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制的起和伏

官员不仅是职业,还是身份的象征,在古代要称呼老爷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指的不是个体职级的力道,是就整个官制体系而言的。

中国古代社会结束部落制之后,构建的第一个制度体系,就是职官体统。时间是西周初年的周成王时期,顶层设计人是当年的摄政王周公姬旦。这个官制体系严谨而缜密,自周天子以下,分列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每个序列层级分明,从主官到僚属,职责与职能清晰具体,甚至规定了职数与编制。天官63职,地官78职,春官70职,夏官70职,秋官66职,冬官佚失,到汉代以《考古记》补入“工匠”30职,共377职主官。前五个官衙序列供职人数57079人,如果加上佚失的“冬官”序列人员,总数在6万以上。

这个官制体系,在周代初名《周官》,汉代修订为《周礼》,后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周公姬旦设计出台的这个官制体系,以现代的眼光看,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或者称为设计缺失。一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官职。是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少数有特殊地位和身份的?二是担任相应官职的人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资质,职官体系是国家管理的脉络和框架,职责不仅是国家管理,还须推动社会进步,各层级官员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能力和水平,才能称职?这两个重要的环节问题被忽视,甚至是漠视了。

周公姬旦设计并生产出了一部质量上乘的车子,但没有车辆使用说明,对驾驶员的资质和能力也没有做出规范性要求。事情是由人干出来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者水平有限,或思考方式发生偏差,结果会大打折扣的。

西周的官员选拔延续商代的贵族世袭制,普通百姓即便再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参与国家管理。后来创新出一种“贵族推举制”,经由名门望族推荐可以入仕为官,也就是说,有势力的个体可以成立“干部培训中心”。有能力而无社会身份的平民,如果想出人头地,只能投身依附于显宦人家。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对政府公权的一种极大削弱,在政府之外,生成无数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帮派组织”,有些贵族的门下客卿多达数千人,其中“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同时向多个诸侯国输送官员。“贵族推举制”是旧中国“帮派气候”的肇始和源头。

一直到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官员选拔的首个“中国标准”出台了,称为“察举制”。

汉武帝刘彻是大皇帝,他首创并践行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古代的皇帝,不搞“一言堂”,不以“朕的旨意”为核心,而以一门中国传统文化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所谓“罢黜百家”,是指“法家”“纵横家”“黄老之学”等其他学说,不适用于治国,但并不限制其在民间的学用和传播。西汉一朝,自汉文帝时起,废除“妖言获罪令”,不禁言论,由此成为古代社会唯一没有禁书的时代。

尊崇儒学是汉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走向的导航航标。同时也落地生根,既然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各级官员就要做儒学的行内人,于是确立了“五经”制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成为官员必读书。

“察举制”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官员选拔面向社会,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一个人熟读“五经”之后,再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就取得了官员的上岗证。这是这项制度的精华所在。通过“规定动作”掌握了“特别技能”之后,才有资质参与国家管理,这个“特别技能”就是儒家的智慧。“察举制”到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官考用书由“五经”增为“十三经”,具体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成为自汉代至清朝两千年间官员选拔的基本方法。

汉武帝还带了一个好头,也是开先河,给官考中的学霸以特别礼遇。依“察举制”的规定,每一届官考中的最优秀者,皇帝隆重接见,并亲自手书榜单,由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县宣读颂扬,以彰显其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后世的科考状元,皇帝以女儿许配招为驸马,也是由此启发而来。

由“察举制”而“科举制”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四个闪光点:

一、终结了“贵族制”,从全社会中遴选人才。中国是大国,地域广阔,民族多,人口众,如果以贵族世袭治理,会形成先板结,再动荡分裂的局面。

二、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融国家治理、吏治建设、传承中华文化于一炉。中国地大物博,地域之间文化差异大,朝代更替也多,而且朝代与朝代之间不是顺治,是割裂和革命,基本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三合一”制度,确保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动脉渊源传承。最有代表价值的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是蒙古族和满族治理国家,正是因为这种选官制度的存在,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出现割裂和断流。

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选拔官员,既涵育着中国心,也给官员的权柄中增加了文化厚度,不是单薄的权治,而是以中国智慧治理国家。

四、给社会底层人带来了希望亮光,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读中国古代历史,我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也是事实:凡是给社会底层百姓带来希望,并有宽敞生活出路的时代,都是大时代。

《周官》的制度设计

《周官》是一部政治工具书。

《周官》是中国第一部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以及职能分工的专著,涵及官制、田制、税制、法制、礼制、军制等内容。据汉代学者考据,《周官》的作者是周公姬旦:

周公居摄作而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

——汉·郑玄

这一段话,包含着西周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去世之后,成王袭位,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任摄政王,总理国家行政。周公居摄期间作《周官》,创立国家管理制度。当时的国都在西安,为强化对东部地区的管控,修筑洛邑,即洛阳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周成王。

《周官》一书在秦朝经历焚书之祸,被列为禁书,一度凐没。到汉武帝时,献王刘德从民间发现《周官》真本,献于朝廷,但秘而不传。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校点典籍,此书立为官学,才首度公开。但此时仍称《周官》,到东汉时,郑玄为《周官》疏注,正式定名《周礼》。

献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兄长,受封为河间王,去世后谥号“献”,史称“河间献王”。此公对中国古典书籍的保护和整理贡献巨大,秦始皇的“焚书”祸火,致使大量古籍失传,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典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重新挖掘整理而成的。《汉书》中,对献王刘德的特殊贡献有具体记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汉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仪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孔门弟子)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汉书·景十三王传》

《周官》把国家管理分为六个系统功能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总原则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天官冢宰掌“邦治”,即国家政务之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天官的编制,上起“大宰”,下至“夏采”,共63职,“大宰”也称“冢宰”,是天官序列最高职官,也是六官之首、百官首长,执掌天下政务,辅佐周天子治天下。

地官司徒掌“邦教”,即国家教务之官,“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地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徒”,下至“槁人”,共78职,“大司徒”是最高首长。地官司徒所掌“邦教”,不仅仅是国民教育,土地之上的事物均是其辖制之责任。归纳着说,有八个方面:一是官员政教,相当于今天的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二是执掌税赋,力役,“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三是执掌山川湖泽物产;四是指导农业生产;五是执掌粮食物流与仓储;六是市场监管与督查;七是国民教育和风化训诫;八是祭祀事务。

春官宗伯掌“邦礼”,即国家礼政之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春官的编制,上起“大宗伯”,下至“神仕”,共70职,“大宗伯”是最高首长。礼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国之大事,具体职能有七个方面:一、执掌国家礼仪事务;二、执掌乐事;三、执掌卜筮 ;四、执掌巫祝;五、执掌日月星辰观测及历法;六、执掌天子车行旗帜;七、执掌宗庙祭器及文书管理。

夏官司马掌“军政”,“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夏官的编制,上起“大司马”,下至“都司马”(家司马),共70职。“大司马”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四个方面:一、统率军政事务;二、邦国划界分疆,通财度量,徕民致贡;三、执掌马政及马匹驯养;四、执掌天子车行。

秋官司寇掌“邦禁”,即国家司法官,“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秋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寇”,下至“家士”,共66职,“大司寇”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六个方面:一、执掌刑法狱讼;二、执掌各项禁令;三、执掌隶民;四、执掌盟约事务;五、执掌王国与诸侯国及域外国(蛮夷)纠纷事务;六、执掌辟除。

冬官职事失传,秦始皇的焚书之祸,致使《周官》中“冬官”佚失。汉代以《考工记》补入。依《周官·天官》中记载,冬官掌“事典”,即国家事务官。职能涉及“富邦国,养万民,生万物”。

依《周官》设计,国家有六种职业,“百工”是其中一种。“国有六职”,指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考工记》记载“工匠”六种: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

攻木之工七种: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六种:筑、冶、凫(乐器)、栗(量器)、段(金属工具)、桃(刀刃兵器);攻皮之工五种:函(铠甲、皮甲)、鲍(皮革)、韗(皮鼓)、韦(皮加工)、裘;设色之工五种:画、缋、钟(羽毛染艺)、筐(布帛印花)、㡛(丝染);刮摩之工五种: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两种:陶、瓬。

《周官》以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功能系统结构国家管理框架,到隋唐之后,定型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

太仆正与大司徒

《冏命》和《君牙》是《尚书》中的两篇文献,文章体例旧称“册命之辞”,就是史官记录下来的官员任前谈话。谈话人是周穆王,被谈话人是太仆正伯冏和大司徒君牙。

这两个职务有代表意义,大司徒位高权重,太仆正职级不是很高,但职位显赫,是国家领导人事务总管。

太仆正又称“太御”,是掌管周天子事务的总负责人,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周礼》官制中有“太御”和“大仆”之职,太御是中大夫,是周天子近侍之臣的主官。大仆是近侍之臣,职位下大夫,“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大仆负责周天子出行以及礼仪规制,对外发布王命,掌管诸侯大臣的奏章和上书。“太御中大夫,太仆下大夫,则官高于太仆,故以为《周礼》太御者,知非《周礼》太仆”(《尚书正义》)。到汉代时,“太御”职能分解为“光禄勋”和“太仆”,均加封“卿”爵,位列“九卿”。

汉代以“三公九卿”为国家管理的最高机构框架,皇帝之下,设立三公和九卿。三公具体是,丞相,总理国家事务;太尉,掌国家军政;御史大夫,掌国务监察。九卿具体是,太常,主管意识形态;光禄勋,皇帝事务总管;卫尉,首都地区卫戍军队首长;太仆,主管皇帝出行,兼管国家马政——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军政物资,由国家管控;廷尉,主管司法;大鸿胪,主管礼仪外交;宗正,主管皇族事务;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少府,主管宫廷财政。

古代有“加官晋爵”制度,为强调一个职位的重要,加封晋授职级,九卿均在此列。如今也有这样的设置,比如职务前加“国务委员”或“常务委员”。

大司徒地位显赫,是命官,职能兼容民政部和财政部,到后世衍为户部。周代的大司徒权限更宽,还兼着自然资源部和税务总局的职责,掌“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古代以土地的面积和类型计量税收,“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周礼·地官司徒》。此外,还执掌民事、民政、风化、人民就业等相关事务,其职责与职能的规定也是很具体的。

比如社会分工和就业指导方面,周代把天下事物分为十二个门类,“颁职者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敛材,四曰阜蕃,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周礼·地官司徒》)。

职业分十二门类,使王畿之地及诸侯国百姓各从其业。一是材料谷物种植,二是瓜果菜蔬,“树艺涓园圃毓草木”。三是渔猎,山林川泽之材物采集获捕。四是畜牧养殖。五是材料加工产业,“饬材”指“百工饬化八材”,古代的饬化八材,指珍珠、象牙、玉料、石料、金属材料、皮革、鸟羽等手工业。六是商贸业。七是女性从事的丝麻纺织业,“化材”指“嫔妇化治丝枲”。八是物流集散,“敛材”指“聚敛疏材”。九是佣工,“生材”指“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十是职业培训。十一是世袭行业,“世事”指“累世专业相传,凡巫、医、卜、筮诸艺事”。十二是杂役服务行业,“涓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

再比如宣化教民方面的“六养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礼·地官司徒》)。

西周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第一个大时代,终结了商朝的神权模式,完成了由天神到人的华丽转身,进而奠定了以敬天为基础的人伦物理道德的社会形态。这种文化转型的标志之一即是“六养”,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构建社会维稳体系,其中“宽疾”和“安富”是有现代意识的,“宽疾”是残疾人保障制度,“宽免其劳役”,《礼记·王制》又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喑、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安富”是与“振穷、恤贫”对应而言的,“安富,平其徭役不专取”,“言役均平,又不专取,则富者安,故曰安富”。安富,意在消减人们的仇富心理,使富人心安。振穷和恤贫是社会公平,安富也是社会公平。

大司徒还兼管基础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交、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

《冏命》:领导身边工作人员训诫书

伯冏受命担任太仆正,任职之前,周穆王与他谈话,史官记录下来,即是《冏命》这篇文献。谈话的核心内容,是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君主身边的工作人员。

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

周穆主说话坦诚实在,而且自律自谦,“伯冏,我的水平和能力有限,继承国家君主大位之后,人轻任重,心中怵惧,如入险境,常常夜不能寐,思考如何避免过错。过去的文王和武王,无所不闻,无所不见。各级官员,心系忠良,左右近侍之臣,均为中正之人”。

“惟予弗克于德”。“克”有“肩负”的意思,“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说文》)。“弗克于德”,是德不配位。周穆王自我评价修养不太够,德不配位。“丕后”,指国家君主大位。“怵惕惟厉”,“怵惕”是“忧虑、警惕”,“厉”是“险境”之意。心存敬畏之心,如履薄冰。“思免厥愆”,“愆”指行为和思想的过失,思考如何避免出现过失。

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

我的不善,依赖前后左右的近侍之臣来匡辅。匡智之不及,纠行为不检点,格正非妄之心,以继续先王事业。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伯冏,我任命你担任太仆正,总领并匡正近侍之臣。尽力匡辅我的品行,你与同僚齐心匡助我的不逮之处。

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惟尔大弗克只厥辟,惟予汝辜。

这一段内容是核心,讲了四层意思:

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

慎重选拔属下,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逢迎取宠之人。要任人以贤。“巧言令色”是花言巧语,“令色”是伪装,“足恭”是谦敬过度,均为侧媚取宠之指向。“便辟”,朱熹的注解是“虚饰不实之人”,“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

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周穆王的这句话被后人尊为醒世名言,左右近臣人品端正,君主才能自觉端正。左右近臣一味献媚,君主会自以为圣明,君主之明在于近臣,君主失明也在于近臣。

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惟尔大弗克只厥辟,惟予汝辜。

你要远离小人,如果以小人充当耳目近臣,会导引君主悖离先王之法。如果任用一名官员,不是因为他的品质和才能,而是由于他行贿,就会败坏官职之德。一旦你这样做了,就是对君主大不敬,我会不留情面地处罚你。

王曰:“呜呼,钦哉!永弼乃后于彝宪。”

穆王最后说:“记住,保持虔敬之心是第一位的,并以此为最高原则,辅助君主依照国家基本礼法做事办事。”

命官之德:尔身克正,罔敢弗正

周穆王授命老臣君牙担任大司徒,任职之前的谈话,被史官记录下来而成《君牙》。

呜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乱四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君牙,您的祖辈与父辈,世代忠正,致力于畿辅我大周王室,其卓著功勋记载于太常旗上。我承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体统,寄厚望于您等老臣,助我治理四方国家。对于国之大业,我还年轻,心存忧惧,如蹈虎尾,如履薄冰。

“厥有成绩,纪于大常”,这句话中,隐含着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文化传统。

太常,是等级最高的旗帜,又称“三辰旗”。

中国古代的旗帜分为九个层级:太常、旂,旃,物,旗,,旐,旞,旌。在周代,举行国家大典的时候,由大司马颁授旗帜,周天子的乘车之上竖立“太常旗”,诸侯乘车之上竖立“旂旗”,列卿乘车之上竖立“旃旗”,将帅乘车之上竖立军旗,州邑乘车之上竖立“ 旗”,县邑乘车之上竖之“旐旗”,都邑公车之上竖之“旞旗”,都邑之外公车之上竖立“旌旗”。九种旗的旗面上,均明示书写各自官事,以及主官姓名。在典仪现场,九旗分列飘扬,以彰著社会秩序的不同层面。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

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太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

——《周礼·春官宗伯》

九旗的旗面图案,即古人讲的“章物”,各有不同。太常旗为日、月、星辰。旂旗为交龙。旃旗的旗面正幅与装饰物为同一种颜色的帛,即“通帛”。物旗为“杂帛”,指不同颜色。军队统帅的旗面为熊虎。旗为鸟隼。旐旗为龟蛇。旞旗和旌旗的区别在旗杆顶端的饰物。全羽,指每根羽毛都染五种颜色;析羽,指每根羽毛只染一种颜色。

太常,又称三辰旗,旗面图案是日、月、星辰,“谓有日月星辰之亲”,“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为天地太常之道,寓意君主循天地常道治理国家,因而旗语为“太常”。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功勋之臣姓名,记于太常旗上,标榜为国家的楷模和荣耀。

君牙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记录于太常旗上的国家功勋人物。

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则。

君牙,我任命你为我的辅佐之巨,做我的股肱心腹,承续你祖上之位。不要愧对你祖先的德望,深入探究五常之道,以顺民和安民为治国之法度。

“五典”,即“五常”。“五常”的最初之义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次序。到汉代之后,丰富为“仁、义、礼,智、信”。在上古时期,“五典”为治国理民的基本原则。《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也有关于“五典”的记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惊哉”。

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

“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这句话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身为命官,你行为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老百姓心中没有行为的准绳,你就是准绳。夏季酷热多雨,老百姓哀怨连连。冬季天寒地凉,百姓哀怨难忍。老百姓的日子难辛难熬呢!洞察到百姓的艰辛之处,思考并找到脱困解难的具体办法,民心则安然可定。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说:“君牙,你肩负祖上的职任,应尽心恪守先王老臣之风范,百姓或治或乱取于你的所作所为。在你先辈业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拓宽我大周的治世之道。”

周穆王的敬畏心

一国之君的大心脏是怎么跳动的?

考量中国的吏治史,这是绕不过去的硬核题目。君主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胸襟、志向、趣味,往往决定着一个时期的社会成色,这是我们中国的政治特色。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的专制中国,君主之心的厚薄,基本呈示着时代品质的高与低。

周穆王姬满,是西周第五位君主,史称穆天子。西周前四位君主分别是,开国之君武王姬发,成王姬诵(成王即位初年,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七年),康王姬钊,昭王姬瑕。中国历史上首个有记载的“治世”,称“成康之治”,指的是成王和康王时期。事实上,这两位君主自身并没有特别的作为,所谓的“治世”,主要是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创立国家之后的成果延伸,尤其是周公姬旦的治国韬略。武王灭亡殷商,建立周期,但仅仅三年之后就去世了。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总理国家事务,周公是“成康之治”的总设计师。

成王和康王是“享成之君”,是活在祖宗光环里的君主。“成康之治”繁荣的表面下,潜伏着两个巨大阴影:一是内政疲弱,“王道微缺”,祖宗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二是外困,国家安全出现危机,来自“东夷”和“南夷”的侵扰和挑衅日趋严重。西周统治的核心区是黄河流域,当年的外患不是北方,而是东南和南方。在东南的淮河领域有徐国,在长江流域有荆楚国,在江淮之际有虎方国和扬越国,这些都是古老的部落壮大而成的国家,原本与周王室的关系时好时坏,成康时期,弱主执政,渐而变得肆无忌惮。再之后战事升级,周昭王就是在征讨荆楚国的途中病逝的,“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汉水)”(《史记·周本纪》)。

周昭王非命征途,穆王于悲痛之中即位。

穆王即位这一年已经五十岁了,在位时间五十五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史记·周本纪》)。这位长寿至105岁的政治老人在他的任内创造了多项奇迹。

首先是化解边疆危机,通过一系列南征北战,实现了和南睦北,稳定东南和南方诸侯国,实现了休戚与共。又两次北征犬戎,令其远遁。关于北征犬戎,在当年是存在争议的。据《国语·周语》记载,大臣祭公谋父直接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睦邻友好,“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氏族脉的传统是耀明文德,不轻易显示兵威。兵威应收敛,一旦发威,必须收到大效果。一味显示兵威,是黩武。穷兵黩武是于事无益的。因此周公姬旦的《颂》诗有言,“收起楯戟,藏起弓衣”。周穆王坚持出兵北征,应该是预防南疆动荡局势的重演。

其二是修订刑法,“作修刑辟”,初步建立以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西周刑法制度的亮点在于“祥刑法条文刑”,制定严格,但在执行的时候从宽处之。《尚书·吕刑》中具体阐述了周穆王的法制思想,其中有两点具有现代人的思维。一是审断同一种罪行,对于惯犯与偶犯要区别对待。“非终惟终在人”,“惟终”指一贯犯罪,“非终”指偶犯。二是法官对待罪犯,不要像一般人那样去仇视,要有悲哀怜悯的心理,“哀敬折狱”,一个人犯罪,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还是社会的悲哀。这句话很重要,比如官员犯罪,贪官人人憎恨,但审判者和执法者要清醒地认识到,官员犯罪,不仅是社会的悲哀,还是社会进程中的成本和代价。由这句话后来衍生出“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官员有特权,可以免于刑罚,而是指官员犯罪,依罪行当罚则罚,当斩则斩,但不要特别强调刑罚的形式。具体是说,不要把官员太多的罪状和罪证公之于众,否则会招致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或仇视。仇官心理一旦被放大之后,会成为动摇国家根基的隐患。

其三是强化执政理念,“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史记·周本纪》)。《冏命》这篇文献,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形成的。

周穆王的了不起之处,还在于胸中跳动着的一颗敬畏心。敬天地,敬祖脉传统,敬人事。用今天的话说,是爱祖国,爱人民。“怵惕惟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周穆王作为一国之君,没有“一览众山小”的心理,始终保持一颗虔敬之心,如踩虎尾,如履薄冰。“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周穆王和下属谈话,态度诚恳,直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水平,多多拜托诸位帮助我”。“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周穆王特别叮嘱大司徒君牙,要记住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呢。

“仆臣谀,厥后自圣”,这是周穆王最清醒的认知,一位君主如果整天被阿谀谄媚之臣紧密围绕着起哄,大脑会失去判断力的。

穆涛: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出版著作12部,《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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