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古诗,其实是被击中的伤口上开出来的花。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的诗,这一句最有力。

这是《与诸子登岘山》开头的一句。大气。在孟浩然的笔下不常见。孟浩然的好处是一种淡素之美,一般人不会觉得他的诗和力量、气势有关系。但这一句除外。可见当时感触特别深,不写他特别擅长的景物,也不徐徐地抒情,直接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念头,或者说一声叹息,却好。因其慨然,又叹得大。孟浩然这首诗是这样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这首诗伤感,但伤感得浩瀚。天地无情,人生短暂,生老病死,无法抗拒,悲欢离合,转眼成空,面对时间,谁能不在某一个时刻被这种无处可逃的巨大伤感击中呢?怀古诗,其实是被击中的伤口上开出来的花。

岘山又名岘首山,在湖北襄阳南。羊祜是西晋征南大将军,为晋灭吴的部署和准备颇有贡献,据《晋书·羊祜传》,羊祜镇荆襄时,常到此山置酒言咏。

第二联从古写到了今,然后写登临所见:因为是冬天,江水浅落而鱼梁洲更多地露出了水面,因为天寒,草木凋零,云梦泽更显得迷蒙幽深。萧瑟的冬日景色中包含了人在巨大时空中的孤单和伤怀。

最后说看了羊公碑,流下了眼泪。为什么?有专家认为是因为伤感,“四百多年前的羊祜,为国(指晋)效力,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至今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湮没无闻,这和‘尚在’的羊公碑,两相对比,令人伤感,因之,就不免‘读罢泪沾襟’了。”(李景白语)总觉得似乎把孟浩然的复杂感受说得简单了一些,也有点太“及物”。羊公碑本来就有“堕泪碑”之别名,可见羊公事迹和人格魅力之感人。这样的“贤达胜士”也终归难免化作“此山”的一部分,羊公碑“尚在”而羊公早已不在,也是令人悲伤叹惋的。孟浩然来此凭吊,也是延续这个感情基调的。“泪沾襟”也可能是暗用了“堕泪”的典故。这是流泪的第一层原因。羊祜当时发出的慨叹,是有生命意识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体会到或者被苦恼的,就是生命短暂,一代代更替,无法避免无法挽留,还可能湮没无闻,在时间中如此短暂和不确定的人生,究竟是有意义的,还是归于虚无的?诗人孟浩然到了这里,不可能不想起羊祜之叹,不可能不对此有深切的感触,对四百多年前羊祜的伤感如此有共鸣,以至于都分不清是谁的伤感了。这是流泪的第二层原因。此外,想到自己眼看会成为羊祜所叹“湮没无闻”中的一个,“吊古”而格外“伤今”,而至流泪,这也是可能的,如果是,这就是第三层原因。

为什么说他伤感得浩瀚?因为孟浩然是和无数前人一起伤感的,而且他知道同时代的无数天下人在共鸣自己的伤感,而且就在伤感的同时,他已经知道后世还将有无数人会共鸣。羊祜的伤感,羊祜同时代人的伤感,孟浩然的,孟浩然同时代人的伤感,后人的伤感,许多面心理的镜子,形成了无数次折射,循环往复,绵绵不绝。人作为渺小而脆弱的个体,无法与时间对抗,但是如此无数次折射,人的这种浩瀚的伤感,却超越了生命的长度,变得永恒了。

2

怀古诗,其实还可分几个小主题:第一种是慨叹时光无情,人生短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有时寄托生不如意,有志难伸的悲凉之感和抑塞之气。这种怀古诗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第二种,慨叹世易时殊,物换星移,兴废更替。有的是单纯的感慨,有的也寄寓自己的心事。如崔颢《黄鹤楼》、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第三种是赞颂或同情某个历史人物。往往寄托自己的理想或暗含自己的境遇。比如杜甫写诸葛亮的《蜀相》《八阵图》、《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

当然,怀古诗常常不止一个主题,比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和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都兼具一、三两个主题。

第四种是感喟王朝兴衰、人世沧桑。也分“及物”和“不及物”两种,前者纯感慨,后者还会进一步,反思前人功过和兴亡原因,有的暗含现实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如刘禹锡的《金陵五题》、《金陵怀古》等。

论怀古诗,必须说到刘禹锡。他的怀古诗,识见剀切,语多警绝。仅《金陵五题》,问世后就让白居易读了“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而且指着其中《石头城》中“潮打空城寂寞回”句,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白居易没有具体说激赏的理由,但李慈铭的看法大约给出了解释:“二十八字中,有无限苍凉,无限沉着,古今兴废,形胜盛衰,皆已括尽,而绝不见感慨凭吊字面,真高作也。”(《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唐人万首绝句选》)

这二十八字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五题的另一首《乌衣巷》,也是传诵人口的杰作:“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金陵怀古》也特有奇气、字字精神:“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十字真是字字立于纸上。这是名句,也是刘禹锡怀古诗中蕴含的主题,它道出了一个至理:国家兴亡,取决于人事,如果统治者昏聩腐朽,地形再险要都无济于事。结尾则借古讽今,意味无穷。前人赞叹:“才识俱空千古。”

确实,刘禹锡的怀古诗,在见识上是超过唐代绝大多数诗人的,包括杜甫。杜甫对诸葛亮是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来无条件推崇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最后两句是败笔,简直抵消了“万古云霄一羽毛”一半的好。

来看刘禹锡如何写同一个题材: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蜀先主庙》)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十个字说尽了刘备一生的功过得失。“凄凉”二字涵义自深,蜀亡令人感到凄凉,同时面对国势衰颓而当权者仍不知重视人才的现实,诗人更感到无尽凄凉。再一层,刘备英雄一世,诸葛亮神机妙算、鞠躬尽瘁地辅佐,转眼基业被庸碌无能、全无心肝之辈断送,而后人未必能吸取其中教训,盛衰转眼,兴亡无情,思之能不令天下人感到凄凉?

刘禹锡等于在说:人才决定兴亡成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相形之下,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将蜀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诸葛亮不幸早逝,而“运移汉祚终难复”将原因又归之于国运使然——汉祚气数已尽,诸葛亮也无力回天,为尊者讳复为贤者讳,没有触及失败的真正原因,更没有揭示历史规律的洞见。

杜甫这位仁厚君子,用情深挚,但始终不脱一个臣子的角度,“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快不成诗了,思想上的局限影响了艺术的完成度;而刘禹锡,他是审视的,眼光是洞穿历史和现实的,他相对超然,所以他的见识一点不曾拖累了才华。

3

刘禹锡的怀古诗,《西塞山怀古》最臻神妙:“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借西晋灭东吴事,兼及六朝衰亡,证明山川之险、防御之固都不足恃,人事昏庸必定导致覆灭,可叹此后几代统治者也未警醒,以至于历史一次次重演,六朝均国祚很短而相继灭亡。如今终于天下统一了,旧日堡垒都残破于秋风芦荻之中——及时总结历史经验也好,不铭记败亡教训也罢,兴衰成败都是人的事情,大自然是永恒的。

“随手插得‘几回’二字,便见此后兴亡,亦不止孙皓一番,直将六朝纷纷,曾不足当其一叹也。”(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六朝纷纷”,“不足当其一叹”,在其他唐诗中,似乎都不曾领略到这样的力量和魅力,因此如果有人将刘禹锡这首列为唐代怀古诗之冠,我会欣然赞同的。

晚唐杜牧也写了不少怀古诗,如《赤壁》《泊秦淮》《金谷园》等,流丽跌宕,别具情致。杜牧有一首不如这几首著名的《登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万古人事和孤鸟一样,都没于澹澹长空,多少事业、皇家贵胄,到如今坟上连树都没有,只有秋风回旋在一片空旷之中。顾随特别看重这首:“其所写之悲哀,系为全人类说话。”“‘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二句,真包括宇宙,经古来今,上天下地,是普遍的、共同的,写全人类之事,自己自在其内。”

我觉得这几句话说得极好,但杜牧未必完全受得起,另一首诗才十足当得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顾随说怀古而“自己自在其内”,到了宋代,苏轼就是如此。苏轼在原本“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外,为词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宋词的疆界和调子发生了很大变化——“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如诗如文”,就是不再将词当成酒余宴后的“小道”“余事”,而将之和诗文一样,当成了可以抒情言志的文学样式。于是,他写下了豪纵清旷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发出了“词坛”从未有过的硬核之声,这阕词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余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阕‘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折到自己。‘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黄苏《蓼园词选》)

这两人说到了同一层意思:苏轼写周郎,其实是写自己。黄苏认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叹的是周郎,也是叹壮心正盛、意气风发的自己,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故意曲解一下其意,好像更有意思——“自己与周郎俱在内”,确是苏轼高处:一是里面有一个“我”在,“自己自在其内”,二是这个“我”,绝非等闲的、普通的“我”,而是和雄姿英发的周郎一样的,必将青史留名的、大写的“我”。

如果说刘禹锡的怀古诗有“我”在,表现为对历史上的贤者、大人物并不总是仰视,而是敢于平视、审视;那么到苏轼,就彻底和英雄豪杰平起平坐了,可见这个“我”有多大。这首词的风格,有人说豪放,有人说看破,有人说悲凉,有人说旷达,但无论是哪一种或者兼而有之,都出自一个很有气概、襟怀疏旷的大“我”,则是无疑的。

(选自《古典的春水》,潘向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篇幅所限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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