话:“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生于宋金对峙的山西忻州,后来进士及第,成为北方文学盟主,有“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之称。元好问的祖上可以上推至北魏鲜卑拓跋氏,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时改姓“元”。高祖元谊曾官至忻州神武军使,后举家迁至忻州。父亲元德明屡试不第,放浪山水,年四十八卒。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家史,然而,元好问心目中却另有一位精神上的远祖:元结。

《论诗三十首》是元好问承袭杜甫“以诗论诗”的手法,集中体现其诗学思想的组诗,第十七首是这样写的:“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摩虽苦果何心?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頀音。”诗里的“浪翁”指的是唐代诗人元结。元结曾自释过:“浪翁,山野浪老也。”元结性情刚烈,早年曾作《丐论》《闵荒诗》《时议三篇》等,以笔为矛,抨击事态乱象。当年他和杜甫一起参加科考,被李林甫以“野无遗贤”为由拒之门外。之后,元结长期处于隐逸状态,在乱世中保持着遗世独立的人格。再后来,他受命出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逐渐成长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杜甫曾作《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盛赞于他:“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元结为官以“仁、清、忠、直、方、正”为六字箴言,后人曾这样评价道:“唐时高品人物不过如此也。”元好问在心目中一直视元结为自己的远祖,至少是精神上的祖先,这种精神传承一旦认定,甚至会超过血统的力量。元好问对元结在乱世中的作为尤其称道,因为他自己也置身于乱世之中,所以常以元结为自己的人生楷模。

金朝灭亡之后,元好问被囚数年,后来过着半隐居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元好问晚年曾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北上,面觐忽必烈,请尊忽必烈为“儒家大宗师”。这件事被后世多有诟病。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也正是元好问这种顺应时代洪流的博大胸襟,让他摆脱了一介儒生的狭隘个人情怀,也让汉民族文化没有因外族力量入主中原后而断裂,反而得以浴火重生,成为广泛吸纳北方文明、兼蓄并包的大文化体系。而这正是儒家思想中“诗书传家”传统的具体体现。司马光在《家训》中曾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遗子孙,子孙未必读;积阴德于冥冥中,以子孙长久之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元好问正是这样一位积了“阴德”的诗人,不仅为他的家人,也为我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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