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窗外不见晨曦的亮光。打开灯向挂钟望去,凌晨4点50分。人的生物钟就是这样神奇,无论天气阴晴永远不会变。

穿好运动装,打开窗户,天空阴得似乎可以拧出水,微风中带着土腥味儿。我知道,一场雨即将光顾大地,于是迅速下楼完成每天的必修课——晨跑。气压很低,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脚下的步子也少了往日的轻快。这景象似曾相识,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个镜头,那是第一次在长安街上“野跑”时的窘相,这狼狈之景已许多年没有再现了。

人的一生,定会有些值得炫耀的得意之事,但最值得我自豪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野跑”(在马路上跑)的习惯。无论是艰苦劳作的插队岁月,还是忙于出报出刊的重任在肩时。即使当下,我仍然喜于“野跑”,乐于“野跑”。那是因为,第一次“野跑”的经历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催化剂”。

小雨的淅沥声,将我带回40多年前“野跑”的尴尬记忆。那天,刘教练面色凝重地说:“以前我一直对‘野跑’有成见,认为容易损伤膝盖、脚腕,也没有在跑道上的竞技感,所以反对你们‘野跑’。但是,昨天小韩1万米比赛拿了冠军后,对我震动很大。你们天天在跑道上跑,小韩天天在马路上跑,按理说你们更有优势,但为什么还是输给了这个‘野跑’的运动员?我也开始深刻反思并转变观念,从今天起,你们每周‘野跑’一次,提高自己的耐力。”

刘教练的一番话,让师兄弟们无言以对,都低下了头。显然,大家还沉浸在昨天失败的低落情绪里。刘教练用力地拍了一下手说:“大家振作起来,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秋季运动会时你们一定会跑出好成绩!”他为大家规划的路线是,先跑长安街小圈,即从东单体育场出发,到天安门向左转,从前门跑到崇文门,最后回到东单体育场。适应一下路线和路况,8周以后再跑长安街的大圈。

“野跑”是我们对在马路上跑步的一种说法。这两个字,其实有一些贬义。体校的“正规军”天天在跑道上训练,天然滋生了一种优越感。而在马路上跑步怎么看也不太正规,所以将其戏称为“野跑”。

上世纪70年代,跑道是渣土的,非常松软,跑鞋(钉子鞋)扎在跑道上的声音清脆悦耳。后来跑道升级成塑胶道,不那么松软了但更有弹性,没有了悦耳的声音却更容易跑出好成绩。

读小学时,我被东城体校的刘教练选中,此后几乎每天风雨无阻地进行训练。开始是坐1路公交车到东单体育场训练,上初中后便骑自行车从北牌坊的家到东单体育场。要是有比赛,周六日全天都要训练。刘教练是体校毕业的高才生,也是长跑运动员,他看出我的爆发力和速度比较突出,更适合中跑,于是让我主攻400米,但有时也跟着师兄弟们跑5000米。

第一天“野跑”训练前,刘教练特意把我叫到一旁说:“晏彪,你虽然是练400米的,但也要有耐力作支撑,适当加强些耐力跑对你提高成绩有好处。你不用紧跟他们,根据自己的体力慢慢来,只要跑下来就是胜利。”

美好的早晨,美好的长安街,美好的第一次“野跑”,定格在了我的人生旅途的这一站。我们终于出发了,在没有任何预想下冲出东单体育场,跑上了长安街。这条路线从东单体育场起跑向西,路过王府井,直奔天安门,然后向南跑,到前门再向东朝着崇文门跑,最后绕回到东单体育场,全程大约需要35分钟。

长安街始建于1420年,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道路之一,东起东单路口、西止于西单路口,以天安门为界分成东长安街与西长安街。

第一次在长安街上练长跑,我既兴奋又有些紧张。兴奋,这是第一次在这条历史悠久的大街上长跑,是在用双脚与古城对话,仿佛岁月在自己的脚下延展,讲述着古老的故事。紧张,主要是担心关节会伤痛。这是由于柏油马路很硬,对身体的反作用力大,膝踝关节的负荷加重,容易受伤。而一旦受伤,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得再花费几个月时间。我们出发前,刘教练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像在跑道上跑那样用脚尖着地,要用前脚掌,小心伤了膝盖。”运动员虽然比的是勇猛,但总是很害怕受伤的。

周末的长安街上,行人不多,我们十几个人跑在马路上很是惹眼。有骑车人看着新奇,也不说话,就悄悄地跟着我们;也有人加速冲到我们前面,边骑车边回头打量我们。

跑到北京饭店时,我的兴奋已被不支的体力冲得烟消云散了。我大口地喘气,膝盖也出现了不适,渐渐地落在了大家后面,10米、20米、50米……一位骑车的大叔悄悄地追上了我,自行车的前轮始终距我有半米,骑车陪着我跑,还不时给我鼓劲儿,“快跑呀,追上他们!”见我慢了,还有人骑到我身边时说:“小伙子,跑不动了吧,用不用我带你一段?”

我越想追上大家,双腿越不听使唤,落得越远。没想到这时还岔了气,只能用手捂着肚子,缓慢地跟着走。这时,骑车的大叔跳下车来问我,需不需要休息一会儿?我说就是岔气了,做几个深呼吸就好了。从天安门广场到前门这段路不过1000米,可我的体力似乎到了极限,几乎是在慢走,师兄弟们已经看不见了,这位大叔还在跟着我。我说:“大叔,您忙去吧,我没事,一会就到东单体校了。”大叔却推着车边跑边对我说:“你别说话了,省点劲儿。我今天没要紧事,看你到了我再走。”

跑跑停停走走,终于我朦胧地看到东单体育场了。平时天天来并没有什么感觉,可那天见到体育场却格外亲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比起岔气落后了,更让我感到难堪的是,刘教练居然就站在门口等着我呢。

进了休息室,大家对我嘘寒问暖,“彪哥,没事吧?”“难为彪哥了,从来没跑过这么长的,而且还是野跑。”第一次“野跑”,形容我最恰当的词是“狼狈不堪”。这次“野跑”让我有种刻骨铭心的羞耻感,但也激发了我的斗志,暗下决心要找回尊严。

那晚回到家,我对奶奶说,以后您每天早晨5点半叫我起床跑步。没有老人不喜欢孩子勤奋的,奶奶一听我说要早起跑步,笑着说,好呀,早起的鸟儿有食吃。从此,每天早晨我从家出发,直奔建国门路,然后在长安街上昂头奔跑,用脚和古老的街道对话。长安街这位“老人”见证了我的倔强与坚韧。从东单跑到赵堂子胡同,最后绕回北牌坊的家。跑完这一圈回来再吃早餐、上学,天天如此。这条路线虽然不长,但对于跑400米的人而言,运动量也是很大。

“野跑”2个月后,我体力见长,能勉强尾随师兄弟们了;3个月过去,我渐渐能融入方阵中;6个月后,我们的路线增加了长度,从西单向南经过宣武门、崇文门再回东单,我竟偶尔能赢过师兄弟了。

一个雪后的周末,刘教练对大家说:“明年将恢复北京春节环城赛跑,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报名参赛,不求拿名次,只求有参与的经历。作为北京中长跑运动员,如果没有参加过北京春节环城赛跑,将来一定会遗憾的。”

提起北京春节环城赛跑,老北京人都记忆犹新,它在当时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群众性长跑比赛。每逢农历正月初三,万人空巷,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观看这场比赛。在还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也没有太多娱乐活动的年代,这是北京人过年期间的一项盛事。

在刘教练的鼓励下,我们个个像奔向战场的烈马,跃跃欲试。我们加强了“野跑”训练的密度和长度,还按照环城赛的路线跑了几次,算是熟悉了整个路线。我们都有些迫不及待,要在人生的履历上添上这一笔了。

1975年的正月初三,在我即将高中毕业时,我终于要参加北京春节环城赛跑了!

大年初三的清晨,我们赶到了天安门广场,运动员都集中在那里。签到后,穿上运动衣,活动身体,这是做赛前准备。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北京市的长跑名将、长跑爱好者共3000多人,前面有3辆摩托车作为引导。

8点整,北京站传来了熟悉的报时钟声,一声发令枪响后,大家如潮水般冲了出去,景象蔚为壮观。赛道没有完全封闭,观众甚至能在参赛者身旁骑着自行车跟随,为大伙加油鼓劲。途经长安街,过了西单、复兴门后,运动员们逐渐拉开了距离,但我们体校的几位师兄弟始终位于第一方队。天气很好,但气氛却很紧张,经过阜成门快到地安门时,我突然又出现了岔气,把速度放慢,用力做了几个深呼吸后,才渐渐恢复了正常,于是奋力追赶。过了东单,到了王府井,前面就是天安门广场了,胜利在望!围着长安街绕了一大圈后,我们终于返回了天安门广场。13000米的赛程,连同1975年这个年份,一并进到了我的人生履历中。

往事只有在回忆时才具有厚重的价值。也许,“野跑”和参加北京春节环城赛跑的经历于他人看来不值一提,既无愚公移山之气魄,亦无夸父追日之壮烈。但若有人问我年轻时有过什么“因祸得福”的幸事,我一定会说,因第一次“野跑”的“不幸”而有幸参加了北京春节环城赛跑;因当时不甘落后的精神,坚持至今的“野跑”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一生受益。

运动员终有退役之时,我虽早已离开了跑道,但在“野跑”的路上却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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