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班马鸣

又到青石嘴。

穿越六盘山,青石嘴是必经之地。从原州区出发,这里已是清水河河谷的起点和最南端,过开城梁,然后缓慢下潜,就到了这处山谷的凹地。

总会琢磨它交通地理的意义。青石嘴是那种东南西北穿越六盘山地、枢纽性的通道节点。由此向东南,过三关口,便与泾河河谷相接,从而抵达咸阳、西安;向东北,自乃河进入干流的茹河河谷,通向陇中及陕北高原;向西,进入葫芦河河谷,可以通往古秦州即今天的天水地区。

这里是通道的开篇和终点,像一篇美文中的叹号和句号。如若穿越漫长而曲折险狭的山道,它提示你对前方的艰难预做身心的准备,就像是下水前憋一口气好扎一个猛子。而对于北上的旅人,意味着攀山涉险的结束,在此歇足,舒一口气,拂去旅尘,整顿一下入城的衣角。六盘山呈东南—西北走向,东西两片弧形山脉,像是堆雕在大地上的一副楹联,中间的断裂带处有多个这样的道路节点,但似乎以青石嘴为最。不光是它交通四方,还在于它的宽阔在崇山峻岭中是难得一见的,这里能分布两个村落,承载起一个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枢纽,足可使你想象。

这次来青石嘴,不是做历史交通地理的考察,而是瞻仰红军青石嘴战斗纪念碑。纪念碑建在西侧的山梁上,由基座、碑身、骑马士兵雕像三部分组成,主体高19.35米,碑体两侧翼高10米,碑铭高7米,这几个数字串联起来,指示着一个日期:1935年10月7日。碑顶是红军战士手持大刀骑战马冲锋的雕塑。巧妙的设计中,记录的是一场小规模遭遇战:1935年10月7日拂晓,红军将士准备从青石嘴东北向茹河河谷进发,去目的地陕北。登上六盘山峰顶,却突然发现了从南而来的约有两个连的敌军,原来是要向固原运送给养的辎重部队,此时刚到青石嘴,正准备休息用饭。红军趁其尚未发觉之际,迅速将其包围。此役完胜,几乎兵不血刃,除敌团长和少数敌军逃向开城外,俘虏骑兵一百多人,缴获十余辆车、弹药、被装和一百多匹战马。林彪的一纵队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连,梁兴初为连长,刘云彪为副连长。

又是马!在六盘山地、清水河畔,总是邂逅马的故事。

在改天换地的大时代里,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获得六盘山地的战马,往往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是走向强大并最终胜利的关键。我熟稔的故事,是安史之乱中大唐的太子李亨,在马嵬兵变、王朝命悬一线之际,得到清水河的数万匹战马,“军势稍振”,由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屈指行程二万”的红军,一支疲弱之师,也是在那样一个危难的时刻,得到战马,好像是伟人“今日长缨在手”的注脚,预示“何时缚住苍龙”已非无期的时间之问。马背上的连长梁兴初,后来如雷贯耳的“万岁军”军长,英姿勃发,意气冲天,正率领着他的马队出青石嘴,风驰电掣般向茹河河谷进发。早就听人说六盘山其形如龙,首伏宁夏,尾落陕甘,亦称“龙首山”,是龙兴之地,朝那湫渊是龙的故都……神游八荒,古往与今来,天意和人事,我出神地琢磨,陷入玄学般的回味。打算投资红色文化旅游的企业家,正在激动地介绍他雄心勃勃的投资规划,要建长征纪念馆、学教基地、游客中心、体验互动……

何妨搞一个骑兵纪念馆呢?我沉吟着,思绪在跳动:红军的骑兵,古今中外,欧亚大陆,重装骑兵,轻骑兵……

只是,我想象中理想的骑兵纪念馆并不在一座座水泥钢构的建筑中。一想到“千里飒然中”“每见流星想行迹”,美称多不胜数如飞黄、绝地、追风的马,会被做成标本置放在硬冷的水泥地上,或变成一张张图片束缚静止在展墙展板,就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宁肯寻找和仰望一处废墟。那里可能是一处山冈,绿茵如织,碧空如洗,坐定,耳听八面来风,极目天远地阔,万马奔腾,鞭子在风中抽过……

六盘山地、清水河流域,战马的嘶鸣穿越历史长空。如今虽归于寂然,但如斧声烛影,马的灵魂会不经意地萤光一闪。出身于语言学,我时常敏感和惊异于那些粗朴的地名,隐含着那么多马的讯息:山川河流、乡镇村落,往往以马为名,如白马山、饮马河、马建(圈)乡、大马庄村。原州区的张易镇,密集地分布着马场台、东马场村、马台、凉马台等多个村庄。海原县的李俊镇有马儿山、马圈、马套;稍北的九彩乡,七个村中有三个村分别名为马套、马湾、马圈。有意思的是过原州区张易镇,西行入西吉县境马莲河流域,听到一个叫“马其沟”的地名,从字面不得解意,原来,“马其”是“马蹄”的意思,因地貌形似马蹄得名,当地方言中其、蹄不分,所以才讹写为“马其”。而如白马庙村,显然与祈求战马健康的马神庙有关。丰富的马地名,好像可以绘制出一张马的语言地图。

而且,很难抑制那种好古以求的冲动。

比如张易镇,宋代文献中是叫“张义”的,置于宋熙宁五年(1072),属泾原路镇戎军(治所在今原州区)的一个堡寨,那个时候就已经叫作“新堡”。它的南边一里处还有一处旧堡,“三面临崖,皆不受敌”,易守难攻,不知建于什么时候。有鉴于此,镇戎军的长官张守约建议修葺旧堡,将仓库、草场、兵马、办公场所移置其中。张易镇东北不远处的开城,就是著名的安西王府遗址,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此屯兵,蒙古军的铁骑驰骋如流水,马背上的民族一定不放弃张易这样良好的牧地。而据《嘉靖固原州志》载,张易堡在明代是固原卫下属的一个堡子,不属固原州管辖:州属与卫属的军政分野,显示它是卫所制度下军管的一个养马基地。清代以降,这里又是提标前营游击马场。

我曾沿着401县道即固将路(固原至将台堡),一路向西南到张易镇探访。从原州区出发,在清水河河谷的台地行进一小段路程,入叠叠沟,就突兀地进入六盘山的腹地,从高原入高山,原来是无需做任何预备的。翠岭排空,天连云树。山连着山,山头如“品”字形排列,车行沟道,似乎是汽车驾照的钻杆考试,稍快就感觉要与山撞个满怀。得益于这些年来的生态建设,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终于又见淙淙溪流。出叠叠沟到张易镇,风景又是一变,这里已进入大山深处,地势平缓,湿润凉爽,更难得的是有良好的水源地,方志材料中描述的“浸滴成潭”“激湍清冽”的西海子就在这里。水草资源、气候特征、地势条件,真是天造地设,不可多得的养马、驯马的好地方!难怪历朝历代,即便是马政衰落时期,张易的养马都不曾缺席。登高远望,看到缓坡地都已开垦,不时有行人驻足拍摄梯田美景,想到明代三边总督张珩的诗句:“兴武营西清水河,牧童横笛夕阳过。逢人便道今年好,战马闲嘶绿草坡。”总督的气魄就是大,挥鞭一指,自兴武营(在今盐池县高沙窝乡境内)直到清水河,从鄂尔多斯台地到黄土高原。只是昔年的绿草坡早已成为农耕的阡陌,不见茵茵绿草,也不会再听见战马的闲嘶,心下黯然,莫名其妙有一些惆怅。

海原县纷多的马地名,必定与朱元璋之子楚王的牧马地有关。明代嘉靖及万历时期修纂的两种《固原州志》都记载,今海原县城及西安镇是“楚府牧马地”。《明实录》曾记载,景泰二年(1451)楚府的牧军子弟就有二千多人。西安镇处于天都山下,稍稍前溯,就知道这里曾是西夏人的避暑行宫,文献记载,他们在此狩猎,以猎物的鲜肉佐酒,放歌豪饮。想想这样的一种画面,真真生猛。

我这次来固原,专程去看著名的养马城(大营城),遗址在固原市原州区西边的中和乡庙湾村,距原州市区约五公里,有月城,面积达十五万平方米,是宁夏目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明代的甘州群牧千户所,置建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四月,是朱元璋第十四子肃王的牧地。现在还流行一个说法:先有大营城,后有固原城,可见其规模和影响非同一般。据方志资料,当时的城堡“城高二丈五尺,周三里七分,东南北三门”。作为甘州群牧千户所的这处城堡,也许是建在前代已有堡寨的基础上,但说法不一。

清水河河谷以北同心县有一个村落叫“胡麻旗”,是杨姓居民认祖归宗的地方。胡麻,是一种油料作物,也是当地的特产,胡麻而又称为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翻检史料,原来“胡麻旗”是“户马旗”的讹写。从《明史·兵志》的记载可知,户马指的是民牧,即民养官马,“编户养马,收以公厩,放以牧地,居则课驹,征伐则师行马从”。而“旗”则是明代卫所建制中最小的军事单位。封建社会以户为单位管理人民,所谓“编户齐民”。遥想当年,这些人被编为养马户,和平时期为朝廷养马,一有战事还要跟随大军东征西讨,他们的后人应该都有些赳赳武夫的气质吧?但《皇朝马政纪》等史料中说,这种户马的方式是在洪武至永乐初年实行于南北直隶的,如何出现在固原卫?

确实,地名中隐藏的讯息太丰富了。历史层层叠压累积,任你使尽浑身解数,抽丝剥茧,时间的老人也会拈须莞尔。如果只是切开一个剖面,一言定谳,必定贻笑大方。

信史茫茫,如今要选择一处时间清晰的废墟来追溯和怀念,都不容易。

清水河流域一些被称为“营”的地名引起我的注意。沿着原州市区北上,不过二十来公里,就到头营镇,一直向北,依次分布着头营、二营、三营以至于七营、八营,一字儿排开。翻阅有关资料,原来这些地名来源于明代马政,是开城苑管理的八营马房。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王朝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马的作用:“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明代重视养马,建立了一套相对独立、分工明确的马政机构,适用于西北地区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以及盐课司等四套系统。其中,苑马寺主要负责官马的牧养孳生,苑马寺下设监、苑,是国家划定的国有牧场,而“营”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当时的固原,是西北最大的军马基地,密集布置着马苑,还有朱元璋所封诸王的牧地。这八营马房为开城苑所管辖,而作为管理机构的开城苑就设在头营内。

头营至八营的建设者是杨一清(1454—1530)。弘治十五年(1502),杨一清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身份督理陕西马政。我留心阅读过杨一清的《关中奏议》,了解了一下他当时建设马营的初衷。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其一,解决军士住处。苑马寺大多没有修建衙门、城堡,个别有城堡但也年久坍塌,且均无马厩,马政工作人员住处促狭,多是赁屋而居或者住在窑洞里——杨一清在奏折里有时候把窑洞称为“穴”——对本地人来说,他们穴居习以为常,但外来的军士是不习惯的,为此随到随逃。

其二,解决马匹冻饿损伤。官马昼夜在野,春夏之时牧放固然没有问题,但冬寒时山野之中草枯水冻,加之风雪侵凌,马匹冻饿损伤时有发生。建设马营后,“及冬春寒冻时月,俱收入城堡喂养”。

其三,防止外寇抢掠。比如,弘治十四年(1501),官养马、骡因无处收避,被抢去三千九百六十二匹。建设马营后,“春夏时月如无声息,官马听其在野牧放,一有烽火传报,即便收掣回营”。同时,敌人知道我们有保障、有防守,也就不敢生垂涎之意。

职此之故,建设马营城堡为当务之急。杨一清总结道:“筑城堡则人马有所保障,置马厩则马匹不至横伤,修营房则贫军有所依栖,建公衙则牧官可修职业。”

杨一清具体规划了城堡的规制,量其大小,各修城门一二座,城上修垛墙、更铺、城壕,城内修建营房、马厩,多者数百间,少者百十间。关于这八营马房:头营、二营、八营旧有城堡狭小,在原有基础上扩建。头营向东拓展二百三十六丈,二营向南拓展二百九十五丈,八营向南拓展一百六十丈。三营旧有城堡被河水冲浸,不堪安插人马,在本城以西另创新营。六营、七营旧有城堡年久坍塌,俱修葺一新;五营原无城堡,在庙儿平创建新城。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为此,动用了本地军营的军夫及其子弟家属,调集了附近各军卫的军民人夫,从平凉府的华亭县及巩昌府漳县采打和运输木材。该年正值地方歉收,人民缺食,只要给予灾民吃食,就可以采打木材和进行运输,这是“公私两便”的事。自古“凶年兴大役、成大功”,正是如此啊!这个办法颇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以工代赈”。

关于资金筹措,杨一清看来颇有“经济”之才。除了向中央财政积极申请资金,他建议另辟财源,将陕西都司所属府、卫、州、县大小问刑衙门自弘治十七年(1504)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止,囚犯的赎罪银、赃款、罚银统统追缴,支付雇人采打木植、烧造砖瓦、运输等项费用。

据历史资料记载,杨一清共修建城堡十九处,衙门、仓廒、马厩、屋宇四千二百间,工程两年完成。当然,清水河流域的城堡和马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杨一清惨淡经营马政三年,成就斐然,牧马达到三万多匹。同时,“城堡相望,苑厩罗列”,城堡之间用边墙连接,防御的军事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对此,他十分欣慰,曾登上兴武营的城楼赋诗一首:

簇簇青山隐戍楼,暂时登眺使人愁。

西风画角孤城晚,落日晴沙万里秋。

甲士解鞍休战马,农儿持券买耕牛。

翻思未筑边墙日,曾得清平似此不?

后人对于杨一清整顿马政给予很高的评价。从马匹数量的增长方面来看确实如此。但我似乎感到一点不安:他十分重视牧马数量的增加,而对马匹饲养包括优质饲料饲草的配置,饲养技术、医马技艺的提高,略无道及。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也许游牧民族对马的牧养可以提供参照,如蒙古族,他们随着季节变换选择牧场,进行游牧,春季选择能够避风、较早吃上绿草的牧场,夏季选择凉爽的山坡,秋季选择较远的优良牧场,冬季选择较近的牧场。至于驯马的方法则主要是一种包括拴吊、吊汗、奔跑相结合的“吊马法”。而杨一清的养马设计,几乎变成舍饲喂养,与通常的农地畜牧业大体无差,何况各色人等也并无畜养军马的职业技术常识,这会培育出一匹匹驰骋纵横、能征善战的马吗?

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此。

弘治十八年(1505)杨一清离任,正德五年(1510)又第二次出任三边总制。令他十分吃惊的是,仅仅过了短短五年时间,马政事业迅速衰颓,他所付出的心血很快付诸东流。到达陕西时,牧军们跪立在道路两旁哭诉:自从大人您离开以后,我们疲于应付各种劳役,支应各种科取,不能牧马。马死,鞭打得体无完肤,牧军差不多一半人都逃亡了,留在本地的也是活不下去啊!哭声震原野。

如果说这就是典型的“人亡政息”,但遽速如此,还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

我曾反复阅读杨一清的《关中奏议》,想从其中找到答案。他似乎更侧重于吏治的整顿、牧军的勾补、马匹的增置,而对于这种亦兵亦农的制度设计缺乏应有的思考。

牧军们半耕半牧,虽属军事化管理,但他们开荒种地,疲于应付各类力役,支应各种科取,职业更像承担苛捐杂税、徭役的农民,牧马的本职工作反而成为业余。可见,一支军队如果兼及经商、务农,便不能抑制开草场为农地、务副业而逐利的冲动,这种冲动既来源于自身,更可能来源于各级官僚机构的催科。如此,必然会本末倒置、反末为本。但杨一清始终考虑的是吏治问题,下车伊始的第一份奏折中即指出,牧事顿废的原因“非法之过,乃人之罪”,认为“政之兴废,存乎其人,得人则兴,失人则废”。在整顿马政的过程中,杨一清曾屡陈时弊,痛斥以陕西苑马寺卿李克恭、灵武监监正李谦等一干人,“视牧马为虚文,以科敛为能事”。人们有一种印象,即经杨一清整顿之后,这种情况一定大为改观。但在《明实录》中,正德十一年(1516)兵部即奏议,陕西苑马寺牧马草场被甘州、固原的军民侵占耕种,监苑的官员不去查考,而卫、所、州、县官又故意放纵,因此“马政日废”。杨一清离任不过十年光景,兵部的奏议就使用了“日废”这种每况愈下的形容词,使人惊讶!杨一清整顿马政时立下宏愿,不出十年,牧马达到几十万匹,现实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从后来的情况看,每次整顿马政,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草场侵占、牧军逃亡,吏治的整顿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这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就不单是各级官吏的道德滑坡所致。制度缺陷,恐怕是明代马政迭经整顿而屡屡败坏的原因。

万历元年(1573),出任三边总督的石茂华(1522—1583)途经八营牧马苑时,作诗《防秋过八营牧尔苑》:

万骑如云野径微,惊鸿遥过塞垣飞。

那堪朔气侵征幰,更际秋风上客衣。

牧马苑中思耳,硖城门外敝牙旗。

壮心直逐伊吾北,驻节邮亭对晚晖。

不过表达出诗作者壮心不已的豪情而已。实际的情况是,自杨一清之后,明代的养马业在数量上再也没有达到过杨一清时的水平,只不过苟延残喘,勉强维持而已。

万历四十三年(1615),陕西茶马御史黄彦士上疏建议,干脆废除监苑,将军事机构划归民政,变牧地为民田,并列举十个方面的好处,主要观点如:养马不如买马,农业收入完全可以支付这笔购买的费用;土地归于农民,可以永守其业;牧军成为职业军人,专司戍守。从经济角度考量,黄彦士所言不无道理,但军马养殖事关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兹事体大,黄彦士考虑问题的格局太小,缺乏战略眼光。内阁官员阅后没有上报,一定也是基于这种考量。从另一方面看,黄彦士的建议恐怕也是基于牧地大多已经被开垦为农地的现实吧。

种豆得瓜,种瓜得豆。堡营的建设却是城镇的兴起。也许在杨一清的建堡理念中,一开始就隐含着城镇建设的规划,所谓“开立街市以通贸易,种植树株以供荫息”,其中已经考虑到了城市商业、人员休息等因素。

堡寨的修筑奠定了城镇的基础设施。杨一清之前的三边总制如秦纮就修建过豫旺、石峡口、双峰台三城,杨一清修筑城堡更多,在他之后,堡寨的修筑一直也未曾停止。万历时期,明朝廷修边筑堡,这使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顺义王俺答汗十分纳闷:双方已经议和,你们为何大建边墙堡寨?兵部左侍郎、山西总督郑洛的回答最为机巧:咱两家各有各的边界,就像我们中国人,兄弟分家,也要打个院墙。你我虽然通好,也保不准你们的人逃亡到我这边来,我这边也难免有恶少跑到你们那边偷马。所以,修边筑堡也是为你们好啊!俺答汗对这一番说辞感到满意,于是约束其部众,配合明廷修堡。史载,宁夏的许多堡寨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修建的。

作为城镇兴起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积聚。为了解决养马的军夫的问题,杨一清广泛招募人员,“军余”、流民都在招募之例。这些人到来以后,给予他们草场和土地,开荒种地,领养官马。其直接的结果是农事大举,商业发展,官营军事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兴起。

头营到三营,或为镇或为村,都从马营演变而来。放宽视野看,如今清水河流域的城市、村镇,大多都能找到养马建堡的影子,甚至固原城都是由苑马寺奏请重修的。城镇如棋,仿佛是马政的废墟上开出的鲜花。我曾寻访八个马营的遗址,残垣断壁,孤独地矗立在农耕的阡陌中。到清水河西部的三营镇,想到这就是由杨一清所创的“新营”发展而来。在镇北发现一个叫“城背后”的村子,直觉上,这质朴的村名隐含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翻检方志材料,发现明代固原州设十个地方行政组织“里”,如“在城里、东山里、南川里、石仁里、新兴里、榆林里、固原里、底堡里、彭阳里、新增里”,这些名称大多不加雕饰,带着浓浓的俚俗气息。“在城里”,类似于城关镇。既然有“在城”,也就有“城背后”了。当年,什么人会住在城里?又是什么人住在城背后?我揣测,“正军”及其官民手工业生产者、坐地行商的商人大概会住在城里,而住在城背后的,可能是招募而来养马的“军余”“恩军”。

人们都会有“我从哪里来”的追溯,不是基于柏拉图的哲学之问,而是对故乡故土的怀念。明代实行常备军建军制度的卫所制,“移民戍边”,从内地迁徙了大量人口。世所公认,明代是内地人口向边塞大迁徙的时代。但只有少数一定级别的军官,能从“卫所选簿”等资料中查到他们的籍贯。至于城背后,都是穷苦的百姓,史书上不会留下他们的踪迹。我只是从零星的记载中,大体推测他们祖籍何地。

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司法机关的问拟人犯。杨一清说,按照永乐年间有关犯人充军的旧例,依律发配到边卫。

其一,逃往各苑潜住谋生的流民。杨一清认为,这些人不当差役,不受官府约束,搞不好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但他们耐贫寒,习畜牧,招募来作牧军,既可消除隐患,又可充实牧军队伍。因此出台一条政策:凡是逃亡来到本地潜住的百姓,论法应该问罪,现在允许其赴官自首,免予治罪,编入各苑籍册,量其人丁多寡,给予草场土地,领养官马,如此,则“公法私情,似为两便”。据说,这个告示一贴出,闻讯前来投军者络绎不绝。

其二,王府中为奴的百姓。杨一清对郡王、将军、中尉各府的家人进行了清查,凡超过法定人数以外的,一律“捉拿到官,审问明白,编发监苑”。

其三,一般平民。据载,嘉靖时固原州、平虏诸所和白马城堡等地招募人口时,“应募而入籍者,宁夏之人十则八九”。这条资料让我有点儿哑然失笑:今天,银川人和固原人有山川之别,操着不同的方言,原来许多人有着共同的祖籍。

当然,以上所述,也只是招募而来的牧军。至于因从事贸易等其他原因落居城里和城背后的,也大有人在,但无从查考。

在清水河流域,他们远离故土,身负罪责,是第一批最重要的垦荒者,该区域农牧兼营、以牧为主的生产结构正好在他们手中翻转。从那个时代开始,土地大量得到开发,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的产业。也许,这符合太祖朱元璋的理念——史家公认,在明清的皇帝中,朱元璋、乾隆皇帝是最坚定的农耕文明维护者。

旷土尽辟,桑田满野,马散边城月。1641年八月,其时为风雨飘摇的崇祯十四年,距离他在煤山自缢而死不到三年,陕西巡抚陈百羽的一份奏折中提到,开城苑,这个领有八营马房,“草场宽阔,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可牧马万匹的上苑,现存只有区区二十六匹马;而“草场逼窄”、可牧千匹的下苑——黑水苑,更是只有可怜的七匹马。马政的衰落,是一种制度的失败,也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失败。

如今,在清水河流域,不经意间,往往会发现一处马的废墟。苍天作证,大地有痕,侧耳历史的深处,会听到一种激荡的回声,云锦成群,蹄践霜雪,萧萧班马鸣,仿佛作别的仪礼。

一口水窖的容量

久未谋面的校友异地交流,来到本地担任领导职务。他是练达之人,大约是为了打破大家的拘谨,就先开口聊起了对本地的第一观感。

他说,他早年到过西海固。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某省任县委书记,因为某合作项目,与宁夏南部山区某县对接。

他说,县上的同志真是太热情了。当时住的宾馆,是叫“招待所”的,没有自来水。一大早,县委主要领导就过来了,亲自端了一瓢水伺候他洗漱,他感到很难为情,消受不起。当地的领导一边细水长流地倒,他一边洗,奇特的是下面放了一个脸盆,把洗漱过的水接着。说是这水还可以留着扫地的时候洒一洒。“不要糟掉了。”他学着当地的方言说,并感叹这是他对西海固第一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这真是一个话题。大家谨慎地调整措辞,各自讲着缺水的见闻:

山里的一个人,从远处挑了一担水,走得累了,停下来歇息。一群麻雀扑上来喝水,怎么也赶不走。这人只好怔怔地坐着,等着麻雀喝饱了飞走。以后逢人便说:“麻雀,那也是一条命么,以后不要打了。”更夸张的事还有:一只麻雀扑进来喝窑洞炕头上的一碗水,人逮住麻雀扔出去,那麻雀竟然还飞回来继续抢水喝。这真是一只搏命的麻雀。

知道牛会嚎吗?好几天没有饮水的牛,发出的那种嚎,听起来的那种瘆人真不知怎么形容。

分家而过的婆媳,也许原来就关系一般化。有一天,儿媳偷了婆婆家的一桶水,婆媳为此打了一架,邻人并不认为这打架的事由过于琐碎。好事者进一步分析:分家单过的时候,可能忘记将窖锁的钥匙切割清楚,因而留下肇启是非的隐患。

水窖都已干涸,生产队组织拉水,毛驴套上架子车,盛水的水桶是废弃的柴油桶。水拉到村里开始分配,大人站在架子车上倒水,村民提着水罐排着队,鱼贯接水。油桶是没有水嘴的,难免洋洋洒洒。有个六七岁的小孩,眼疾手快,从队伍中飞奔过来,把水罐放在水桶下面,接着那点洒出来的水。

这样的故事太多,足可讲“一千零一夜”。耄耋之年的王庆同先生在《青山无言》中回忆上世纪70年代在宁夏盐池县农村时的一个故事:有一年春节快到了,我家西北方一户人家一个小男孩来我家院子里玩。我老伴见他手背布满黑垢痂,就问他:“咋不洗手?”他说:“我妈说了,过年给我洗。”并感叹“在这样的地方,给孩子洗手是过年的礼物”。

读着、听着这样的故事,我似乎出现幻觉:那个飞奔过去接水的和这个等着过年洗手的小男孩,是同一个人——为了过年可以洗手,他才如此珍视这水桶里洒出来的那一滴水。

缺水,从骨子里培养一个人自幼及长的惜水意识。这决定了人对水的态度:“疼惜”。仿佛水是有生命的,要像对待一个“有命的物儿”那样去“疼惜”:疼爱和珍惜。

口语诗人伊沙写了一首诗,有这么几句:“你来自六年不下/一滴雨的同心/兄弟,我记得你在会/上发言说:/当地的婆姨担水时/看见水桶里的水滴/掉落在地/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唉哟一声/心痛的叹息”。

诗中的“你”,是我的朋友和老乡,诗人马占祥。故事就是他讲的,“心痛的叹息”。我还要告诉你,这其中还缺乏细节。那个担水的婆姨,一定是在无盖的水桶上压着一把骆驼蓬草,防止在摇晃的行进中掀起“桶中风波”——水被洒出来。但即使有万全的措施、万分的小心,水还是洒出了几滴。

与“疼惜”相左的故事是“不疼惜”:大旱之年,水窖干涸,某个人好不容易找了两桶水。挑水回家的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这个被两桶水压得肩膀生疼的人,怀着欣喜,带着不耐烦,就将两桶水倒掉了。待到回家,却发现自己的庄子上一滴雨也没下。原来,暴雨是会隔“圪楞”的——不是说过吗?一个人在暴雨中跌了个“趴扑子”,起得身来,却发现屁股被淋湿了,头却是干的。这故事听起来更像一个寓言,是对不疼惜水的讽喻。有点儿像“捷克式的幽默”,让你听得又想笑又想哭。

理解西海固的水,才能理解西海固。懂得了这里的缺水,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比如“水贵如油”。水,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获得了本初的、生命之源的深刻含义,不可以用价值、价格来衡量。

流行在口语中对本土地理和风物的描述是“苦焦地方”。我怀疑“苦焦”应该是“枯焦”,因“枯焦”而“苦”。“枯焦”这个词来源颇古,这就是记录在《尚书》以及《山海经》等典籍中,关于后羿射日时的背景描述:“十日并出,草木枯焦”。灾荒史的研究者也指出,这是“大旱灾的生动写照”。从气候史、旱灾史之类的研究中,可以确知西海固地区的干旱是常态。一项研究说明,明初至新中国成立(1368—1949)五百八十一年间,西海固的干旱灾害平均四年多年一次,而且,以1700年为界呈现加剧态势,后期二百五十年干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是前期三百三十年的二点六倍。

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解决人畜饮水的唯一措施就是打窖。

在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窖的样式依据土质条件等,有圆柱形、瓶形、烧杯形、坛形等多种。在西海固地区,常见的是坛形,但老百姓并不称“坛形”,而是“近取诸物”,用最常见的植物“蔓菁”作比,称“蔓菁窖”,这很形象。

标准的窖,数据是三个“一丈八”:开口只容一身回转,是直径约二尺的圆,一边下挖一边扩张,下挖一丈八以后到达腹部,腹部直径为一丈八,此处被称为“缸口”;缸口以下深度一丈八,逐渐收缩至底部,这是储水的部分。这种水窖只能半窑储水,理论上,最大储水量可以达到一百方以上,但实际上很难达到,这有赖于土质的条件,特别是有赖于窖工施工技术的高超。一个好的窖工,绝对是稀缺的人才资源。

窖址的选择颇为讲究。地面要硬实,即土体要完整结实、黏结性好;最好是在打麦场,这是现成的积水场。

打窖,既是一个苦活儿,又是一个技术活儿。一个标准窖的土方量超过二百方,最深处达到地下三丈多米,全靠窖口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掏出来。只有好的窖工,才能掌好“窖桶子”,仅靠眼力和手工,就能挖成一个坡度降比合理、线条流畅、壁面光滑的窖。

缸口以下储水的部分做防渗处理。在窖壁挖出密密麻麻的锥形小孔,称为“麻眼”。然后用胶泥填充,称为“糊窖”。麻眼类如蜂巢,填充胶泥棒以后,能发挥出优秀的几何学性能。

最艰难的就是糊窖。选择红胶泥土,制作胶泥。红胶泥土颗粒干而坚硬,没有粉碎机之类的机械设备,只能手工反复捶打、石磙碾压、过筛,直到成为粉末。然后和水成泥,发酵和反复踹踏、摔打,充分发挥其黏性。侍弄泥团的虔诚和用心,对光滑、黏性的追求,都远远超过面团的制作。这个过程所付出的劳动用时绝不亚于打一口窖桶子,劳动强度会更大。将红胶泥做成锥形的泥棒,一一填充到麻眼中。最后的工序是“紧窖”,用木榔头反复敲打,务必夯实、光滑。为防止窖壁龟裂,窖壁后期的保养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数十天。洒水、检验、抹光,枯燥的重复性劳动,考验着人的细致和耐心。为了保养,人们单凭一根绳索,在三丈多深的窖中上上下下,这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术,特别是在上攀过程中一种被称为“绞绳”的技术:灵活使用脚腕,脚背绕绳索一圈,变成引体向上的登踏助力。

以上的叙述真像是打窖的说明书。我之所以不惮枯燥,就是怕读者不能体会到打一口窖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这实在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水利工程。大集体时代,一个人缘广的农民打一口窖,且不计帮工的工钱,光是供给饮食,至少要付出自己一年的劳动所得。对一个家庭来说,置一口水窖,往往要花掉数年的积蓄。本世纪初,北方地区曾有过一项扶危济困的“母亲水窖”工程,一封“劝募书”曾动情地呼吁社会各界捐款,帮助西部的母亲“留住雨水,帮助她们播下丰收的种子,播下美好的希望”。捐助金额为一千元,按照工程一比一资金配比,水窖投入达到两千元,高于当期(2000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千七百二十四元。

因此之故,水窖被写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2001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2005年)以及《2010—2013年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全国集蓄利用规划》中。

“掘地为窖,冬储层冰,夏收暴涨。”清末平远县令陈日新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水窖的集水方式。

凛冽的冬日,人们企盼着一场大雪。雪后,又企盼着一场大风。大风将雪刮到背阳处,形成雪棱,经过几昼夜的消融和冰冻,成为含水量丰富的冰雪块。一背篼一背篼背回来,投入窖中,这是应付春旱乃至春夏连旱的底气。谁能保证这一年中,一定会下一场暴雨呢?极少有人会吹牛说:“我的那口窖大,能吃个年对年哩!”这样的人,多半是未等到降雨季,就早早地到处借水吃了。招人嫌、讨人厌,因为只有水才是有借无还的东西,借就是讨,不过是换了个便于开口求人的说法而已。

等待夏日的暴雨。仰望天色,在预计的降雨可能里,将作为积水场的打麦场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是真正的“未雨绸缪”。如果暴雨如期而至,形成径流,人就定定地守在窖边,等待第一波浑浊的水流出场外,然后放水入窖,并尽可能地在窖口做简单的柴草畜粪过滤和及时堵塞入水口。这是一个成年男子或一家之主的责任,水不可以漫过缸口,否则这口水窖大概率会报废。

泥土必然和水一同流入水窖,柴草、羊粪也不可避免。刚刚蓄的水,是浑浊的、带着土腥气的,等水澄清,经常会有柴草羊粪漂起来。有一年,一个名满天下的老者,访问到了西海固,其间热情的主人捧上一碗水请他喝,他真诚地说:“你们的水太金贵啊,我不敢喝。”但我估计一定是这样的水,颜色、味道让他觉得不对。

一项水质的分析报告说,窖水的总氮、总磷、挥发性酚、氯化物、金属离子、化学需氧量、大肠杆菌及水温、ph浊度、残渣等,基本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而紧靠公路边修建的水窖,化学需氧量、总磷、硒、汞、大肠杆菌的含量均超出饮用水标准,其中大肠杆菌群的量超出指标数十倍,必须进行水质净化处理。

但科学是无力的。使用水窖的人,关于窖水净化的认知和操作都是哲学的。这种境遇中的科学一定指向“无”,而哲学才是“有”。

短暂的暴雨总使集雨的场不敷收满一窖水,这时,须得当机立断,引路边、山间浸染过柴草、畜粪的径流入窖,“水流百步是洁净的”。

窖水浑浊,可倒入一桶苦咸水,这能够使之尽快澄清。

偶或有鸡、鸭等小型动物跌入窖中,把跌入物打捞出来,然后扔进去一锹干净的黄土,将窖口封闭,捂上七天。经过这样处理的窖水,也是洁净的。

这种独特的洁净观不只表达着节水、惜水的内涵,还提升着水的“贵重”。

窖,是最值钱的不动产,也反映出这家人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好门风。婚嫁的民俗中,养女儿的一方在决定是否应允一门亲事时,往往要实地考察一下男方的情况,称之为“验家道”。家道的主要参数之一,就是看对方家里是否有两孔窖。两孔窖,不仅是饮水的保障,也是轮换清淤的必须。如果这家有三孔窖,那绝对是家道殷实,几乎类似于“钟鸣鼎食之家”了。

在山里行走,你能看到,家家户户院落敞开,扉门不闭,但水窖总是锁起来的。赤地烈日,口渴难耐,如果讨一碗水喝而遭到婉拒,一定先不要对他们的淳朴厚道大打折扣,而是想象一下主人的无奈;如果得偿所愿,一定记得奉上真诚的谢意。这是我作为窖的主人,也作为行旅者,曾经的体验。

一口水窖,装得下一个贫困之家的全部世界。

窖与人的生活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一口洁净的水窖,不独起着水的作用。窖是天然的冷库,常见的景象是,窖的半空中悬挂着肉类、面点、水果等各类食物,以达到保鲜的效果。再次食用的这些食物,会沾染着“窖气”。

离别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久,但我还会时不时地思索一口窖的贵重。在无井无泉的干旱带,窖的历史肯定与人的生存一样悠久,一样漫长,如影随形数千年或是更长时间。它究竟将什么样的内涵植入人心?从某种意义上,我将窖比之于土地。一个早就转移到城里、生活稳定的农民,却不愿意放弃家里的那几亩薄田,那是他心理上最后的生活保障线。而一口窖,却是一家人最低的生命保障线。这些都不是经济主义的视角。

垂危的老人,在即将离世时,突然提出来要喝一口窖水。“甜得吆!”喝下窖水后的那声喟叹,百感交集,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喃喃的自语,快慰的神情,瞬间击碎了我一切所谓的科学知识。在干旱的世界里,窖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生命密码?老人最后的神情,代表着只要窖水尚存,家人将生存无虞的安全感,还是隐含着人与自然的某种玄奥?

还记得老辈人讲的那个故事吗?祖父推着一辆独轮车,做贩盐的小生意。推着几百斤盐,在硝河(今西吉县硝口)和固原、同心诸地往返,中途往往住不了店。店家说,吆脚的(赶路的)能要,推车子的不要。店家能供应脚户和牲畜的饮水,而嫌弃一个推车子的,因为他喝得太多了。“唉,血都挣干了么,太能喝了么,哪来的水呢么?”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旧事,代代口耳相传……

如今时过境迁,伴随着人畜饮水工程的实施,水窖差不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代的结束。但遍访干旱带,人们还是愿意将水窖作为人畜饮水的补充或“灾备系统”,经济的考量和情感的依恋相互交织。不知你是否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曾经掏过土、踹过胶泥、蓄过水、背过冰雪、长期使用过水窖的人,在都市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从他们用水的习惯里,大体能判断出他或她是否有过“疼水”的经历,并进而对他或她生存的环境是否“枯焦”做出想象。

【作者简介:杨占武,1963年生,宁夏同心人。博士,研究员。长期从事经济、文化研究,有著述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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