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甫一入职,我立刻有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这让同时分配来北京的几个同学歆羡不已。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市面上的物资供给依然紧张。粮、油、肉等主副食品以及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之类的家用产品一律凭票供应。除了副食、布票等普遍按人头定量供给外,紧俏商品的供应券仅按部门视货源情况适度调剂,因而能享受到优惠的人少而又少。如果刚上岗的青年人想在单位获取这等福利,无异于白日做梦、异想天开。而本人不期而至的十二分幸运,恰就属于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

报到的当天,在单位几个前辈嘘寒问暖表达过欢迎之意后,处长带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室内装饰布置无非当时流行的藤黄色的桌椅和书柜之类,与科员没啥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墙脚停着一辆崭新的凤凰车。处长是位学生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她首先亲切地叮嘱刚到北京可以休息两天,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就简单向我交代了近期将要接手的工作任务。或许发现我对办公室停放辆自行车充满好奇,她马上笑着问我:小伙子,有车骑吗?没有的话,这辆自行车可以借你逛街。我赶忙歉意地表示婉谢。没想到老大姐愈益爽朗地笑起来,她说:小伙子千万别客气,我们家人多在海外,“文革”时成了一大罪状,现在反过来开始享受侨眷待遇,这辆自行车就是用侨汇券买给我儿子的。没想到那小子毕业后随女朋友去了广州,我家老头儿也用不着,有兴趣的话不妨转让给你。我虽大喜过望,求之不得,但转念一想这可需一笔大钱,正要开口辞谢,不料大姐却抢先一步表示:钱甭急,有了再说。就这样,未费吹灰之力,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有了一辆名牌自行车。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当年有辆凤凰牌的自行车,比目下开一辆豪华版轿车还要气派。那个年代,自行车属于贵重的家庭财产,名牌车尤为珍贵。当时没有身份证,新车上路要在单位开具证明,拿购车发票和证明信去派出所登记注册,然后再办轧钢印、上牌照等一应手续,程序比现在到交通队给私家汽车办手续一点不差,甚至显得更庄严。尽管当时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但新车很少,名牌的凤凰更是凤毛麟角,无论是骑在路上还是锁在停车场,都格外亮眼,随时都会引来关注的目光。

鉴于那时单身,业余空闲多,一辆名牌新车自然成为大伙儿争相借用的对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辆凤凰经常成为年轻的同事、同学相亲、郊游或者是临时办事的共享交通工具。它到底多少次、陪伴了多少对恋人,逛过景山、北海、香山、颐和园和潭柘寺等景区?可惜没有记录,有的话拿出来肯定是个惊人数字。当然,它也见证了本人从恋爱到结婚的全过程,就连自己的新娘都是用这辆凤凰车驮回家的。当年政府提倡结婚从俭,在单位办公室摆上些喜糖、香烟、水果和瓜子,自行车驮来新娘,单位领导主持一个简单仪式,说上几句吉祥话,同事们一起热闹一阵,就算是完成了全部的结婚流程。那时节,用自行车载新娘结婚十分常见,用名牌新车迎新已属隆重,但今天看来确实十分寒碜。所以,每每看到年轻人结婚披红挂彩的成排豪华汽车,妻子总免不了感叹几声。

改革开放初期,机关公车很少,城区公交网络不健全,出租车尚未出现,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周六天的上下班、早晚接送孩子,日常购物、串门、办各种事情都离不开它。自己年轻力壮,更兼新车轻便易行,记忆中除了边远郊区之外,市区内无论参加什么活动、办啥事,无论路程有多远,一律都是单车前往。在我大半生从事文化工作的岁月里,这辆凤凰载我参加过无以计数的文艺演出、展览、研讨、年会、新作发布及佳作颁奖活动,当然也包括像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图兰朵》之类盛况空前的演唱会和演出,见证了新时期文化大量的高光时刻。这辆凤凰陪伴我度过了全部的青春岁月,人与车之间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感,即便是后来有条件可以向单位申请公车,依然乐意骑车外出,十分享受与“骑”俱来的自由自在的心理感受。

与凤凰车相关、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80年代末。当时单位还在中南海办公,有一次我骑车去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研讨活动,会散得很晚,因为单位晚上有新电影放映,于是匆匆吃了两口工作餐就急忙往回赶。傍晚的中南海路灯初开,还没有完全放亮,我快速地沿甬道骑行,快到单位门口时,不料路边角门突然闪出几个人影,等我反应过来刹住自行车的瞬间,离撞到行人仅差一步。当是时,早有两个黑衣小伙迅速抓住了我的车把,厉声训斥:你想干嘛?!我抬头一看对面,顿时吓得心惊胆颤,站在我车前的是位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远远见过的中央领导。慌乱中,赶忙说“对不起”并解释,不想首长却哈哈大笑,打断我磕磕巴巴的语绪,以地道的方言温和地说:年轻人,不赖你!是我们出门太急,没注意看道儿。随即吩咐警卫:走吧,我们先走!没等警卫回应,首长已转身离去。等领导一行走出很远,我仍然立在原地,好半天没能回过神来。至于当晚看的什么电影,连一丁点印象也没留下。后来有好多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总担心警卫局会突然兴师问罪找上门来。结果什么也没发生。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位大领导的随和与宽容,多么值得感激和怀念!

上世纪末北京曾流传一句笑言,说:没有丢过自行车的,压根儿算不上北京人。这话一点不虚。因为北京人口流动极其频繁,当时出租车不普及,偷车常常非贼所为,而是有人为了出行方便顺手撬开一辆自行车,抵达目的地后随手丢弃。概因自行车在家庭资产中的占比愈益下降,丢车不报案,报案不破案,捡拾也不声张,故而丢车成为京城一景。我周边的朋友以及老婆孩子一再丢车,大家皆习以为常。可鄙人入户北京40年,一辆凤凰车从始至终未丢失,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做个北京人。倒是记得有两次,早晨上班时翻箱倒柜找不到自行车钥匙,垂头丧气地下楼准备去乘公交,猛然发现自己的凤凰车停放如常,钥匙坦然插在锁孔里,似乎正期待着主人开动。两次彻夜未锁的情况,还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住所,现在想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坦诚地说,当年凤凰车的制造工艺和产品质量十分过硬。我的凤凰车伴我骑行三十多年,风霜雪雨、经冬历夏,周而复始,从未误工。除了内外胎和钢珠老化更换过,以及镀锌的光感稍减之外,其他零件基本都是原装。最典型的一次是,我去西山参加电影评奖,完事后由山坡向下滑行,快到门岗时匆忙刹车,不小心前闸捏得太死,自行车原地翻滚摔出很远,自己胳膊肘部位的外套和毛衣磕出一个大洞,疼痛难忍,等一瘸一拐地扶起车子才发现,凤凰车安然无恙,且没留下任何异常。

直到新世纪过后的十年,因工作变动我去了外地,自行车马放南山没了用场。有天早上出门,突然看到住楼下的同事打的士上班,询问得知自行车又丢了,于是立马借花献佛,把我的凤凰赠予了同事。当晚同事短信告我,还是老品牌的车子好骑。再后来,同事升职搬家离开,凤凰车再无任何音讯。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本人也回京退休。忽一日应邀外出会友,正碰上社区大门口有辆满载破旧物品的卡车经过,回头的瞬间突然发现,在堆积的旧车中间隐约有我的凤凰车牌。这些年,自行车早已不挂牌,有牌照且牢牢地镶嵌在尾灯处的自行车极少。立刻追赶几步想看个究竟,无奈汽车出门后迅即加速远去。我踯蹰原地,怅然若失地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车影,像是目送一个远行的朋友,眼里有几分潮湿,心中不免涌出丝丝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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