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罕的非虚构作品《山城纪事》行文不落俗套,原创性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辨识度很高,四个小章节在最后衔接形成一种环绕,呈现一种成熟的结构脉络与架构能力。喝冬瓜虾皮汤,去少年宫学国画,外公的苦水玫瑰,黄桷菩提树,这些记忆碎片在作者的脑海中浮现,落笔成章,构成了一个人成长的阶梯,向上,在回望中逐渐清晰有力。

山城纪事

文/ 陈罕

在山城生长十八年,这里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和情绪。我在这里欢笑过,痛苦过,有许多愿望得以圆满,也经历过几载无月的中秋。如今北上求学已近三年,仍然时时挂念。在记忆中,山城好像只是一树一花或一件永远洗不干净的衣服,但又好像,是我的全部。

冬 瓜

妈妈常说,冬瓜很小气。

随着暑热大量上市的冬瓜,价格会一日日“贱”下去。整个夏季都是冬瓜的节日,2008年的夏季也毫不例外。那时八岁的我尚未理解互联网存在的意义,也不懂怎么去问搜索引擎,冬瓜明明在夏天成熟,为什么会叫作冬瓜。虽然现在我手里握着人类智慧的高度凝结品,似乎依然无法理解它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这是后话。

那年父亲出国执行任务,他不在家,不在国内,不在我的夏天里。他的声音每天只出现一次,从越洋电话含糊其词的听筒中。我看不懂每个月打印出来的工资汇款账单,但妈妈的眼泪是日渐熟悉了。我从此知道,那张印满数字的纸擦不掉妈妈心里的想念和苦涩,就像一张餐巾纸对贫穷无济于事。

重庆的夏天酷热难耐,但接过我手上的餐巾纸擦干眼泪之后,妈妈会揣着刚拿到的驾照,开一辆小小的两厢车送我去学国画。那是一段大约五十分钟的车程,并且因为二手车噪声大冷气小的空调以及路面的热浪而显得更加漫长。漫长的路途中我总在或有声或无声地抱怨,而那时妈妈的脾性也尚未经历生活苦难那些足够粗粝的打磨,仍对孩子的恶劣浑浊存有不切实际的低估,于是一面紧张地握着方向盘一面责骂我不懂事。可是不经历事又怎么会懂事呢,夏天还没过完,我注定还没成长。

在少年文化宫里,我是国画老师关注和赞扬的对象,正如每个看似懒散而又天赋异禀的孩子那样。事实上我的“懒散”仅限于几乎每天迟到、只能坐最后一排,而在老师看不见的最后一排,我的汗水被风扇吹落,滴在宣纸上,晕开了赭红或山青,又被匆匆擦去。

回家的路上我总是举着自己在课上作的画,等待那些山水和花鸟晾干。车身很窄,甚至难以完全展开一张四开大小的宣纸,于是画上的色彩总是会滴在我的衣襟和裤子上,引来妈妈又一阵责怪。学国画的那些年我常穿着满是水墨污迹的衣服去上学,而我始终忘不了同学们在尚且幼稚的掩饰下窃窃嘲笑我的画面。那些画面远不及宣纸上的图案来得光明绚烂,但至今仍在我的记忆和痛苦中熠熠生辉,而我笔下曾经的美丽早已在搬家时和许多无关紧要的过往一起遗失了。我早已不再画画了。

回到家,自然是吃冬瓜。最常见的是冬瓜虾皮汤,偶尔会有冬瓜绿豆炖排骨。2008年的夏天,菜市场里削好的冬瓜一元一斤。超市里六毛八,但没去皮。

傍晚依旧刺目的阳光里,妈妈举着我那时还拿不稳的菜刀,一下又一下削着冬瓜,再切成大块丢进锅里。而我总是从客厅里逆光注视着她。

于是八岁那年,妈妈是一个削冬瓜的剪影,而爸爸是一个昂贵的越洋电话,舍不得打太长。

妈妈常说,冬瓜很小气,不放冰箱不行,很快就会坏掉了。八岁的我总接嘴说,冬瓜太小气了,舍不得让我们吃掉它。可有一天我却说,爸爸也很小气,舍不得话费,却又舍不得让我们太想他。那天我和妈妈都哭了。

如今想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人们对冬瓜的命名,它那一层白茸茸的细毛,就像2008年酷热的盛夏,有凛冽寒霜把冬天撒在了我的身上。

粉 墨

小时候,我的衣服总是染着粉墨。但那不是经过设计、精心绘制的花色,而是我不小心沾上的颜料和墨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层叠出来的丑陋斑渍。

斑渍的底层是2006年染上的。那年我刚开始学习国画,装着一沓宣纸、一把毛笔和几盒粉墨的巨大画具筒背在身上,看上去就和我污渍斑驳的外衣一样滑稽。几年后,我长高了许多,画具筒显得不再那样沉重,但衣服还没有换过,袖口、裤筒都短了一截,因此只会在同学中招致愈发直白的嘲弄。

的确,污脏、过时、不合身的衣着,以及因为孤僻而显得软弱的性格,都是孩子们会凭借本能去欺侮的特质。一个落雨的冬日,有同学在体育课后偷走我的外套,丢进花坛里。等我在寒风中撑伞找到自己的衣服,它已经沾满泥污,上面还有依稀可见的痰。那天我没有哭,却第一次对自己的无能产生了一种愤怒。

多年后我在余华的书《夏季台风》中看到一句话:“孩子都是暴君。”

孩子的生长比成长来得远为直接。深夜里,我开始被腿部的酸痛惊醒。那是一种类似于春笋褪壳、类似于蝴蝶从茧中抽翅的疼痛,如此强烈,又如此令人欣喜。正如鲜少有大人不怀念童年那样,没有一个孩子不渴望成熟,但身高的变化只会让我沾满粉墨的衣服更加窘迫不安。我开始暗自祈祷,就保持现有的身高,多好。我在街上看见过许多个子不高的大人,他们总是显得比高个子更自信一些,脊背笔直,神态高傲。那时我想,高傲倒也不必,但做一个自信的人也没什么不好。况且,衣服虽然脏,但至少不会太短了。——我已学会对买新衣服这件事不抱期望。

然而有一天,妈妈从崭新的塑料袋里掏出了一件新衣。那是我从未拥有过的公主裙,粉色的泡泡纱蓬松而多褶。在我那时的年龄,公主裙早已不合时宜,大概也正因如此,这个码数的裙子才会有那样低廉的折扣。但那是一条真正的公主裙啊。

六月初,天气还有些微凉,次日我还是执意要穿上它。清早刮着风,等待公交车时我冻得打寒战,可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纱裙在微风中摇曳的姿态,在我眼中如此优雅,如此美丽。那天公交车并不拥挤,但我没有坐下,生怕裙摆被压变形。

终于到了学校,出乎我意料的是,同学们对我的新裙子几乎没有反应。来的路上我想过,他们大概会嘲讽我的过时和刻意,但或者也许,万一呢,他们会对我刮目相看,会觉得我也可以穿上干净漂亮的裙子,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了……但是没有。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变化。我安慰自己,也许那是因为我还套着一件薄而短的开衫。我用冰凉的手脱下外衣,可是事情并没有转机。

我又默默套上了那件粉墨斑驳的开衫。那天回家我开始咳嗽流涕,次日没有到校上课。可是当我返校,依旧没有人关心我一句,好像我就是那样一件十一岁时才迟来的粉色的泡泡裙,不合时宜,无人在意。

又一个周末,其他的衣服都被妈妈拿去洗了,我不得不穿着裙子去学国画。我努力控制着手上毛笔的走势,但那天学习的是颜料泼洒的技法。当第一滴墨溅到裙裾正中央时,我终于哭了出来。

树犹如此

都知道,黄桷树是山城的市树;但了解它们的人大概都很难想象,它竟是菩提树的一种。

黄桷树性情古怪执拗,偏爱断崖,总是在“堡坎”边沿少量的泥土中扎根、繁盛。然而不论如何陡峭的断崖,山城总是不缺的。于是,只要行走在这座城市,总能看见黄桷树盘根错节的身影。更古怪的是,黄桷树落叶和发芽的季节不是统一的,几乎不论什么时令都能看见街边有黄叶纷纷;而其中,它们最爱集中落叶的时节是春天。故而,在山城短暂得几乎不可察觉的春季,清洁工总会推着小车,忙碌地穿行在宽宽窄窄的街道,仿佛推着一车车的秋天,躲避日渐灼热起来的阳光。

在山城,我曾是个和黄桷树一样古怪,甚至比它们更为古怪的孩子。酷热的夏日午后,四五岁的我会离开午睡的父母,独自出门,蹲在黄桷树下。一队队的蚂蚁,一声声的蝉鸣,对我来说神奇如梦境,而又远比昏沉的梦境重要。然而再热爱自然的孩子身上,也总有一种仿佛是人类天生的暴戾。在和黄桷树日渐熟络起来之后,我总是能捉到金龟子和蜻蜓,用细绳拴住一足,然后牵着另一头任它们绕圈飞行。偶尔被它们舍去一条腿挣脱,我心里总会怅然若失,但那似乎不是因为感到了它们的疼痛。前天,一只蚂蚁爬过脚尖,我仍和儿时一样下意识就踩向它,但当看见受伤的蚂蚁下半身已经破碎、黏在地板上,却仍在风中挣扎时,我无法形容,我是多么羞愧。

漫长如白日梦的夏季过去了,秋天再次来临。有天放学回家,我发现我的乐园被拆毁了。嘶鸣的电钻一口咬在黄桷树的腰间,啮食它们的血肉,木屑飞溅。秋蝉和天牛已无力再逃脱,去寻找一个新的落脚点。蚂蚁自然更为坚强,但我想到它们怔怔望着自己搭建的家园的眼神,就再也忍不住悲伤。那天我哭了很久。

然而如今,一到夏天,但凡我走在山城滚烫的街道上,依然能感受到头顶洒下淡淡的阴凉。那透明的阴凉,是我曾经的伙伴们用手掌般的叶片过滤后的阳光,仿佛还遥远地带着它们略低于我的体温。

于是我偶尔会心怀感激地想,这随地扎根、随时枯荣的黄桷树,似乎的确透出些菩提的佛性了。

苦水玫瑰

孩子们总是有数不尽的问题。比如,我就曾问过母亲:“妈妈,玫瑰也会过期吗?”

彼时外公刚走。那是一个国庆节后。先是ICU里,外公身上插满管子,无声地昏迷过去。在小地方,人们都认定,一个人在外地去世,此后就一定找不到家了。外婆擦了擦已经干涸的眼睛,站在监护室外对外公说,我们回家。位于山城区县合川的家里,一块门板已被横倒。姨妈在与舅舅通电话,确认由谁去采办寿衣——他们说,若是多买了一套,便意味着家里会有另一个人离去,所以千万要小心。我想起团年夜开餐时,偶尔有人发现多取了一双筷子,外公便会讲玩笑,说家里恐怕还要来客。可这个讲笑话时会自己先笑的外公,他如今是躺在门板上了。冰凉、生硬的木质门板。并且每个人都知道,最终,外公也会变得冰凉、生硬,像那块门板一样。

归家后,外公便没再清醒。可外婆呼喊他姓名时,他总是吃力地回应。这回应有时是手指的屈伸,有时是呼吸的颤动,有时,是一声叹息。于我,要想象20世纪30年代的爱情实在太难了,何况去相信。可外婆那一声声呼唤,与外公一次次回应的艰难,就在眼前耳边。他们的爱情究竟生长在哪里,是在锅碗瓢盆的土灶边,还是腌臜恶臭的粪肥前?

外公生前最爱打理的,是屋后的小院。那里有两株枇杷树,结实小而酸涩,但外公会花一下午把果子剥皮去籽,加冰糖熬成膏,一瓶够我吃上一年。外公总留下最甘美的几粒不采,想偷嘴的小鸟也被他轰开,只等我回合川亲手去摘,然后笑话我被酸得脸皱成一团。葡萄则是无论如何逃不过鸟雀口喙的了,外公却只不甚介意地抚摸那十几岁的老藤,好像春花秋实来来去去,在岁月中是留不下什么痕迹的。我最爱的还是那一架玫瑰。不是花市上瓣瓣繁复交叠的肥厚品种,也不像野生蔷薇那样窄小单薄,而是仿佛外公的一生那样,安静而善良。

外公不是合川本地人。由江西,南京,辗转而至重庆,他却鲜少提及自己的颠沛流离。只从母亲的只言片语里,我隐隐意会到,外公的沉默并非空洞,而是心胸中太多充实而质朴的情绪。于是外公依旧在院子里沉默地忙碌。每年春季,外公总端一只筲箕去采玫瑰。他只择欲放的花蕾,处子般鲜润完美。早晨带露摘下,趁阳光温煦时晾晒,然后收进室内阴干。那些天,屋里的馨香,使人就寝时仿佛在初夏晴夜的一丛蔷薇下入眠。

可外公走了。他似是有意地没留下什么供我们怀恋,却忘记了带走他一世的苦水,与半生的玫瑰。前些天扫除,我在家里翻出一只坛子,很沉。拭去玻璃上的灰尘,只见坛底开满了玫瑰。许久,母亲说,这玫瑰花酒原是外公去世前几年酿了送来的,但酒太烈,没人喝,如今早已过期了。边说着,却又把擦净的玻璃坛放回了原位。她转身从冰箱里取出一只保鲜袋,说是外婆去年从院子里择好晒干了寄来的,再不泡茶喝,恐怕也要过期了。

“妈妈,玫瑰也会过期吗?”

母亲烧了一壶开水。杯中玫瑰乍醒,温暖湿润的香气升腾起来。

“世界上没有不过期的东西。”她说。

凯鲁亚克咖啡店

O ever youthful, O ever weeping.(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

下午两点三十分,我低头注视着自己平缓而忧郁的脚步。它们丈量着我生命中这些同样平缓而忧郁的分秒,又满不在乎地将之一段段向后踢走。从我双脚间流过的依次是青灰的人行道,花坛边沿光滑的红色瓷砖,斑马线、凸起各式图标的明黄色盲道、天桥石阶以及地面上一个小小的指路标。抬眼一看,果然是咖啡店到了。我的双脚,或者说过去一个多月沉淀下来的习惯,又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午后的起点。

从学校通知暂缓开学到现在,已是整整42天。那天我收到信息后,先退掉机票,然后把行李箱里收得整整齐齐的衣物和日用品一件件取出、归位,随后出了家门。合上防盗门的咔嗒声在身后响起的瞬间,我仿佛听见有什么别的东西也锁上了。并且不知道是否还有钥匙可以打开。

沿着人行道走出去,经过一个花坛后,我在路边等待。然而当绿灯亮起、身边的行人都穿过马路,我还站在原地。我想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但事实上,我更不清楚的是我在等待什么。于是在下一次指示灯变绿时,我穿过斑马线。

我百无聊赖地沿着盲道行走。我读不懂盲道上各式各样的凸起,但却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盲目。盲道把我指引到一座天桥下,于是我缓步走上去。在马路对面下天桥时,我注意到地面上贴着一个箭头,上面绘有一只咖啡杯,并用秀气的字体写了coffee的字样。

就这样,我来到了凯鲁亚克咖啡店。

我早先读过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因此对这个店名多少感到些亲切。而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午后,亲切感和热拿铁想必能让我放松一点。我走近,才发现这间咖啡店简直小得可怜。

大约十平方米的店面里满满地摆放着设备和器皿,而室外狭窄的就餐空间里一共设了三张小桌、五把椅子。此时有三个客人各自坐在一张桌前,却仍旧显得有些拥挤。当然,我不久就领会到了其中妙处。这是后话。

彼时,大约看出了我的迟疑,一个看起来约莫四十岁的女人主动对我说:“可以坐我对面。”

她衣着随意但明显很有品质,手上捻着一串菩提念珠。我想这大约是咖啡店的老板,也不好再犹豫,便靠近窗口准备点单。店员从咖啡机前走过来,“嗨”地和我打过招呼。

我点点头,说请给我一杯拿铁,要热的。

随后在方才那女老板对面落座。面前的圆形小桌很窄,我几乎能感觉到女人的脚尖就在我鞋子侧面轻柔而悠闲地摇晃。片刻,她又开口:“你是第一次来凯鲁吗?之前没见过你呀。”

我才注意到她刚才说的也是方言,于是操着口音回答:“对,第一次来。”

“我都连续来了几个月了,天天在这坐着。”

“那这里的咖啡肯定很不错。”我这才明白她不是老板。

“确实,不过更多是为了每天接孩子放学。”她右手一颗颗揉搓着指间的菩提串珠,仿佛在细数这一天天在平淡中逝去的时日。我注意到菩提手串已经完全包浆,仿佛被捻过千千万万遍。这让我想起黄桷树,那生长在山城的菩提;想起在山城日夜劳碌的人们,他们亦是如此,被生活不断揉捻,直到包上一层坚忍的外皮。这个过程如日常生活本身那样神圣,甚至具有佛性。随后,她的食指朝左前方微微翘起:“第二个孩子在那边读幼儿园呢。”

“噢。”

“你在读大学吧?现在还没上课?”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推迟返校了。”

接下来的沉默少见地没有让我感到紧张或尴尬,反而有些惬意,仿佛多年老友的对话中所特有的留白,更见自然和亲密。

那个下午我和这位自称娅姐的女人聊了很久。我们的话语都飘浮在生活的表象,部分因为陌生,部分又像是在一起生活太久以至于一切关于本质的幻想都已谈过。我得知她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年龄相差十三岁的孩子,还在读幼儿园的那个叫多多。我得知她的前夫喜欢在娃娃机上抓玩偶。我得知她喜欢喝美式咖啡,不是因为有些发胖,就像我喝热拿铁不是为了里面的糖。

凯鲁亚克咖啡店有两个多多,其中一个是娅姐的孩子。另一个多多的母亲则被简单地称为“多多妈”,尽管远比娅姐年轻。后来我想这宇宙中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就连这样一个符号都不会是偶然。

的确,在谈话中我得知,多多妈生下孩子后就不再上班了,终日在家操持家务、接送孩子。她身上的白色卫衣奋力透出一些依然年轻的气息,但上面的褶皱一如她眼角的纹理,显得有些无力。值得一提的是,多多妈虽然每天造访咖啡店,却从不喝咖啡——她只喝这里的一种玫瑰花茶。我在心里默念了一句:苦水玫瑰。原来苦涩的玫瑰始终绽放在人间,绽放在人们眼角的细纹和生死的疲劳之中。

多多妈总说孩子喜欢吃冬瓜虾皮汤,于是家里人给他起了个“冬瓜太郎”的绰号。第一次见到冬瓜太郎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如此孩子气,又熟悉得令人感到心痛。飞跑的多多不小心撞在了桌角,我刚点好的咖啡被碰倒,泼溅在餐巾纸和桌布上。洁白的纸巾被染成棕褐色,而粉色的桌布则晕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层叠感。我瞬间想起学习国画的数年间,我那条粉红的纱裙正是如此被粉墨染出层层污渍。而母亲在厨房里削冬瓜皮的剪影也出现在眼前……我在思绪中有些愣怔。多多还小,被我晦暗不明的表情吓了一跳,已有些泪水含在眼角。我赶紧对他说没关系,多多去玩吧。

在咖啡店连续遇见几次后,两个多多已经和我相熟。他们喜欢让我陪着玩捉迷藏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也喜欢玩皮球。多多妈总是坐在椅子上,注视着我和孩子玩耍,眼神中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疲惫;而娅姐则自如地和店里其他客人聊着天。有天下午到了该回家的时间,多多们却不愿离开,我只好答应他们次日再来一起玩,两个孩子才恋恋不舍地和妈妈一起离开凯鲁亚克咖啡店。

第二天,我翻箱倒柜,从家里的储物间里找出两个崭新的玩偶,是父亲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最近让他转交的,他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小朋友。爸爸没有说什么,只是替我表达了感谢。吃过午饭,我把可爱的小猪和恐龙塞进包里,出了门。走过那条熟悉的路线,快到达咖啡店时我竟有些兴奋和紧张,期盼着两个孩子能喜欢我的小礼物。随着凯鲁亚克的招牌出现在视线中,我的心跳频率越来越快。

店里却空无一人。

我下意识地转过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不知道走了多远,我决定折回去看看他们到店里没有。路上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只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坠着。我想起那句“孩子们都是暴君”,我在余华的《夏季台风》里读到的话。

依旧是没有人。

我一步一顿地走到柜台前,说要一杯拿铁。店员一如往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句:“多多妈和娅姐今天没来?”

“来过,又走了。两个小孩一直在附近找你,找了好几圈。”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好点了点头。在往常的座位上坐下来,我把肩上鼓鼓囊囊的背包放下。

那天我在凯鲁亚克咖啡店坐了一下午,没有人出现。

小猪和恐龙又住回了储物间的箱子里。

过了两天,多多妈打来电话说,小区封闭管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来了。

店里忽然陷入一阵沉默。那个下午,大家的话都很少。有两个新客戴上了口罩,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

我忽然想起那天陪多多玩皮球的场景。球在多多面前弹跳着,一上一下,站在对面的我便交替地看见皮球和多多的笑。那时我站在原地,耳边孩子的呼喊和笑声、凯鲁亚克咖啡店和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在飞速离我远去。我只看见际遇和时光,在我面前起起落落。

时至今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多多们。

我读《在路上》时,并没有找到杰克·凯鲁亚克著名的那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最近才知道,那句话出自他的另一本小说,《达摩流浪者》。我看着网页上的简介,说《达摩流浪者》将理想的“空”落实到了当下的生活。我想,我也快要和我的乌托邦道别了。

回到学校之后,也许我会去看看《达摩流浪者》,也许永远也不会看。但事实是,我并不知道何时能回去,就像我不知道,这世界能否回到从前,又是否存在某种信仰,就像我对凯鲁亚克的信仰那样,如此痛苦,却又如此纯粹。

我走出咖啡店时,耳机里声嘶力竭地唱着:“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

再见,娅姐。再见,多多妈。再见了,我童年记忆里的冬瓜虾皮汤、公主裙、黄桷菩提树和永远盛放的苦水玫瑰。

陈罕:山城纪事

陈罕,2000年生于重庆,现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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