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日照锦城头

春节的空旷

春节前一天,往日繁忙不堪、到处严重堵塞的道路突然空旷,偌大的城市顿时安静。很多人已经回家过年去了。我也想回家过年。可我是外地人,回家没有本省人那么方便。这一点,我觉得是许多人涌向本省省会城市的一个根本动力,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在城市的便利乃至各种机遇,另一方面又不用担心距离自己的故乡亲人太远。我也曾这样梦想过,即,到故乡的省会或者附近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命运让我只能不断地更换地方,而且,每一个地方都距离家乡很远。之前在河西走廊的酒泉以北的巴丹吉林沙漠,现在则到了西南的大城市成都。无论是西北还是西南,都远离我的华北故乡。

人的空和车辆的少,使得拥挤的道路空前宽阔起来。这些年来,无论城市乡野,所有的道路都越来越宽,也越来越平整和遥远。道路的本质,是为诸多车辆服务,车辆这个动力更大的“机器”,使得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和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迅捷,越来越便利,再加上飞机和高铁,甚至在可预期的未来,宇宙旅行可能很快就能变为现实。但不可否认,“快速”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我们当代生活中,所有已经显现的“征象”已经表明,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和“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像是某种“程序”,而且是预先设定的。这背后的“编程者”和“实施者”至今不曾露出他们尊贵而神秘的面孔。而进入人的内部的,大致是无孔不入的信息,手机终端越来越普及暗示着原来还有些隐秘的人和“人的事情”已经无可回避地“透明化”了。我和你以及他,远处和近处的,公共的和隐私的,应当的和不应当的,都进入了一个毫无遮掩、也不可能遮掩和隐藏的年代。

我以为这是一个悲剧,而且越来越悲怆。这是2022年大年初二,我在成都度过的第四个春节。往年,我总是要离开城市的,尤其是春节,这个节日仿佛是一种强力召唤,发自内心和灵魂,源自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亲人们聚在一起,重要的是“此时我在”和“我们在一起”。而喜庆、怀旧、家常之中当然也有困惑与纠结,甚至矛盾冲突。人和人,其实就是矛盾的复合体,在春节,一方面想融入亲情之中,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变得近乡情更怯,或者欲言又止和各怀心思。

就像我在成都看到的,除夕和大年初一、初二,散步途中,总是看到一些人拉着装满自己全部家当的大皮箱,在车辆急剧减少的街道一侧快速行走。有些女孩子,口罩和围巾包住了几乎整个脸部,唯有或黄或黑的头发和白皙的额头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中。有几个男人,倒是露着脸,拉皮箱的手也显得粗大甚至粗糙,他们脸色阴郁,衣裤上还有一些油漆的斑点或者其他什么污垢。每次看到这些人,我就有些心疼,也忍不住想,“阖家团圆”这个词显然是一个大而空洞的词,就像其他寓意美好的词和诗句一样,它们的涵盖的广度、深度和精度都是可疑的,如“新年新气象”“春风得意马蹄疾”“万象更新”“万家同庆”“世界美好”“普天同庆”之类的,它们只能代表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总是有一些人事物,游离于外,甚至背道而驰,呈现出不和谐的景象或者另一个极端。

他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在此刻离开自己的栖身之地?他们是谁?有着怎样的家庭出身和生存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此刻能去哪里?那里会比这里更好吗?如此一连串的想法,让我突然有些伤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流浪。看起来居有定所的,他们的内心肯定也在流浪。就像我,在春节期间,总是想起少年和成年后回到故乡过春节的那些情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除夕那天,和他一起贴对联,劈柴,烧火。要是恰逢下了大雪,也会和他一起扫雪。大年初一早上,南太行乡村有人人早起的习惯,为的是“起得早”的美好寓意,迎合的是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春节美好的文化传统。凌晨三四点钟,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先去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然后再按照长幼顺序,逐一给村里的长辈磕头拜年。要是辈分和年纪比父亲小的,他就在人家屋外等,我和弟弟去。

父亲去世后,每次回老家过年,就是我和弟弟,带着各自的儿子,先去给母亲磕头拜年,再去给村里给其他长辈磕头拜年。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时间推移,村里和父亲同辈分的人相继逝去。时间的镰刀割韭菜一般,每时每刻都要收走一些生命。我不回家过年的时候,总是打电话给弟弟,让他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大年初一早点起来,带着孩子们去给亲戚和村里的人磕头拜年。今年也是如此。但近些年来,故乡大年初一早起的传统已经被打破,再没有人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不睡觉去“守岁”,即使困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愿意脱衣服钻进被窝。即便是睡着了,也一次次惊醒过来,看看窗台上的“马蹄表”,只要到了凌晨三点,就穿好衣服,起床燃放烟花爆竹。

时代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习惯,持续了数千年的春节文化传统式微,我们这一代人目击了它“衰败”的过程,现在的孩子们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般热衷于过年了,物质的丰足使得每个人都觉得一生都会如此,一切都是唾手可得的。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一种心理或者思维的惯性。而人类生活的真相绝非如此而已。就像2022年的春节,新冠疫情依旧使很多人内心凄慌,甚至最亲的人未能团聚。俄乌局势紧张,不少地方仍战争不断。当然,传染病或者战争并非人类所愿。但在可能的传染面前,自觉地规避、避免,是一种美德;即使感染了,不感染其他人,不使得更多人受害,更是一种境界。至于战争,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生存资源、政治利益都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在未来,太空也会变得拥挤起来。

可是,永远不会拥挤的是自己的内心,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内心可能会越来越空旷。“空旷”并非冷漠无情,而是情有所属,心有专向。这“空旷”的底色是博大,所思想、祈愿、祝福和渴望的,是更多人的好。是放下。是宽恕。是随和。是自然。是我非我,我即人类。就像这春节期间的成都,街道空旷、商场萧条的另一面,是许多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和他们的亲人在一起。我们一家尽管身在异乡,可从根本上说,深厚宽广的大地,容纳自己的,便是故乡,更要感恩。大年初二,带着儿子可可在街边溜达,蓦然看到一棵全身枯干的树杈上,居然盛放着一朵海棠花。我惊异、欣喜,那一瞬间,只觉得阴着的天空豁然明亮了很多,也觉得,再寥落的地方,也会有鲜艳而热烈的存在。

宽窄之间,支矶石焉

每次去宽窄巷都人满为患,次次去,次次都要被陌生人撞上几次。无论何时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俊男靓女穿行其间,夏日尤甚。外地人来到成都,必定要去的,除了武侯祠、杜甫草堂之外,频率最高的大致就是宽窄巷子了。相对于武侯祠,诸葛孔明先生之显赫声名与旷世功业,乃至其“近乎妖”的智慧,以及至今深厚、浓烈的三国文化氛围,再比之在此居住三年多、写下二百多首诗作的诗圣杜甫故居,宽窄巷子这种“新晋”的带有明显的“打造”意味的景点,之所以能够大批量地吸引人,大致是因了“宽窄”二字。

宽与窄,寓意了两种人生境况,当然,还有人的心胸与思想境界。但后者多数游客可能意识不到。这不是小看或者轻蔑谁,而是在我们的时代,追风和猎奇仍旧是人最本能的一种思维。来成都,就是要看,什么都要,再吃。所谓“风味”,从大的方面说,是一方民众因其地理气候和物产综合而成的饮食习惯,就此,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指出,“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常璩在一千多年前,就从天文、地理、气候等方面,对蜀人“好辛香”“尚滋味”之缘由进行了解释。而巴蜀之地,包括云贵川之民众,对辛香和滋味的追求大抵是共同的。所谓的一般意义或者寻常见的“川菜”,麻辣是其最重要的舌尖感觉。据说,有一种高端的川菜其实并不“麻辣”。外地人来,多数是醉心于川菜和小吃所用的那些“调料”,而非食物本身。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人经常浮于表象的那种由来已久的“秉性”和习惯。

去过几次宽窄巷子,第一次是吃饭,第二次也是,第三次是参加欧阳江河的诗歌分享会。欧阳江河乃至李亚伟、翟永明、万夏、钟鸣等人的诗歌,当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常璩说,“(蜀地)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巴蜀自司马相如、扬雄之后,可谓文人辈出,令人翘指赞叹。而新诗以来,四川的诗人也是声震当代。欧阳江河的诗歌大致是早期的好,《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等等,其语言的天赋可谓独步。李亚伟的《中文系》,以及晚一点的《河西走廊抒情》都是极好之作,其想象力和书写的排他性强烈,堪称独树一帜,他者不可模仿。

之所以说起这些,完全是因为欧阳江河在这里开过分享会,李亚伟则经营一家餐馆,翟永明有一个酒吧。有外地朋友来,要我陪着去翟的酒吧,每次我都拒绝。我觉得,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最应当的事情,就是不随行就市,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作品好或者作品之外的名声大,就去瞻仰或者拜见。这是一个崇尚个性,高度自觉和独立的年代,一个作家和诗人更应当如此。每一个优秀的作家诗人,都应是气量宏大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超越当初自觉自发的情感和精神力量迸发的光华,即便后来各方面驾轻就熟,学养如海,但文学艺术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带有一些蒙昧气息甚至是非神助而不气象万千,境界高古与卓迈的。

若是一个人,宽窄巷子等处,我却没有任何想去的动力。2021年下半年,为了和几位师友相聚,我去了几次,但都没有进入宽窄巷子,只是从侧面路过。我一直觉得,要来宽窄巷子,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或者十一点钟之后,众人散去,只余下建筑和各种门店,一个人走在其中,犹如行走在民国时期的成都,幽深的巷子中,我会想到很多,如曾经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他们当年的步履尽管被水泥和青砖掩盖了,但生活的气息还在。他们当年在这里起居、闲聊,充斥着浓郁的人间烟火,而并非现在的那种喧哗与商业气息。行进在灯光或明或暗的巷子中,宽是“宽心”和“宽怀”,当然还有“宽定”“宽意”“宽境”等。宽既是一种心态和观世处世态度,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宽度”与“放宽”。“窄”字的本意是逼仄,引申到人生当中,显然是人人不愿意见到和遇到的。但“窄”也是人生必经之路。如老子《道德经》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凡事都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再从大至小,最后再归于无的。因此,窄虽然不为人乐见,可它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且不可绕过,也无法绕过。无论穷富,每个人的一生必定都会回旋于“宽窄”之间。在宽窄巷子之外,还有井巷子,“井”字让人联想到周易八卦中的“兑卦”,兑者,泽也。水在地上和地下,润泽万物,行壮千里,涓滴之力,汇成江海,正好诠释了老子《道德经》当中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其中一次,我喝了点酒,走到地铁四号线宽窄巷子处,一抬头,居然看到一块石碑,凑近看,上写“支矶石”,旁边的草丛中,还有一尊塑像,底座上写“严君平像”。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严君平,当时居然委身于繁华之外,独享那一份超然的宁静与淡泊。《汉书·严君平列传》中说,严君平原名叫作庄遵,曾和汉光武帝刘秀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请他去做官。严君平坚辞不受。某日,刘秀与之聊天,夜深,两人便又像当年那般睡在了一起,梦中,严君平的一只脚居然放在了刘秀身上。

这样的故事, 大致是穿凿附会。然严君平的确曾在成都摆摊打卦,每日挣够一百文钱,够自己花销了,便收摊,开私塾教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一书。在严君平看来,打卦算命看起来是一个低贱的职业,但这个职业,可以借助人们对于天命的笃信,而行教化,惠泽众人。《汉书》原话说,“(严君平说)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我之前在人民公园后见到过君平街的路牌,心中疑惑,查问得知,这原来是因为严君平而设定的街名。严君平有弟子名叫扬雄,亦是一代大儒和易学家。

这样的一代名士,自然赢得后世尊崇,据说,四川和汉中各地均有严仙观,用以祭奠和纪念严君平。严君平这样的人,不为官要,而行惠民之事;身怀绝技,却能教化一方;学富五车,毅然开馆教授。这样的做法,俨然是“神仙”之所为了。杜牧有诗句,“君平教说卦,夫子召升堂。”曾任剑南道节度使的李德裕作诗,“自知来处所,何暇问严遵。”杜甫则在诗句中自况,“虚沾焦举为寒食,实借严君卖卜钱。”站在严君平的塑像前,我忍不住一阵激动,眼含热泪。在我内心,所有具有高深学养和道行,德行优秀与仁慈的人,都是值得尊敬和效仿的。一个人在世上,重要的不是我学到和得到了什么,而在于担当了什么,为更多的人做了什么事。严君平一介寒士,居然不忘将自己所学所能用以开化他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极少人能够做到的。

夜间的宽窄巷子和支矶石街,逐渐被归家和散去的游人遗留在了原地,除了零星的车辆与晚归的行人,整个宽窄巷子与支矶石街,都陷入了安静。地铁就要停止运营了,我起身离开,再回头,仰望严君平像,模糊之中,似乎有一个和善的老者,白发长须,在朝着我微笑。步入电梯的时候,忽然想起李白《送友人入蜀》一诗,不由得在心里默诵:“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锦官城中武侯祠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不凭计谋和殚精竭虑的仁臣之心,单以他的忠和《诫子书》便足以不朽了。在成都市区诸多的古迹中,武侯祠是一个显赫的存在,相比三星堆、金沙遗址和张献忠沉银处,武侯祠显然是庙堂级别的。当然,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王气”更为浓烈,历史更为久远,性质更为神秘。但从信史的角度来考量,武侯祠的主人诸葛亮,以及刘备、张飞、关羽、赵云、马超等北方人,在蜀地缔造了一个传奇的、至今传扬不衰的“文化帝国”或者说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醒目的“符号”。在成都这个地方所诞生的那些小王朝的缔造者,多是北方人。如蜀汉刘备是河北涿州人,前蜀王建是河南舞阳人,后蜀孟永祥是河北邢台人,唯有成汉王朝的李特距离成都稍近,为甘肃秦安人。

诸葛亮原籍山东琅琊,长在荆州,隐居在南阳,功名在成都。诸葛一生短暂,但成为历代皇帝称赞的能臣与忠臣之楷模。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考量,但在乱世,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并不废刘禅而代之,就是一个守信义、重然诺的人。他不是没有那个能力,而是他不那样做。知其可为而不为,这样的人,当然值得敬佩。或许,精通天文地理和人世更迭的诸葛孔明,大致也知道,天命并不在他。甚至,司马家族的崛起与最终灭蜀汉,他也是预测到了的。在纷乱的年代,诸葛亮以自我的智力和谋略,使得原本行迹仓皇、屡屡失败的刘备军团得以挺进西蜀,凭借巴山蜀水的地理优势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成就了蜀汉基业。他的六出祁山,对蜀汉的治理,都卓有成效,且留下了诸多可圈可点的“政绩”与“故事”。

我去云南、贵州等地,无论诸葛亮是否到过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留有他的传说,还有诸多遗迹和祭祀他的庙宇。比如贵州毕节的七星关,现在攀枝花的诸葛营、保安营,云南楚雄、大理、永昌等地也都纪念、崇拜诸葛亮。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诸葛亮做到了。一个人,能够在死后几千年,还能博得万民的喜欢和尊重,这就件极其了不起。

诸葛连弩、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工具的发明和改造,也使得本来“疲敝”的益州和蜀汉政权得到了有效的加强,在和曹魏、东吴的对垒与战争中,诸葛亮几乎每一次都占得先机,谋划周全,只是,蜀汉这样的一个小国,出蜀道而伐中原,难度巨大,几乎没有胜算。其中的木牛流马之制作工艺,至今不为人所知。诸葛亮这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工匠精神,以及以战止战、以战代守的做法,想必在战略上是可取而且有效的。想起来也是神奇,无论是在诸葛之前还是之后,出巴蜀而伐中原的战争,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不管是刘备还是后来的王建、孟永祥等人,在这里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长则三五十年,短则十几二十年。从没有一个在蜀中建国的王朝能够超过五十年。

武侯祠也在市区之内,无论打车还是坐地铁,都可以短时间内到达。在庙门前仰望,武侯祠三个字令人肃然起敬。进门右侧,便是著名的“三绝碑”,裴度、鲁建、柳公权,唐代三位名人和高官的文章、书法和石刻,使得武侯祠在文人之中也享有了至高的地位。其余,大致是宋璟之碑文了。武侯的祠堂中,有清代的果亲王书写的“名垂宇宙”之牌匾。这“宇宙”当然是包括人神在内的大宇宙。

武侯祠中,占据多数位置的,还是蜀汉的刘备及关羽、张飞,以及一班文臣武将,诸葛武侯的位置倒是很小。或许有人说,类诸葛亮这样的能臣,屈居于刘备等人之下,也显得委屈,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刘备发现和重用了诸葛亮,他和刘备的关系,不是主仆,而应是知己。古来才华和德行超群者众多,但能够被一生信任和重用的极少。刘备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正是诸葛武侯成就其万世英名的前提。

刘备和诸葛亮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关羽、张飞则是从民间到庙堂的奋斗伙伴,真正助力他们成功的,还是诸葛亮的军事战略与政治能力。武侯祠中的一副对联可谓精准地概括了诸葛武侯的一生:“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代志能遵教受;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马超、赵云和黄忠等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良禽择木而栖息,良臣择主而事”。但赵云这个人一生似乎没得重用,实在可惜;马超在成都也遭到猜忌,寿数不高便陨落了,也令人遗憾。刘备这个人有其柔软的一面,也有精于算计的一面。作为领头人,他需要照顾的是各个人的情绪和利益,而且,刘备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刘备才能和智慧不如诸葛亮,因此甘愿听从于他,而正因为这份无以复加的信任,使得诸葛亮反而不敢造次。他若是篡权夺位,天下人也会为刘备刘禅伸张正义,“天下共讨之。”诸葛亮一生的英名,也会毁于一旦。名利虽然是累赘,但帝王将相所追求的,无非名。在俗世生活中,名利权,三者得其一,便非常了不起。武侯祠主殿背后有一些碑刻,对面是三义庙,站在正中,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感觉气韵流畅,飒飒之风沛然。这使我觉得,诸葛武侯在选择自己的祠堂时,也是动用了才智的。在诸葛亮的年代,风水堪舆术已经普及到了寻常人家,如《三元经》中,“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荣。又云:人之福者,喻如美貌之人。宅之吉者,如丑陋之子得好衣裳,神彩尤添一半。若命薄宅恶,即如丑人更又衣弊,如何堪也。故人之居宅,大须慎择。”武侯祠此处,中气刚劲,前后贯通,可能是为了避免长风穿堂,在这里不设门庭,且整个祠堂,坐西朝东,这里面的讲究,我不得要领,只是个人的一种感觉而已。

三义庙后,有桃花林,其实以竹子为最多。三义庙,即祭祀刘关张。这异姓兄弟之一生作为,也堪称恢弘与伟大,三个草根,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也是极为艰难和卓越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三人之间没有相互倾轧,这大致是后人推崇和仰慕的重要因素。廊柱上的对联说:“惟此弟兄真性情,血泪洒山河,志在五伦扶正轨;纵极王侯非富贵,英灵照天地,身经百战为斯民。”出武侯祠,便是锦里,这一条古街,据说是蜀汉时期最为鼎盛的商贸之地,也是“锦官城”的旧址。其中的陈设与店铺等,与宽窄巷子等处几无差别,都是各种吃食和文创产品,当然还有咖啡馆、饭店、茶楼、掏耳朵摊子等悠闲之所。锦里的尽头,有刘湘墓。据说,刘湘自称刘备之后,其率领川军出川抗日,病逝于武汉前线。关于川军出川,仅老照片上“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一句,就令人热血沸腾,潸然泪下。这种朴素的衷肠与良知,当然令人肃然起敬。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地“与秦同分,故多悍勇”。

芸芸众生,看起来一切都在趋同,但人的天性中的排他、自私、无端的歧视与骨子里的仇视和敌对,仿佛是不灭的。由此来看,鼎立的三国,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历史在某些时候,总是会以各种面目和形式出现。平素的锦里也是人满为患,万头攒动,在其中快步行走极难,来自各地的人一边吃着各种风味小吃,一边东张西望,浏览观瞻。我曾经去了几次,大都是陪亲人和朋友。在众人之中穿梭,左看右看,觉得这类所谓景点,大同小异的多,人们来这里的目的,无非是增加“到此一游”“我此生去过”之类浅显的经历。可是,置身于这类热闹场合,我总是觉得不自在。可能是性格使然,越是热闹的,人趋之若鹜的,我越是厌弃。不是我清高、不合群,而是觉得,人应当更有主张一些,所有的繁华之地与众人之所好的东西、地方,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正如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所说,“当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处于孤零零的单独个体的时候,后天的教育与内心的良知都在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本能行为加以控制。”

府城大道

典型的东西走向的街道,宽阔、崭新,是高新区的北部起始点,也是高新区管委会所在地。造城运动于今为最,城市样貌日新月异。2012年年底,我刚搬到府城大道西段居住的时候,这边的房价在4000到6000元每平方米,现在周边的房价普遍在3万以上,最高的5万甚至6万元每平方米。住房属于民生事业,可民生也是经济。相较于北上广深,成都的房价大致处在理性的范围内。府城大道西段,是国防乐园,一个巨大的、以普及国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公园,其中有小的山岭,旁边有湿地,与现在的锦城湖公园相连。

2012年的府城大道只有一大片住宅区,商业设施基本不见。其西边是双流区所属的石羊镇,现在称之为石羊社区。国防乐园的大门口,有双流老妈兔头总店,我和儿子杨锐去吃过好多次饭,但我从来不吃兔头。我觉得,吃兔头、羊头、猴头、鸭头之类的行为,是极其残忍的。很难想象,在烹饪兔头的时候,人怎么能忍心?天地如此慷慨,已经给予了人类诸多吃食,何必再变着法子、挖空心思地去吃呢?

当时的府城大道一片空旷,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找不到,请人吃饭,要到益州大道或者石羊社区。很不方便,但也乐得清静。就是上下班不是很方便,距离地铁远,每次都要到高新站再转乘公交车。那时候,我刚从西北的沙漠地区调到成都来,对于城市的一切还有些陌生,不知道投资,也不知道城市的发展方向。这种懵懂,使得原本就对经商不在行的我,一直处在一种随行就市的状态当中。倘若那时候稍微有点经济头脑,再按揭几套房子的话,大致也可以正当地赚一些钱。人在很多时候的无意识,看起来是一种傻和迟钝,但也有着一种冥冥中天定的意味。可能,有些钱财本来就不属于我的。

2009年,父亲病逝,我心里时常悲伤,常无端地放声大哭。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失去至亲之人,并且,他们还让你心怀愧疚。父亲是一个老实木讷的农民,虽然生活苦难不堪,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63岁那年作别人世。当他死去,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无耻混蛋,原本已经有能力对他好,孝顺他了,自己却总是借口忙,不在意他,他几次对我说胃不舒服,我只是让弟弟带着他去医院检查,自己一次都没有陪着他去医院。他病入膏肓了,我再想做点什么,却无能为力了。

这大致是我罹患抑郁症的真正由头。那时,前妻每晚去小区的麻将馆打麻将,我和儿子杨锐在家里。有天晚上,我突然觉得四肢发僵,从颈椎开始,头部发木,马上就要失去意识,昏死过去一般。前妻开车带我到人民中路的军区诊所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每当我觉得不舒服和心里难受的时候,就去国防乐园,在树林里转悠。林中多黄葛树、榕树,还有一些罕见的洋槐树。我记得,一家已经废弃的餐馆一边,有一面高十多米的悬崖,悬崖边上长着一些三角梅,不论冬夏,花朵开得艳丽而又妖艳。站在三角梅藤蔓一边,可以俯瞰整个石羊社区。国防乐园之内,有数个湖泊,天气晴朗的时候,只见水波潋滟,接天连地,有许多白鹭、野鸭在其中游弋。

我还记得,那危崖之上,还有野菊花,黄得透明的那种。人生很多时候,都处在临渊的状态当中,只是我们自己浑然不觉。有些周末,我和大儿子杨锐一同到国防乐园的林子和湖边去,主要是散步,父子俩一人一听红牛,在林子间汗流浃背,鸟鸣使得这城郊的废旧公园更为幽静,我和杨锐经常做的就是爬坡和爬树。那时候,我觉得爬树可以使得筋骨张开,有一种疼痛的舒适感。其实,类似那晚的危险时刻一再发生,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罹患了抑郁症。我自信自己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刚满四十岁,还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十八九的小伙子,从不觉得自己老了。只是,父亲的死,让我蓦然觉到了苍老,而且是那种抽筋剥皮一损俱损的那种的苍老感,性情也变得暴躁、易怒、脆弱、阴晴不定。

司马迁说:“哀莫大于心死。”人间最残忍的摧毁,是精神支柱的灰飞烟灭。我的诸多不适不能给儿子杨锐说。在儿子面前,我总要坚强一些。当年,我父亲母亲也是如此。父母在儿女面前的坚强可能是幸福的,不管这坚强的背后多么痛苦。几年后,我住到了府城大道另一个小区,自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国防乐园,去机场时路过,也只是看看而已。那边的房子里,还有我很多东西,书籍、衣服、电脑、各种酒等,我都懒得再去拿了,留给大儿子也就好了,他珍惜不珍惜,不是我能左右的。

单身的生活基本上在病患中度过,无时无刻的濒死感、全身瘫软、心悸、头晕、疼痛等围困了我,一个人住院三次,两次在骡马市的第三人民医院、一次在华西,还有一次,是在河北邢台。当我的情况有所好转,回到府城大道,生活在散乱之中。我起初想回到河北老家的城市,但舍不得儿子杨锐,那时候,他还没成年,作为父亲,虽然我做不了什么,可能他也不会觉得我多么重要,但我要守着他。仅此而已。再后来,在府城大道中段买到了一套房子,多数钱是朋友出的,装修我来做。由此,我有了人生第一次的装修经验,而且,装修的效果受到了后来一些购房人的一致好评。

这时候,我已经结束了人生第二次单身生活,不仅结了婚,还又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为他取名为可可。如此变迁,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人生的无常就体现在,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你将面对什么,甚至下一秒会有什么的情况发生。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到了一定的极点,便会相反。在军队的生活,我除了上班,写一些所谓的诗文之外,基本上是无忧虑的。可是,“极则反,盈则亏”,我的生活陡转,个人也罹患疾病,算得上九死一生。但事后来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个人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间,也似乎是不多不少,须臾不可僭越和篡改的。

没事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在小区后面的走道上溜达,他蹦跳,一次次地登台阶。两个人坐在秋千的长椅上晃一晃,他奔跑,我拍些照片。剑南大道和府城大道上的机车,日夜不停地穿梭。仁和新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新街里、象南里、银泰、苏宁奥特莱斯,以及远一点的悠方、双子塔和金融城等已经全部投入运营。在成都这样的城市,只要你开发了楼盘,大致是不愁人买,也很快就会形成一片住宅区,进而各种服务和商业设施都会完善起来。如此的扩张,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人的现实生活,不断地被各种必需和非必需的物质充满,人和人,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在一起,然后就成了新的街道和社区。如此蔓延,看起来是一种常态,但本质上反映了人的趋同与渴望“群体”的潜意识和内驱力。

街道上一年四季都有绿叶和花朵,海棠、玉兰、茶花、艳山姜、紫薇、蓝花楹,榕树和黄葛树,还有芙蓉花、三角梅是最常见的,府城大道尤其如此。只是,我清楚地知道,再过一两年,我们必定会离开府城大道,到成都其他地方去。而府城大道,不仅是我来成都之后第一个居住地,也是我两个儿子的成长之地。想必,他们将来对府城大道的印象,可能比我还要深刻。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为小儿子可可多拍一些照片,把他幼年生活的这条街道留存下来,当他长大,自己看的时候,或许会对府城大道——这条诞生不久的成都街道,产生一种宛若故乡的感觉。可能,在城市的人们,之前和往后,都难以找到自己确切的故乡。

蜀犬吠日与太阳神鸟

不是到处湿漉漉的那种,总是有一种湿意,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仿佛整个天地都混沌得粘连在一起那般。这种气候,大抵只有成都有。2022年春节期间尤其如此。连续七天,没有一丝阳光突破浓重的阴云落到地面上来。以往乘坐飞机抵达成都时候,从舷窗看,一堆或灰色或白色或栗色的云朵如厚实的泥沙一般,敷在成都上空。而在这些日光之上,太阳浑圆,天空清朗,光芒凌厉无匹,可就是穿不透乌云,只能在地面看不到的数千米以上的虚无空中灿烂喷薄。

这种气候,唐代文人无意中为此创造了一个成语,即蜀犬吠日。该典故出自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看来,至少在唐代甚至更早一些的历史时期,成都多云少日,雨丝连绵之气候便已经形成了。往往,太阳一出来,人人都出门了,坐在路边、河边和各种有日光的场所,满心欢喜地晒太阳。在此之前,我浑然不知,有朋友让出来晒太阳,我还觉得惊异与可笑。一年多后方才知道,冬天的太阳对于成都乃至成都人来说,有一种喜庆的色彩,更透露着一种感恩的情愫。似乎那泄露的日光,是上天对成都及其居民的一种恩德。2022年春节,连续阴着的天空时而小雨,尽管短时间内湿不了头发和衣服,但总是一副黏人的模样,零零星星,一滴一丝,百无聊赖却又毫不妥协地下着。弄得人打伞不是,不打伞也不是。由此我忽然想到,金沙遗址出土的诸多文物证明,古蜀人有太阳崇拜或者神鸟崇拜的习俗,大致也和成都的气候有着某种联系。

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这种罕见的文物,构思和工艺精良,当代的工匠未必能够有如此的想象力与技术。几年前,我去金沙遗址参观的时候,当然为之震慑,细想起来,古蜀国的人们大致以渔猎为主,渔猎之后,最需要日光来晒干——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测,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来佐证。可以想到的是,一个崇拜太阳,或者说以太阳为图腾崇拜的民族,他们的内心和精神当中一定有向着光明的因子。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开篇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意思是,殷商的祖先,便是玄鸟所生。《诗经·商颂·玄鸟》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中的“玄鸟”,有说是“燕子”,“玄”字也有黑色之意,如《山海经》中,“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而黄金做的“太阳神鸟”则是金色的,乌鸦曾经被古人称为“赤鸟”“赤乌”,《尚书传》记载,“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单从这些引用来,一方面周朝在推翻殷商的时候处心积虑,另一方面,周朝的开国者也没有多大把握。历史的推演在很多时候充满了诡异的色彩。

连续的阴湿令人不快,气候当然是可以影响人的,由此看,古人认为的月圆月缺与阴晴明暗与人和万物都有一定关联的观念,大致也是正确的。成都这样的气候,使得巴蜀之地既有北方人的“悍勇”与“仗义”,也有南方人的“鬼黠”“精敏”。在冬天的成都,长期见不到日光,感觉有些萎靡,还有些焦躁。不见日光的地方,不怎么适合抑郁症患者生活。之前在西北,雨雪天气极少,通天都是大太阳,即使酷冷的冬季,日光虽然惨淡,可四野清朗,能见度极高,心胸也是开阔的。身居城市,到处都是拥挤的建筑,尽管错列,但相比辽阔的原野,还是逼仄的。也许,城市在本质上不适合人们居住,而人们为了各种便利,便都跻身于此。这也是一个得与失的关系。

大年三十那天,天气预报说,阴,结果多云。太阳出来之后,我一阵兴奋,带着儿子可可到小区后面剑南大道旁边的人行道上和小树林里溜达,他也很开心,不是在草坪里拿着一根干枯的小树枝扫落叶,就是在人行天桥一侧的平台上上上下下。我能够感觉出来,太阳出来,不到两岁的孩子也是开心的。此时,海棠花含苞欲放,野菊花和格桑花开得正好。竹子正在落叶,紫薇树干枯得像是完全僵死一般。因为过年,车辆极少,行人也比往日少许多。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要是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话,带着孩子一起玩耍,肯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随后的大年初一愈加冷了,一直到初七,阳光被乌云在高空阻拦。心情有些烦乱。人毕竟要在日光下生活,没有阳光的日子简直“暗无天日”,令人心情不悦。李白在《蜀道难》诗中说“锦城虽云乐”,我觉得他也只是注意到了成都的物阜民丰与诸多吃食,绝对没有注意到成都的冬日。由此来妄作推断的话,李白肯定没有在蜀地生活过,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成都平原冬天“阴而多雨”的气候呢?大年初三上午,我们去锦城湖湿地公园玩,看数只白鹭自远处翱翔而来,白色的身影在湖泊和众人头顶翩翩而过,那种悠闲与丰迈的姿态,在城市空地之上,美得令人内心不由得也生出了翅膀。

而水面清冷,四周的树木因为没有日光而显得沉闷,但在野外的感觉还是比窝在家里要惬意一些的。坐在草地上,我最渴望的,便是此刻太阳奋力拨开乌云,哪怕只有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在湖边晒太阳的感觉,也是美如神仙的。此前不久,太阳穿破云雾,使得整个成都明亮。许多人带着帐篷、毡子和吃食,在公园里晒太阳。无论男女老幼,看起来都很幸福的样子。

到成都十多年了,我也大致懂得了成都冬天的规律,但凡有一天出太阳,夜里或者次日必定会乌云堆空,多数也会下雨。冬天尤其如此。气候总是在变化当中。从另一方面说,自柳宗元无意中的“蜀犬吠日”开始,成都的冬天一直如此,也说明北纬三十度的气候变化不大。太阳神鸟的出土,也加强了我的这一判断。当然,我不是学者和气候专家,此类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但成都的春天还是很美好的,气候宜人,花朵锦簇,到处都是绿叶,太阳也频繁挂于高空,更重要的是,生活节奏不紧不慢,既有悠闲的情致,又有丰富的景色,既有诸多的人文遗迹和历史往事可供追忆与联想,又有诸多的地方物产与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性情懒散的人来说,也是极好的安身之地。正如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诗中所说,“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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