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起来大学的第一堂课是什么。在有限的画面里,我大学的起点是李钧教授的一个问题:“中文系的唯一性是什么?”他问得很认真,“什么是中文精神?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唯一,也不急着回答。我希望在座各位好好想想,在四年大学生活结束后,得出自己的答案。”

那应该是一个下午,九月的阳光直而散漫,照进教室。教授满头银发,经年累月的学术训练和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练达,熏陶出一股独特的气质,聚在他的剑眉和含笑的眼神中。跟这样的眼睛对视需要镇定,仿佛被多看两眼,自己浅薄的人生就毫无秘密可言。这双眼睛又很迷人,带着充沛的自信注视每一个正前方的学生,向每一双眼睛传递着他的热忱、热爱和一点羞赧又快乐的文学理想。这双眼睛里有并存的严谨和宽容。

入学的第一个学期,老师们在各自的绪论课上用尽量生动的例子来阐述各自的学科性质,同时也表达了对我们的希冀。熟络笑谈之余,“老李”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最牢。因为它不是“文学是什么”“文学理论要学什么”这类学术追问,而是一个很恳切的提醒。

大学开始之初,这个问题给我毫无头绪、松松散散的学习生活楔下了一根桩子。其他院系的学生也可以读小说戏剧、读诗谈诗,中文学生的专业性和唯一性该从什么地方体现?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用其他老师的话凑一凑,也能拼出一个答案:我们得读得更精、更多、更专业,不光如此,还得知晓文学的历史脉络,还能从理论的高度去透视文学现象。但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又是一回事。在知行合一的路上走多远,走到哪,只有自己知道。四年过去后,可以回答,也可以逃避回答,还可以骗自己说回答得挺好。

中文系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骄傲自满的专业。平时就飘的男生女生,更容易在这里患上精神虚荣。这里有诗社、文学社、话剧社,容得下青年对文艺的一切热忱。文学史中有思潮和时代的涌动,吞吐着世界上不同区域各自的文学气质。盛唐的李杜王孟搏浪而出,英雄史诗在遥远的中世纪传唱着先人的神武。三曹七子文风刚健,五代曲词绮靡温婉。歌德席勒策动着德国的“狂飙突进”,“迷惘的一代”在战后美国的爵士乐里书写着失望和彷徨。到处是听过却没读过的文学作品,到处是小众且“不明觉厉”的名字。

文学理论则更纵横捭阖。人类学的探源、史学的肌骨、哲学的迷思、语言学的转向……这里宽容地为理想主义青年提供了精神庇护所,这里也轻而易举地提供了廉价却唾手可得的梦幻:只消背几个名词解释,就显得博览群书。

我们那届,有个保研学生落下笑柄,上海某著名高校的文献研究所面试此君时问:

“你读过经部的哪些书啊?”

“呃,老师,经部是什么?”(“经史子集”的经部。这个问题的难度类似于,“欢迎来我们唐代文学研究所,你读过杜甫中唐时期的哪些诗歌呀?”“呃,老师,杜甫是谁?”)

“那,同学,你说说你读过什么书吧。”

“老师,我比较擅长组织社团活动。”

据说上海这所著名的文献研究所再也不收我校学生了。

“老李”的那个问题,空想得不出答案,有此一问也算是“老李”煞费苦心。教书这么些年,他应该见多了这样的学生:刚入校时,是一群理想主义青年;毕业之际,并没学到什么,却汲汲营营最会骗自己。长此以往,中文不死,中文系很可能会。

文学作为专业,不是一件特别让人心安的事情,这不仅指前途和出路。在中文系待着,“不确定感”俯拾即是。没人说得清“文学是什么”,也没人理得清“一部作品怎样才算优秀”。你可以试着用几十字、百余字来回答,也可以不断叠加,直到上万字、数十万字,成为一部专著,仍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论你怎样答,总有反例。

当这样想时,也会意识到语言的孱弱。它既不精确,也不严谨,需要语境来引导它的指向。直到大三,我还时常梦见回高中上数学课,黑板上写满了函数求导和圆锥曲线。那些题目很难,我做不出来,但我很想念那种确定感。

“读”是头等要紧的事儿,但作品的阅读过程绝对谈不上舒适,时常伴随苦闷、心浮气躁,以及昏昏沉沉。那些冗长的句子和啰嗦的对话,似乎是在有意展示人生琐碎、平庸的一面。而那些简洁、精悍的短篇,又要读得极慢才能咂摸出布局、措辞、节奏的巧妙。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选这样的场景?这没头没脑的句子真是废话吗?揣测创作的意图和过程,让人渐渐走向了“与作者对话”的维度。

校内的几条主干道在秋天的时候景色还不错,路虽然短,走走也颇能散心。有时候我会在脑子里想“老李”问的那个问题。不少人在校园各处背书,日复一日。我走过他们身边,觉得等到四年结束,自己将什么也抓不住。校史馆前挺拔高耸的杨树,它们年复一年,只需要矗立在此迎接春去秋来,真踏实。

四年来,我常在文史馆左转右手边的四个书架间徘徊,往往相中了要读的书后,就回宿舍看电子版。一个故事结束,我的生活仍一如从前——此时此刻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但我说不上来。那些生活的不确定感,随着一本本书的读完,没那么让人在意了。

一个深情的叙事者,在《洛丽塔》中诉说自己对少女无法自拔的爱。但当我翻看相关文献解读时发现,他的身份如此可疑,叙述者的回忆完全可以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臆想。纳博科夫用叙事的诡计愚弄了那些自以为是的读者。

一本书,几十万字,完全可以是一场没有真相的叙事游戏,但它又如此真实地感染过你。确定与不确定,都没那么重要。书中那些男男女女,带着各自的不堪、无奈、热烈、真挚,短暂地燃起一点很小的火焰,又很快地消失;抑或是史诗英雄般的主角,大踏步走在人世间,大闹一场然后寂灭。

——文学的意义可能在于去接近、感受、宽容、释厄,生活也如此。

人是复杂的集合体,任何角色都经不起道德家的审判。顿河岸边的格里高利,自欺欺人的阿Q,忏悔的聂赫留朵夫,不择手段的于连,走向毁灭的包法利夫人……我深深喜爱着这些复杂的文学形象,他们预先提醒了我,世人多样,理解要先于苛责。希望中文系的同学们能心存悲悯,在开喷之前,仔细推敲一下人们的境遇。

中文精神是什么?

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中文系”已经被“文学院”取代。眼前这个满头银发、极富魅力的教授确实有一些固执的语言习惯:提起行政事务,他总是笑着调侃“咱们院如何如何”;谈到学术精神和对我们严肃的期许,又剑眉铁面,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中文系的学生应当怎样怎样”。

我最喜欢的那拨教授大都在教现当代文学。这些教授在学术上顺着“五四”的文学谱系一路走来,精神上也抱元守一,恪守着“五四”的文人气质,让人遥想,“中文系”三个字的品格,可以追至五四时期的北大,追溯到《新青年》,追溯到鲁迅,追溯到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独善其身,又欲兼济天下,这群理想主义中年人还挺迷人的。

大学毕业几年,在中文系学了些什么,大都快忘了,但“老李”的问题我一直记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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