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的屠刀

公元617年,隋都大兴城内一片喧嚣扰攘。这个大兴城,马上就要复名长安。城中诸色人等,有的兴奋,也有的紧张。兴奋各有不同,有当事人即将成功的兴奋,也有看客等谜底揭开的兴奋;紧张却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前途未卜。为什么?天下大乱。翻翻史书,当年竟有十二个年号:隋炀帝称大业,李渊称义宁,刘武周称天兴,窦建德称丁丑,李密称永平,梁师都称永隆,萧铣称鸣凤……名单太长,此处删除八百字。

但是此前的乱都在外地,而这一乱却乱到了京师:太原留守李渊攻入都城大兴,立代王杨侑为隋恭帝,遥遵炀帝为太上皇。那是冬天,长安城内北风呼啸,武德殿里一片肃杀。李渊怒容满面,喝令将一个“姿貌瑰伟”的大汉推出斩首。那人虽然魁梧英俊,却也不是绣花枕头,关键时刻丝毫不,高声抗议道:“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李渊传檄州郡时,一直自称“义兵”,闻听这话,不觉犹豫起来。此时李世民也走出班列,频频为此人求情,李渊方才高抬贵手。不用说,这个“姿貌瑰伟”的人,便是光耀史册的战神李靖。

大唐名将如云,而李靖则是其中最耀眼的那颗星。他在名将中的地位,恰似李白在诗坛。秦琼、尉迟恭被神化为门神已很难得,但比起托塔李天王,那还是要差点成色。如此灿烂人生,必定有无数高光时刻,但仔细品读,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却不是那无数的辉煌,而是三段漫长的暗黑。此为其一,李渊对他举起了屠刀。

李渊为什么要杀他?李靖喊得清楚明白,因为私怨;什么私怨?李渊想趁乱起事,而身为马邑(今山西朔州)郡丞的李靖得知内情,却不肯配合,反倒“自锁上变”。

上变就上变,为何还要自锁?史书中没有明确交代,就连司马光也没敢断言。有人理解成伪装为囚徒,不免荒唐。推敲前后原因,恐怕是李渊曾经找李靖密谋,而李靖阳奉阴违,假意答应后又决定告发,否则也就不必“自锁”(自锁即负荆请罪)。李渊级别高,他要造反,李靖怎么会有责任?但如果你曾经顺从过,哪怕是假意的,那也不一样。而一个官员打算举报另外一个官员事实上的反叛,应该不是“私怨”。只有先答应后变卦的,才叫私怨。

李靖从鬼门关前转回来后,不久便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并追随他征战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血拼,最终因战功卓著而崭露头角,受命前去削平盘踞江陵(今湖北荆州)的南梁萧铣政权。天下尚未平定,沿途都不顺利。李靖途中顺手帮人打了几个胜仗,这才抵达硖州(今湖北宜昌)。由于萧铣占据天险,他一时无法进军,又被李渊判断为故意停滞不前、居心叵测,再度陷入生死危机:刺史许绍接到密诏,令他将李靖就地杀掉。要杀臣子却不用眀诏,可见李渊还是没有忘记旧怨。

许绍不觉头大。李靖是什么样的才能与名声?从小便显示出“文武才略”,其舅、灭陈名将韩擒虎每次跟他谈兵,他都应付裕如,韩擒虎叹服不已:“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也很看重他。杨素曾经拍拍自己屁股下面的床,对李靖道:“卿终当坐此。”当时尚无凳子。这里的床是坐具,非卧具。杨素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大唐新立,用人之际,这种人才,岂能枉杀?许绍赶紧为李靖辩解求情,这才保住他的性命。

此后蛮人首领冉茂则叛唐,率军进犯夔州(今重庆奉节),击败了宗室李孝恭。贼兵获胜之际,李靖率领八百壮士袭击冉茂则的营垒,扳回一局,然后又在险要处设伏,大破蛮军,斩杀冉茂则,俘虏五千多人。捷报传到京师,李渊非常高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诏奖慰,同时亲笔修书一封给李靖,表示“既往不咎,旧事吾忘之久矣”。

皇上一高兴,就许愿封官。但那些诺言其实不值一钱。所谓既往不咎,说说而已。李靖此生都将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

萧铣是将李靖这柄战刀磨亮的第一块磨刀石。武德四年(621),李渊命令四路围剿南梁,主力自然是顺流直下的西路军,其余三路作为策应。西路军统帅名义上是荆湘道行军总管李孝恭,但他不大懂军事,李靖受命为其长史,亦即参谋长,具体出谋划策。大军集结于夔州,下面便是三峡,而当时正值雨季,江水暴涨,峡谷内水势奔腾。萧铣以为唐军不会此时出动,因而戒备松懈。生于北方的将领士兵,面对如此咆哮的江水,无不望而生畏,纷纷请求暂缓行动,等江涛略微平息。李靖力排众议,强烈建议迅速行动,以收奇袭之效,最终被采纳。全军分乘两千多艘战船,顺流直下。虽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但还是迅速抵达硖州与许绍部会合,赢得了时间。

当时宜都、荆门二镇已先后被北路军拿下,西、北两路唐军眼看就要会师。骁将文士弘奉萧铣指令率军救援,屯驻附近的清江。清江古称夷水、盐水,是长江中游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大河,在宜都汇入长江。文士弘即屯驻在江口附近。李孝恭刚一抵达,便打算进兵。此时李靖一反常态,突然又力主持重,理由是文士弘能征惯战,且手下都是精兵。“救败之师,锐不可当”。他建议大军屯驻南岸,先耗其锐气,再择机破敌。

这一回,李孝恭没有听李靖的。理由可想而知。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他一出战便吃了败仗。文士弘获胜之后,士兵舍舟登岸,四处抢掠,人人肩头都背着大包小包。李靖遥见敌军阵形混乱,立即指挥所部反击。仓促之间,敌军无法有效集结,被杀得大败,战死溺死者无数,四百多艘战船被俘获。

获胜之后的李靖不再持重,立即率领五千精锐,迅速发兵江陵城下,扎好营寨,作为依托。文士弘被击败后,萧铣心里方才引起重视,赶紧下令从江南调兵,但匆促之间,哪里来得及。李孝恭的主力随即也加入战场,接连击败南梁两员大将,俘虏四千多人。

对于缴获的大量战船,李靖建议全部抛弃,让它们顺流直下。诸位将领闻听全都目瞪口呆。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的地盘南出岭表,东拒洞庭,他们随时可能前来增援。如果这些战船顺流直下,他们见后认定江陵已败,必定不敢前来。即便派人侦察,往来也需要很长时间,那时我们早已把江陵拿下。”

这个建议被采纳施行后,下游的南梁军队果然没向萧铣派出一兵一卒的增援,却向唐军派出了洽降的使者。此时萧铣除了投降,还能怎么样?

众将都主张抄萧铣及其部将的家产用于封赏将士,李靖坚决反对。他认为“犬吠非其主”是正常反应,跟叛乱不同。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他们已经投降,如果还抄没家产,只能坚定别处守将抵抗的决心。最终证明还是他的见解高明,此后唐军在江汉之间畅通无阻,所到之处,敌将望风归顺。

两年之后的武德六年(623),李靖再度辅佐李孝恭出征江南。因原来的乱世豪杰、已归顺大唐的辅公祏在丹阳郡(今江苏南京)再度举起叛旗。他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扼守当涂,陈正道率两万步兵屯于青林,又从梁山用铁索将大江横断。对于南朝而言,当涂历来是命根子。一旦当涂失守,南京即直接受到威胁。作为渡口的采石矶便在当涂境内。青林即当涂东南的青林山,而今叫青山;梁山是西南长江两岸的东西梁山,因双山对峙如门,又名天门山,名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由此诞生。敌人的水师沿江,步兵依山,还建有却月城作为依托,绵延十余里,江面又有铁索横江,确实易守难攻。

当时李孝恭和李靖手下共有李勣(瓦岗军将领徐世勣后被赐姓李。又避李世民的讳去掉世字)、黄君汉和卢祖尚等七位将领。他们都反对正面仰攻,主张从陆路绕行,直接杀奔丹阳。丹阳一旦拿下,冯惠亮他们也就成了天明后的露珠。

长途奔袭、避实击虚,也是兵法的通例。这个意见貌似很有道理,因而李孝恭有意采纳,但李靖投了反对票:“此地是辅公祏的精兵,丹阳同样也是。冯惠亮、陈正道临时构筑的城栅再坚固,总还是比不上南京的石头城。我们直接进攻丹阳,万一旬月不下,岂不要腹背受敌?”

李靖判断,冯惠亮和陈正道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将。他们并不是不敢跟唐军野战,之所以采取守势,无非受制于辅公祏制订的方略:先坚守不出,疲敝唐军锐气。如果直接攻击营栅,正好出其不意。这番话打动了李孝恭。他随即命令李靖率领李勣、黄君汉等人,对冯惠亮发起猛攻。经过苦战,唐军先将冯惠亮击败,然后又攻击陈正道得手。他们败逃的同时,李靖率领精锐轻装疾进,直奔丹阳城下。辅公祏接到败报,不敢停留,弃城逃向会稽(今浙江绍兴),在唐军的不断追击中,他众叛亲离,最终被部下杀死。

李渊随即宣布成立东南道行台。行台始于魏晋,是大军出征时跟随其中的代表中央政府的政务机构,官属设置跟中央一样。李靖受命担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李渊称赞他是“萧铣、辅公祏之膏肓。虽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在当时的唐高祖眼里,即便韩信、白起、卫青和霍去病,也赶不上李靖。的确,单纯论军事这门学科,而不考虑政治贡献,只有韩信能跟李靖比肩。

武德八年(625)对于大唐和李靖而言,相对都比较屈辱。根由即在于突厥。当时的突厥主要指东突厥,是绝对的东北亚霸主,格外强盛。他们崛起之初,政治中心在漠北,但不时南侵,北周、北齐无力抵挡,大修长城的同时,“争相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可汗非常得意:“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直接视中原王朝为仆从附庸。

隋文帝杨坚得天下之后,不满这种现状,开始跟突厥较劲。恰在此时,突厥持续遭遇旱蝗灾害与瘟疫,不得不向南迁移,随即与隋军发生大规模冲突。在隋朝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之下,突厥内部分裂。隋朝强力扶持启民可汗,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安置其部众,默许他们“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草原)”,并可以“猎于恒、代之间”,马蹄进一步踏进山西北部。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突厥“势凌中夏……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他们擅长打铁,在柔然统治的时代,以铁为贡品附属其下,被蔑称为“锻奴”。这倒不是说他们的兵器多么厉害,但其骑兵“来如疾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没法对付。

为什么?因他们不仅马匹精良,还都是轻骑兵,而北朝直到隋朝,随着马镫的发明,已转向重装骑兵,即“甲骑具装”,人马都披着铠甲。“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这固然增加了防护性,但却削弱了机动性。一件完整的铁具装重四五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如此沉重的拖累,再好的马也无法高速奔跑。

隋唐之际,弓弩与长枪的杀伤能力越来越强。在军事史上,当杀伤武器的效力显著超过防护设施时,必然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要么设法加强防护能力,要么取消防护设施,以机动性弥补。这就是矛与盾的关系。防护能力的提高必然意味着负重的增加、机动性继续削弱。而行动越迟缓就越有利于对手的瞄准。

很显然,突厥采取了后者,以轻骑兵为主。即便重骑兵,马衣很有可能也不是金属,而是皮革。一来甲骑具装成本很高,就是“锻奴”也觉得吃力;二来纵横驰突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于是他们的轻装骑兵来去如飞,每当作战,结队奔驰到对手跟前放箭,然后转身回去。如此轮番进攻,而中原王朝的重装骑兵和步兵却无法追击。

李渊吃过突厥人不少苦头。作为太原留守,他起兵之前的主要任务便是抗击突厥。如果突厥好打,他还真未必会举起叛旗。决心起兵之初,他像众多北方豪杰一样,向突厥称臣,以换取支持。尽管史书中记载为“令突厥出兵”,但这不过是史书自带的“美颜”功能,鬼话而已。向突厥称臣自然是权宜之计,但师法突厥却是真心实意。起兵之前,他派刘仁静出使突厥、达成协议后,带着买来的两千匹良马回到军中,并专门组建一支两千多人的骑兵特种部队,“饮食举止、一同突厥”,完全突厥化。

但学生不可能立即超过老师。李渊一度被迫考虑迁都。武德八年,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再度率军入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西南)。李渊闻听不觉火起。此前向突厥称臣,自然是情非得已。已经站稳脚跟、初定天下,这个账自然要重新结算。在此之前,大唐对东突厥一直使用平等国家间的礼仪,即敌国礼;从此以后,开始对他们使用诏敕这样的字眼。此为典型的下行礼仪。

可惜这种姿态并不能将突厥赶走。李靖只能率领一万江淮士卒,北上山西,增援张瑾和任瑰。这个张瑾也曾在王世充手下供职,因而很容易被误认为同样追随过王世充的秦王府僚属、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张公瑾。任瑰最著名的不是战功,而是怕老婆。吃醋的典故,《朝野佥载》记载于其名下,《国史异纂》则归于房玄龄,而房玄龄的名气太大。却说当时,突厥兵强马壮,二人全军覆没,孤身逃到李靖军中。李靖虽然独木难支,但总算全师而退。

作战不敌自然凶险。但转过年来朝堂上的凶险,却更加要命。对于李靖而言,并不亚于当初的“自锁上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节点。这一天,在大唐宫城的玄武门内外,李世民跟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发生火并。李靖站在谁那边呢?他哪一边都没站。《旧唐书》的李建成传里虽有李靖向李世民表示效忠的记载,但只是孤证。众所周知,《旧唐书》是根据唐初的各种国史记载修订的,而那些记载经过李世民的明示暗示或者史官的心领神会,早已经过系统性的“洁净”,孤例很难服人。《通鉴》则有这样的明确记载:

“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当时李世民处境极度险恶,向两位大将求援,都遭遇婉拒。“由是重二人”这种记载是否可信,是否符合人之常情,读史者可以自行判断。对这种人才,李世民可能重用,但恐怕不会信任。

李靖一生,先后遭遇三次诬告,诬告者温彦博(或曰萧瑀)、高甑生和侯君集,都跟李世民渊源深远,甚至是秦王旧属。据此判断,李靖在这个紧要关头的选择,还是影响了皇帝及其心腹的印象。说到底,他是职业军人的典范,对战场军情格外敏锐,但对官场风云却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唯一幸运的是,他也没有支持太子,在此事中持超然态度。而即便他是职业军人,也不能天天泡在军营之中。这就决定了他此生的人生姿态:在战场上对敌人咄咄逼人、连续攻击;在官场上对同僚持重隐忍、惜言如金。

默默无语的宰相

出将入相。战功赫赫的李靖,贞观四年(630)终于当了宰相,具体职位是尚书右仆射。杨素的预言由此实现。当时一同议政的除了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中书令温彦博,还有民部尚书戴胄、兵部尚书侯君集和秘书监魏徵等人。照理应该各抒己见,但李靖“性沉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什么意思呢?议事期间他很少开口,就像不会说话那样。

李靖连头带尾当了四年多宰相,在此期间史书上几乎找不到他的痕迹,可见他的确很少发言。好不容易当了宰相,竟如此沉默,这就是他人生的第二段暗黑。为什么会这样?话题还得往前延伸,从他平定突厥开始。出征突厥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当了一个月左右的检校中书令,说起来这也是宰相。只是因为要外出领兵,他几乎未能真正履职而已。

玄武门之变的机会,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也不想放弃。事实上,那段时间突厥屡屡犯边,也是玄武门之变的重要诱因:太子李建成推荐齐王李元吉领兵征讨突厥,李元吉顺势请调李世民麾下的骁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和段志玄,并简阅秦王帐下的精锐之士,准备征调。如此釜底抽薪,李世民岂能容忍。

李世民的皇帝宝座还没坐热,突厥便长驱直入,当年八月抵达渭水便桥以北,长安城中能拿武器参战的也不过数万人。李世民到底雄才大略。虽然兵临城下,但他心中不慌,带领房玄龄、高士廉等人出城直达便桥,跟颉利可汗隔水对话,责怪他不该一再负约。这对颉利可汗的确是个威慑。他怎么也想不到李世民会只带着高士廉等五人,前来会面。有恃无恐,周围必有重兵。因而他没敢轻举妄动。此前的嚣张,其实也是不得已:灾荒饥馑叠加内乱,他的经济压力巨大。如果李世民能提供足够的金帛财物,自然也就没必要拼命。史书记载他“请和”,真实情况你懂的。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双方正好借坡下驴。唐太宗次日再来便桥,斩白马盟誓,突厥随即退兵。当然,满载而归。

便桥之盟是典型的城下之盟。虽从情势而论可谓得体,跟澶渊之盟一样对中原王朝有利,但这口气李世民岂能咽下。此后不久,突厥内乱更甚,突利可汗跟颉利可汗兄弟失和,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相继叛离,又遭遇暴风雪,牛羊死亡甚众,国势急剧衰落。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以李靖为主帅、张公瑾为副帅,发起战略反击。这是大唐对东突厥的战略决战,因而当时的名将几乎全部上阵:

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将,率领中军出马邑,目标直指定襄;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率军直插突厥腹地;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沿黄河西进,掩护左翼。这三路大军是直接对付颉利可汗的。另外,还有三路人马牵制:从李建成手下归顺的猛将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秦王府旧将段志玄为副总管,出击颉利可汗后方,监视已经归顺的突利可汗;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程知节为副总管,扼守大同一带,防止颉利可汗东逃;吏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和张宝相率军从灵州向西北进发,切断颉利可汗的西逃之路。

六路大军共十几万人马,浩浩荡荡而出。堂堂中国,不能师出无名。这次出兵的理由,是颉利可汗一边跟大唐结盟,一边又支援梁师都,进犯河西。梁师都割据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雕阴(今陕西绥德)等郡,号称梁国,都于朔方郡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一直不肯归顺。他是突厥的仆从,要想解决突厥,得先解决他。因而去年柴绍和薛万钧领兵将其攻灭。在此期间,突厥曾出兵增援,同时还袭扰河西。这正好给了唐军出击的借口。

李靖接到命令,便迅速抵达马邑。马邑本为郡名,唐朝建立之初,便改郡为州。唐玄宗虽曾改州为郡,但很快被其儿子唐肃宗修正。大唐二百九十年仅十六年称郡。此时史籍之所以依旧称朔州为马邑,主要是当时这里一直未被大唐有效控制。突厥的傀儡、刘武周的余部苑君璋两年前刚刚由此归降。前文的丹阳,后文的定襄,无不如此。算起来刘武周还是李靖的同僚,他起事之前在马邑任鹰扬校尉,而李靖的身份是郡丞。

作为曾经的郡丞,李靖对这里自然无比熟悉。当初就是在这里,李渊找他密谋的。而今再来,必然有些唏嘘感慨。还好,少年时期向往的荣华富贵俱已得到。出兵之前他已是检校中书令,离杨素的仆射不过毫厘之间。

贞观四年(630)正月,部队集结完毕,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顶风冒雪出发,迅速抵达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目标直指定襄。虽竭力学习突厥,但大唐缺乏足够的良马。根据《李卫公兵法》,两万唐军正常会编制骑兵四千、辎重六千、步兵一万。因而可以肯定,李靖此举几乎集中了军中的全部骑兵。他亲自带领,主将当先锋,以达成战术突然性。

突厥可汗的牙帐长期设在定襄。另外,还有后隋。隋朝灭亡时,萧皇后和孙子杨政道被颉利可汗之兄处罗可汗迎入突厥。为报答隋朝扶持其父启民可汗的恩德,他在定襄立杨政道为隋王,将滞留突厥的中原官吏和汉人百姓一万多人全部交给他治理,这就是所谓的后隋。定襄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得好好说说。据《史记正义》,古代谥法以“辟地为襄”:“辟地有德,襄”。将之命名为定襄,表示这里已经安定。因而肯定在边境地区,至少曾经是边境地区。汉代最先设置定襄郡,郡治成乐县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后来匈奴南下,中原王朝势力后退,这个城池被废,人口内迁。隋朝扶持启民可汗时,在原址复建大利城,后称大利县,作为定襄郡治。消灭突厥后,为安置俘虏,大唐在内地设立了两个都督府,虽然地点大幅度南移,但名称未改:一个叫定襄,一个叫云中。这便是今天的山西定襄县和大同市。也就是说,李靖此番攻击的定襄,并不是今天的山西定襄。

颉利可汗接到唐军进兵的消息,“一夕数惊”。他判断,如果大唐不是倾全国之力而来,李靖这样的重臣宿将是不会孤军深入的,立即率军后撤到碛口。李靖要的就是这种震慑效果。他派遣细作前去说服颉利可汗的心腹康苏密,成功将其说动,带着萧皇后和杨政道归降。这样一来,定襄不战而下。

对于李世民而言,此役最大的意义可能还不在于攻破颉利可汗的牙帐即司令部所在。突厥的牙帐并不具备都城那样的严肃意义。问题在于,定襄有后隋,后隋有宝贝。

什么宝贝?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未必是用和氏璧造的,很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玉刻造的。印文是丞相李斯的篆体手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成为君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不过传说这块玉玺在秦始皇南巡时已经跌落于洞庭湖,但大家都不敢声张,悄悄重刻一块,流传于后世。王莽篡位时向王太后索要玉玺,王太后恼怒地摔在地上,缺了一角,后来用金补上,成为金镶玉玺。曹丕篡汉时,命人在左肩部刻下隶书的“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后赵的石勒效仿曹丕,又在右肩部刻下“天命石氏”四字。此后冉闵的冉魏政权迫于鲜卑人的强大压力,以玉玺为交换向东晋求援,东晋皇帝这才结束“白版天子”的尴尬局面。

鲜卑慕容氏攻下邺城(今河南安阳)、消灭冉魏后未能缴获传国玉玺,大失所望。他们是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对此非常在意。其国主慕容儁为了在政治上压倒东晋,对外声称东晋得到的是假货,真玉玺在自己手中。为自证清白,他正式称帝,建年号“元玺”。

慕容儁能睁眼说瞎话,那别人也可以。从此以后,各路豪强枭雄再也不死守歪脖树、甘心当“白版天子”,纷纷私刻玉玺,以假充真。西燕慕容永和姚秦政权的所谓玉玺,全是这路货色。隋朝统一天下后,将之全部销毁,而把真正的玉玺称为“受命玺”。此刻大唐虽已获得天下,但一直拿不到真宝,只得仿效慕容儁造“受命宝”“定名宝”,聊以自慰。

真正的传国玉玺在哪儿呢?就在萧皇后手中。而今定襄一下,玉玺自然也要回到长安。你想想,李世民能不高兴吗?他立即加封李靖为代国公。唐代爵位从亲王到开国县男分为九等,国公仅次于亲王和郡王,排在第三位,食邑三千户,从一品。当然,这个食邑三千户仅有象征意义。不带食实封字样的,都只是数字。李靖能真正享受的食邑,只有四百户。

话题回到战场。李靖拿下定襄之后不久,通漠道行军总管李勣也率军抵达云中。这个云中并非后来因为年代近而影响深远、位于山西大同附近的云州云中府,而是赵武灵王开辟的云中郡,在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也就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词句中的云中。从云中到定襄,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势力的明显后退。还好,李靖、李勣已经联袂杀来。

李勣继续督师前进,在白道(今呼和浩特北)跟突厥遭遇。唐军奋力厮杀,将突厥击败,颉利可汗只得退守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他连吃败仗,山穷水尽,便派人入朝请罪,表示愿意举国南投。双方仇怨已久,短期内自然难以建立信任。李世民答应受降,派鸿胪卿唐俭和将军安修仁前去抚慰,同时又令李靖率军前去迎接。

率军迎接,这个举动意味深长。李靖担心颉利可汗这是缓兵之计,进抵白道后便跟副手张公瑾以及李勣商议。李靖、李勣并称“二李”。这两员名将,对当时战局的判断和决策也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颉利可汗并未真心降服,随时可能溜之乎也。他们目前还有不少人马,一旦越过沙漠,得到九姓铁勒的庇护,唐军就将鞭长莫及。当时大唐的使节已到其军中,他们必定戒备放松,正是马上出兵、一举解决的良机。但大军全部出动的话,不但时间赶不上,随着战线的拉长,后勤补给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李勣率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李靖闻听非常高兴,握住他的手道:“高明!正是当年韩信灭田横的策略!”随即决定挑选一万精锐骑兵,携带二十天口粮,日夜兼程追击。副将张公瑾表示疑虑:“陛下已接受颉利可汗的投降,朝廷使节也已到突厥军中。此时进兵,恐怕不合适吧?”李靖坚定地摇摇头:“这正是进兵良机,也是韩信能平定三齐的道理。即便唐俭等人遭遇不测,也完全值得!”

计议已定,李靖率领精锐骑兵一万杀奔铁山,李勣则率军赶往碛口。这个碛口也不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山西临县黄河边上的碛口镇,而在内蒙古善丁呼拉尔,是退向漠北的要道,左右都是沙漠。突厥行军必须沿着河道,否则没有水草。

李靖率军冒雪抵达阴山,碰到突厥的斥候即侦察部队,大约有千余营帐。他们措手不及,全被俘虏。此时保密问题凸显出来。一旦消息走漏,便失去了战术突然性。怎么办呢?李靖当机立断,一面命令这些俘虏随军前进,一边派部将苏定方率领两百名精锐奇兵,加快速度超越主力,在浓雾的掩护下衔枚疾进。

苏定方本名烈,字定方。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人。先后在窦建德和刘黑闼手下作战。刘黑闼败亡后,他并未归顺,而是辞职归乡,后来以勇武被起用为匡道府折冲校尉,即匡道府府兵的统帅。《隋唐演义》中说他害死了罗成,当然只是演义。

苏定方素来骁勇,接到命令便火速出发。跑着跑着,大雾散去,无数营帐出现在眼前,大约在一里开外。他立即传令部队排成冲锋队形,箭上弦刀出鞘,开始冲击。

这个打击来得实在突然,颉利可汗完全没有料到。他斗志全无,立即弃军先逃,因而全军大乱。此后不久,李靖率领大军赶到,俘虏突厥十余万人,连同颉利可汗的儿子叠罗支、老婆义成公主。唐俭等人趁乱逃脱,也没有丧命。

义成公主很值得说说。她到突厥和亲,接连嫁给四位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这是胡风,原本无可奈何。但隋朝用她所作的投资,收益实在不小:她救过征突厥被围困的杨广,此后到窦建德那里要萧皇后和杨政道的,其实也是她。但跟萧皇后对大唐容忍承认的态度不同,她一直忠于早已灭亡的隋,而视大唐为篡逆。隋朝时她竭力阻止突厥南侵,而进入大唐时代,她主张南侵的态度甚至比颉利可汗都要积极。因此缘故,她终于被李靖杀掉,而萧皇后则被迎回长安,安度晚年。

颉利可汗带领残兵败将,准备逃向漠北,结果在碛口遥遥看见李勣的旌旗。无奈之下,只得转身向南,最终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获。意味深长的是,义成公主虽然被李靖处斩,但唐太宗却留下了颉利可汗,令他住在太仆,供养终身,死后还追赠为归义郡王。这个姿态,毫无疑问是给别的外族看的。

汉灭匈奴,用的几乎是两败俱伤的血拼方式,持续不断地正面打击。但唐灭东突厥,主要利用了其内乱削弱的时机,武力只是临门一脚。据户部统计,从贞观元年(627)到贞观三年(629),因突厥灾荒和叛乱导致的各族各部南下归附,竟有一百二十万人之多。与其说唐军消灭了突厥,不如说大唐出面清理了突厥极度衰亡后的乱局。

但无论如何,这依旧算得上丰功伟绩。李世民感觉很有面子。这也是他获得“天可汗”称号的最雄厚资本。而最关键的一个进球,又是李靖长途奔袭的闪击战。他立下如此大功,自然有人妒忌,随即被告发纵兵掳掠、导致突厥牙帐的许多珍宝流失。

李靖贪财吗?当然不。南梁的财富积累肯定远超突厥,那时他都反对抄家,何况而今?但掳掠的事实很可能存在。立下奇功的苏定方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升迁,直到唐高宗时代才迅速崛起,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丽,“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成长为一代名将,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事儿的责任在于率先抵达战场的他。

告发者是谁呢?史书上有萧瑀和温彦博两种记载。此二人前后脚担任御史大夫,跟李世民都有极深的渊源。萧瑀是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的后代,萧皇后的亲弟弟,六度为相,但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惯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唐太宗很头疼,曾将他夺爵贬官。但这是最后的结局。当时李世民还是很赏识他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就是赐给他的。温彦博跟随罗艺从幽州归顺后,与李世民关系更加密切。李靖首次出兵抵御突厥的武德八年(625),温彦博跟随张瑾一同出征,兵败后全军覆没,他当了俘虏。颉利可汗逼问朝廷虚实,他坚决不从,便桥之盟后才被放还。他们一个为人严厉刻板,一个知道突厥虚实,因而都有可能,但最大的可能还是萧瑀:义成公主对萧皇后有恩,两人又在塞北生活多年,感情很深。义成公主被李靖杀掉后,萧皇后很是伤心。萧瑀此举有为姐姐报仇之嫌。

无论是谁,反正总是有人控告。李世民闻听很生气,对李靖大加训斥。李靖毫不辩驳,只是“顿首谢”,磕头谢罪而已。双方的态度都耐人寻味。许久之后,李世民回过神来,对李靖道:“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于是下令,给李靖加官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增加一百户实封食邑。尽管如此,这还是跟剿灭突厥的功绩不相匹配。因而没过几天,李世民又对李靖道:“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他说得很清楚,这不是公正的指责,而是谗害。因此李靖又被赐绢二千匹,拜尚书右仆射。

然而当了宰相,李靖议事时竟然不声不响。

唐俭抵达突厥后还下令出击,涉嫌违诏的风险李靖都敢于承担,而朝堂议事竟然不开口。这种鲜明的对比,又说明了什么呢?仅仅一句“知进退、识荣辱”恐怕还不够。可以说,李靖一辈子都活在“自锁上变”和不支持玄武门之变的双重阴影中。

闭门谢客的晚年

古人有养士的习惯。以李靖那样的功勋、名声和地位,退休以后府上应当养有很多门客,整日里热闹无比。但实际并非如此。他辞职以后,“阖门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

府门紧闭,就是亲戚轻易都不见面。低调如此,正可谓他人生的第三段暗黑。为什么会这样?这还得从他当宰相说起。

李靖在政事堂不声不响长达四年。他一定过够了这种日子,贞观八年(634)终于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那时他多大岁数呢?虚岁六十四。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正因为很多人垂垂老矣依旧尸位素餐、贪恋权位,白居易才写了这首《不致仕》。这种现象确实不少。书法名家柳公权可谓代表。大中十二年(858),时任太子少师的他已年满八十,还不退休。率领百官上朝时,步行到大殿之下,力不能支,竟将皇帝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误称为“光武和孝”,遭到御史弹劾,被罚一季俸禄。“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不过白居易讽刺抨击的肯定不是柳公权,因他本人没有活到那时候。《不致仕》的目标据称是杜牧的祖父杜佑。故而杜牧对白居易一直不感冒。

然而七十岁退休并非强制规定。《唐会要》记载:“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什么意思?如果身板还很硬朗,可以继续当官。贺知章退休时多大?八十五岁。而李靖当年仅仅六十四岁,而且还是不难应付的“足疾”。谁都知道这个辞职是识时务的急流勇退:领军作战他得心应手,因为对手比较单一;处理国政他不免心怀疑虑,因对手很多,不知道会来自于哪个方向。而他灭掉东突厥的功劳,又大得只能用宰相的职位来酬劳。也就是说,唐太宗任命他当宰相,多少有些勉强,彼此心知肚明。

果然,唐太宗立即顺水推舟。他通过岑文本夸奖李靖道:“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只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随即下令,加封其为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后来又赐给他灵寿木手杖一根。灵寿木枝条上有许多枝节,但比竹子的更光滑,也更硬。《山海经》记载它有神奇功效,老者使用可以祛病延寿,故而得名,产地也得名灵寿县。

当然,这些都只是象征性的礼节。唐太宗特许他在府邸养病。如果疾病稍有好转,可两三天到门下、中书平章政事。“平章政事”的说法由此开始。唐代的宰相虽多,但只有宰相之实,而无宰相之名:此前中书、门下、尚书省三省的长官为当然的宰相,从此以后,左右仆射、中书令和侍中未必是宰相,只有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才是真正的宰相。

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这位因“足疾”而辞职的宰相,便再度披上战袍,出征吐谷浑。

李靖是得知有警、主动请缨的。唐太宗也很想起用他,但考虑到刚刚批准人家退休,又觉得不好开口,便对侍臣道:“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李靖心领神会,立即向宰相房玄龄请战。当然,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要带着猛将薛万彻。薛万彻和薛万钧兄弟都曾是罗艺的部将,跟随他从幽州投降。跟《隋唐演义》的记载不同,罗艺并非对大唐忠心耿耿,他是太子李建成的死党,最后造反被杀。他支持李建成,薛万彻自然也不例外。当初他对玄武门的攻击最为凶猛,未能攻下又转而攻击秦王府。看见李建成血淋淋的脑袋后,他依旧不肯投降,只是躲了起来。李世民不计前嫌,终于将他招致麾下。此人作战极度凶猛,敢于冒险,因而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帅才没有,但将才还是有一些,是典型的爪牙。

这算什么条件?唐太宗立即答应。打虎亲兄弟。薛万彻要去,他哥哥薛万钧自然也要去。根据诏令,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旗下有积石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鄯善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且末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赤水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盐泽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总共六路人马。归降的突厥和契苾的兵马,也一同分道出击。

作为鲜卑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是西晋末年西迁的。慕容吐谷浑率领部众抵达陇上建立政权后,其孙叶延以其祖为族名和国号,吐谷浑由此得名。南朝称之为河南国,西北各族称之为阿柴虏或者野虏。当时其游牧范围从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县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城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四十五里,地域极其辽阔。

隋炀帝耗尽心力,也未能真正征服吐谷浑。大唐建立后,双方关系时好时坏。当时盯上吐谷浑的,不仅仅有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大名鼎鼎的松赞干布。对于大唐而言,不拿下吐谷浑,就无法沟通西域;对吐蕃而言,要想向大唐扩张,接受学习大唐文化,必须先打开吐谷浑这道大门。吐蕃的东部虽然直接跟四川、云南接壤,但山高林密,道路不通,不像吐谷浑的地盘,不是荒原就是草原。行军游牧,两不耽误。

就在李靖辞职的那一年,吐蕃使者第一次抵达长安。松赞干布建议双方联手,攻击吐谷浑。这个建议正好挠中了李世民的痒痒肉。当时吐谷浑扣留大唐使节长期不放,即便没有吐蕃的建议,李世民也有心出兵。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征突厥顶风冒雪,征吐谷浑李靖依旧要顶风冒雪。他率领大军一路向西,次年(635)闰四月八日,李道宗部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县)与吐谷浑遭遇,激战后将其击败。然而败退对于吐谷浑而言是家常便饭。事实上这是他们惯常采用的游击战术。上一年段志玄获胜后回军鄯州(今青海乐都),结果他前脚进城,吐谷浑后脚便兵临城下。

吐谷浑败退的同时,还放火烧掉了野草。青海是高原荒寒之地,当时青草未出,野草尚枯,正好一把火烧干净。而没有牧草,战马也就没有吃的。怎么办呢?诸将主张先行后撤,但侯君集力排众议。他认为如果就此回军,难免去年段志玄那样的尴尬,应当抓住他们新败之后君臣分离、父子相失的狼狈,以雷霆万钧的气势,一举平定。

这话说到了李靖的心坎上。他立即决定兵分两路,继续攻击:他率领薛万钧、薛万彻兄弟和李大亮走北道,侯君集和李道宗走南道。起初他麾下不是有五位总管吗?另外两路人马,岷州都督李道彦和利州刺史高甑生怎么不见踪影?

这两路人马都出了问题。高甑生的问题比较单纯,行军误期。李道彦的问题则比较严重,败盟负约。

吐谷浑有两个近邻,党项羌和白兰羌。李靖出兵之前,厚贿党项,请他们为向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随即跟诸将结盟。已成盟友,他们自然对唐军不加防备。李道彦见有机可乘,竟起了贪心,发兵攻击,夺得牛羊数千,但最终在党项的防守反击下大败,战后被减死流边。党项在吐谷浑的东南边陲。可以看出,唐军不仅要四路包抄,还要从南到北给他们拦腰一刀。只可惜这个战术构想未能实现。

他们不能前来,李靖也继续进兵。北路军进展顺利,萨孤吴仁在曼都山(《通鉴》记载为薛孤儿和曼头山)击败吐谷浑,斩其名王,缴获大量牲畜。薛万彻与诸将各率百余骑先行,突然遭遇数千吐谷浑骑兵。虽然敌众我寡,局部兵力对比处于劣势,但薛万彻丝毫不惧,立即单骑杀入敌军。他作战向来凶猛,手持长矟,纵横驰骋,吐谷浑所部以骑射为主,自然不会直接跟他拼命。薛万彻杀入敌阵又顺利退回,高声激励诸将道:“贼易与耳!”他们很容易对付,没什么可怕的!说完又策马杀入敌阵,“人马流血,勇冠三军”,部队紧随其后,大败敌军。

此后李靖率领主力,进至赤水源(今青海兴海东南)。薛万钧、薛万彻兄弟率轻骑先行,陷入吐谷浑的包围,二人的战马都被杀死,带着枪伤步战,部队战死十之六七。危急时刻,契苾何力率数百骑兵赶到,奋力死战,将二人救出。最终唐军逆转战局,俘斩名王数十人,获其杂畜二十万。与此同时,李大亮也在蜀浑山获胜,俘虏名王二十人。从突厥归降的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破敌。李靖督率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追至吐谷浑的西界且末。此时得到消息,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在突伦川,有逃往于阗的迹象。契苾何力主张迅速追击,但薛万钧的勇猛不及其弟,赤水被围的阴影未散,坚决反对。契苾何力道:“虏非有城郭,随水草迁徙,若不因其聚居袭取之,一朝云散,岂得复倾其巢穴邪!”随即挑选骁骑千余杀奔突伦川,薛万钧无奈只得引兵跟随。沙漠之中没有水,将士刺马血当水喝,但成功地追上慕容伏允的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只。慕容伏允单身逃脱,妻、子均被俘虏。

南路军如何呢?侯君集和李道宗率军经过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沿途缺水,人吃冰,马啖雪。五月曾在乌海追上慕容伏允,激战之后大破敌军。此后经星宿川至柏海,与李靖会师。慕容伏允无路可走,被部下杀死(也有自缢的记载),其子慕容顺举国降唐,被封为西平郡王。

唐军劳师远征数千里,平定了吐谷浑,但还是无法适应当地的高原气候,只得留下李大亮暂时协助慕容顺,便匆匆退兵。秋后算账,获利最多的并非大唐,而是几乎没有付出成本的吐蕃。他们几乎兵不血刃,便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原本属于吐谷浑的大片土地,在北方跟大唐实现接壤。

吐蕃得到了土地,大唐得到了西域,李靖得到了什么呢?诬告。

高甑生行军误期,被李靖责罚。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执法。行军误期,严重的杀头都可以。但尽管未被杀头,高甑生还是十分忌恨,便联络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如此严重的指控,唐太宗当然要派人审查。最终的“按验”结果表明,此为诬告。高甑生因此被减死徙边。

所谓“十恶不赦”。按照唐律,诬告者反坐其罪。“谋逆”为“十恶”中的第二恶,妥妥的死罪。故按反坐法,高甑生应判死刑。法司因其有功,按“八议”之法,议其罪而上奏太宗裁定。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起源于西周时的八辟制度,是“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曹魏时代正式列入律法。对于上述八种VIP的犯罪,不能按照普通司法程序和条文处置,必须奏请皇帝裁决。实际的谋逆属十恶,不适用于八议之法,但高甑生并非实犯,而是反坐,故仍适用。经集议,太宗裁定将其减死流放边地,跟李道彦一样。

可尽管如此,有人还是试图为高甑生开脱,理由是他是秦府旧属。还好,唐太宗没有采纳。他当然不能采纳,否则李靖内心会更加不安。即便处理了高甑生,他还是“阖门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内心的不安可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跟高甑生和地位都很特殊。

高甑生是秦府旧属,不必再说。他敢于诬告李靖,虽有望风希旨的因素,但多多少少肯定也有一些把柄。那些把柄本来肯定不是什么事儿,估计是些言辞,被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穿凿附会。而李靖呢?不仅早年有“自锁上变”的历史“污点”,玄武门事变中又没有公开支持今上,偏偏还姓李,且出自陇西望族。

隋唐之间,图谶之说甚为流行。隋末便有民间谣言,说是姓李的将得天下。隋炀帝为此枉杀了李浑(金才)。此后李密之所以称雄一时,也有此缘故。这其中既有无谓的自信,更有虚妄的他信。对此别人可以无所谓,但李靖不能。他必须十二万分地小心,十二万分地谨慎。这次出征他又立下大功,但史书中却找不到加官封赏的记录,这也很值得玩味。数百年后,南宋大将韩世忠被剥夺兵权后的表现,很难说没有效仿李靖的成分。

根据记载,除此之外,李靖还曾被另外的秦府旧属诬告过谋反。这人是谁呢?大将侯君集。

李靖精通兵法,著述颇丰。很可惜,《六军镜》《阴符机》《玉帐经》《霸国箴》《韬钤秘书》《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均已失传,仅《通典》和《太平广记》中偶有《卫公兵法》片段。对于这样的人才,当然要充分利用。于是唐太宗令侯君集向他学习兵法。学着学着,侯君集也指控李靖有反心。这事儿《大唐新语》和《隋唐嘉话》的记载大同小异,应当源流一致。《大唐新语》是这样说的:

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

这条记载将年代系于李靖当宰相的时候。那时侯君集也奉命参与朝政。但究竟是不是,难说。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学习军事的很多。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筑城》等三门学科对中国留学生大有保留,学到某些章节,中国留学生必须退场。如果这则记录真实,那么侯君集对李靖的指控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尽管最终谁忠谁奸,历史已有明证。

但是有一个问题:唐太宗不是千古一帝吗?他的心胸不是很豁达,连魏徵那样隐太子李建成的亲信都能重用吗?李靖如此表现,岂不是对他的不够信任?

还真是这么回事。真不能怪李靖多疑或者过于谨慎,而是李世民实际的心胸的确没有我们印象或者想象中的那么豁达。

所谓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其实应当分为两个部分。初期不错,开局良好,但中后期越来越糟。简而言之,就是高开低走。终其一生,唐太宗最喜欢的还是房玄龄那样的人,不但是老班底,还格外恭顺、唯唯诺诺,动不动就诚惶诚恐地磕头请罪。

李世民对武将的态度,尤其耐人寻味。即便尉迟敬德那样的老铁,他都怀疑。尉迟敬德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的战功不必细说,仅以玄武门之变为例,亲手杀死齐王李元吉的是他,戎装进宫逼迫唐高祖李渊的也是他。他有个毛病,居功自傲,喜欢揭短,因而跟宰相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不和,长期担任外官。有一次参加李世民召集的宴饮,他竟愤怒地质问排在他前面的人有何功劳,配坐他的上席。这实在是煞风景,因而坐在他下位的任城王李道宗赶紧出来当和事佬解释。他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尉迟敬德更加愤怒,认为是对他功劳的否定,一拳打在李道宗的眼睛上,好险没有打瞎。

但居功自傲是一回事,谋反是另外一回事。《通鉴》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

这事在贞观十三年(639)前后。李世民虽为之落泪,但那基本上可以说是鳄鱼的眼泪。他开口询问,便意味着疑心。于是贞观十七年(643),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提出辞呈后,也被迅速获准。他最终跟李靖一样,在家闲居十多年。

这还算是好的。李世民先后杀了五位战功赫赫的将军。第一个被杀便是卢祖尚。这个卢祖尚曾以前军总管的身份跟李靖一同讨伐辅公祏,能征惯战,官声极好。杀他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不能喝酒,真正原因则是他抗拒诏命。

当时交州都督贪腐获罪,唐太宗想起卢祖尚在都督、刺史任上表现很好,便将他征召入朝,令他前去接替。大概是慑于皇帝的威严,卢祖尚在朝堂上不敢不答应,但回到馆驿便感觉后悔。交州即今天的河内,实在太远。唐太宗派人督促他说普通人尚要守信,何况你对皇帝?你好好干三年,一定把你召回来。卢祖尚道那里是烟瘴之地,需要天天喝酒,我又不能喝,只怕有去无回。唐太宗大怒:我安排一个人做事他都不听,如何号令天下!随即下令将他斩首。

这种翻悔的确令人生气,也违反纲纪,但罪不至死。如果卢祖尚不是隋朝降将,而跟李世民素有渊源,会这样吗?

第二个被杀的是刘兰。他也是隋朝降将,抗击梁师都和突厥时都有不小的战功。有人会读谶文,曾对他说:“天下有长年者,都说刘将军会成为天下之主。”他儿子刘昭又说:“谶书说海北出天子,咱们家就住在北海。”因为这两句话,他被下令处斩,右骁卫大将军丘行恭甚至吃掉了他的心肝。

第三个被杀的武将也曾当过宰相。他是侯君集。张亮已经揭发过他的反心,但鉴于双方渊源很深,李世民没有追究,也示意张亮别再提及,理由是他们俩都是功勋宿将,当时没有第三人,侯君集如果不承认,张亮也没办法指证。最终侯君集的反罪坐实被杀,而跟他比较,张亮与李君羡真可谓冤狱。

那已是贞观二十年(646),李世民越发的老糊涂。虽然张亮也是秦王府旧将,但从怀疑尉迟敬德谋反,到侯君集反罪坐实,李世民对功高官大的张亮越发猜疑,曾经建议他出家:“卿既事佛,何不出家?”但张亮贪恋权位,不肯后退,终于丧命。罪名是他阴养义儿五百人。李世民得知消息,先定下他要反的调子,然后交给司法部门审查处理,结果可想而知。有意思的是,此后不久,李世民又钦点当时坚持张亮“反形未具”的匠作少将李道裕为刑部侍郎,说他当时的话很得当。

李君羡死得更冤。他从王世充麾下归降以后,被李世民引为左右,战功累累。当时太白星经常白天出现,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说,“当有女武王者。”李世民自然非常讨厌。后来他召集武将宴饮时,行酒令让大家都报出小名。闻听李君羡自陈小名叫“五娘子”,他愕然大笑道:“何物女子,如此勇猛!”

当时的笑,已经藏着刀。李君羡时为武连县公、左武卫将军,值守玄武门。身上的武字实在太多,结果被处死。当然,程序上毫无问题,有人告发,御史也审问过。不止李君羡,李世民本打算将“疑似者尽杀之”,袁天罡以天命已定、王者不死、滥杀会祸及子孙为由劝谏,他这才罢休。

此时的唐太宗,跟隋炀帝有多大区别?

贞观末期,李世民频频枉杀大臣,导致朝堂上一片惶恐,岑文本拜中书令后竟然满面忧色,明确拒绝亲友的庆贺:“今受吊,不受贺也。”升官之后竟然受吊而不受贺,简直视为末路。人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滥杀无辜,大臣们甚至要写好遗书才去上朝,每天回家之后都庆幸多活了一天,但却料想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晚年竟也差不许多。

有鉴于此,李靖的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他闭门谢客,平静地生活十几年后,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病逝。三个月后,唐太宗也撒手西去。千古名将晚年的表现,对所谓的千古一帝,实在是莫大的嘲讽。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君臣相得吧,彼此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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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插花已经被美化到一定地步,社交媒体一翻开,无论男女,无论贫富,只要是喜欢插花,立刻就能被冠以美名,主人的社会地位凭空上升,小红书上尤甚。玻璃瓶子里的绿色植物,淘宝买来的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