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姜文发微信:我想写一篇参演《太阳照常升起》的文章,你有什么可分享的资料吗?刺激或提醒一下我的记忆。

他回:暴雨天到上海去邀请你,我装模作样地谈着故事……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俩在兴国宾馆聊天。我依稀记得湿土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巨大的雨点敲击着一切,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照亮一片青草,雷声隆隆响起,天色渐渐暗下来……聊了些什么却已淡忘。我有模糊的印象,他买了一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但完全不记得他邀请我去演里面的什么角色。我怎么会记得天色和气味,却忘掉了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他记错了?

好像是博尔赫斯说的,我们是我们的记忆……那个不断变形的幻想博物馆,那堆破碎的镜子。从逝去的时间里,记忆只选择某些碎片,我们似乎总是在企图用碎片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现实,而记忆的选择又往往不是在发现,而是在隐藏事实。

我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影片里四个证人,各自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但都同样可信,从而破坏了我们对绝对真理最基本的信任。后来心理学家们用这个概念发明了“罗生门效应”这一科学名词,来形容目击者记忆的“不可靠性”。

其实《太阳照常升起》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主观的记忆和想象。

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是在姜文的工作室——一栋坐落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内的红墙房子。按他的话说,那是他的“文化人民劳动宫”。门前种着常青树,院子里似乎总有些跳双摇、挥高尔夫球杆之类的活动,厅里似乎总有那么一群“快乐的单身汉”。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每次我去,大家都会做起平板支撑、俯卧撑、瑜伽,或者什么其他时髦的健身动作。我常会被叫出来跟某个陌生的小伙子比赛俯卧撑——我每撑一个,他得撑五个。小伙子一般都会上当,因为我那时候能一口气撑二十个,女人里挺少有的。

那一天,姜文带我进了他的放映室,让我坐在一张舒适柔软的单人沙发上,嘱咐身边的人拉上窗帘,开始讲他脑海里的一部电影。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半坐半躺在另一张沙发上,闭着眼睛形容起一个村庄。一会儿,我也合上了眼睛,世界就只剩下了他的声音——

图片陈冲与姜文在威尼斯

……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呢?那种旧黄色的墙,和头发色儿的草顶。我们一般看到的草顶,是变旧的,是黑色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村庄有些新草顶。新到什么程度呢?它有时是黄的,但是这草在黄之前,它还绿过。所以还有嫩绿的草顶,甚至让我们觉得这草顶是活的。

有些草顶上可能站只鸡,有些草顶上永远有只鸡,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在上面了。还有徽派建筑式的房子,白墙黑瓦;还有像吊脚楼似的,全木结构的。这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已经被错落地放在村子里面了,似乎在有人住之前,这村子就已经这样了。

……这村儿有雾,雾到什么程度啊,不是每天有。一旦有的时候,就像眼前的追光似的,随着人走,有一个直径四五米的范围。你往前走,所有的东西就像舞台穿过追光一样渐显,通过你再渐隐。

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尤其动物呢,经常是一头驴,一头牛,似乎它们不是为了干活的,一直到蹄子那儿都是干净的,焗了油,而且色儿跟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驴,可能是黄色的驴,可能脖子上这两道是红的。总之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没有那种扎眼的不一样。

第一印象是熟悉,对,比对还对。第二印象开始发现,哎……这驴是见过,这色儿没见过。于是渐渐开始有上当的感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植物也是这样,可能有一种像滴水观音似的植物,但是上面长着西红柿……你让小孩画一张画,他会特别自然地把植物安排在他想要的位置,但跟实际是不一定有关系的,包括颜色。这个分寸在于,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不能立刻让人猜疑,一定要是第三第四眼的时候,已经认可了,已经熟悉了,也已经上当了。

另外呢,雾还分上下层,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脚,看不见头;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胸,看不见脸和脚;有的时候,看见脑袋,看不见人。这雾还能走,这块是平的,另一块“唰”就过去了。所以随着人的视线在雾中走的时候,除了动的东西渐隐渐显,静止的东西也渐隐渐显……

不知过了多久,姜文的声音停了下来,我慢慢睁开眼睛,窗帘的缝隙里透进一道金色的夕阳,屋里的几个人如梦初醒。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动,感到一种莫名的特权,好像有人跟我分享了他最难以名状的欲望和最原始的恐惧——他潜意识里的私密仙境。那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也不完全陌生,仿佛梦里见过,仿佛我被另一个人梦见了。

两年后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发信说,姜文要开拍新戏了,他想请你参演。我问,剧本呢?经纪人回,姜文说你已经听过了,他说你知道里面有一个非你莫属的角色。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天听到的故事里有哪个角色是非我莫属的,但是我二话没说欣然应邀——在我心目中姜文是个天才。

出发前一天剧本终于寄到了,摸上去很薄,好像最多二三十页。打开一看,里面的一张条子上写着:这是电影四个故事中的第二个,你的角色是林大夫。

第二个故事

一九七六年·夏·东部

76.日 外 校园

歌声继续。

从金色中渐显变亮。

这是一所大学,校园宁静,整洁,人迹罕见。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老舍依然古气,老楼依然洋气……

林大夫就在这个宜人的校园工作和生活。故事简洁、诗意,人物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像一种神秘的速写,隐喻着更复杂的经历。林大夫与老唐(姜文)有染,心里还暗恋着梁老师。我只是一路纳闷,姜文怎么会认为我是林大夫呢?她是我们上海人骂“十三点”“花痴”的那种女人。我在生活中十分克制,自认为跟那样的人相差甚远。

回想起来,林大夫的有些特征,或许是我给姜文的某种印象。比方我从来没有吹干头发的习惯,有几次洗完澡直接去了他工作室,头发还是湿的,他会说,湿漉漉的真新鲜!剧本里林大夫的头发和她的一切也永远是那么湿漉漉的。

还有一场戏,林大夫双手扒着二楼的窗台,笑盈盈地跟另一扇窗台上吊着的梁老师说:下面有草,松手跳下就行,我先走了。说着她就消失了。几十年前——我们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姜文和我在洛杉矶参加了个什么活动,结束后我带他到新搬的家里去玩。停下车走到门口,发现自己忘了带门钥匙。房子在山坡的树丛中,我爬上了一棵大树,然后跳到屋顶上,再从另一边爬到了客厅的阳台,从落地窗进了客厅。不记得那晚姜文是跟我一起爬的,还是我先爬进去,开了门让他进来的。也许姜文让林大夫爬窗,跟那次的经历有些潜意识的关联吧。

到达昆明的时候,大部队还在另一个景点拍摄,我独自逛了两天街。在邮件里我告诉丈夫,“昆明的空气比上海的要清爽许多,气候也四季如春,有些像旧金山,但是更滋润一些。老城的窄街上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还有从尼泊尔来的耳环手链。我给孩子们买了手绣的布鞋和银手链,给自己买了像一串串迷你葡萄那样的绿耳环,但是我还没有看见能为你买的东西,明天再去找找,希望能圣诞节前赶回来给你们。”

拍摄《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姜文和我只同演过一部《茉莉花开》。当时他是客串,我演一配角,好像只有一场戏跟他同框。有一天他拍完了自己的戏,在一旁看我,提醒我说,身体别泄着,挺起胸提点儿腰。我天生有些驼背,一辈子都在纠正,大多数人感觉不到,但是他马上观察到了。

我进组时《太阳照常升起》已经开拍两个月,演职人员都已进入状态,而我初来乍到,心里完全没谱,所以非常紧张。姜文随意地让我把林大夫的台词念一下。我一开口就感到脸红耳热,磕磕绊绊地完全不知道该使什么劲。姜文眼里流露出不可名状的疑虑,好像我跟他记忆里的人有出入。

那天我给丈夫发了邮件:“今天我让导演失望了。那些台词的分寸太难把握了!你知道我的脸皮多薄,很难在一个陌生的化妆间说演就演。而这个人物是那么不知羞耻地裸露,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那样的言行会让我无地自容的。我需要找到自信,好在这个礼拜不拍我,只做试妆造型……”

在服装间试衣服的时候,姜文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小时候我们大院,有个像林大夫这样的阿姨。她三四十岁,皮肤好身材好,鼓溜的,是一个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这个阿姨跟孩子说话,或者给个糖,或者胡撸胡撸头的时候,孩子会被家长拽到一边,说,别理她,她是妓女。虽然他们不懂什么是妓女,但心里会“咯噔”一下,而且从此开始明白妓女是怎么回事。没人解释过,都是无师自通。她衣服里隐约透出胸罩的带儿和三角裤,白布的胸罩带比现在的那种宽,从肩膀下来是反着的八字……

这故事提醒了我,那些男孩记住的不仅是她的内衣,他们也记住了她是“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林大夫真,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由衷。

一天姜文拍完戏后来到服装间,看见我在镜前试衣,皱起眉头说,这是一件医院的白大褂啊。我身边的造型设计、服装师、化妆师都有点懵了,林大夫不是就该穿医院的白大褂吗?姜文接着说,我要的是赫本在《罗马假日》里的那件白衬衫。屋里的人都警觉地体会着他的意思,但还是茫然。他接着解释,就是那种一眼看上去是件医院的白大褂,但其实完全不是。你们回去看看《罗马假日》,体会一下那种漂亮,帅。他指着白大衣的下摆说,“冲美”腿上的肌肉好看,你们得把这衣服剪短了,但又不要太短,正好露出一点膝盖上面的四头肌。姜文那些年叫我“冲美”,后来组里年轻人也跟着这么叫。

两天后我们重新试改过的白大褂,姜文又提出了他对袖口的想法:袖口不要纽扣,要露出半个小臂,但不要圈起衣袖,而是那种四分之三的袖长,开着点衩……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导演如此细腻、如此具体地设计服装。在日后的拍摄中,这件姜文记忆里、想象中或者梦里的白大褂,成了我的隐身服、林大夫的红舞鞋。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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