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热:朗月在天(节选)

李约热,壮族,广西都安人,现任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文学》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是恶人》《农城逸事》,小说集《涂满油漆的村庄》《人间消息》《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3-2006《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2015《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第五、六、十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一家电视台打工。那个时候,电视台还是香饽饽,进出这里的人们,衣着光鲜,步履匆忙。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在电视台工作,非常风光,每个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挂着优越感,我自然也不例外。这是我一生中最高调的时期,虽然当时我在一个不起眼的栏目打工,也足以使我走起路来目中无人、脚底生风,是二十年后我讨厌的模样——我经常拿着一部诺基亚5110手机,四处跟人联络,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工作上的事情弄得我晕头转向,很多工作之外的事也都七绕八绕绕到我这里来了,熟人朋友,熟人朋友的熟人朋友,都想方设法找到我,让我帮忙“解决问题”。我一般能躲就躲,躲不掉就敷衍。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傍上电视台这个高枝儿,在别人眼里母鸡变凤凰。我能解决什么问题?根本不能。

二十年前,离中秋还有十几天,在北京,我先后接待了两拨人马。

第一拨是表哥陈。

接到他电话时,我还以为他这是和朋友来北京旅游,如果那样的话,我最多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他们去观光,我去干活儿。一直以来,这是我接待老家来人的“规定动作”。

我在电视台东门见到表哥陈。他来北京,并不是“一拨”,而是只身一人。

他下身牛仔裤泛着油光,上身灰色的对襟中式粗布衣裳空空荡荡,很抗脏的那种灰;胡子拉碴,头发灰白,跟东门电视台接待室里那些忧伤的上访者没有什么差别。我上次见他是两年前,在广西老家,他回来扫墓,西装笔挺,头发光亮,俨然家族里的成功人士。短短两年,他变了模样。我心想,他是来告状的?

没错,他就是来告状的。

一见到我,就握着我的手,问电视台信访接待室里有没有熟人,让我想办法赶紧帮他递材料解决问题。我翻开厚厚的上访材料,密密麻麻,盖有很多人鲜红的手印(手印密密麻麻地盖在告状信上,表哥陈的身后,就站着一支队伍,所以表哥陈,和告状信上密密麻麻盖着手印的邻居,算是中秋节前我接待的两拨人马的第一拨)。那段时间,因为电视台有一个曝光性栏目风靡全国,各地上访者蜂拥而至,自己遭遇的不公都想让电视台干预,使自己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表哥陈来北京的目的跟他们一样:因为旧城改造,整条街都被拆掉了,街坊们对赔偿条件不满意,知道表哥陈有一个表弟在电视台,所以就推举他来京告状。后来我请他吃饭,表哥陈跟我说他已经跟街坊们说了,他们的问题,中秋节的时候,肯定能解决。他身上,有他们凑的份子钱,大概一万块。在东门,表哥陈对我说,如果需要请客吃饭,就尽管请,不要心疼钱。

他们的问题我可解决不了,因为我知道,海量的上访材料,最后成为栏目组选题的,寥寥无几。表哥陈来错地方了。但是看到他饥渴的、放手一搏、志在必得的样子,我就心慌,是因为电视台有他的一位表弟吗?他想得太天真了,在电视台有表弟的人成百上千,如果每个人都能“解决问题”,那电视台就乱套了。我跟他说我们还是按规矩去排队递材料,有没有熟人都一样要排队。我带他到东门旁边的接待室,跟他一起排队,排了很久,才把厚厚的材料交给接待人员。表哥陈多嘴,递材料的那一刻,他指着我对接待人员说,他是我表弟,也在电视台上班。接待人员瞟了我一眼,朝我点点头,这让我无地自容。

晚上我请他吃饭,我们喝燕京啤酒,每人喝了三瓶,他就失控了,在小酒馆,抱着我哭,他太委屈了,白天的饥渴、放手一搏、志在必得完全被希望死马能变成活马的哭号所代替,其实他很清楚他此次来京告状成功的概率,从失控前的言谈中,我知道确实是因为有我这个表弟,稻草一样的存在,才让他动了进京的念头。

我这才明白自己责任重大。

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三瓶啤酒下肚,面对情绪失控的表哥陈,我也变得情绪化起来,我恨自己混得不好,我为什么不是一个手握重权的强人?!如果是那样,谁敢欺负我表哥,我就收拾他。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如果有机会我也可以变成一个狠人呀。再想想无力的自己,唉,变成一个狠人,这辈子恐怕是没有机会了。我突然有片刻的幻觉,似乎某种魔法上身,面对三瓶啤酒下肚就失控哭号醉态尽显的表哥陈,我拍胸脯说,我帮你找人,我帮你找人,争取在中秋节,解决你的问题!

表哥陈停住号啕,整个夜晚,他等的就是我这句话。你要说话算话啊。他说。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我觉得我闯祸了,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我脑子虚空,身子虚脱,大话说过之后,一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事怎么办,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啊。也就清醒片刻,酒劲又涌上来了,先别管这些吧,我想尽快结束这个夜晚。结束这个夜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往死里喝,喝醉了,夜晚就溜过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的手机每天都接到表哥陈的电话,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有时上午两个,下午两个,他在催“办事”的进度。

既然说了大话,那些天,我只好厚着脸皮在台里四处找人,结果可想而知。后来,表哥陈干脆不打电话,而是每天都来电视台东门等我,我一下班,他就撵上来,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离中秋节没有几天了啊。天天如此,我心烦意乱,就有了怎么样才能躲开他的想法。这个时候,朋友介绍一个“私活儿”,去西部某地拍一个“风光片”,刚好我也想躲我表哥,就答应了,于是,中秋节前的一个星期,我又见了第二拨人。

还是在东门,这一拨人有六七个,领头儿的中年人是个瘦高个儿,西服的垫肩用得太狠,肩膀几乎要起飞——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穿西服,比如说我,比如说他,穿了难免就会产生喜剧效果。中年人跟我握手,介绍他身后的几个人,谁谁谁,谁谁谁,介绍之后,带我到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咖啡厅,边喝咖啡,边商量怎么样去拍“风光片”。

他的老家,西部一个小镇,搞旅游开发,要拍一个十分钟左右的片子。这样的“私活儿”以前我做了好几个,轻车熟路,来回也就四五天时间,不影响台里的工作。没什么废话可说,我一上来就问什么时候出发,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时候交片子。他们也没有讲很多的废话,一一回应之后,把定金给了,一杯咖啡都没喝完我们就散了。

刚出科技情报所的咖啡厅,表哥陈就在门口堵住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们答应帮我解决问题啦?我一怔,原来他把我跟这些人商量拍“风光片”的情形当成商量怎么帮他解决问题了。我哪有这么神。他也没问我,他们是些什么人。我说,表哥,我们这是在商量工作上的事。他很失望地哦了一声。我又跟他说,表哥,我要出差几天。我没有在他那件棘手的事情上停留,我是个软弱分子,我只想逃离。我的表哥毫不气馁,他问,你去多少天,是不是中秋节都不回来。我说是。表哥表情落寞了,说,我的事,中秋节解决不了,中秋节以后也可以,我等你。

中秋节前三天,我和摄像“刘欢”跟那个中年人一起坐火车前往目的地。“刘欢”是电视台技术部的工作人员,有一回老家来朋友吃饭,我邀他参加,朋友们一见他,就觉得他像刘欢,纷纷跟他合影。“刘欢”长头发,扎马尾,在台里,我们并不觉得他长得像歌唱家刘欢,因为歌唱家刘欢经常在台里出现,已经深深刻在脑子里了。我那些远方的朋友,隔山隔水,难得来一回北京,一看到长头发、扎马尾的技术员“刘欢”,就扑上去跟他合影,真是距离产生幻觉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刘欢”的真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年他跟我一起到西部小镇干这个“私活儿”的情形。

我和“刘欢”坐软卧,中年男人和他的“那一拨”坐硬座。由此可见这个摄制组经费有多紧张。从北京到那个西部小镇,坐火车要两天一夜,中年男人只是在该吃饭的时候到软卧车厢来,招呼我们去餐车吃饭。跟那天在科技情报所的咖啡厅不一样,在科技情报所咖啡厅,他畏畏缩缩,不敢多说话,大概是怕我不接这个活儿;在餐车里,他大放光芒,神气活现。他给我们介绍即将见到的山乡景色,如何如何漂亮,如何如何美丽。他还是穿那件肩膀要起飞的西装,时而左肩高耸,时而右肩高耸——他的话如此之多,他的肢体语言如此丰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他的表现,可以用上蹿下跳来形容。开始我们是相信他的,因为北京那两年沙尘暴频频出现,全国人民开始编关于北京污染的段子,从山清水秀的地方来的人,经常在北京人面前展现优越感。可是我们渐渐就有了疑虑,我们到过的地方不可谓不多,见到的美景也数不胜数,都已经麻木了,哪里还有什么景色能把我们镇住?像他这种“自杀性”的推介,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什么叫“自杀性”推介?就是他拍着胸脯打包票,如果他们那里的景色打动不了全国人民,他就从山上跳下来。这就让我产生疑虑,觉得他有点像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看着他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没有阻止他胡说八道,装着饶有兴味地听着,也没有让他觉察我对他的不信任。就这样我们从北京一路颠簸来到那个西部村镇。

我们在夜晚到达。月色清凉,一排排房子横着、竖着,灯光从窗口和门缝透出来,打在街道上,把街道衬托得格外朦胧。电视机、收音机、大人小孩儿说话的声音若隐若现。这些光影和声音,汇成这个西部小镇最基本的底色——这几乎是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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