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昊

医院六楼走廊拐角,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休息区中央摆了三张浅蓝色的铝合金排椅,靠墙摆着一台自助饮水机和一盆长势旺盛的绿萝。绿萝的旁边是一张米黄色的布艺双人沙发。走廊里人来人往,都是两鬓斑白的退休教师,他们接到原工作单位的通知,到医院例行体检。这是一种福利待遇,意味着一种身份,意味着国家没有忘记他们,而且他们即便退休了也需要遵守纪律,服从规定和规则。他们紧紧捏着叫号单,从一个房间挪移到另一个房间,从头到脚,从体表到内脏都要经受一遍扫描。

只有我和父亲坐在休息区里,挤在一张沙发上。走廊里的老人们谈论声并不高,但依旧清晰地传了过来。内容无非是工资孩子以及安居,翻来覆去就那几个主题,仿佛一台反复倒带的旧录音机,冗长循环的慢拍很容易使人走神。

父亲靠在沙发背上,闭着眼睛一直默不作声,突然就像想起来什么事情,扭过头来问我:“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愣了一下,一种莫名的恐惧从脚跟升起,直接冲击到脑际,仿佛一种既担心又在等待的结果终于坦白交代。这一瞬间,我没有过去一遍遍设想到的沮丧、焦虑,反而很快沉静下来,甚至抱着一点隐隐的期望。“不是陪着我妈在做体检吗?”我盯着父亲的眼睛看,看到的却是一片茫然。

“那我做了没有?”

父亲的这句话让我的期望彻底落了空。

“今天你不体检。”我认真地回答到。随后,拨通了老婆的电话。这段时间我和老婆正因琐事处于冷战状态,但这个电话不得不打,这个时候,在亲情的纽结上我们还是得站在一起。“你也到医院来吧。”我说。“你陪咱妈体检吧,我需要陪着咱爸。”

“我怕咱爸走丢了。”我轻咳了一声,继续平静地说。“该来的还是来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同步。

“爸爸开始忘记事情了。”

“阿尔兹海默症吗?”

“应该是的。”

这时,我看到母亲从心电图室出来,她在走廊里四处张望着,因为没有看到我而略显惊慌。我放下电话,走过去把她领到休息区坐下。父母本来很早就到了医院,但由于不熟悉流程又缺乏引导,在医院楼房丛林中转了半天,才找到体检中心领到号,所以号码排得非常靠后。母亲在领到号时才给我打电话,说是当天体检,并诉说父亲已是老糊涂,本来不想让我耽误工作去陪他们。“没有办法呀。”母亲说,话筒传来的声音颤抖着。我苦笑了一下,好在习惯了这种善意的突然袭击,无非灵活运用华罗庚的“统筹法”呗,抓紧在饭桌上喂饱了小女儿,接着马不停蹄跑到单位请了半天假,结果还是去晚了,只能随着漫长的队伍一点一点蹭着脚后跟。

“我爸什么时候开始忘事的?”

“两个星期前,你爸的手表找不到了。”

那是一只上海牌的机械表,非常廉价的那种,表壳因为磨损严重有些发乌,甚至已经让人看不清指针的走动,不去仔细分辨,时间就会陷入混沌。按照母亲的叙述,父亲那两天简直是失魂落魄,表情僵硬,满头大汗,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寻找手表上了。我想,那可能是种下意识地和自己对抗吧,父亲觉得自己把时间丢了,所以他也就陷入了时间的混沌当中。可是他不想那样,所以要努力把自己找回来。

家族中曾有两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其中一位是我三伯,他在临终前的岁月里,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所有的亲人,却能清晰地叙述那场战役。作为支前的民夫,他从鲁南一个小村庄出发,用独轮车推着粮食跋山涉水,不停歇地走到了长江边上。“炮弹打过来了!”他端坐在三轮车上,三轮车里堆满了从河滩上收割的青草。“轰!”说到“轰”的时候,他的眼睛陡然发亮,苍白的头发几乎竖了起来。“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都拼命地往前线跑,跑呀。”他用手指向前方的虚空,身后青草散发着暖烘烘的气息。三伯活在那场战役之中,现实中只剩下了一具躯壳,在机械地割着青草。在那个千帆竞发、炮声隆隆、血肉横陈、一个强大国家崛起前夜的长江边上,他人回来了,魂却留在了那里,以至于到老年逐渐灵肉分离。

我默默看着父亲,他正成为一个忘记时间的人,就像我的三伯。“爸爸,无论以后你活在哪段往事里,你可不千万不要忘记我呀。”我心里这样悄悄嘀咕。

“看你爸急成那样,我提了一千块钱,准备给他买块好表。”母亲说。“到镇上看好了一块九百九十八的,可是他非要买那块三十的。”母亲说完,父亲抬起手腕来,让我看看那块表。一块仿上海牌手表的崭新的电子表。我想起自己毕业时,父亲送过我同样的一款手表,但是因为我四处浪游在某次酒后张狂中失手将其掉进了酒店的蹲坑,后来我自己买了块比上海表更时髦的电子表。父亲对上海手表的钟或许有其原因,但这是属于他的秘密,也许仅仅因为他崇拜周总理,周总理就戴着一块上海表。

属于上海手表的时间,才是父亲的时间。

崭新的手表把父亲手腕上的皮肤映衬得更为暗淡灰涩,几块褐色的老年斑顽固地镶嵌其上,犹如在古屋中积尘的香案。父亲今年七十八岁了,按照农村纪年,当属于蹲墙角的老汉;按照城市纪年,却正是广场上领舞的当红。

父亲看看手表,又看看我。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陪着我妈做体检。”

父亲仿佛想起来了,又仿佛没想起来。“我最近脑子糊里糊涂的。”

“爸,无论如何你们也得搬城里住了。”刚刚赶到的我老婆说。

“不去。”父亲回答得很干脆。“我就住老家,哪儿也不去。”

我大前年买了期房,去年年底才交付,刚刚装修完成。本想把现在住的房子卖掉还贷,没想到因为疫情和经济原因导致房产贬值,卖吧不甘心,不卖吧,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如今父亲和母亲到了需要陪护的年龄,又怎么能让他们老两口呆在空巢的农村,任由冬天的西北风吹彻寒屋呢?所幸留着这套房子,正好把老人接来照顾,所以我打心眼里赞同老婆的决定。欠债怕什么?人活着,才会什么都有。我们都希望父母乃至自己长命百岁,但能对时间裁决的却不是我们自己。当疾病和衰老敲响命运之门的时候,我们无法阻挡它的侵入,只能尽力而为,做好身边事。

崭新的电子表闪闪发亮,却不过是一个仿制品。在父亲那里,真正的时间渐渐地去了一个我们无从得知的地方。

母亲本可以推迟体检,提早告知我们以便合理安排,因为并没有铁律规定必须于某日完成。她在这个时间点仍然让父亲陪着去医院,不外乎如下几种原因:一是习惯于服从命令,认为上级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哪怕悖于常理;二是唯恐自己落后,别人都去自己不去,仿佛会被打成四类分子;第三个原因,是对死亡的恐惧。尤其在母亲,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是排在第一位的,即便有人像电影《追捕》那样诱骗她服下迷幻药,她也会照章办事,甚至会补上一句台词:“你看我这样吃对吗?”

在行为上她表现得像个孩子,做一点事情都要表现给别人看,好像随时准备着被表扬。其实在思想上她是敏感畏葸甚至胆怯恐惧的,唯恐因被世界孤立乃至遗忘。

如果你看了这一段话,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刻薄地去说自己的母亲呢?

那么请容许我慢慢道来。歌中曾有吟唱“生活是一团麻”,且让我将麻团的线索渐渐抽出来,如果您有耐心倾听的话。

先从和父母同住的前几年说起吧。那时候我已经辞去职务,调整到了一个相对清净的单位,所以能够有时间照顾家庭多一点了,于是在小区租了一套低楼层房子,把父母从老家接了来。小女儿那时不到两岁,雇了一个保姆看护,保姆除了看孩子别的家务概不负责,休正常周末和假期,上下班的时间和我们两口子一致,这样在上下班期间就出现了一个时间差,孩子有十多分钟会无人照看。我们把父母接家来的原因也有补齐这个时间差的意图,以保证孩子不会因淘气而出什么意外,当然能够在求医问诊吃饭穿衣方面直接照顾年迈的老人了,更所谓两全其美。

父母来了之后,与城市生活是抵触的,几乎不出门活动,任凭广场上老年人舞刀弄剑跳舞下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也不为所动。他俩坐在沙发上一人一个固定位置,以至于沙发都因受力不均而被坐塌了。保姆也因他们几乎不离屋,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全方位监视,教一个孩子,旁边坐着两个听课的,而且还要安排她做些合同外的活儿,于是私底下也有些意见,尽管母亲经常拿着她的手喊她作“闺女”。

保姆为了讨生活打了好几份工,所以严格按照约定时间一到下班就匆匆而别。当然这个匆匆而别里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作“闺女”期间,需要不得不接受母亲进行的“历史教育”。在与保姆交接的十几分钟内,母亲又会紧紧拢住小孙女,不让她做任何活动,她给讲故事或是让孩子用手机看儿童小视频。视频表演的多是孙子孙女痛斥父母不孝顺爷爷奶奶的内容,配的音乐不是《小白菜》就是《二泉映月》,结果搞得听到类似的音乐一响,小女儿先酝酿好了一泡眼泪在那里,好让奶奶表扬她懂事听话。

我和老婆回到家做饭做家务时,母亲也闲不住,在房间中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为了让我们看到她很忙。而且总会活动在碍手碍脚的地方,总是要和你诉上几句在村里承受的苦,而无视锅碗瓢盆的交响。等饭菜端上桌子的时候,她才算是帮完了忙,如释重负,立马坐到桌边。只是一眨眼功夫,让人会产生她一直坐在桌边的错觉。她把饭又吃得很慢,细细嚼慢慢咽,等我们离开餐桌十几分钟后,她才放下饭碗。而一旦放下饭碗,她的眼泪就会顺着面颊流下来。

“你听我说,我本来不想说,可我实在憋不住要说,不说不行了。”这是例行的开场白。第二句有时候是“你的爸爸不是个东西”,有时候是“我的命太苦了。”有时候是“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呀。”然后,她就穿越进了过往的某段时间,没有人能够把她拉回来,除非等待叙述完毕,自己关上那扇任意门。别人一旦打岔,她就会火冒三丈,更增加了控诉的内容。

以前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几天,我们总是要提前做好预案。因为每到这时候,她就会变得焦虑多言甚至烦躁恼火,无论抓到谁都要搜肠刮肚尽情倾诉,内容也无非如上,一是自己受了一辈的苦,二是父亲对不起她。陈年往事在她的叙述中一遍遍刷新着内容,故事的基本梗概却是大致相同。有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习惯于倾听?善于倾听自然会安抚老人。但这是一种“胡不食肉糜”式的表述。如果你年复一年倾听同样的内容,日复一日被其情绪潜移默化,心底肯定会形成一个饱含仇恨的黑洞。会去恨一切人,会觉得除了自己,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人。那是一种高度的自我肯定和完全遗世独立的精神。是的,一种病态的精神,说白了就是抑郁。虽然说起来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发病概率大约在老龄人口的10—40%,但人们往往因为讳疾忌医或为尊者讳而隐瞒真相,就像我们这样的一家人,尤其是有一位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好脾气的父亲。但即便就医又怎样呢?医生往往机械应对,不能对症下药个性化诊疗和有效疏导,却会如传说中给婴儿灌安眠药的恶仆,让病人直至睡到全身浮肿面目全非。把整个人搞得不精神了,自然就算治好了精神类疾病。

母亲的抑郁症初期发作的频率低、时间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恶化。不再只是寻求倾诉,还多了一些怪癖。突然地流泪,突然地歇斯底里,突然地口吐秽语。每临此时,我们总要把孩子叫到一边,避免她因看到而惊恐或者因好奇而模仿。每每夜深,母亲在楼上的哭泣和呵斥,在黑暗中传播得空旷幽远,往往让邻居误会我们在和母亲进行着激烈的对抗。情绪亢奋的母亲却乐见邻居给我们贴上“忤逆”的标签,因为那样,她的倾诉中又会多一项“苦”的元素。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家家户户黢黑的窗口,却仿佛看到了无数窥探的目光和竖起来的耳朵。

绿化木沉默在草坪上,站在夜的魅影里。我和父亲也沉默着,等待母亲发作的停息。

她当了半生教育者,只想教育别人而不被人教育。在老家,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在近十年间被母亲给教育了遍,几乎断了往来。任何一个人,无论怎样性情宽容,也承受不了漫长的语言羞辱。可父亲还是那样,保持着沉默,或者不过叹上一口气。“你要有你爸伺候你妈的一半对待我,我也就知足了。”老婆曾经这样和我探讨过家庭生活的哲学问题,但她没有想到父亲半生的威望就是这样被母亲的语言给消费殆尽了。

我们保持着沉默。私底下我和父亲探讨过多次治疗方案,但是母亲对外人言听计从却对家人充满怀疑,看到新的药瓶就以为是要害她,看到我们在交谈就以为是在搞什么阴谋。

我们保持着沉默,因为知道她是一个病人,她因病情痛苦而口是心非。但毕竟我还没有到耳顺的年纪,也有爆发的临界点。有一次母亲又开始揭发父亲,说了很多不应该当儿女面讲的污言秽语。我一时没能控制住情绪,脱口而出:“我们这里有妇联,有派出所,有法院。如果你真的有冤屈或者和我爸过不下去了,你可以去找他们,我无条件支持!”我接着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都要被逼死了啊,妈!”

母亲仰起脸来,轻蔑地回了一句:“你爱死不死,与我有什么关系。”

那天我在自己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不和老人住在一起,不会知道什么叫色难。”

色难,就是脸色不好看的意思。当父母和你决绝的时候,你能仍然保持微笑,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字的意义几何了。中国人讲究的孝道,种种的仪式和表演,其实都是给外人看的。从来没有人愿意自揭其短,说到家中那些真正的痛处。而且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已被颠覆,《雷雨》式的故事已极少重演,但是新的矛盾仍旧会困惑现代人,特别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我这个时候才深切地明白了自己也会老,将来自己可能也要依赖孩子养老,但说真的,我不想做父母这样的老人。贪生怕死却又把生命的质量调到了最低,活着只为了活着。

最严重的时候,母亲对父亲动了手,连掐带拧,以及冷不丁捣上一拳。而不管是不是病人,亲人之间只要动了手就如同解除了魔鬼的封印,会形成恶性循环。不过她的这种发作只针对父亲,有点专挑老实人欺负的意思,如果有外人在场,又会立马切换到悲情的模式。父亲忍受住了,但我受不住。我多次向父亲建议送母亲住院疗养,却都被父亲婉拒。母亲捺不住猜疑心往往悄悄靠向前来听我们谈话内容,带着迷惑的表情。她的迷惑使我觉得她真的太可怜,就像是一颗寄生的藤蔓,从父亲这棵树上时刻索取着营养又须臾脱离不开。

我曾有过这样不祥的猜想,那就是如果父亲走在母亲的前面母亲会怎么办?我当然知道自己会怎么办,千般不是总得尽忠尽孝,人终究不能选择性出生。或者如果母亲走在父亲之前,父亲会怎么办?我想父亲可能会解脱了吧,但也许会更加沉默寡言。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是这样子,父亲的健忘,也许对待母亲的唠叨是一种有效的规避,这可能也是一种另类的解脱。

母亲年轻时曾经是烹饪好手,各种精巧的面食和油炸食品都会制作;也曾经是生活的巧手,缝纫绣花,把寒酸的家庭布置得井井有条;更曾经是劳动标兵,三八红旗手教学骨干的奖状几乎年年得。她从哪一天开始变化的,我不记得了,在时间上不像父亲这次的“犯糊涂”有着明显的分水岭。只记得后来她几乎不再动手做饭,惧怕任何的现代电器,多疑。她似乎是在五十岁那年变老的,而且越来越老,体重也在迅速增加,因此常发高血压。又仿佛像孩子一样攀比,别人有什么病她就以为自己也有什么病,甚至别人病得比她厉害她反而还会羡慕。但也许,她觉得医院里的护士比自己的亲生儿女更可亲,因为她们对她始终言听计从甜言蜜语,满意于那种被充分尊重的氛围。

在我四十岁运交华盖,被分配到山区乡镇干城管队长的几年中,只要父亲住院,母亲也要跟着。有一段特定的时间,当我被基层“一刀切”式的工作法压得透不过气来、被小官僚们异想天开的形式主义搞得晕头转向、因女儿高考失利而心生愧疚、因小女儿出生而手忙脚乱、因多年前无心之失受到处分、因工作压力一夜白头的时候,父亲又因腰椎问题导致不能行走而住进了市中医院。母亲也说是腰疼亦步亦趋跟着住了进去。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赶到市里,协调着让父母住进同一个病房后,走出医院的大门,路上车水马龙人间值得,心中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尽头。从那天起我请了长假,写了辞职信,“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至于别人的笑话讽刺亦由它去罢。而且因为成天高度紧张,我的血压那时候每天在170/110以上,通过陪床,我也可以休息一下,想一想。想一想人生为什么这么苦,人为什么要这般受苦。

在我照顾父母的那一段时间内,由岳父母照顾着正在坐月子的老婆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岳父母每天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往返于两个城区。岳父在这段时间内因为延误了肾炎的治疗而导致尿毒症发作,我的小女儿因为过敏全身严重湿疹接着又感染了水痘。每一天,生活的样子都是狰狞可怖的,都会有新的不痛快来欺负人、膈应人,使人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坍塌的过程。人最为幸福的时候应该就是尚在襁褓之内而世事茫茫两不知,世界围绕着你而旋转,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尿骚气,尿骚气里却充满了幸福的气息。而此之后,一别两宽。幸福犹如悬崖,散碎了,坠落,坠落,直到随风化为灰尘。

如果探究母亲的病因,我觉得病根在于她没有自我,虽然她一直以自我为中心。她从集体话语中汲取的力量随着退休而失去变得无所适从。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其实知识的储备达不到当代高中的文化程度;她瞧不起农村妇女,但又不得不和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因有退休金保持的一点优越感,也随着邻人的发家致富而微不足道;她觉得自己是个有身份的人,却不得不和俗人铢锱必较甚至得忍受无人喝彩。这些落差导致她感到生活得不幸福,却无法与他人产生共情。包括和自己最亲的人。她的丈夫,她的儿子,以及她的孙女们。于是她将自己封闭了起来,越封闭越严密。

她是新旧时代更迭时期没有很好转化的典型。并且作为女性,心中仍旧保持着旧时重男轻女的成见。我的大女儿出生后,母亲帮忙看了一段时间,每每抱孩子的时候,甚至带着一种扎手的表情。那时候她已经有了抑郁的迹象,无止无休没白没黑地诉说着怨苦。我忘了有一天因为什么事情,年轻气盛的我含着眼泪跪在地板上给她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母亲只是惊愕了一下,撇了撇沾满白沫的嘴唇说:“我还没死呢,受不起!”

她那时的眼神木呆呆的空茫茫的,带有一种神性的色彩。

在我四十岁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再要一个孩子,当然那时政策不允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挡箭牌。尽管父母想过要我和老婆转成农村户口或者让我公证成为“倒插门”女婿而投机取巧,但都被我推脱掉了。我们的幸福观不一样,我们的人生不一样,这是我的想法,仅仅我的想法而已。但是好巧不巧,到我四十岁上,计生政策变得松动了,先是单独二孩,接着二孩放开。父母则更有了希望和动力,没过几天就会从老家打电话叮嘱服中药或者打探“有消息了没?”他们运用的普遍原理之一是:“主要是为了让下一代有个伴,要不多孤单。”而绝口不提重男轻女,只是含含糊糊“当然有个男孩更好。”

直到有一天,我站在小镇光秃秃的山坡上,因为工作得不到推动而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的时候,父亲的电话来得可谓及时,照例问“有消息了没?”我对着话筒吼了起来:“你儿子不是生殖机器!”父亲沉默了一下:“还不是为你们好嘛。”

吼归吼,爹还得是爹。在我四十三岁那年,小女儿出生了。这是一次意外之喜,知道怀孕之前老婆本来定了去昆明的机票,由于不能退票,她就带着这个意外之喜和大女儿在九霄之上观了观彩云之南的七彩祥云。这个意外之喜让大女儿产生了很大的思想波动,以为我们不再爱她了,使得高考受到了影响。言谈上也时有抵触,偶尔似调侃似认真说到:“这下,你们老了病危时我可有人商量拔不拔管子了。”甚至于我和她的交流也出现了障碍,她再也不是那个温顺的孩子,不再把我当成权威,虽然面上仍然温驯服从,但能够明显感觉到她内心中的抵触和无奈。作为我们夫妻曾经立志“富养”的大女儿,就这样只能被“穷养”了,被催着长大了,成了姐姐,一个后来经常被顽皮的妹妹气哭的姐姐。

小女儿出生几天后,父母才到城里来探看。照算命先生说,这次应该是个男孩,所以对父母而言,这几天应该算是一个从理智上接受和从情绪上消释的过程。

那天吼完父亲之后,我并没有像西方小说描写的那样因战胜父权而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反而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如同感染了倒霉病菌,搞得喝口凉水都塞牙。当然这个倒霉不是小女儿的降生给带来的,相反,那些年唯有看到她稚嫩的小脸的时候,我才会感到真正的开心和快乐。

生命是一个奇迹,她来到了这个家庭,我们不知道是修了几世的缘分。

小女儿两岁半的时候,我就找了家带托班的私立幼儿园给报了名,和保姆解了聘约。虽然房子的租约尚有半年,但母亲在和父亲一场大闹之后,说什么也不住了。临走的前夜,奋笔疾书,用大字写满了一个笔记本,内容除了讲述自己失败的一生,还讲述自己的不被全世界理解,讲述自己受到的迫害。最后她这样写到:“再见,这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地方,我不会回来了。”用了一个很文艺的文章结尾方式。她把生命当成了一幕戏剧,把影视剧里的桥段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想象当中的生活。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在戏台上卖力地表演给观众欣赏,包括幸福。而事实上,生活就是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有那么多剧情呢?

父母搬走后,房子空了半年。这半年当中,我偶尔会过去看一看。有时候会坐在沙发上发一会儿呆。空房子里,哭泣声似乎仍在空空地回响。

我是他们的孩子,我被一种庸俗的痛苦所压抑着。我也曾是一个无忧无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谁还不曾是个宝宝呢?

母亲是先于父亲穿越回过去的,虽然那是一段不明晰的时间,边缘模糊,随时会被新的场景替换,不变的就是“众生幸福我最苦”。父亲要穿越回去的时间,目前也不明晰,他还在努力和记忆做着搏斗。

如果父亲找到了自己的那段时间,并且安居在那里,我放心不下的倒是母亲了。藤蔓无枝可依,生活不能自理,怨恨无处发泄,移情目标丧失。过去面对世界她无能为力,面对亲人却能雪上加霜,如今父亲的健忘犹如黑洞,吞没了她的仇恨,毫无感觉毫无回应。这让她语言犹如拳拳打到棉花上,失去了倾泻的快感,失去了忠实的听众。

高山崩裂,湖泊堰塞,江水逆流。

“我是世界上最苦命的人”。她面对穿越之前的父亲,肯定会更加深刻地这样认为。

老家的樟木箱子里父母的结婚照无声无息地躺着,没有光线拂过他们的脸庞。尽管如此,照片上的父亲仍旧神采奕奕,照片上的母亲依旧光彩照人。父亲一身戎装,母亲也穿着一件军装,那是当年最时髦的衣裳。照片上的父母表情既严肃又有一种溢出的幸福。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段美满的被祝福的婚姻。一名戍边卫国的青年军官,一位年轻有为的年轻教师,真是天作之合。

我的父辈弟兄九个,除其中一位过早夭折外,其他几位男丁为了谋求活路基本都去当了兵。父亲年龄最小,爷爷奶奶不舍得放手,就在他初中毕业后留在村里当了出纳,亦是作为养老的储备。那个时候的父亲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文艺才能,拉京胡吹笛子莫不擅长。在夕阳下的河滩上,斜晖脉脉,蒹葭苍苍,一声吹断横笛的他一定像后来的我一样,心底涌动起对远方的莫名向往。

他有几个哥哥南征北战成了军官,也有的成了城市工人,而他还是鲁南乡下一介无名之辈。父亲去当兵不是因为向往远方之类的诗化描述,也不是因为出于对几位哥哥的羡慕,更不是因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而是奶奶的决定。在村庄文斗白热化、武斗甫有苗头的时候,奶奶就预感到事态会进一步恶化,正好遇到部队到地方招兵。“去当兵吧。”奶奶说。“与其被自己人不明不白地打死,不如为国战死疆场成为烈士。”那一刻,奶奶就像是大义凌然的佘老太君,亲手把最心爱的小儿子送进了部队。奶奶晚年的时候因为白内障而双目失明,但据父亲说,她那是因为思念当兵的五伯成天流泪而落下的眼疾,这说明她的狠心和慈悲其实是一体的。她何尝不珍视儿子们的生命,但作为一个农家妇女,她却比某些知识分子更能理解生命的价值所在。奶奶是经过战争的人,她自然知道战争的残酷,并目睹过一发哑弹砸穿土墙落到面前的情景。战争犹如一头巨兽,作为平民百姓,是躲不过的,只能听天由命。她不信神,不信菩萨,只相信天理。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这位坚强的女性从不怨天尤人。在战争年代,她曾为了照顾二伯家的孩子,颠着被缠得畸形的小脚丈量了半个中国,跟着部队,跟着儿子,抱着孙儿,从林海雪原一直走到棕榈树下。

父亲在烟台驻防的时候,六伯在烟台当军官,并且找了个城里的媳妇儿,高高在上地捧着。六婶给父亲介绍过对象,也是烟台的,不知怎么父亲没同意。当然如果他同意了,我现在就不能和你讲这段故事了,那会有另一种结局。但又如果父亲知道今天我会讲述这段往事,可能当时他也就同意了,省得我多嘴。总而言之,父亲经老乡介绍,母亲经同学介绍,没有悬念地通过相亲相识了。就像后来我和老婆经父母督促相亲相识一样,仿佛一旦相亲就订了下来,至于爱不爱情的,那是契约范围内的事情,你爱也得爱不爱也得爱。母亲娘家和父亲家隔着一个乡镇,三排山、两条大河,以前从来没见过面,但见面后就谈到了婚嫁。

母亲是接替姥爷出来工作的。我的姥爷当时在山区乡镇某个单位当领导,在特殊的时期因特殊原因咯血而亡。我的母亲上诉多次后,被安排到姥爷曾经工作的地方当教师。那个乡镇环境相当封闭,山高皇帝远,历来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母亲之所以痛快地答应这门婚事,应该有很多因素,比如父亲是军官属于上层阶级,比如父亲的相貌英俊脾气温和等等。但我觉得母亲当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可以改善生存环境,到平原乡镇去,虽然离城更远,但物产更为丰富,道路更为顺畅。都说人往高处走,这是不对的,高的地方生命质量是难以保证的。

父亲结婚时,已经快三十岁了。我呱呱坠地那年,他三十一岁。按照当时农村人的寿命,当属老来得子。就在这段时间内,他离开了山东,从烟台调防到了福建平潭。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带我一起去探亲,经山历海,火车轮船等水陆交通工具坐了个遍。我至今还记得火车上铝饭盒和搪瓷汤匙的叮当声、夜幕下路灯盏盏发亮的上海站、漂泊在海面上人货混装的渡船、棕榈树下长着虫眼的甘蔗、演习警报声中匆忙集合的士兵以及高扬的炮筒、山巅的坛葬,这些记忆的碎片就成了我的童年。

母亲那时候很能干。春节来临,父亲在营房值班,她在家里包饺子,我擀皮儿。娘儿俩有说有笑,以至于有个多心的士兵以为排长家混进了男人,溜去和父亲打了个小报告。我那时候就是一个男子汉了。在母亲后来的叙述中这一段总是要出现,以说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是她和父亲的相识以及她父亲的故事,却从来没有提到过。她有意识地屏蔽了某些幸福的内容,纠结于父亲复员后的那些生活困难,虽然当年大家普遍困难,农家尤甚。

父亲曾经讲过他在福建提干的事情,是为了举个例子,安慰自觉怀才不遇的年轻时的我。“都是熬出来的。”他说。父亲曾独自一人在与世隔绝的山洞中看守一枚新型导弹,半个月,溽热潮湿的环境使他落下了风湿,也让他得到了一次军功和提干机会。父亲最终完成的穿越如果也和三伯一样是在南方,我不希望是那个孤独的山洞,它会让父亲更加沉默,直到带走所有的人生秘密。而至于那枚导弹,我却要祝愿它永远不要从那处山洞中出世。

父亲复员后,先是在镇政府当文书,又当财粮助理。因为有过出纳的功底,他很快胜任了财务工作,等财政所成立后,便顺理成章当上了所长。他保持着军队的作风,办事一丝不苟甚至不留情面,以至于仕途终止于这个职位。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父亲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清白,以至于后来母亲抱怨:“你爸当时要是会贪污就好了。”那是在我买第一所房子四处借钱无果的时候。我的五年级命题作文里肯定有这样的一段:父亲拒绝了南方印刷厂送的花瓶(但是县里其他所长没有拒绝,因为是白落的),或者父亲拒绝了给投机倒把的人发放周转金(没在父亲这里申请下的,在县里其他地方申请下了,并因此发家成为富豪)之类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孤勇者,一个逆光的英雄。可这成了青春期的我逆反的一条理由:“爸,你怎么不会赚钱呢!人家同学一双旅游鞋顶我十身衣裳!”虽然我在小学的时候认为他是对的,是伟大的,可上中专后却搞明白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父亲于是就又变成无能的了。“钱是你家的吗?为什么不让我用?!”虽然他的领导在大会小会上鼓吹勤俭节约,但不能尽兴吃喝送礼挥霍挪用,还是会严厉批评甚至打击报复。

我也不希望他停留在那个阶段,那个狂热的为了钱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甚至人性的阶段。他在那里会因自己的不合时宜而痛苦,会因没能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永远不安。

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复员。母亲的记忆从那个时候开始漫过整个八十年代而逐渐定格,直至停下来逐帧扫描。

父亲到镇上上班,离老家七里地。我们则住在祖屋,母亲在村里小学教学。

我们家族在村庄里不算大也不算小,瓜瓞绵延,成员规模不算多也不算少。我在初中学习历史的时候,一度认为这种家族共生的局面就是对封建社会最明白的注释。家族里只要有人出人头地,就会有更多的责任帮助家族繁盛和振兴。血缘关系将情感和责任捆绑为一体,父亲作为一个在家的公家人,自然要付出更多,虽然因为年龄关系在资格上要弱一些。我有三个伯父住在老家,每家算上孙辈都有十多口人,经济完全依附于土地。按照家族规矩,尊卑有序,年长的大伯掌控着家族的话语权,但家族里的大小事都要找父亲来决断或裁决。至于妯娌之间的鸡毛蒜皮,父辈们大多数时候是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来处理的,可这无形中更助长了她们关于家产和养老之间的明争暗斗、口角纠纷。所以那时候,我最想写一部类似于《红楼梦》的家族小说,虽然我的家族配不上那样的文字,可是人性的复杂一样五彩纷呈。

盲了的奶奶在父辈们轮流供养几年后,经过集体决议,最后固定住到了六伯家的土坯房里,各家根据经济情况分配了定例每年按时送些钱粮。奶奶房间隔壁的墙上有一个洞,洞里面放了一个缸,作为蜜蜂的巢穴。奶奶住的房前种植着美人蕉以及高大的地瓜花,蜜蜂在阳光下振动着翅翼,往来穿梭于花朵和墙壁之间。这些奶奶是看不到的,更不要说窗边磨盘下蜘蛛在结着网,麻雀蹦跳着进了大槐树的阴影里。但她的耳朵非常灵敏,能够分辨出细微的声音,特别是我的脚步声。每当我小跑进房间向她问安时,她总要悄悄地问有没有人跟着。确定没有其他人后,才从枕头下面摸索出几块糖果或者一个苹果、一毛钱,让我接着,并叮嘱千万不要被人看见。她怕儿媳妇们说她偏心,虽然她真的对我偏心。

老家到过年的时候,守岁、吃饺子的风俗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但那时晚辈向长辈拜年是需要磕头的,清冷的凌晨天上星光零落、地上残雪未融,拜年的人顶着一身鞭炮的硝烟味道,三五成群,行走在弯曲泥泞的巷子里、喧哗在长辈的庭院中。家族大的,向长辈磕头的人会从灶屋的炕前一直排到院子里。顶着发髻的小脚老太或者含着烟袋的白胡子老头乐呵呵地坐在炕上接受满堂儿孙们朝拜,即便这是他们这一年唯一一次受到的礼遇。磕头仪式举行完毕,小孩子们就要挤上前去要钞票了,所得的也不过是镍币几分。兴高采烈揣进到过年才能穿的新衣兜里,然后到院子的泥地上抢鞭炮爆炸后脱落的鞭头,直到抢得满手都是鸡屎,新衣变成抹布。

鞭头即可做火器玩具,又可当鉴别家境的工具。那个时候鞭炮的优劣代表了一家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所以每到年前,父亲都会到镇上定下最时兴的长鞭大炮,在除夕及元宵夜和同家族人的鞭炮一起摆到大街上,燃放得惊天动地,燃放得火树银花,象征着家族的兴旺发达。

父亲照例要给奶奶磕头。然后告知一声:“娘,我给你磕头了!”奶奶脸上的皱纹就会绽放开来,“就你那么些规矩讲究!”

奶奶去世的时候,父亲满怀悲恸主持完仪式,戴了很长时间的墨镜,因为他的眼睛哭得完全肿了。奶奶一去世,这个家族的主心骨就散了。因为家族事务的不可调和,因为缺乏共有的物质基础,因为农民进城的热望,因为一切向钱看的潮流。渐渐的,父辈的权威因为徒有其表而被儿孙们所轻蔑所无视,多数人离开了土地到城里漂泊,个别人识文解字之后变了性情,更有人沉溺于欲望抛弃了人伦,反而觉得自己是弄潮儿。年轻人的头发染得花花绿绿,中年人的眼中唯有利益,孙辈的妯娌之间甚至连腔都搭不到一起。家族不再集体议事,各家关起门来,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唯有父亲,仍旧保持着那一套“封建思想”,家族有事还会主动张罗,当然也就落了许多闲事和不是。

他温良恭俭让,每日三省自身。他待同胞子女视同亲生,主动承担了抚养五伯遗孤的责任,我的两个堂姐在我家从初中读完了高中,直到考取大学。他待友犹如同胞,收容了落魄的河北的赵姓战友,给他提供食宿、购买绘画工具,让他得以延续艺术之梦。父亲是在部队学画时认识的赵叔,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画技。在父亲复员时,赵叔曾赠送给父亲一幅画,画面上立着一只朱耷笔意的鸟,名字叫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复员后,为生活所迫,遂追随父亲来到了山东。

母亲调到了镇内另一所小学。我和我家的家当堆在一辆小推车上,由伯父家的哥哥们推着,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其他家当,由父亲推着,跟在后面。翻过一道光秃秃的黄土岭,越过两条冰封的小河,推开了两扇生锈的大铁门,搬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随后没多久,两个堂姐也跟着搬了过来。赵叔则留在老家祖屋,算是看门的,又算是闭关修炼的世外高人。他画匾、画中堂,不得已迎合着大红大绿的民间审美,抱着画卷骑着父亲留给他的自行车,辗转于乡村集市间,以便赚口酒钱。

父母在那个年代用工资养活了我、妹妹、两个堂姐以及赵叔叔七个人,还要定时交奶奶和姥姥的赡养费。母亲记忆中的苦,源头在这里。所以,她每次倾诉的内容总要追根溯源从这里讲起。讲到我们的补丁衣服,讲到缸里没有米几乎讨饭,讲到学校里受到的委屈,讲到某个像狐狸精的女教师。那位女教师无论形象气质都像极了电影《驴得水》里的那个女主角,而且发生的故事也几乎轨迹相同,泼辣的外表下有一颗孱弱的心。那所学校的老师调动比较频繁的,不变的是本村几位民办教师,以及一位成天提溜着尿袋的癌症患者。那位患癌的老师生命力极其顽强,凭着求生的意志活到善终。不过他的形象一直让我心有余悸,人的肉体上被嫁接了一个不明物体,这让人觉得伦理上说不过去。因此直到我的岳父身上也挂上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情感上接受不了如此触目的现实。

我对那个尿袋的物理性恐惧还可能源于对手术的恐惧。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着甚至期待这一次手术,因为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没得选择。母亲因为对学生的严厉导致了学生暗地里的报复,他们不能明着和老师斗,但是欺负我还是蛮有办法。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七八岁穿开裆裤也算正常,何况我还不到七岁,于是小鸡鸡和卵袋常常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即便被拧上一把,反正兜在裆里不会被察觉。某天某个学生捏的时候用错了劲,导致我的小肠脱落进了卵袋,也就是医学上说的发生了小肠疝气。那个学生尽管承认了错误,但是他家承担不了治疗的费用。需要手术的。我很早就知道。但我等了六七年之后才等到手术。那时的手术麻醉相当于受刑,针打在脊柱上,疼痛到整个宇宙颠覆混乱,但为了被医生表扬为好孩子,我硬挺着没有喊出声来,汗湿了整个手术台。

手术顺利结束,我的期待也就结束了。我总算释然了,因为我见过有一种得疝气的人需要穿一种特制的裤子,犹如麻袋一样。我不需要穿麻袋裤子了。同时意味着我不再需要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尽管那都是些稀罕物。比如说骚气冲天的猪腰子,计划供应时代,其难得不啻于海参鲍鱼,父亲一拿却是几个,一股脑煨到瓦罐里,稍开火后就逼着我吞下去。我当时不知道吃这玩意儿对小肠会有什么好处,现在想起来却会哑然失笑,他是担心我会变成太监。

或者说,他是怕将来抱不上孙子。

母亲不会认为是自己的教学方法不当差生了蝴蝶效应,因而导致影响了儿子的身心发育。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全是为了学生好,一心扑在工作上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我。”这种执念从那时起植根于她的脑中,直到蓬勃成枝蔓横生的巨大树木。我从那时候起,倾听她的烦恼,认同她的烦恼,烦恼于她的烦恼,渐渐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人格,直到好久好久通过艰辛的阅读和理解、通过人世间的游历磨练才渐渐释怀。

我曾经在外地遇到过一个老乡,交谈时提起我妈的名字。他的脸上顿时涌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原来那是你妈啊。”他顿了顿,“她对学生太厉害了!”。这种厉害,我也许可以理解为对他自尊心的伤害,以至于成为一种心结。她无意中伤害了不止一个人,而她却觉得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日渐繁荣开始,民间风俗随之陡然巨变。甚至农村丧葬仪式上出现了俚曲艳舞,人们对于物欲乃至肉欲不再避之如虎,反而趋之若鹜。灵棚前长明灯照耀的草台边长幼咸集,眼巴巴看着舞女们原形毕露扭腰摆臀。丧主不这样闹,似乎还对不起死者,要受到全体村民的嘲讽和唾弃。姥姥去世的那年,此风正盛,但父亲和舅舅们决定按照传统习俗来。在那次丧礼上,父亲用了一种比三拜九叩更为复杂的叩拜礼,这种礼仪可能源出于《礼记》,但也可能是鲁南农村特有的最高规格的礼仪。当看到父亲端起身架的时候,那个戴着礼帽穿着长袍的司仪顿时就明白遇到了行家,于是格外卖力地吆喝起来“起~叩~”,像是配合着戏台主角的伴奏者,一板一眼地契合着节奏。昏黄的烛光中,父亲目不斜视,严肃地执行着远古传下来的仪式规矩,亦步亦趋,稽首跪伏,看得围观者大气都不敢出。有的人甚至默默数着起和叩的次数,研究着其中的规律,老人们则看得啧啧称赞:“这才是真孝顺!”他们心里肯定默默盘算着自己百年以后一定也要得到这样的尊重和体面。

那是乡村葬仪的最后一次辉煌。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的场面。特别是当今移风易俗,一切从简。那种披麻戴孝极尽哀荣的仪式,再也没有了。不止因为属于“封建糟粕”,实际上是还是因为太过于繁琐,与现代生活离题太远了。

母亲在五十二岁时因病办理了提前退休。病因是高血压三级。实际上还应包括记忆力衰退。她从那个时候就没有再随着时代前行,而是回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自己作为教师的光荣,作为集体成员的力量,作为儿女双全的母亲。没有人再管理她,没有会议再需要她,没有了学生,没有了奖状。她退休了,退休是她穿越时间的起点,从那时起,她属于了过去。开始是唠叨,唠叨变成念叨,念叨变成倾诉,倾诉变成泄愤。时间的激流汇成了漩涡,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且出于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她对药物有了一种崇拜式的迷信,以至于把不同种类的药不问药性混在一起大把服用。药量超出了身体的耐受能力,有可能也是烦躁和焦虑的来源之一。

等到父亲也退休后,母亲所有内心的郁闷找到了投放。不过两个人虽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抱上孙子。不管自己的儿子幸不幸福,只要有孙子自己的儿子肯定就会幸福。小孙女的出生,对于他们虽不至于是打击,但至于是一时的失落。前面提到母亲看大女儿时我曾向她跪地磕头,其实在那之后没几天,我回过一次老家。买了一把香,独自走进西岭墓园,在爷爷奶奶坟前焚着了香,默默坐了半天。我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是因为心中对祖先也存在着“绝户”的负罪感,还是因为从没有受到过如此的委屈?仿佛都是,仿佛又都不是。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除了到祖辈那里寻求心灵的安慰,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奶奶曾经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

大地无言,埋下了祖先对我的爱。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从来没有用影视剧中或文学作品的语言来表达感情。从来没有对父母兄弟以及爱人子女明确地表达爱意。我们的爱是另类的,像是包裹着铠甲的坚果。小女儿还不到三岁,就天性被唤醒般地对我甜嘴:“爸爸,我爱你。”并没有人教导她要这样讨好大人,于是我一耸鼻子:“你真是一个马屁精。”小女儿咯咯笑起来,对“马屁”二字颇为感兴趣。“马屁精,嘿嘿,马屁精。”“马屁精!”我再次强调后和她一起乐不可支。

我从来没有说过“奶奶,我爱你”。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爸爸,我爱你”。我也更没有对母亲说过:“妈妈,我爱你”。就像父母之间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仿佛“我爱你”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不符合劳动者的本分。在父母看来,不分离本身就是所谓的爱。正如在农村人看来两口子“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仿佛打骂才算正常态。

当藤蔓失去大树的支撑和营养的时候,它会进入茫然的空间。母亲一步也离不开父亲,不只是因为所谓的爱。有一次父亲到园里去浇地,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母亲就被一拨路过的骗子引诱着买了一个煤气灶。他们说是从工厂偷出来的便宜处理,母亲一面表现得见多识广表示宽恕,一面战战兢兢言听计从,立马掏出几百块钱,还因担心人家折本而连声道歉。我知道后,很严肃地告诉她,幸亏遇到的是诈骗犯不是抢劫犯,以后千万不能贪便宜。但是,几年后,还是在父亲去浇园的当口,她又被另一拨骗子连诱导加恫吓地买了一台抽油烟机,花了又可不止几百块。那么些年过去了,骗术没有更新,被骗的人同样被骗,只能说是缘分使然。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凑齐了一套灶具,虽然是假冒伪劣。而父亲对此没有说母亲一句做得不对,反而欣然花钱请人安装,并请安装的人好好吃了一顿饭。

河北赵叔的死讯传到老家时,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赵叔送给父亲的画作付之一炬。她觉得晦气,不想收藏死人的东西。但有两幅画因为在我手里而被保护了下来,其中一幅叫做《月是故乡明》,是八十年代赵叔参加省青年美展时获过奖的原作。月是故乡明,赵叔在流浪多年后回到了故乡,养育了一儿一女,因为他的熏陶也都选择了学习国画。他的儿子后来成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曾和父亲通过两次话,一次是报丧,一次是问候。赵叔是在故乡的明月之中安息的,因为脑溢血,走得即突然又安详,走的时候顶着一个“知名农民画家”的头衔,算是得到了时间的宽容,让他把人生能做的都做了。

母亲烧画,父亲似乎也没有阻止。或许他自己也想忘却那些画,就像他成为画家的梦想早已被时间烧成了灰烬。因为这些灰烬,父辈的友谊在我们这一辈就中断了,虽然我一直很想知道赵叔的儿女们延续了怎样的人生。犹如想知道曾路过的一条河流的去向。

我们中国人会把老年夫妻称为“老伴”,老伴老伴,老来为伴,爱情和亲情最后都淡然成了伙伴关系,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作为中国合伙人,搭伙活下去。母亲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和父亲决裂,她的强势是建立在父亲退避的基础上的,但一旦连退避都成为虚无,她的世界秩序将全部失去支撑。她停留的时间,停留的八十年代,将成为扁平的碎片,揉皱了撕碎了飘零了。她的黑夜也就来临了。所以,母亲在这段时间内突然恢复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在我们提出接他们到城里住下的时候,几乎没有犹豫就点了头。

可是父亲不同意。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同意。

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个村庄度过的,生长于那片土地还要回归于那片土地。他在世间游历所学会的吹拉弹唱琴棋书画都是奇巧淫技,都不如钩锄在大地上的书写来得惬意。他离不开土地,他的根早已经扎在那里,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他早已经变成了那片土地上的一棵树,不能动根了。

时代的飞车从村庄的天空驶过,父亲没有抬头看天。他的时间慢慢停滞下来,一如日复一日重复的日出日落、重复的春耕夏种。时间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运转的齿轮因未知原因产生了卡顿,计时工具因之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那只上海牌手表,才会在家中神秘地凭空消失。

待时间穿越尘埃落定,父亲将会成为谁呢?是那个青春洋溢的村出纳还是那个喜气洋洋的新郎?是那个光着身子躺在南方山洞里的士兵还是那个指挥舰艇乘风破浪的军官?是那个立志为民理财的财政干部还是那个离不开拐杖的病人?我无从预测,父亲更不会知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但无论如何,那个坚守传统和孝道、那个坚韧和正直的父亲形象不会随着阿尔兹海默的降临而崩溃。他们是同一个人,都是我的父亲。就像那个曾经严肃认真勤奋敬业的母亲和现在这个歇斯底里手足无措的母亲一样,是同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亲人,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众多原因的机缘巧合,偶然组成的必然,而一旦组合,我们之间就体现了世界的特征,既对立又统一,既相融又矛盾。

我们注定是一家人。

我们注定是一家人。无论生物学意义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家人。是这颗星球上无量数凭借细胞和染色体的排列衍生而成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体,因为血缘聚合在一起,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更崇高的意义上,我们又是革命和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但是血肉之躯终归会衰老乃至消失于大地而不能够永不生锈永远运转。当家族传统和国家意志体现在家庭单元的时候,我们都如古人所言“风至而草偃”,肉体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可是总也会有精神跟不上肉体的时候,稍有懈怠就会停留在某个黑洞之中。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就像和尚的经文,就像母亲的倾诉,车轱辘子话说上亿万遍也抵挡不住白驹过隙。

当你因被时代所超越而恍惚的刹那,一生也就过去了。

父亲回归到农村,却没有得到向往中的田园生活。父亲在职时曾向我描述过他退休后的样子:“在河滩上放两只羊,在树荫下躺蓑衣上睡上一觉。”可是他退休后并没有养羊,只是租了块地种花生和蔬菜。没多久因为土地流转,只剩下了一块小小的菜园,也就没有必要“荷锄戴月归”了。那片有一群白羊在悠闲吃草的河滩于世纪初被掘地三尺,又在新时代被恢复成了湿地公园。“我记事的时候,河面宽广,需要渡船才能来回。”父亲这样说过。波光粼粼的水面和古老的木船驶过他的记忆。而我的记忆里没有这方面的储存,只有一片蝴蝶翩跹其中的水杉林,那是我出生那年,母亲带着学生在河滩地植下的,同样在新世纪之初被砍伐变卖掉了。

在物质时代,只有物的价值。物的价值里没有感情的附加值。所以当时我知道村庄开始伐木掘沙吃子孙饭的时候,心里并没有起多大的波澜。村庄已经成为回忆,我不会再回去了,我也回不去了。

父亲守着他的村庄老去。这个村庄包括道路房屋水井桥梁,包括花草树木鸡鸭鹅狗马牛羊,更包括血缘的总和和无尽的回忆。现实和过往重叠在一起,交织成了当下每一刻。

他的肉体将固守着现实的村庄,按照肌肉习惯和条件反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他的精神将回到那座故宅在其中徘徊。

那座故宅中有他视为一生知己的赵姓战友的画作。有目光如炬的猛虎,有鼓羽高歌的白鹤。春有百花秋有月,真是人生好时节啊。他或许会在堂屋写写书法拉拉京胡涂几笔青绿山水,或许会信步踱到那个有着渡船的河滩,在水波之上吹起横笛。

一片鹭鸟被惊飞。一只灰鹤一动不动,独脚站在浅滩上若有所思。

我看着父亲抬起的手腕,他像是一个得到礼物的孩子,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看看手表,又看看我。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陪着我妈做体检。”

那块仿制的上海牌手表,犹如在运行着虚构的时间。时针分针秒针一针都不缺,一样周而复始运行着,像是在计算着另一个空间的剩余时间。这让我心里刺痛了一下。爸爸把手表丢了。手表丢了,他的时间也就丢了,所以他失魂落魄一样地在家中寻找。可是那块原装的上海表就像是中了魔咒,本来坚硬的物质却溶解到空气中去了。

我在这一刻有了一个念头,就是要写一写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我几乎从来不写生活中的人物,避免被对号入座,避免主观判断,亦是为尊者讳或者想把生活提纯到更高的位置。可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的热血沸腾、哪有那么多的崇高意义?父母把生命看作是一个家族繁衍的过程,哪怕放弃今生的短暂幸福,但这不是我的幸福观——可我能够明确描述自己的幸福观吗?天地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唯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只问过程不求结果而已。如此而已。

生命是一个不断被唤醒的过程,倘若一旦丢失了时间,就会变成一个倒流的过程,那些深刻的记忆以及那些深埋在潜意识里的活动就会被激活,让人灵肉分离。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写下来,或许有那么一天,父亲会突然对我问:“你是谁呀?”

于是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甚至自己也搞不清楚这算是小说还是散文,内容哪些是虚构哪些是现实,哪些来自于写作技巧和想象、哪些又来自于日常素材和感受。我并不期望这篇文章会让人感动甚至落泪,更甚至被精神分析、文艺评论。我想阐明的只是一个事实: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我们自身也在迅速成为老人。衰老和疾病不会放过任何人。即便忘记时间,即便精神去了他乡,但毕竟肉体在人间,依旧需要承担人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有人批评中国人为活着而活着,但他们不懂还有这种“活着”的方式。但其实这种“活着”才是大多数老年家庭的真相,才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相反,这种“活着”的方式会让后辈更为坚韧,甚至会更为豁达地直面生命。苦辣酸甜没有尝个遍,到人间的游历就不算完整。毕竟你只能活这一辈子。毕竟和父母只有这一辈子的缘分。

或许你忍耐着听我讲完,以及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人和他母亲一样,不过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己的苦楚。”那么,也许你是对的,我从写完这篇文章开始,也将逐渐变成一个丢失时间的人。也许二十年后,我再读到这篇文章,不由得喃喃自语:“这是谁写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作为文章就这样告一段落吧。过一会儿,我还要去收拾屋子,把地暖疏通一下,把需要搬走的书籍打打包。把房子留下。从此,父母身边离不开人了。

你在问我有没有应对丢失时间的办法吗?

我不知道。

好好活着。

2022.09.04起笔

2022.09.07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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